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对早期启蒙说的开创
早期启蒙说的开创之功当属于梁启超。梁启超自1919年旅欧之后，由于目睹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深感西方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严重局限，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由原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转向对中国文化的认肯。正是以这种思想转向为背景和动力，他开始对中国文化中自身的现代性因素进行发掘，力图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现与西方文艺复兴相类似的思想运动，从而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由此而开启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他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成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拓之作和奠基之作。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术发展与宋明学术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分，而在这种区分中已显然孕育了新的因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又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在他看来，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清代思潮，都是以“复古”作为标志的。而在“复古”这个标志下则涌动着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对于清代学术的开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从总体上作了勾画，将其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主要阶段。清学启蒙期发生于17世纪，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胡渭、阎若璩、王锡阐、梅文鼎等为其代表。清学全盛期开展于18世纪，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其代表。清学蜕分期也即衰落期，出现在晚清时期，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成为代表，此外还有俞樾、孙诒让承袭高邮二王，章太炎、胡适承继清儒治学方法。他认为，清学的这四期演变都体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基本精神：“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所经历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实是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提供了前提。他说：“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因而他感叹地写道：“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梁启超对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进行了发掘与阐释，提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是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和推崇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共同特点在于，对宋明时期的心学与理学开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成为清代学术的出发点。对于他们的思想成就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结合他自己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亲身体验，一一予以掘发与衡论。对于顾炎武，他写道：“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对于黄宗羲，他写道：“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对于王夫之，他写道：“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对于颜元，他写道：“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把17世纪中国思想家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特质揭示和显发出来，把他们的思想创发视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由古代走向近代的转换环节，使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独立的位置，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启蒙思想时代，从而开启了早期启蒙说。
梁启超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思想家也予以了重视和阐发。例如，对于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他指出：“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又如，对于龚自珍的思想，他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但这些人物在他们生前就已经受到重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不像17世纪思想家的著述与思想，往往为以清代明的历史大变局所遮蔽，甚至被湮没。因此，梁启超对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所作的掘发与衡论，成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最为精彩、最有影响的部分。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以17世纪思想家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述重点，予以更细致更深入更系统的阐发。全书共16章，实归结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全书引论，是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是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十二章论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是第三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是第四部分。在这四个部分中，分量最大的是第三部分的8章。在这8章中，梁启超对17世纪中国思想家作了逐一的细致阐发：第五章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第六章为《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阎百诗》，第七章为《两畸儒——王船山、朱舜水》，第八章为《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全谢山》，第九章为《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陆桴亭、陆稼书、王白田》，第十章为《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李恕谷》，第十一章为《科学之曙光——王寅旭、梅定九、陈资斋》，第十二章为《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对方以智、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吕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进行介绍，以呈现17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解冬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的蓬勃多彩气象。通过这些阐发论析，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得到了进一步具体的昭显，鲜明地构成了一段与宋明道学特点不同、风貌各异、精神有别的思想历史。可以说，梁启超所提出的早期启蒙说，由《清代学术概论》而创发，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而得以充实。
二、张岱年：从中国哲学综合创新阐发早期启蒙说
20世纪30年代，梁启超所开创的早期启蒙说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发挥。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比，其规模更为宏大，其内容更加充实，即是一个证明。但这一时期，梁启超这一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和发挥者，更多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对明清之际、特别是对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行了新的阐发，予以了相当高的评价，把这一段思想史看作是中国思想新旧交替的过程，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与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相衔接，以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活水源头。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张岱年，是这一主张的最早阐发者。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局，张岱年相继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诸文，大声疾呼为民族的生存与复兴而重建中国哲学。他说：“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中国现在惟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页)。他进而认为，现时代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其基础，指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相联系，张岱年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能够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点。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由此出发，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墨、道、名诸家哲学派别中，真正有持久影响力的是儒家，儒家哲学成为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正统哲学。特别是北宋以来新儒家哲学的发展，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开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他尤其注意探讨北宋以降新儒家哲学开展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他指出，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哲学开展中，最主要的派别是程朱派、陆王派和清初以来的王夫之、颜元、戴震一派。程朱派主理学，陆王派主心学，王、颜、戴一派可称为气学或事学。这三大学派中，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气学或事学由于具有鲜明的唯物论倾向，因而最接近现代思想，最值得在构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时所重视。
