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三大危机
1、 自然生态危机
20世纪自然生态危机表现为不可再生性资源(石油、煤矿、原始森林等)被采伐过度、自然物质污染破坏(水质恶化、臭氧层破坏等)、自然界大系统有机均衡失调(物种减少与灭绝、生态链失调乃至中断等)，等等。人们一般多将此种自然生态破坏归咎于19世纪为代表的早期工业生产方式，却没有注意到唯科学主义在深层观念塑造引导上远甚于特定生产––技术方式的危害。
资本主义无尽追逐利润的可能性与基础有其前提：现代人不断扩大的消费欲望与消费领域(如当代中国爆发户吃珍禽奇兽的追求)，与资本家无限量追逐利润扩大财富，二者相互依存，又以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为共同立场。科学视自然对象为供人类利用开发的客体资源，唯科学主义则将之推进为人役(征服)自然的信念。这一信念从根本上支持着现代人类单方面地从人类自身的利益与欲求出发，毫无顾忌地开发与占有自然。
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近代科学，实质上把自然物理化为无生命的原子匀质构成。依据这一物理学的机械技术则将自然作为任意分割开采的物体。但不仅自然有机生命不是可以任意分割的物理对象，而且包括自然无机物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界都是亿万年所形成的关系密切的大系统。由于近代科学分门别类的局部有限性，使整体的自然系统很难进入科学视野。科技对自然局部的改造所引起的对自然大系统的影响后果，是至今人类也无法完全评估与搞清楚的。自然生态危机由此产生。
2、 社会伦理危机
在对自然征服的同时，也潜在地培养起支配他人，将他人视为客体的习惯。对自然客体不动情感的态度也可以扩大转移为对他人理性化打量、谋划与利用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以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形态出现。“戡天”与“役人”不仅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就是同一行为的两种形态。例如现代消费主义所召唤产生的一次性用品––––从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毛巾到一次性相机，在这种“一次性”消费方式的培养中，人的心性中便会逐渐形成利用对象而不动情感的心安理得乃至自然而然的态度。这种“用过就扔掉”的“一次性”生活态度，可以从对待物品的利用扩展为对待他人的“利用过就甩掉”态度。传统文化中对一件旧家俱甚至一件几辈传用的老物品的爱惜，是与对待他人的尊重、怀念的情感伦理不可分割的。这一待人接物态度在现代科技－商业文化中已被遗弃。追求弃旧换新已成为现代人的现代性标志之一。
达到高度现代化水平、生活资料空前丰富的20世纪，个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更趋紧张。空前规模与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集中营屠杀发生在20世纪，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发生在科学对人类生活空前强大而广泛支配影响的现代事件，必须结合科学的影响予以考察。
3、 人性危机
1） 人的机械化
近代力学的唯科学主义扩张，其极端是不仅将客体世界物理－机械化，而且将作为主体的人也物理－机械化。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体是一只钟表，“心脏是什么，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些游丝，关节不过是些齿轮。”[1]法国启蒙学者拉美特利的名著题目即“人是机器”。理性与全部精神意识活动被归结为机械力学原理：人“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2]
2)人被自然本能化
生物学及其有机体理论方向尽管对力学机械观有所补充，但自然科学对人性解释的支配地位反而更强化了。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把人视为环境特别是地理和气候的产物。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重大地揭示出包括人的自然机体在内的生物演化历史。但进化论严格说只是生物学，它仅是关于使用并制造工具劳动的人类诞生的前史。达尔文本人曾倾向于从自然生理－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类某些高级意识活动，如以性的选择关联审美，而斯宾塞等人则进一步将生物科学的进化论扩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的矛盾冲突还原为自然界弱肉强食与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哲学，从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伪科学的根据。20世纪的弗洛伊德将性欲在人性中的作用推至本源地位，尽管他深化了对人的精神意识的理解，但仍有将人性自然本能化倾向。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作为新生的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原理中，将人性理解为趋乐避苦与贪欲，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机制重要的一环。20世纪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将对人的心理研究客观化与测量化等方面更趋自然科学化，这固然有其重要合理性与方法进步性，但在将人的内心意识客观化同时，却又简单化乃至贬低了人的精神意识。尤其是，在斯金纳(B.F.Skinner)以鸽子为试验与巴甫洛夫(I.Pavlov)以狗为试验的行为－动机规律研究中，行为主义实质深层地含有对人性管理与控制的探求。这一意向表明，在科学将人性客体性的态度与方法中已伏有更为危险的专制－极权主义后果。
