尼采自称西方历史上最坚定的敌基督（Antichrist）。 在晚期著作《敌基督者》中，他运用自己业已成熟的原则、方法和语言，对基督教提出了全面批判：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之所以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在于它是“反权力意志”的最高形式，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败坏中最败坏者”。 尼采所谓的“败坏”就是“反权力意志”。在《敌基督者》的开头，尼采重申了权力意志哲学的基本原则：所谓好，就是“提升人之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自身的一切”，而坏则是“源于软弱的一切”。以此为标准，源于软弱的基督教是最“坏”的，它“比一切恶行更有害”。
然而，正是在尼采对基督教的控诉中，我们却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基督教与敌基督者的历史斗争中，从来都是基督教获得胜利，攫取了统治西方文明的权力。强大的罗马帝国“没有强大到足以经受所有败坏形式中最败坏者，即基督徒”；基督教不仅“毁灭了整个古代文化的成果，其后它又毁坏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成果”；而文艺复兴这一高贵的反基督教运动，又被路德的新教所扑灭。 “软弱”的基督教似乎并不软弱，反而在历史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如果权力意志是尼采区分好坏的标准，那么作为“僧侣的权力意志”的基督教就非但不是一种“反权力意志”，反而是权力意志的典范了。这一悖谬的结论当然不是尼采的本意，然而想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就必须重新理解尼采反基督教的逻辑，以便理解何以获得了真实的权力的基督教，在尼采看来仍然是最败坏、最颓废的“反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批判工具。无论是《超善恶》中对“哲学家的偏见”的揭露，还是《偶像的黄昏》中对苏格拉底的颓废本性的披露，都是在权力意志的层面上进行的：任何哲学，都是哲学家本人的权力意志的体现；而尼采对一种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该哲学家的权力意志的批判。 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也从同样的原则出发：基督教确实是一种权力意志（“僧侣的权力意志”），然而它却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意志。何谓扭曲的权力意志？尼采给出了两个方面的解释。首先，作为一种价值，基督教是反生命的，从而是颠倒的和颓废的；其次，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是虚假的。
要从这两个方面理解基督教的实质，就必须考察基督教的起源。尼采指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后裔，其根本逻辑不过是犹太精神的彻底化。在尼采看来，犹太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奇特的民族”，因为它具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存在”的权力意志。 犹太人的命运多灾多难，作为一个弱小民族，它屡遭强敌的征服和蹂躏。为求生存，犹太人通过否定强者的价值来树立自身的价值。根据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做的区分，强者的价值乃是对自己的直接肯定，它体现为肯定生命、肯定现实，“自发地从自身设想出‘好’的基本概念，而且也是由此创造了‘坏’的表象”。尼采称这种价值为“主人道德”。 而弱者的价值建立过程则相反，它首先需要否定强者。作为奴隶道德，它“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通过否定对方来肯定自身。以这种方式，弱者进行了一种价值的颠覆：将强者的“好”转变为“恶”，将强者的“坏”转变为“善”，并以“善人”自居。 既然强者的“好”是对生命和现实的肯定，那么弱者的“善”就必然是对生命和现实的否定。在尼采看来，罗马人是强者的典范，罗马人的道德是肯定生命、肯定现实的主人道德；而犹太人是弱者的典型，犹太人的道德是否定生命、否定现实的奴隶道德。尼采进一步讲，犹太人用来完成这种价值颠覆的手段乃是一种“撒谎的艺术”。 在现实中犹太人被强敌征服和蹂躏，为了获得自我保存的力量，犹太人捏造了一种幻想的现实：将自身虚构为“耶和华的选民”，将其他民族——无论是亚述、波斯还是罗马，统统说成是耶和华的工具。在这一幻想的现实中，犹太人被强敌征服的事实，被解释为耶和华对他们曾经的背离的惩罚；但最终耶和华会毁灭其他所有民族，把全世界交给犹太人统治。 尼采指出，这种谎言一方面是为了民族的自我保存，另一方面又是犹太僧侣阶层攫取统治权力的手段。被虚构出来的“神的意志”以及“罪与罚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维持僧侣权力的条件”。