张岱年对明清之际的哲学走向与王、颜、戴的哲学贡献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王、颜、戴的哲学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潮流，能够为建构中国新哲学提供最直接的本土思想资源，足以为将来中国新哲学的先驱。他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唯气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所谓践形，即充分发展人的形体，这种观念是注重动、生、人本的。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我觉得，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竞之绪而更加扩展。王、颜、戴的哲学，都不甚成熟，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很对的。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对于颜元、李塨的思想，张岱年著《颜李之学》一文作了专门阐发，指出：“颜元(习斋)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在中国历代的哲学家中，颜元的思想比较与现代世界的思潮相近。……颜李之学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改革，它在精神上是倾向实证科学的。它有二点与科学精神相合，即一重事物，二重习行。”
张岱年以王、颜、戴的气学或事学为中国旧哲学的活东西和中国新哲学的先驱，承继并发挥了梁启超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思想，进而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探索，从而构成了早期启蒙说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范寿康：从中国哲学通史阐发早期启蒙说
范寿康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就是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在讲稿基础上完成《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于1937年出版。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
在《中国哲学史通论》中，范寿康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出发，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大的阶段：(一)殷代以前的原始共产制时代;(二)殷代的奴隶制时代;(三)周代的封建制时代;(四)自秦初至鸦片战争的单纯商品经济制时代;(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的资本主义制时代。他进而指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国哲学，正是在这些中国社会形态变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殷周之际、秦汉时期、鸦片战争后，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时期，成为了中国哲学开展的三个重要转变期。以此为基础，全书论述了从殷周之际到晚清之时中国哲学开展的全过程，共分六编：第一编为《先秦时代的哲学(子学)》，第二编为《汉代的哲学(经学)》，第三编为《魏晋南北朝的哲学(玄学)》，第四编为《隋唐的哲学(佛学)》，第五编为《宋明的哲学(经学)》，第六编为《清代的哲学(经学)》。在这里，他没有简单套用“唯物主义一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对立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哲学历史，而是注意发掘和凸显中国哲学思维的自身特点，力求用“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表达中国哲学开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清代的哲学”成为独立一编，在中国哲学历史中被鲜明地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凸显。
在第六编《清代的哲学(经学)》中，范寿康承继了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大体讲，清代的学问实可以说是对于王学的反动。”按清代哲学开展的先后，他把有清一代哲学开展分为宋学、实行、汉学、公羊学四派，并对于这四派分别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特别是对于宋学派和实行派，他作了较多的论析和很高的评价，尤其推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人。他说：“梁启超说：‘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唾弃。’(《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甚得要领。”
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新内容、新意义，范寿康作了分别的阐发与评价。他论顾炎武说：“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的攻击，……炎武在消极方面打破了王学;而在积极方面，他在哲理上固无特殊的建设，但在方法上却有莫大的贡献。他所创立的新方法实为清代考证学派所以出现的导火线。”他论黄宗羲说：“所著《明夷待访录》，其言颇多创见，且影响于清末思想界者不小。……这些议论，在于今日，固属平常，且宗羲不能脱复古思想的窠臼，其见解也不免含有错误之点;可是在二百余年前，这却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论。况且清初嫉视汉族最甚，于专制淫威之下倡此革命的论调，实非天下之大勇不办。宗羲真不愧为豪杰之士。”他论王夫之说：“夫之治学，排除迷信，注重实证，饶有科学的精神。他最好治《易》，以为《易》乃圣道的显现，举凡礼乐的精微与夫仁义的大用俱存于《易》。他说《易》的著作有《内外传》及《周易稗疏》等，他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河图》、《洛书》、《纬书》杂说，无不力辟其妄。……这种精神实与欧西今日的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合。”他论颜元说：“颜元之学，其精神至为崇高，而此崇高的精神有二方面，一曰求真，二曰救世。……他的注重行动与那种‘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的主张，不仅是济世的切实的手段，而又是修养的良好的方法了。”在他看来，顾、黄、王、颜的哲学中都已孕育了近代思想因素，这正是他们哲学思想所蕴含的新内容、新意义之所在。
范寿康的这些论述，使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及其价值，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中获得了重要的位置，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一点恰与同一时期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对这些人物思想的忽视和遮蔽，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中，有关17-18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论述，只有《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其中主要介绍的是颜元与戴震的哲学思想，并强调这些思想都只是道学的继续。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冯著《中国哲学史》都没有作专门的论述。因此，范著《中国哲学史通论》与冯著《中国哲学史》相比，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鲜明的不同，而且在对清代哲学开展的书写与评价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哲学通史教科书体系中，凸显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哲学贡献，使“清代的哲学”成为继“先秦时代的哲学”、“汉代的哲学”、“魏晋南北朝的哲学”、“隋唐的哲学”、“宋明的哲学”之后又一个中国哲学开展的重大历史阶段，是范寿康对早期启蒙说的一大贡献。
四、吕振羽：从中国思想通史阐发早期启蒙说
吕振羽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亦出版于1937年，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和阐释中国思想通史的名著。全书从商朝奴隶制度时代的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讲起，一直论及晚清时期龚自珍、魏源学说。尽管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但所重点论述的内容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开展，可以说是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中国思想通史。
如果说梁启超是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对明清之际以来新思想发展的继承，那么吕振羽也试图把明清之际以来新思想发展，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吕振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学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追随李达，信仰马列。20世纪30年代，师生二人又同在白色恐怖下的北平传播马克思主义，交往十分密切。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和吕振羽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从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吕振羽深受李达思想的影响。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当作哲学看，唯物辩证法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所以，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方法，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想通史作了认真的整理与阐释，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了积极的发掘与凸显，而于其间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他试图通过这种整理和阐释，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开展的哲学史根据。