3)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
近现代科学的学科分化，与工场手工业开端的近现代生产分工，以及M·韦伯所称的现代“科层制”(Bureaucracy)的社会机构，均呈现出益愈细密的分工趋势。现代人从专业到职业、从公共交往到日常生活，都生活在分工细密而严格的网络体制中。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个人的知识、工作操作、交往乃至兴趣均呈现为片面单一的状态。德国文学家席勒说现代科技生产中的人性已分裂成碎片，[3]马克思说中世纪完整人性的手工艺匠人转化为工场手工业分工工序的工人，乃是对人性的谋杀与肢解。[4]20世纪，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代表马尔库塞(H.Marcuse)，以“单向度的人”作为分析现代工业化社会人性状况的一部著作的题目，都表明了现代科技条件下人性分解与片面化的严重性。
这种高度分工分化社会中片面化的个人，实质已沦为现代机器体制中机械零件的非人存在。美国著名演员卓别林在其名作《摩登时代》中扮演的那个流水生产线上被训练成活扳手旋紧功能动作的工人，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小说《城堡》中那个询问遍全城堡而不知工作命令从何处下达的测量员，都是对现代个人在森严分工体制下孤单无力状况的真实表现。
现代社会这种个人极其孤单片面化的对立面，却是无人称(亦不通人性)却万能的机构。现代学术关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研究表明，恰是个人的这种片面性才使一个整体全面性的专制独裁者获得了功能正当性。这一问题在以后有关“公共精神”章节中还会深入讨论。
整体人性的分裂还表现为人性自身生态系统的分裂失调危机。它特别体现为现代人(自然)感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与现代分工分化社会对应，理性算计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能力与代表性气质。充沛的情感性是“不成熟”的表现，富于想象被视为“不踏实”的缺点。但是，人的感性作为健康人性的必要方面无法消除，被压抑的感性欲望势必为自己寻找发泄的出路。于是，更趋感官化本能化的原始节奏取代古典旋律占据了现代音乐中心地位。在夜晚迪斯科疯狂的躯体扭动与嘶声狂叫中，白日里理性抽象化操作的单向度人性获得了另一极端的平衡。正是从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现代性分裂中，才可以更深层地把握武打、色情文艺与形形色色感官刺激娱乐在现代社会屡禁不止的根源。
4)工具理性吞没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Zweckratiomalitat)与“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这一对术语为M·韦伯所创。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多种涵义，但一种基本的涵义是系于语言概念与“逻各斯”(Logos)的人的能力特性。近代科学作为人类认识、掌握与利用世界的工具手段，使理性成为人类思维设计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工具。工具理性作为实现满足欲求目标的工具，只关心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而不思考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特别是不进一步深究或评估这一目标在人生与人类整体中的地位。但人类理性最高的功能形态却是价值理性，即对自己活动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意义价值评估。
科学技术的效力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效应成就。科技效应满足人类需求所带来的空前文明享受，使教人“如何做”的工具理性压倒乃至吞没了启人询问“做什么”与“为什么”的价值理性。科技工具理性只求达到直接功利目标的“管用”，而不顾如此使用的更长远更全局性的后果，就如同接受主人订单的工匠，不需要多嘴追问主人使用的社会后果与责任。科技工具理性设计生产出电冰箱，以有效制冷且省电耐用(这些价值评估属于直接功利目标指标)为己任，但不过问由此造成的“氟里昂”对臭氧层的破坏后果，后者属于价值理性评判。这不仅揭示出近现代科技活动与诸种危机的内在关联，同时也暴露出科学技术缺少价值目的反思能力这一关键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