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梅溪（今属浙江）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
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直斋书录解题
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陈振孙(约１１８６—约１２６２），曾名瑗，字伯玉，号直斋，湖州安吉(今属浙江)人，一说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著名目录学家。宁宗、理宗之际，历溧水、绍兴、鄞县教授，台州知州，嘉兴知府等。淳祐四年（１２４４），除国子司业。后官至侍郎，以宝章阁待制致仕。藏书最多，传录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经近二十年的辛勤努力，编成“书录解题”，因其所居号“直斋”，故名其书《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分经、史、子、集四录，故书名中称“书录”。全书共分五十三类，在两宋官修书目基础上调整增补了门类。经录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语孟类、谶纬类、经解类、小学类。史录十六类：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起居注类、诏令类、伪史类、杂史类、典故类、职官类、礼注类、时令类、传记类、法令类、谱牒类、目录类、地理类。子录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神仙类、释氏类、兵书类、历象类、阴阳家类、卜筮类、形法类、医书类、音乐类、杂艺术、类书类。集录七类：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该书没有大序，只有八个类目有小序，用以说明类目的增创和内容的变化。“语孟类”小序，叙其增创之由。“小学类”小序，重新确定该类目著录范围为“文字训诂”，论书法者“列于杂艺类”。“起居注类”小序，重新确定该类目“与实录共为一类，而别出诏令”。“时令类”小序，叙这一类自“子部农家类”列之“史部”的原因。“阴阳家类”小序，叙恢复这一类目之由，“以时日、禄命、遁甲等备阴阳一家之阙”。“音乐类”小序，以“古乐已不复有书”，汉唐以来的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著述，不应列于经录，故“著于子录杂艺之前”。“诗集类”小序、“章奏类”小序，都叙其别为一类，是因其有单行本即“独行者”。每书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姓名及官称、成书及内容起止、重要序跋摘录等，间有史书考订，谓之“解题”。该书著录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超过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解题”的参考使用价值，也较《中兴馆阁书目》为优。私人藏书目录在数量、质量方面同时超越官修目录，该书是其转折点。从此，官修目录改记藏书为只记本朝著述，随之兴起补各朝著述的热潮。《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相传明代毛晋有半部南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李盛铎旧藏传抄宋兰挥旧藏本，存二十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元抄本，仅四卷(卷四七至卷五〇)。清代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为二十二卷，刻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今之通行本。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卢文弨以四库馆本为基础，校以“元本”残卷两种，并“据之定为五十六卷”，恢复原先次第，名以《新订直斋书录解题》，被称为卢校本，稿藏上海图书馆(缺卷八至卷一六)。南京图书馆藏丁丙跋卢校本，青海师范学院藏缪荃孙批校本，北京图书馆藏傅增湘录卢校跋本，均为善本。１９８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校点本，以“聚珍版”为底本，元抄本及卢校本为主要校本，并附有关该书的评论及作者的事迹，为目前最为实用的一个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