吕振羽把中国哲学及思想的开展，放在社会存在上加以考察，明确地划分为两大哲学及思想走向：一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另一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变迁及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都存在着这两大哲学及思想走向。前者主要体现为观念论，后者主要体现为唯物论，当然在特殊的条件下，也会出现统治阶级中被支配阶层的唯物论，或出现革命的观念论。对于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吕振羽作了较细致的梳理，清晰地整理出其中反映时代变化及要求而形成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环节。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吕振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鲜明的凸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诠释，第一次清理出中国历史上被统治阶级哲学及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与主要环节，指出：“随着社会内部敌对矛盾的发展，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之敌对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哲学相对立的，便产生了被统治阶级的哲学。例如在战国，代表农奴阶级和封主们哲学相对立的，有墨翟、许行哲学。到汉代，和地主阶级哲学相对立的，有王充哲学。到南北朝，和统治种族及大地主哲学相对立的，有鲍敬言的代表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种族的哲学。到明代，和阳明学派相对立的，有王艮、李卓吾哲学。……同时，在农民阶级的阶级运动中所显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虽不曾留给我们以系统的文献，然而在盗跖，在陈涉、吴广，在樊崇，在张角、张鲁，在黄巢，在韩林儿，在李自成、张献忠，在太平天国，在义和团……的行动思想信仰中，能指示出阶级意识的一个梗概来。”
对于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发展，吕振羽依据这一思想史观作了更具体的解释，指出了由于中国经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新变动，使得这一时期的被统治阶级思想出现了新变化，不仅存在着原有的代表农民阶级的思想家，而且还出现了新式的代表市民阶级的思想家。他指出：“到明清之际，不只表现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自由商人已开始直接向生产投资，出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因之，它更发挥了肢解封建农村的作用，并引起大量农民的离村，愈扩大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因之，一方面便引发明末农民大暴动，一方面便引起土地向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手中集中的情势——这到清乾隆朝已很严重——另一方面，便扩大了农村人口的相对过剩和食粮缺乏的问题。这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便产生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人的市民阶级的政治学说;一方面由于封建农村的衰落和农村阶级矛盾的扩大，便产生颜元、李塨等的农民派的政治学说;一方面便产生陆桴亭、李二曲等人之地主阶级的庸俗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到嘉道间，由于在产业革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他一面给了中国的封建官僚地主以空前压迫;一面也影响了中国市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孕育出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学说，采取着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之东方式的特殊姿态。”在这里，他强调明清之际是一个新旧交错的时代，既存在着旧有的社会矛盾，又孕育着新生的社会因素，由此使中国思想世界出现了新变化，由此提出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市民阶级及其思想代表人物的三分法。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以第十编《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为结束。在这一编中，吕振羽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和思想世界的新变动为基础，分三章来论述明清之际的思想开展：第一章为《地主阶级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其消沉》，第二章为《农民派政治思想的发展》，第三章为《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这里，作为农民派政治思想代表的有王艮、李贽与颜元;而作为市民阶级政治思想代表的则有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和魏源，这些都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对于王艮、李贽这些没有为梁启超所涉及的16世纪下半叶异端思想家，吕振羽予以了重视和阐发，肯定了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认为王艮是“代表农民阶级思想的王学左派”，李贽则“从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给予相承数千年的地主阶级政治学说——儒学以严厉的抨击”。对于梁启超作出过阐发与衡论的黄宗羲、王夫之，吕振羽则放在市民阶级这一重新界定的阶级基础上予以新评价，指出了他们在思想上超越前人的新内容，认为黄宗羲的非君论体现了“市民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王夫之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是‘统一’‘大同’，‘风教’‘画一’的国体，不给予‘生民之困’，而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体;易言之，即要求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在这些论述中，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比范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更强调了17世纪中国思想家体现了新的经济生活变动的一面。
在看待从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发展时，吕振羽显然直接承继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掘发与衡论。这一点从结束全书的最后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吕振羽指出：“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主张，后来曾给予日本的官僚资本者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说：‘然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海国图志》——羽)所刺激，间接以演尊皇攘夷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梁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氏更说中国近代‘敷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诚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基本上是渊源于龚、魏的;而康、谭、梁却是鸦片战争后，首先提倡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先觉。”在这里，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实把黄、王、龚、魏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开展，作为了中国政治思想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主要环节，认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所代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正是接此而来。
五、侯外庐对早期启蒙说的系统阐发
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并由之而进人中国思想史研究。但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工作，并没有像吕振羽那样着重于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而是把研究的重心移向了明清之际三百年来的哲学史及思想史，从而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写出了两卷本《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又名《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展开了自己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史的专门性梳理与说明，形成了系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
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沿着吕振羽的思路，对明清之际社会生活的新内容进一步予以了揭示和衡论。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是继周秦之际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开展时期。特别是17世纪中国，更是一个暴风雨降临的世界，是一个如黄宗羲所说的“天崩地解”的大变革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崛起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成为中国哲学及思想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他说：“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比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因此，在他看来，就中国哲学及思想历史发展论，明清之际确实值得与周秦之际一样作优先的关注和探讨。
对于明清之际以来早期启蒙思想的开展，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分为三个大阶段，由此构成了全书三编：“第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应作特独研究，是为第一编;第十八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戴(东原)章(实斋)二子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是为第二编;第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直与现在文化相连，是为第三编。”在这三个大阶段中，侯外庐最为重视第一阶段，即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对于梁启超、胡适以18世纪为清代思想的全盛时期，以戴震为清代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侯外庐在书中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清代的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非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却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发展)，这一点任公、适之都把历史颠倒了。”
