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专制的关系
----在“中国新文化建设论坛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8年3月1日
地点：北京湖北大厦会议室
唐逸先生是真正博学多识的学者。我昨天晚上在读唐老师的《自由价值论》，第一部分“制度价值决定社会的性质”写得非常好，但唐老师今天谈的都是纯哲学性的东西，具体的东西都没时间谈。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光停留在哲学层面，应该进到历史、政治的层面。如果仅仅停在哲学和思想的层面，中国的文化建设将很难实际操作。另外，我也想谈点唐老师可能还没想到的思想，这就是：自由永远只是为强者所有。供大家参考。
自由从来没成为中国历史追求的目标
我今天发言首先想说的一点是：在工业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之前，自由从来没成为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即使在今天的时代谈自由，也要考虑到诸多国际竞争的因素。首先我要讲，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自由，而是中国的自由从来都是少数人的自由，即帝王和统治者的自由。越往下层，社会中的自由越少。
尽管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谈了不少个性自由，如杨朱、庄子，张扬了很多追求自由的精神，但保留下来的很少，有一些史料可能被文化专制剿灭了，这一时期也很短暂。魏晋时期也出现过短暂的一段时间和少数人物，如嵇康，竹林七贤，但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过是发生在少数文人群体中间，基本上没有形成社会潮流和文化潮流。
今天，唐逸老师谈了很多对自由客观性的论证，我理解唐老师的用意，那就是证明自由的合法性，天赋性。但不管唐老师如何用现代的观念来证明，综观中国的历史，自由的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是苍白无力的。
专制往往是竞争的结果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专制也有它产生的原因。专制往往是竞争的结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出现了秦始皇，为什么战国时期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自由时代最后归于一个严酷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说到底是国与国竞争的结果。象韩非和李斯这样的后法家，为了使秦国在竞争中取胜，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极权专制学。
另外，专制与氏族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我国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但即使是尧舜禹，不管他们如何爱民、勤劳、简朴苦干，也都是相当专制的。
人类的历史一开始是家族史、氏族史，然后是民族史和国家史。当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竞争的时候，必须依靠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专制独裁才能取胜。
我们年轻时都当过兵，都知道一个部队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凡是纪律松弛、自由散漫的军队都要打败仗，凡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部队，往往都是具有战斗力的。所以，一进入部队，每个人就要放弃个人自由。
通过军队这一组织，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会有专制与独裁，为什么会有对自由的剥夺。如果在一个军队里，每个士兵的自由多了，那么这个军队便难以指挥和打仗。因此，在某种情况下，自由越少的组织，往往是战斗力强的部队。
自由与专制看来是一对相生相克的患难兄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多点，专制就少点；专制多点，自由就少的。法国哲学家罗素早就参透了人类社会的这种现象，因此在他那本名著《西方哲学史》中，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政治的实质不过是给人民自由多点还是少点而已。
因此，今天我国的学者，不能漫无边际地侈谈自由，要相对地和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很多学了西方自由民主知识的人往往很幼稚，所以中国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
从我国的历史上看，为什么自由的空间总是又少又短暂？说到底，还是竞争的结果，甚至是为了维持一个大国的代价。为了维持一个大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强烈的中央集权专制。在这种状况下，小国割据总是时间不长，春秋战国多国并存的格局维持了八百年，魏晋南北朝维持了三百年，唐末的五代十国仅五十多年。
帝国专制与教化的作用
乍一听起来，专制是个很坏的字眼。但世界各国的人类历史都走了一段专制的道路。其原因何在？深遭人们痛恨的专制制度为什么存在了几千年？其原因是因为专制是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管子是春秋早期的人物，在他那个时代，专制的程度并不强，但管子已经看出了专制或说管制的必要作用。《管子·法禁》中这样说：“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志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其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土以为已党，行公道以为私惠，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管子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乱臣贼子的危害，一旦君王控制减弱，马上会出现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的国家乱局。个人大多只顾图谋私利，将国家社稷扔在脑后。更有一些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总是寻找机会争权夺利，篡国夺位。所以，凡是“弱君”出现，国家便危险了。
就是平民百姓，也同样存在着需要管束和教化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教育是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承担起教化的作用。如果没有儒家伦理的教化，社会也会出现无序和动荡不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决不是一味的专制，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把专制与教化结合起来，两手使用的。这就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