基督教从犹太人那里继承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的颠覆以及说谎的艺术，并且将它们贯彻到了极致。犹太人的价值颠覆是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否定，但它至少还要肯定犹太人自身的现实。然而，正是由于犹太人对自身的肯定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意志，因此，作为其逻辑终点的基督教“甚至否定了实在性的最后形式……犹太人的实在性自身”。 基督教乃是作为犹太教的反对者、作为对犹太僧侣阶层的仇恨而登上历史舞台的。犹太僧侣阶层的权力意志虽然是扭曲的，但是它至少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这是犹太人“劫后余生的救命稻草，是他们艰难地赢得的最后生存可能性”， 而最早的犹太人基督徒则代表着这一等级制度中的最底层。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胜利，无异于奴隶造反的最终形式：最卑贱的民族中的最卑贱者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的成功不限于此，它最终战胜了罗马帝国，成为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主宰者，从此“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奴隶道德取代了主人道德，高贵的等级制度一去不复返，西方的历史成为否定生命、否定现实的“错误的历史”。 基督教不仅将犹太教的价值颠覆推至极致，而且将说谎的艺术发挥到了极限。在尼采看来，为一种反生命的权力意志服务的“说谎的本能”乃是一种“求假意志”，与诚实地追求真理的“求真意志”相对立。 基督教就是最极端的求假意志，它的全部思想“没有一点触及到现实”，充斥着“纯粹想象的原因”、“纯粹想象之存在”。 和犹太教的求假意志相同，基督教对于“上帝”、“原罪”、“天国”、“拯救”等等观念的虚构，都是僧侣攫取权力的手段。基督教僧侣的典型是保罗，尼采指出，保罗是最杰出的说谎艺术家，他把“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讲得天花烂醉，通过迎合低贱者的奴隶心理而俘获了人心，成为僧侣攫取权力的典范。尼采将保罗之后的所有哲学家统称为“神学家”极其后裔：奥古斯丁、路德、康德都是以各种方式为基督教的谎言作辩护，编织俘获人心的“蜘蛛网”，不断地巩固奴隶道德，为基督教扭曲的权力意志服务。
从基督教的起源、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内在关系，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作为扭曲的权力意志是奴隶道德和求假意志的结合。而通过与一种“健康”的权力意志作对比，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的“病态”本质。在《敌基督者》中尼采提供了健康的权力意志的典范：《摩奴法典》。尼采认为，这部法典“充满了高贵的价值，它体现了完美的情感，生命的肯定，自己和生命的凯旋感”，而它和其他宗教经典的根本差异在于：“正是通过这部法典，高贵者、哲学家和征服者才得以支配大众”。 但是，从尼采对《摩奴法典》的解释我们能够发现，《摩奴法典》和《圣经》至少具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统治者获取权力、维护权力的手段；其次，它们都要说谎。因此，尼采用以判断权力意志的健康和病态的标准，就不在于它是否攫取权力、是否说谎，而在于它取得权力的方式是否是自然的，以及说谎的目的是否高贵。
《摩奴法典》之所以是健康的权力意志，在于它追求权力的方式是自然的。“种姓制度、至高者、支配性的律法，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约束罢了”。《摩奴法典》所规定的等级制度之所以是健康的，也在于“是自然，而非摩奴（Manu），才将这三种类型区分开（指三个社会等级）”。 尼采指出，人和人的自然本身就有差别，而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把具有不同自然的成员安排在不同的地位，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高贵者必须统治，平庸者必须接受统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敬畏感和距离感”乃是“文化之一切上升”的前提。 正因为其目的在于形成这样一种健康的等级制，《摩奴法典》的谎言（比如，尼采举出的“肚脐以上所有的身体敞口都是纯洁的，肚脐以下的皆为不洁”）才是一种神圣的谎言。 而运用这种谎言维护秩序的统治者，乃是根据他高贵的自然而理应居于统治地位。
相反，基督教僧侣对于权力的追求却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并不具有高贵的自然，反而是社会中的最低贱者。基督教的兴起不是作为主人自上而下地立法，而是作为奴隶自下而上地造反。相应的，基督教的谎言必然否定自然、颠覆自然的价值。为了追求权力，僧侣将卑贱者固有的特性说成是“善”，令这种反自然的“善”成为进入“天国”的唯一挑选原则，而否认“其他的挑选原则，譬如说以诚实、以精神、以男子气和骄傲、以心灵的美和自由为根据的挑选原则”。 这就取消了高贵和低贱的自然区分，摧毁了古代等级制，形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庸社会。而在“上帝死了”之后，国家便取代了僧侣的地位，成为“新的偶像”，并以“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群畜观念，统治着“过多的多数人”。 在这样的“末人”社会，平庸的大众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不仅道德是颠倒的，整个社会的秩序也是颠倒的。由此可见，尼采说基督教是颓废的价值，并不是指它不能获得权力，而是谴责它获取权力的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尼采以“自然”为标准认可了《摩奴法典》的权力意志，否定了基督教的权力意志。