因此，侯外庐尤其重视17世纪中国哲学及思想的开展，特别是重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他们的哲学及思想作了着重阐释和很高评价。他指出：“人们都知道这一理学反动的时代，是有一个中心问题，贯串于各家，但中心问题却不是随便可以规定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来，是人类开始探寻新的世界，开始设计人类社会的整个计划，所谓‘天工开物’，但这里是具有着多方面的角度去窥察，船山走的路线是知识形式的解放，有浓厚的理性哲学精神，梨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邦，而亭林则更走了，一种特异路线，即经验主义的倡导，至于颜李学派，强调劳动，尤趋向于科学思想的实践。”《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一编开头三章，分别为《形式知识上解放的哲学家王船山》、《近代启蒙思想家黄梨洲》、《高树经验主义旗帜底顾亭林》，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哲学及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和评价。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阐释王夫之哲学，把王夫之哲学在17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是侯外庐开展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重大贡献。侯外庐对胡适不讲王夫之的哲学贡献十分不满，指出：“以哲学而论，王船山的宇宙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人类性论，其烂然卓识，超过前人，然而适之没有一字提到这位大儒。”侯外庐进而指出：“王船山是第十七世纪中国的伟大哲学家……他在湖南猺洞里著作有那样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并辉千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对于王夫之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贡献，侯外庐作了着重的阐发，指出：“宋明以来的理气观，是烦琐哲学的中心论点，这在船山的生化论中建立了崭新的命题。……他肯定气为第一次的，理为第二次的，这一思惟与存在的问题，在船山学说中是最光辉的。”早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写作之初，侯外庐即对王夫之思想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系统阐发，著《船山学案》一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也成为他探讨早期启蒙思潮的开端。《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论王夫之一章，即由此而来。
对于黄宗羲，侯外庐着重申发了他的政治哲学，并以17世纪中国历史大变局为背景，揭示了黄宗羲政治哲学中民主主义的意义。他指出，黄宗羲的经世之学的“世”与“经”有其特殊的时代性：“梨洲经世之学的‘世’，是十七世纪，经过了农民战争时代的暗中摸索，而开始意识到近代，……人类从狭小的天地中出来，探望了自然，复至社会觉醒;而近代初期经世之学的‘经’，则复有种种复杂的形式，梨洲所理想者近似于十六世纪以后的农民平民异端。”在他看来：“如果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理想，是建设上帝的王国，即建设预言的千载太平的天国于地球之上，则十七世纪中国的启蒙理想，是建设‘三代’的王国，即建设梦想的圣世王国于地球之上，原则上都是属于平民的要求，梨洲在人民生活的权利上主张着齐之均之的制度，在人民权利关系上亦主张着‘天下大公’制度。”他特别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思想予以了阐发，肯定了梁启超对《明夷待访录》的评价，认为“此书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显著说出民主主义”。
对于顾炎武，侯外庐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特点，并由此出发高度评价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内涵及意义。在他看来：“亭林之反理学思想是比较梨洲、船山更为有力，他不但对于宋明学者树起经验论的反命题，而且在他的经验论的信仰中创作了许多范例，如《日知录》的时代成功作品，这最对于中古玄学是可致命的。”其原因就在于，“亭林的经验科学的要素，在思想史上是与玄学不能两立的，故心性命天道的旧说，必然要被他抹杀，以之还元于生活中”。
通过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哲学及思想的阐发，再继之对颜元、傅山、李顒、朱之瑜、唐甄等人哲学及思想的疏释，侯外庐确立了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轮廓与主要贡献，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鲜明地凸显出来。他的结论是：“清初大儒不仅是破坏者，而主要是建设者。”“清初大儒的学术，是全人格性的奔放，考据之学(除习斋外)固然是他们的依据，但他们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留门户之见)，是更深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依乎考据之学犹宏远，不能说清代哲学非经过考证之学不能产出来。”在他看来，在早期启蒙思潮中，已经孕育了近代性因素，呈现出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哲学与新思想，显示出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这些近代性因素，虽然未能最终从母体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但却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近现代哲学及思想传人中国，提供了与中国文化相交流、相贯通、相融合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思潮，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也必须以具有近代性因素的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和生长点。因此，侯外庐提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消灭它，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挑明了他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主旨。
侯外庐进而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影响，早期启蒙思潮的承继者中必然会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最终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三编第十五章《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中，侯外庐即以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两个弟子——鲁迅与吴承仕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为例，说明了早期启蒙思潮经过三个世纪曲折发展后的新的历史性选择：“太炎弟子鲁迅，是和太炎有脉络可寻之处，……太炎和鲁迅的同点，在于对于拆散时代的怀疑，而异点是太炎走人悲观以至于离开问题，鲁迅由彷徨以至于提出问题。我们在鲁迅言论里只见有崇敬太炎的话，而没有批评的话，知道颇有时代痛苦的一致感慨，不仅师弟关系罢了。此处尚有一言，即真能继承太炎传统者，就是那位记述《蓟汉微言》一书的玄言者，与鲁迅殊途同归。”他所说的“那位记述《蓟汉微言》一书的玄言者”，就是由经学大师而成为共产党员、最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吴承仕，侯外庐在书中称他为“吾最崇敬的亡友”。
侯外庐对明清之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探寻，可以说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中近代性因素的发现，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的依据，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中国化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合理性。后来，侯外庐又以《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第一、二编为基础，改写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他与赵纪彬、杜国庠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使之成为中国思想通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凸显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思想开展中的历史地位。这也就使得早期启蒙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侯外庐也由之而成为早期启蒙说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与吕振羽相似，侯外庐与李达也有着师生情谊。20世纪30年代，他曾与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共事，深受李达影响，从此视李达为自己的老师。他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对此有过深情回忆：“我在平大法学院期间，有幸结识李达同志。李达是这年秋天开始到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的，到校后，立刻是全校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李达同志以往的革命经历和一向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都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同志当时讲授的‘社会学’的内容，便是数年后他发表的名著《社会学大纲》的内容。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我自得识李达同志，仅半年交往，便终身师事。我常常去向他请教问题。他也很愿意和我交换看法。我们在一起讨论过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许多理论缺陷。他对于社会史论战是十分关注的，对论战中的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当时，吕振羽任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吕振羽是李达同志的高足，他们过从甚密。我之认识吕振羽同志，是由李达同志作的介绍。”在侯外庐看来，李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播火者，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韧的追求·自序》中写道：“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新兴史学队伍赢得科学，挣脱枷锁，是有所作为，无愧时代和民族的。在这个队列的名录中，有郭沫若、李达、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尚钺、尹达……，与他们同伍，是我的殊荣。”1980年，吕振羽逝世后，萧萐父先生曾趋访病中的侯外庐，“当谈到30年代北平旧事，每提及李达老、振羽同志，侯外老亦为之泫然!”1981年，候外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一文，深情回忆与李达的深厚革命情谊，高度评价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在文中，他特别肯定了《社会学大纲》的价值，认为：“这本阐述科学宇宙观和历史观的哲学著作，在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之后，现在读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从侯外庐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也深受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影响。
