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思的源头——张祥龙先生访谈录
——陈岸瑛 周濂采写
〖对话是晚上八点钟开始的。张老师的思想，事先我们已有所了解，他对人生的真切感悟，如磁石般吸引了我们。访谈在一间办公室里开始，这是老师白天繁忙于公务，而晚上在书页里神思飞扬的地方。那方办公桌兼书桌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一盏台灯，几叠零乱的书。可是，当一个人带着半辈子的经历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用一支笔沙沙地书写着自己的所感所悟时，具体的处所就还原到了它原初的意义——小屋，抵挡了窗外的风雪，使人安然处于其中；灯光，于万物咸宁之夜，与涌动的思打成一片。诗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写入诗中，兀然挺立于时间的风蚀，其原因在于，它们本来就是诗意的，是人生内部的光明。俗人们对它们也不乏领悟，“老婆、孩子、热炕头”，同样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寻摸(ｘｕéｍó)”，一次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用这个亲切的北方方言呼应海德格尔的“环顾寻视”。是的，人与世界、人与人总是打成一片的，类似南方雨巷中的一只手电筒，缘在(Da－Sein)总是以一种攀援的方式揭示出屋檐、墙壁，以及它们的历史和因缘。当我们端端正正坐在小屋里的沙发上，一本正经地摊开记录本，面对着张老师正待发问的时候，我们无法了悟小屋对他的意义，但在同时，又带着我们各自的经历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某种转化为我的他者。“请问您对宗教系的成立有何看法?”当我问出第一个问题时，张老师出人意料地将回答引向哲学与人生，我所期待的弦音迸了出来，从这第一个音符里，我便知道，我们将闻所闻而来。
在这样一本严肃的哲学刊物里，怎么可以有文学描写呢?——这样一句可能有的斥责已然使笔者背生芒刺。这斥责来自于一个体制化的框架，它的声威是强大无比的。笔者不得不对公众做出这样一种权宜的解释：由于条件简陋，缺乏供采访用的袖珍录音机，我们不得不采用笔录的形式。从“技术”上来说，笔录是不可能与电磁相比拟的，因此“当事人”生龙活虎的“口供”，不可能丝毫不爽地记录下来。更何况口语中的随意表达、声调、语气、情绪波动等等也难于在书面表达中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只得以“边注”的形式，烘托、营造一种逻辑学家们斥之为虚枉的语境或对话情境，以满足那些沉沦在“日常语言的谬误”中的广大读者的需要。对此，逻辑学家们是不屑一顾的。〗
学生：宗教系的成立，对于哲学系是件大事。首先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祥龙：宗教系的成立，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第一，宗教本来就是应当研究的；第二，宗教系的成立，有利于国际交流；第三，它能够帮助我们开扩哲学研究的视野，过去，我们的哲学常常纠缠于概念，与人生联系不紧密。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宗教或以任何其它形式出现的宗教，哲学若不对某些终极的问题予以关注，就会缺乏生命力。
学生：记得上学期的“宗教现象学引论”一课上，您对为什么现象学方法尤其适合于分析宗教现象的问题已做出了回答，这里就不烦劳再讲了。我听说外哲所开办了一个宗教高级研讨班，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张祥龙：配合宗教系的成立，外哲所有两方面的举措。其一是设置宗教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其二是开办宗教高级研讨班，这是由陈启伟老师、王炜老师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筹划的。
学生： 请问生源从何而来，学习时间有多长?
张祥龙：面向各大专院校讲师以上的教师，学习为期半年。宗教班与宗教系的课程设置不太一样，它更关注现代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学生：那么教学效果如何呢?
张祥龙：到目前为止，学生与老师双方面都反映不错。
学生：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生平吗?
张祥龙： 唔……1949年，我出生于香港九龙。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是河北人，工程师，母亲是湖北人，她学数学。我父亲去香港参与一项工程，49年以后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国内。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对湖北的民俗，我有一定的印象……后来文革了。我觉得文革对于我不完全是个浪费，它使人体会到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体会不到的东西。天性中的光亮，是时代的错误掩盖不了的。文革后期，我比较迷茫，对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想得比较多。我年青的时候比较冲动，做过一些在文革时的“领导”看来是不合宜的思想探索。作为一种政治惩罚，我在一家工厂做最苦的工种，铸工清砂……恢复高考后，作为第一届大学生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我至今仍然对北大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凭我那时的政治背景，哲学系完全可以断然拒我于门外。我向哲学系写了一封信，倾诉我学习哲学的经历和对哲学的强烈兴趣，就被接受了。北大是个有着自身传统的学府，就在那样一个还未完全正常化的年代里，她对学生的求学之心也还是非常珍视和爱护的。
学生：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