然而，在尼采对等级制度的阐释中，我们却能够发现一种非常浓厚的“柏拉图色彩”：“三种类型……一种是偏重精神的；一种是偏重膂力、性情热烈；而第三种与前两者都不同，它体现的只是平庸”。 这种区分，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的区分难道不是如出一辙的吗？柏拉图的等级制度，难道不也是根据自然而建立起来的吗？我们知道，尼采对柏拉图的反对丝毫不亚于他对基督教的反对，甚至于在他看来，基督教这个人类最大的祸害不仅是犹太精神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柏拉图主义的变形。尼采一方面肯定等级制度，一方面反对柏拉图主义，这是不是一种矛盾？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说尼采以自然为标准来判断一种权力意志的健康与否，这是不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尼采的原意？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要以权力意志的哲学取代以柏拉图为源头的形而上学，这一企图根本上是失败的，尼采实则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并将形而上学的逻辑推至极端。 施特劳斯也认为，尼采虽然要否定任何超越权力意志的“理念”，但最终却需要在权力意志之外提出某种“自然”的标准，以便构建一种为等级制辩护的政治哲学。 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观点，似乎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我们在此发现的尼采和柏拉图的相似性。然而，从尼采自己的思路出发，柏拉图哲学和他的权力意志哲学是根本不同的，柏拉图作为西方第一个形而上学家，其哲学背后的权力意志乃是低贱的，他所建立的等级制度也和摩奴建立的种姓制度根本不同。因此，想要澄清此处的“矛盾”，并进一步理解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我们就必须追问尼采是如何批判柏拉图主义的。
要理解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就要回到他早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和《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尼采认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社会才是人类文明的巅峰，因为它是真正的哲学的时代。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前言中，尼采说，只有真正健康的民族才能从事哲学。哲学像一剂效果剧烈的药物，孱弱者服用它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导致身体更加败坏。 因此，历史上的伟大时代，要么是健康的民族从事真正的哲学的时代（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时代），要么是根本不重视哲学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
何以说古希腊人是健康的民族？真正的哲学指的又是什么？尼采认为，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生活的真相：“生命本身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和消逝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意义”。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真理”，足以让人丧失生活的勇气。 为了克服由对这个真相的洞察所导致的悲观主义，古希腊人一方面通过悲剧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创造了一个“梦与醉的假象世界”，以便遗忘这个真理，另一方面则通过诚实的理性直面致命的真理本身，并以一种强大的勇气直接肯定这个生成流逝的世界。 悲剧是一种健康的求假意志，属于古希腊民众；而悲剧时代的哲学则是高贵的求真意志，属于诸如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哲学家。在尼采眼中，主张“生成的无辜”的赫拉克利特是最高贵的哲学家，他从来不迎合“群众的掌声，或是同时代人的异口同声的欢呼”，因为“从他身上既没有强烈的激昂的同情之感，也没有帮助造福和拯救人类的渴望”。 因此，在古代希腊，不仅民众的求假意志和哲学家的求真意志都是健康的权力意志的体现，而且高贵者和平庸者秩序井然。