六、萧萐父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及其背景
萧萐父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是与他的学术道路、学术渊源与学术环境直接相联系的。对于自己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渊源，萧先生在1990年曾有过回顾，作过概述：“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嵌崎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身不忘。五十年代中赴京进修，曾问学于汤用彤、贺自昭、冯芝生、张岱年、任继愈诸师，饫闻胜义;又从李达老、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诸前辈的立身治学风范中得窥矩蠖，深受教益。自负笈墨池，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而老师们播人心田的火种却始终在延烧。这是丹柯燃心为炬的圣火，永远也不会熄灭。”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萧先生在学术道路上承受了20世纪中国诸多学者名家的不同影响，而最后归依为李达、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等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身治学风范，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的继承者。
萧先生的这一学术归趋的确定，可追溯至他幼年时就在家中接触到同盟会秘密刊印的《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书，也与他中学时就在历史老师的指引下阅读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相联系，但更与他身处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术环境分不开。而这个学术环境，是与李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195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亲自为新组建的武大哲学系物色师资。50年代后期，萧先生应李达的邀请，回到40年代就读的武大哲学系任教，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李达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有着明确的目的。李达当年的助手陶德麟先生后来对此有过说明：“这种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创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学系。这个哲学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其他学科。”萧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过，李达当年同他谈话时，明确提出重建后的武大哲学系，不是办成以讲康德、黑格尔为主的哲学系，也不是办成以讲程、朱、陆、王为主的哲学系，而是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问题上，李达当然认肯吕振羽、侯外庐的路向，更何况他与吕振羽、侯外庐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理想，而且有着特殊的交谊。
正是这样，当萧先生重回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李达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时，吕振羽、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就通过李达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萧先生原本就是解放前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学者，所以极易与这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产生思想共鸣，从一开始即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自己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心，成为早期启蒙说的新一代继承者。对此，萧先生晚年回忆说：“50年代，武大哲学系在筹建中，我们在李达老指导下准备在武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新课，备课过程中，首先细读了振羽同志的论著，连同杜国庠、赵纪彬、侯外庐同志等的有关论著。成为我们最初走进‘中国哲学史’园地的‘便桥’和路标。”
1962年，吕振羽受李达邀请，赴长沙出席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萧先生作为青年学者直接受其教海。萧先生后来有过深切的回忆：“振羽同志莅会后，初未表态，而非常认真地仔细阅读两湖青年作者的论文，热情关心他们的研究成绩及不足之处，多次交谈，除了热情鼓励之外，特别指点我们既要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又要注意‘言必征实，义必切理’，适度而不要片面夸张，真理多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当时我判定船山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是明末清初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互相纽结的特殊条件下地主阶级激烈分化所形成的‘地主阶级政治反对派’，振羽同志表示怀疑，认为单从政治分化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集团，且称之为‘地主阶级反对派’，反对谁呢?他申说他的观点：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实际出发，既已有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有其思想政治代表。王船山代表了早期市民阶级。针对我论文中曾提到王船山思想是‘一面时代矛盾的镜子’，他细心指点：研究思想的矛盾性既要深入到当时的时代矛盾中去究其根源，也要深入到思想家个人的内心矛盾去确切体会，因而他强调应注意研究船山在《章灵赋·注》中及其他诗文中的许多自我剖白。”在萧先生的王夫之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投下的思想影响。
吕振羽、侯外庐的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萧先生的晚年。在他的论文集《吹沙三集》中，收有《“欲从今古究长河”——缅怀吕振羽同志》和《“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二文，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影响依在，不减当年。在缅怀吕振羽文中，他回忆了李达与吕振羽、侯外庐的师tE情、战友谊，回忆了吕振羽对自己的多次教诲。在与许苏民合写的纪念侯外庐文中，他明确地表示：“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力图‘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萧先生承继早期启蒙说的这一学脉与背景，由于时过境迁、人亡物故，已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多不了解。但笔者以为，这又是在了解萧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和贡献时，首先所需要掌握的入门钥匙，因此作了上述这些回顾。其实，了解这一学脉与背景，不仅有助于对萧先生学术思想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历史演变的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肩蒙说开展的这些历史环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七、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一：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
萧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深化与拓展，是从深入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着手的。这一研究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开始，而在1962年11月举行的纪念上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了最初的显示和收获。
这次讨论会由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王夫之专题研讨会。李达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发起者，并亲自赴长沙主持会议。在开幕词中，李达鲜明地肯定了明清之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王夫之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明清之际，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当时，在以农民革命为主流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一批大思想家。王船山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在哲学、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的贡献。他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李达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了王夫之思想的巨大历史影响，他说：“我们比较年长的一辈，在少年时期，读过他的史论以及《黄书》等著作的，对于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从清末到五四，据我所知，至少在湖南地区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摸索一条继承优秀传统和开辟文化革命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上，曾发生过良好的思想影响。”在这次会议上，萧先生提交了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一篇是《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着重阐发王夫之的本体学说和认识理论;另一篇是《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专门论析王夫之的历史观。这两篇文章对王夫之的主要哲学思想作了有深度有新意的剖析衡论，凸显了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中的哲学代表”的历史地位，对王夫之哲学研究作了新的推进。萧先生由此在王夫之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知名的王夫之研究者。他后来回忆说：“自此，我潜心研究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而这些是与李达的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如果说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指导吕振羽写出《巾国政治思想史》，以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新思想作为全书的结束，那么他又在60年代指导萧先生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从而形成了武汉大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鲜明特色。