看一下历史便知道，凡是权威低、专制和管制弱的国家，国家的历史就短。凡是专制控致力强大的帝国，其存活期就长。汉武帝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专制大帝国之后，使汉朝前后延续了近400年。中央集权专制越强的朝代其时间越长。唐、宋、明、清都属于这一类。而那些专制强度相对弱的朝代，时间都相对较短。象唐末的五代十国，每个朝廷的更替只有10年左右。而在长达285年的春秋期间，司马迁算了一下，一共有52个国家灭亡了，被杀的国君有36个。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轼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
因此，专制是政权稳定的必要条件。越是完备的集权专制，其国家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到了宋明之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已经发展成熟，如果这些朝代没有外族的入侵和颠覆，很难说它们维持不上800年。宋朝是在蒙古族入侵的情况下灭亡的，明朝是在满族入侵的情况下灭亡的。而大清朝是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衰微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些专制的大帝国不知会维持多长的时间。
说到底，专制的作用，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不让兄弟姐妹们相互打仗，在一个国家里就是不让权贵诸侯相互打仗。帝国专制避免了在一个较大地域内国与国之间连年的战争。中国如果没有秦汉的统一，那么我国的战国时代将不知维持多久。
专制与氏族社会的关系
中国到了秦汉之后已经定型了。我认为要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历史的特性与氏族社会和农业社会关系较大。我国先秦的历史都可归结为氏族史和种姓史。先是黄帝部落战胜炎帝、蚩尤部落，再是周部落战胜商殷部落。到了战国时期，家族、氏族和民族形态上升为国家，秦国又战胜了关东六国。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中的核心权力主要掌握在家族手中，家族和种姓的血缘关系主宰着社会的权力。应当说，专制是家族制的产物，家长制的产物。凡是未摆脱掉家族社会和氏族社会特征的国家，凡是未进入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国家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色彩，都不可能以自由作为它的社会主旨。
在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之前，自由的原则不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原则。一个民族、家族、氏族要生存，必须要和各个民族之间进行争夺。你看秦国，它是最专制、最王权的，但它取得了胜利。而相对自由民主的齐国，统统都被专制力量战胜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历史，无视于历史。从我国的历史上看，自由的价值真是难以寻觅。
在一种严酷的国与国、族与族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你的自由来自于何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都是讲自由、讲人性的，但法家是非自由主义、非仁义主义者。法家走上层路线，依靠王权，拼命打造王权，使帝王的权力无限扩张，使中国走上了帝制和帝国之路。帝国的好处是遏制诸侯相争，保证一个大国的和平。但帝制的更大特色，是臣民缺少自由。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比自由更重要的是人性
其实，我认为比自由更重要的是人性，就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唐先生的文章中叙述了唐代安禄山之乱时发生的一个故事，张巡率部坚守睢阳，“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总共有六万人的一座孤城，吃掉了三万口。通过这样的事情，反映出中国文化一个什么特征？即缺少人性。
在战争中吃人，这种现象也算是正义的、合理的吗？而这种现象，追溯起来应当是一个民族的慈善性问题。如何对待人，把人当人还是当做牲畜。
人性问题起自历史的早期，自黄帝部族战胜其他部族时候起，失败的部族成员便沦为了奴隶，便落到了非人的待遇境地。人类间的残忍一般起自战争。战争胜负导致的身份差别，产生了最早的非人性。如陪葬的人往往是奴隶身份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胜利的民族、氏族和家族才有自由，他们的自由是剥夺了他人的自由，他们的人性是建立在奴役失败民族的基础之上。所以，思考自由和人性问题，不能不考虑人类竞争的和战争的历史。
非人性来自专制统治的需求
除了战争战俘原因，我们还不能排除人类自身的残忍性。例如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将刘邦的宠妾戚姬的手脚都砍掉，放到一个大缸里，作成人彘。史记记载说：“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而武则天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做法是，将她们的手脚砍掉，把手接在脚上，把脚接在手上。这种残忍的表现一直在中国流行。是什么原因使人类产生了非人性（连野兽也没有这样）？追究起来也是权力争夺的原因。
我们的确不能太理想主义。战国时期，在那个多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凡是提倡人性文化和仁义文化的，都败在军功文化和尚利文化之下。凡是提倡狠毒、残酷、狡诈的，往往都是胜利者。法家实行军功文化，谁砍的人头多，谁的封赏就多。其实，环顾今天的世界，主宰国际社会的不仍然是这一文化吗？
秦国的统治为后来历朝历代草菅人命的专制统治开了先河，明代皇帝朱元璋因元宵节一些市民议论皇后的脚大，便大开杀戒，杀了几千人。小民百姓命值几何，谁人关心和过问！不要说民权，就连民权的意识也消灭的无踪无影。
由此可见，中国所有残暴、残忍和野蛮的传统来自封建专制，所有残忍和残酷的实践来自帝王的统治，如汉武帝和武则天时期的酷吏，便是中国非人性实践的始作俑者。
孟德斯鸠给专制政府做过一个最凝练的特征描述：那就是恐怖。只有极其残忍的恐怖，才能使臣民畏惧。中国是一个历史上被专制的残忍压服了的民族。在专制制度下，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时时透露出一种野蛮性。
野蛮性的遗传
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反思。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批斗、殴打人成风？为什么中国缺少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为什么缺少对生命的珍重？说高了，是人权意识缺乏，说通俗了，是缺乏人性。
如果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缺乏人性，那么就会出现今天山西黑窑主奴役黑奴工的现象。这些窑主根本不知道尊重人，根本不拿工人当人对待。这个问题比自由价值问题更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残酷和残忍问题通过很多史料可以见证。首先是用活人殉葬，其次是大规模的屠杀问题。在夏商时期和西周时期，是个用活人殉葬的历史时期。君王、奴隶主或部落头领死亡后，殉葬者多则几十，少则数人。