然而，古希腊哲学“未能适时而止”。败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完结。一方面，“毫无悲剧感和艺术本能”的苏格拉底利用理性主义的辩证法摧毁了悲剧精神；另一方面，被苏格拉底俘获的柏拉图，用一套虚构的“理念”哲学否定了“生成的无辜”，终结了悲剧时代的哲学。苏格拉底的颓废，源自于他身体的丑陋和本能的孱弱；而柏拉图的败坏，源自于他对民众的迎合。 然而恰恰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能吸引那些同样孱弱的、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平庸者，并获得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西方历史便走上了柏拉图主义的错误道路。柏拉图主义通过肯定虚构的“理念”、“至善”而遮蔽了生成的现实，这意味着哲人用本该属于民众的求假意志取代了自己的求真意志；而哲人对民众的迎合、高贵者和低贱者之距离的模糊，最终被基督教这一反生命的、扭曲的权力意志所利用，使柏拉图苦心经营的等级制度化作乌有。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等级制度和摩奴的种姓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背后是一种低贱的权力意志和迎合民众的求假意志，而后者则始终坚持高贵和低贱的区分，高高在上地为民众立法。如果说基督教将犹太教的奴隶道德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柏拉图则取消了哲人和民众的距离，正是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最终败坏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的力量：一种“大众的柏拉图主义”或者一种由柏拉图哲学武装起来的基督教信仰。它被新教进一步推进，并经过康德、莱布尼茨等“神学家后裔”的改造，最终形成了没有任何高贵、低贱的区分，“不置可否”的现代性。
由此可见，柏拉图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形而上学”。在尼采看来，唯一真实的存在乃是权力意志，生成的世界也就是权力意志的世界。而形而上学则通过虚构一种至善的理念来否定权力意志的生成、变化与流逝。因此，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求假意志的体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尼采并不反对求假意志，因为民众需要求假意志来对抗致命的真理。《摩奴法典》和古希腊悲剧都是健康的求假意志的典范。尼采反对的是，本来属于民众的求假意志竟成了哲人的本能，这是最大的危险。伟大的时代，要么有作为求真意志的真正的哲学，要么干脆没有哲学（比如摩奴的印度，或古罗马）；一旦存在一种作为求假意志的形而上学，就意味着本应处于统治地位、为民众立法的哲人开始迎合民众，高贵和低贱的距离开始模糊。而尼采的任务正在于批判一切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后裔，重新恢复真正的哲学，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以理性的诚实坚持纯粹的求真意志。既然权力意志是唯一的真实，那么理性的诚实就应该直接认同、并且只认同权力意志的生成和流逝，而拒绝在权力意志之外提出规定和限制权力意志的标准——任何此类标准的存在都意味着新的形而上学。因此，尼采绝不会用一种外在于权力意志的自然作为标准，来判断权力意志的高贵与低贱、健康与颓废。施特劳斯所揭示的表面上的矛盾其实是不成立的：我们已经看到，尼采用来区分柏拉图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的等级制与摩奴的种姓制的标准，是它们背后的权力意志本身；事实上，尼采所谓的自然就等同于权力意志。而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也不甚公正，因为在尼采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对存在的遗忘”这个问题，毋宁说在尼采看来，对权力意志的遗忘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尼采也根本没有提出一种“价值形而上学”，因为在尼采看来，一切价值都必须在权力意志的意义上得到规定，从而是反形而上学的。 只要我们忠实地将权力意志看作尼采哲学的最高概念，就能够澄清上文提出的疑问：尼采对等级制的肯定和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当然没有任何矛盾，无论是等级制，还是柏拉图主义、基督教，都必须放在权力意志自身的标准之下接受评判。
由此看来，尼采之所以反基督教，既不在于基督教能不能获取权力，也不在于基督教获取权力的方式是否符合自然，而在于基督教是最颓废的权力意志和最低贱的求假意志。尼采对于柏拉图主义的批判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虽然已经澄清了误解，然而，除非我们理解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本身，否则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基督教究竟何以是颓废和低贱的，何以它能够获得权力却仍然是“反权力意志”。