萧先生对于王夫之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是在最近30年间。这一研究的成果，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集中体现出来，主要有主编于20世纪80年代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结集于20世纪90年代的《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问世于21世纪初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萧先生对于王夫之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的足迹。
在《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中，萧先生的长文《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对王夫之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成为全书的纲领和主轴。萧先生在文中指出，王大之的辩证法贯穿于他的自然史观、人类史观和认识论中，是王夫之哲学的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他说：“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中的哲学代表。他在哲学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深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学、道教，出入程、朱、陆、王，博取新兴质测之学，自觉继承张载的朴素辩证法，并善于综合大量先行思想资料;而主要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大动荡的社会现实和农民革命战争所展开了的社会矛盾，勇于正视，进行了哲学概括，从而把我国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推进到时代条件所允许的高度。”他进而通过对王夫之的自然史观、人类史观、认识论诸范畴的清理与疏释，细致而深入地展示了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研究方式，改变了以往从哲学原理出发抽象地讲王夫之辩证法思想的状况，而结合王夫之思想的自身特点，对王夫之辩证法思想予以了具体而系统的阐发。
《船山哲学引论》一书，汇编了萧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王夫之研究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除了开展对王夫之哲学的多方面阐发外，还涉及有关船山学史、船山学方法的研究问题。在萧先生与笔者合写的《侯外庐同志新版(船山学案)读后》一文中，通过对侯著《船山学案》的解读，对侯外庐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方向作了认肯和阐扬，实则表达了萧先生开展王夫之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基本路向。在《评唐君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一文中，通过对唐著《中国哲学原论》的解读，萧先生于马克思主义船山学传统之外，又揭示了唐君毅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合理内容，肯定了现代新儒学中熊十力学派的船山学研究成就。他得出结论说：“自清末船山学流行以来，论者多矣。阐释如此之深，辨析如此之密，评价如此之高，实为罕见。唯熊十力、侯外庐书中对船山思想多所揄扬，差可比拟。”(第222页)在侯外庐与熊十力之间，曾于20世纪40年代环绕王夫之哲学性质及评价问题展开过书信辩论。侯外庐在《船山学案·新版序》中曾对此有过回忆，说《船山学案》出版后，“我在书中对于船山思想的评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人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和我争论最多的，莫过于熊十力先生。他不同意说王船山是唯物论者，主张他是理学家。我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在书信中往复讨论，彼此诘难，始终都未能说服对方。”在这里，萧先生并未囿于马克思主义船山学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对船山学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视野作了新的开拓。萧先生对船山学史、船山学方法所开展的研究，是他所开展的王夫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可以说是萧先生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对王夫之的时代、人生和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书中有两个特点，尤能显示他对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其一，书中以明清之际为背景，对王夫之的复杂人生作了细致的考察，划分为青年、中年、政治流亡、归隐、暮年五个时期，从而揭示了王夫之思想开展的历史基础和具体背景。其二，书中不仅论述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而且论述了王夫之的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对王夫之思想的内涵及其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与衡论。在这些论述中，王夫之思想中蕴含的近代因素，经过解读和阐释，被充分显发出来。如对于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书中即指出：“判断一种经济思想有没有近代意义，不是看它表面上是重农还是重商，而是看它如何对待行政权力与社会经济运作之间的关系。三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延续的奥秘之一，就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经济运作;而一切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然规律运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无论王夫之有多少重农的言论，抑或有多少重商的言论，二者又如何自相矛盾，但他毕竟在使社会经济运作摆脱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他的经济思想与传统的经济学说之间划出了一道比较明显的界线，从而初步具有了近代经济思想的特征。”由萧先生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一书，作为《大家精要》丛书之一由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则是《王夫之评传》的简明通俗本。
在最近30年中，萧先生是王夫之思想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他不断地思考着、开拓着、深化着对王夫之思想的探讨，使这一研究富有理论的深度和力度，赋予了这一研究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正是通过这一个案性研究，他抓住并显发了早期启蒙思潮开展中最富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内容，从而具体地深化与拓展了早期启蒙说。
八、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二：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
把对早期启蒙哲学的介绍纳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这一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把清代哲学的开展作为独立一编，成为继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的哲学开展之后又一重要阶段。20世纪60 70年代，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相继出版，其中第四卷论述了从1644年到1919年的中国哲学开展。这使得清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所占的分量进一步扩大。经过这些教科书的介绍，更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到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及其贡献，了解到早期肩蒙思潮对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性，而这些都是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所未曾论及的。但这些教科书又都以王朝的更替为标准和界限一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阶段，未能明确地把明清之际作为中国哲学开展的一个独立阶段，使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在中国哲学史中鲜明地凸显出来。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萧萐父、李锦全两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问世，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才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获得了独立的突出的位置。
萧、李主编《中国哲学史》共分六编：第一编为《奴隶制时代(夏、商、周至战国初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编为《封建制形成时期(战国中、晚期)哲学矛盾运动的展开》，第三编为《封建社会前期阶段(秦汉至隋唐)哲学的发展》，第四编为《封建社会后期阶段(北宋至明中叶)哲学的发展》，第五编为《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发展的新动向》，第六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哲学的新发展》。其中第五编的设立，使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第一次独立成编，纳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予以了显著的位置和突出的介绍。