春秋之后，殉葬之风仍然发生，但毕竟少多了。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社会文明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儒家学者孔子就痛斥过殉葬之风，甚至连“始作俑者”（用假的木头人殉葬），孔子也深恶痛绝。
但在儒家的仁义文化之外，另一种残忍的法家文化却在战国时期盛行。这就是以秦国为首的屠掠文化。继长平一战，秦军活埋和屠杀40万赵兵之后，秦军在攻克赵国国都邯郸之后，将坚守不降的全城几十万人统统杀死。
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建立在杀人如麻的法家文化基础之上。反抗就是被消灭，只有顺从才能生存。也就是在秦军大肆屠杀的淫威之下，赵国的其他城池彻底放弃了抵抗。
而关东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兵到来之后，这个当时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的东方大国，在齐王田建的率领下，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
自由缺失后的奴性
如此来看，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所付出的代价是生命，那么，权衡利弊之后，人们选择了宁肯不自由，即顺从。
这就是中国人在经过战争厮杀之后总结出的经验。秦汉之后，中国人的智慧基本上成熟了。中国成了一个不抵抗的民族，任人统治和奴役的民族。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北宋、元、明之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换了谁来当皇帝都行，我当我的顺民，不管你是蒙古人还是满族人。抗日战争是个例外，由于中国获得了美国和苏联这样国际上的援助，才没有重蹈亡国的覆辙。
总起来看，缺少人性的根源还在于封建统治的需要。愈演愈烈的皇权统治，不仅把中国原来历史上的自由空间剿灭了，连人性和基本人权也统统剿灭了。 我们今天不从历史传统上进行反思，是看不清今天的社会现象的。（王占阳插话：实际上那两千年，不光咱这样，世界上都这样。从一万年前开始出现农业文明，这个文明注定要有几千年才能过去。）
在明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明代的中国没出现西方的文艺复兴。（王占阳插话：文艺复兴是人类全球运动的产物。）大一统的专制形态已经牢牢地形成，帝制变得僵固而且难以更改。
自由的进程和任务
欧洲首先出现了贵族制约王权、争取贵族自由的进程，先从贵族干掉国王开始，英国和法国都砍了国王的头，欧洲的王权专制遭到了彻底的摧毁。从十九世纪之后，欧洲又开始了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平民大众对抗权贵的运动。其结果就是英国的宪章运动，工人获得了结社权、罢工权等权利。欧洲的进步是一步一步的，先是贵族革国王的命，后是平民革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欧洲的人权运动先是落实到贵族，后来发展到平民老百姓。
中国恰恰缺少这个阶段和过程。我认为中国历史在先秦以前，和古希腊都是相同的，整个人类发展都是同步的。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在于到明代以后，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没有出现一个贵族和资产阶级革命，就直接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
这种缺少人权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不暴露出许多弊病。所以，我们在谈自由价值观的时候，要清醒地看到自身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在整个国际竞争中的命运。
总之，中国今天的任务是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非自由的历史传统，逐步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自由必须建立在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如果以重要性来排序，应当是：人权、自由和民主。所以落实世界各国普遍实施的基本人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任务。
自由的野蛮性
国家的自由建基于力量之上，
自由不能永远为强者所拥有！
如果中国要想崛起成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国家，那么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很可能是相对专制的，再一个可能是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后来居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但后者也有可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乱局，画虎不成反成狗。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因为专制从来就是竞争的产物。国际关系融洽的时候，国内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国内自由空间会缩小。
另外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自由从来都是属于强国和强人的，如秦国吞灭六国，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美国攻打伊拉克、跨国公司并购他国小公司、金融大鳄操控股市、中国富人到国外旅游……
一句话，一部分人的自由会导致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自由不仅是制度的，也是建立在力量和实力基础之上的。弱国是从来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譬如，今天中国的下岗工人，有出国旅游的自由、有进五星宾馆消费的自由吗？普通农民有享受高尔夫球娱乐的自由吗？
我们不能不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自由决不是盲目空想能追求到的。只有成为强者之后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所以，要想获得自由首先需要成为强者。而要成为强者，有时需要人们暂时放弃一些自由。这就是某些国家的一个阶段时期的策略。
总之，要建立了一个好的制度，即让弱者也能自由的制度。譬如工人农民可以罢工，可以参加选举，可以投票，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摆脱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自由的状况。否则，在今天这样一个制度下大谈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赋予广大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个社会才能成为全体人民都获得一样多的自由的社会。
在制度之外，仍有一些因素会影响人民的自由，除非今天世界上的规则已经改变。坦率地说，唐老师的文章中可能缺少了这一视角。我冒昧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