在《敌基督者》的前言中，尼采说他所要求的读者乃是“那些能够理解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 作为尼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面阐释了尼采哲学的两大主题：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在以“超越自己”为题目的章节中，尼采用清晰的语言界定了权力意志的含义：在我看到有生命者的地方，我就发现有追求权力的意志……这个秘密是生命本身告诉我的：“瞧”，它说，“自己必须不断超越自己者，就是我”。由此可见，理解权力意志的关键在于理解“生命”和“超越”。在尼采看来，生命就是权力意志，任何外在于权力意志的观念都是对生命的遮蔽和否定，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康德的“物自体”和“实践理性”，都是一种反对生命的虚构。而生命作为权力意志乃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者”，它不能为自己设定一种确定的目标，因为任何目标都会妨碍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僧侣的权力意志之所以是颓废的，就不仅在于它是反自然的奴隶道德、低贱的求假意志，而且，更为根本地还在于它完全以现实的统治权力为自己的目标，以至于不牺以仇恨自己、欺骗自己这样最为扭曲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目标。正是因为基督教提出了一种虚假的、不可被超越的“上帝”的观念，所以它扼杀了权力意志进行超越的可能性，而是满足于用扭曲的方式获取权力。权力意志的权力（power）和意志（will to）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命应该是一个不断地去意愿权力（will to power）的过程。我们之所以会把获得了权力的基督教误解为权力意志的典范，就在于没有理解这一点，而是把权力意志当做了一种“以权力为目标的意志”。
生命是权力意志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永恒的目标和意义，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生成、变化和流逝。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是用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重新理解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的生成哲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真理，它会使人丧失确定性，丧失目标和意义为生活提供的安抚和动力。对于尼采来说，这个致命的真理就是“永恒轮回”：权力意志没有终点、没有目的，它是同一个事物的永远循环和永远回归。不仅如此，无论是求真意志还是求假意志，都是权力意志的要求；哲人和民众、高贵者和低贱者，同样是权力意志的不同体现。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意味着“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都将如其所是地永远回归：“世人永远回归！小人物永远回归！” 然而即便如此，尼采也要无条件地肯定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因为理性的诚实告诉他这是唯一的现实本身：现实作为权力意志，必须自己肯定自己。通过对永恒轮回的肯定，最高的求真意志和最强大的权力意志合二为一，致命的真理恰恰变成对生命的最大的肯定：“这就是——人生”？我要对死亡说，“好吧！再来一次！”
因此，如果说基督教体现了最低贱、最软弱的权力意志，那么查拉图斯特拉就是最高贵、最强大的权力意志的代表。基督教完全建立在否定现实、否定生命的基础上，虽然它通过这种扭曲的手段获取了权力，但是它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基督教确实毁灭了自身：它对一个虚幻的上帝的证明，恰恰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后果乃是基督教反对生命的虚无主义逻辑的必然结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非但不是权力意志的典范，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反权力意志”。在《敌基督者》中尼采说，自从罗马帝国的崩溃，整个西方文明就一直处在基督教这一“反权力意志”的统治之下，因此迄今为止的历史不过是错误的历史。而尼采的使命，就是彻底扭转这一进程，“重估一起价值”，从基督教的“最后一天”开始重新计算人类的时间。 在尼采看来，人类的希望，在于那些能够理解他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能够以最高的求真意志和最强大的自然本能，无条件地肯定现实的未来哲人的出现。这样的未来哲人将会重新为人类立法，重建高贵的等级制度，从而将人类文明提升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高度，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