对于“明清之际”的概念，萧、李主编《中国哲学史》作了专门的厘定，指出：“明清之际(明隆万至清乾嘉时期，即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在我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也就是说，明清之际的概念的确立，不是以王朝的更替为标准和界限的，而是以社会发展状况为标准和界限的。对此，书中进一步指出：“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叶已经完全烂熟而进入它的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但衰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却多方阻挠并摧残着新生产力的生长，因而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尽管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血泊中以清代明的王朝更迭，曾使旧制度得以延续，新经济和新思想遭到窒压，形成清初一段‘死的拖住了活的’的历史洄流;但这两个多世纪的社会矛盾运动所促进的哲学思潮的发展，却显露了‘新的突破了旧的’的特色，孕育着‘破块启蒙’(王夫之语)的新动向，构成我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基于这种对明清之际的界定和理解，在书中第五编中，以16世纪下半叶的李贽作为开篇人物，进而着重介绍17世纪的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最后以18世纪的戴震为结束。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对王夫之哲学的论述。这样一来，就突破了以往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的限制，使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在中国哲学通史教科书中获得了独立的突出的位置，从而改写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这无疑是萧、李主编《中国哲学史》的一大特色。这部教材由侯外庐题写书名，亦直观地表达了萧先生所承继的学术传统。
萧、李主编《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影响很大的几部之一，二十多年间累积印数达十多万套。在该书基础上，经过主编者指导下的重新改写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思齐的数年艰苦翻译，形成英译本《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下卷，由外文出版社于2008年底出版。这一消息传来时，已是萧先生逝世两个月之后。笔者闻讯之后，感到欣喜与遗憾交织在一起：欣喜者，当然是这部弘扬早期启蒙说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向英语世界;遗憾的是，书毕竟没有能够早出版几个月，让萧先生在生前得知这一欣喜的消息。
九、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三：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萧先生由王夫之思想研究的个案人手，逐渐拓展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撰写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对中国哲学启蒙的基本历程与主要特征，从宏观视角进行了纲领式阐发。而至20世纪90年代，他与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对早期启蒙思潮作了宏观而细致的全面阐发。萧先生说：“书中实际上将我所理解的明清时期哲学文化思潮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清理。”
在萧、许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首先提出了理解明清启蒙学术的框架，即明清启蒙学术的历史分期与思想主题，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代嘉靖至崇祯，约16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其思想领域的中心是人的重新发现的近代人文主义;第二阶段从南明弘光、永历至清康熙、雍正，即17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30年代，其思想领域的中心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第三阶段从清乾隆至道光二十年，即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其思想领域的主要特点是执着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早期启蒙学术的这一开展过程，实际上表现了三大思想主题：一是个性解放的新道路;二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三是科学精神。也就是说：“早期启蒙学术中包含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运动的三大主题：个性解放的新道德、科学与民主。”
对于明清之际启蒙学术的开展，这部专著从史料与史实出发，作了细致的清理、全面的阐发和深刻的评价。如对于17世纪出现的以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书中就作了系统阐释，指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是明清之交早期启蒙思想的时代最强音。它既是晚明东林党人的政治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将这一思想奠定在近代式的人的‘自然权利’的哲学基础之上，并且力图从社会政治哲学的层面来解决君与民、公与私、个体与类等哲学问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十分明确地以人的自然权利为逻辑起点，层层推演。反复论证，以实现人的自然权利为归宿，堪称是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同时存在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的思想中，唐甄、顾炎武、王夫之、刘继庄、吕留良，乃至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与黄宗羲相同的观点和思想倾向。”书中所论，既有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与思想，也有不为人所注意的人物与思想。如对于“理学名臣”李光地，书中就深入地揭示了他的思想价值，指出：“他是一位‘在朝’的思想家，然而又是一位深受‘在野’的早期启蒙者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李光地基本上属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受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又或多或少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先进社会思想的印记。
对于明清之际的这种思想文化现象，萧先生在书中从方法论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指出：“同一时代思潮自有其共通的特征(共性)，而同一时代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各有其阶段性的特点(殊性)，而同一阶段中各个思想家因个人经历、学脉乃至性格的不同而又各具特色(个性)。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这共性、殊性和个性的关系，善于洞察这三者固有的辩证联结，既见‘枝叶’，又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应把三者加以任意割裂。”在他看来：“历史乐章，合奏而成，只有同异交得，林树并见，才有可能重现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壮丽乐章。这样方法论上的宏观立论，需要与文献学上的微观考史相辅而行，同时，还需要基于深沉历史感的文化参与意识作为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促进真正研究的切实开展。”萧先生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史方法论原则，不仅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和体现，而且对于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都富有启发性。
通过对明清之际启蒙学术的开展所作的清理、阐发与评价，萧、许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从晚明到‘五四’，历时三百多年，中国的启蒙思潮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就其思想脉络的承启贯通而言，确可视为一个同质的文化历程。”在这一文化历程中，“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的三个世纪，在我国社会发展史、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史实表明，明清启蒙学术思潮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尽管道路曲折坎坷，‘死的在拖住活的’;但从时代思潮的总体上，却始终表现出‘新的突破旧的’的特色。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及其文化蜕变，是巾国历史发展的产物;西学的传人起过引发的作用，但仅是外来的助因。……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萌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作为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乃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这一基本观点，也就是萧先生在对早期启蒙思潮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最终目的。萧先生在这里不用现代汉语中通行的“结合点”一词，而自创“接合点”一词。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种“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对于中国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十、早期启蒙说的意义、局限与生命力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早期启蒙说在近90年的开展中，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阐扬，成为一种既有别于西化思潮、又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觉地承继与发展早期启蒙说，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应只是学习和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而应当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活水源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开展，应当以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作为结合点(用萧先生的话是“接合点”)，从而找到自己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之处。这一点，尤以萧先生在晚年的总结性阐发最为深刻。他在《吹沙三集·自序》中指出：“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性的而不是外烁他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如实地看待和尊重这段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事实，而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体’，我们势必又会陷入‘被现代化’、‘被西化’的体、用割裂的处境。正视并自觉到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之体，这样，我们才可能自豪地看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向着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认同的形象是多么光彩和大气;‘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多么强的文化自信。如此，所谓中西对峙、中西殊途的狭隘观念也就失去了依据。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文明冲突论’所夸张的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而是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会通融合。”在多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这一文化观自有其思想的现实性、批判性与深刻性，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很大。从这一文化观出发，早期启蒙说的主张者们对明清之际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开展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凸现出来。这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包括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种重要形态。
但早期启蒙说在今天走向式微，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深入的思考。就其式微原因看，不仅在于早期启蒙说在外部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还在于早期启蒙说在自身理论中也存在着局限性，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难以作出应对和说明。这种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其一，早期启蒙说过分地强调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源头的意义，强调必须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而没有看到除了早期启蒙思潮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还有其他内容也会对中国现代化起接引、促进作用，也能成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今天，随着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并非属于早期启蒙思潮的因素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被逐渐发掘出来，开始受到重视、得到研究。例如，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结合点，从历史上看，就不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而是远比早期启蒙思潮古老的儒家民本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自身的思想因素上看，在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通过吸取儒家民本思想资源，如《诗经》所言“天生熏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形成了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民彝史观。在他看来：“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在人民大众自身生命中，就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这种本性具有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作用。所谓历史活动中的“人心”向背，实际上由每个普通之人自身内在的善的观念和道德的准则所支配，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正是基于对民心中理性主体和至善追求的信赖，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所体现的历史合理性的尊重，使李大钊在当时诸多先进中国人中首先敏锐地觉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并加以认同，认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BoI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李大钊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实际进路，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一定要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对于这一问题，萧先生在晚年已有所思考。他在《吹沙三集·自序》中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如它的历史发展道路，也不应当是一元的和单轨的，而应当是多元的、多轨互通的。在《吹沙三集》里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和着重论述了早期启蒙说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早在楚简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儒、道由互黜而又互补的思想，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呈现一个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的态势。”
其二，早期启蒙说力图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强调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接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看到这种接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就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提出。但在20世纪的前90年中，这一问题并不显得特别严重。因为学习西方，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旋律。因此，早期启蒙说在那个时代主要思考和说明的也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问题。这在当时就足以说明西方近现代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问题。但随着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一个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不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是很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世界，正遭遇到这样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不是以早期启蒙说的这一套阐释就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变与更新入手来加以解决。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和更新。西方近现代文化来到中国，发生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主要思潮之一，以自己理论的彻底性，以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性格，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鲜的内容和巨大的活力，经过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扬弃汲取，经过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的相激互融，使自己走进了中国学者的书本和课堂，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力推进、积极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在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中，积淀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内容，这些特征和内容对于中国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只要人们承认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就必须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与这个传统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中国文化传统有了实际结合点，已经取得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正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自身的局限，早期启蒙说在今天出现式微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启蒙说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今天看来，早期启蒙说的生命力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早期启蒙说仍然会成为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框架，通过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发掘与昭显，揭示和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资源与根据，揭示和说明这一进程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另一个方面，早期启蒙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点的探索，强调了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要在中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必须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这一思想将通过发现、认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这一转化，成为构建新的文化观的重要内核，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挥。笔者以为，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正是对早期启蒙说诸前辈思想成果的最好继承，也是对萧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