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重点规划项目《儒家哲学的当代嬗变与发展研究》、山东教委项目《唐代婚姻家庭研究》和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并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运河文化史》、《儒家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和《人文奥运与儒家文化研究》3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孔子研究院重点规划项目《中华伦理范畴研究》（丛书）、山东省高校教学改革项目《独立学院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项目。出版《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传统文化精要》、《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中国古代史新论》、《中国伦理范畴》和《中华传统蒙学》等专著7部、任主编和参编8部，论文80余篇。有7项科研和教学成果获得省部级二、三等奖，并获曾宪梓全国优秀教师奖。多次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其中《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获得2005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被中华书局列为百部经典图书之一，被台湾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材。
本报记者 夏立君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傅永聚教授赴曲师大日照校区处理公务，8月21日抽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北京奥运会将成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民族终于能以自信的清晰的文化面目来面对世界了。傅永聚说：这个文化不是其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2008年春节，傅永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主题演讲，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对这位来自孔子故里学者的肯定。从事传统文化研究而成就卓著者不少，但大约很少有人能像傅永聚这样对儒家文化的复兴有如此真切真实的体验。生于孔孟故里，少年至青春时代亲历文革，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亲炙传统文化的魅力，亲眼看到传统文化愈来愈强劲的复兴趋势，他那万分欣慰的感受是难以言表的。
傅永聚，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政协第九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孔子学会副会长。
傅永聚潜心儒学研究，学术领域横跨历史、哲学、文学、教育等学科，迄今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学术贡献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项目；专著《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领衔主编大型丛书《中华伦理范畴》。
皈依传统：儒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所
记者：傅教授，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向您学习的机会。通过查阅资料、上网等途径，对您的学术成就、学术观点已有了大概的了解。您是一位通过艰苦努力从草根中走出来的学者，是一位有学术勇气、道德勇气的学者。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人生经历道德认识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您一定有切身的体会。
傅永聚：是的。我走上儒学研究之路，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我的少年青年时代在文革度过。那时候反传统可谓登峰造极。说是要“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实际上是全盘否定，连根拔除。但是，“根”能不能被彻底拔除呢？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央求一位社员把屁股底下的报纸拿起来，因为那纸上有字。老一代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文革后期，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许多老人对批孔就反感。他们没什么文化，但他们心目中孔子是圣人这一点是难以抹掉的，他们说：批圣人不吉利。你看，传统文化之根是不容易被拔除的。
1977年冬天，废止十年的高考恢复，我怀着莫名的兴奋心情踏入考场。当时我的身份是民办教师，我教过小学和中学。1978年春节刚过，我收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这所设在孔子故里的高等学府。时至今日，三十一年前的那种感觉仍然刻骨铭心，差不多就是“范进中举”式的疯狂。个人命运随着“国运”的转折而转折了。紧接着，知识分子头上“紧箍咒”被解除，儒学研究也在这股春潮中面临着重生与振兴的历史机遇。专业的本能和个人的兴趣促使我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到儒学研究领域。我隐隐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会迎来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87年、1993年先后获得了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长期的求学、教研经历，使我体会到，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要有出于本能的热爱，之后才会享受到学术的快乐。通往学术的门很窄，做学术要先“瘦身”，破除名缰利锁的束缚，而一旦入门就会发现，学术世界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开阔、最适宜读书人居住的精神家园。现在，我是以一种皈依般的情感对待传统文化的，儒学就是我安身立命之所。
记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传统文化成为最鲜明最有力的符号，表明中国在文化上的自觉自信。自清朝灭亡，制度化儒学消失，儒学就进入迅速式微时代。由于国难深重，人们自然要追究传统文化的责任，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态度。“五四”运动高扬彻底的反传统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等口号，这种思潮曾经引领了好几代人。前些年就有学者开始反省“五四”，反省一味反传统造成的危害，并把“文革”看作反传统的最终后果。您作为钟情于传统文化的学者，对此怎么看？从世界视野看，当代儒学该有怎样的责任？
傅永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突出的“和”字就是儒学的核心理念。数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平和、这么成熟过。中华民族终于理直气壮地亮出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我相信，一个民族和个人一样，都是有命运的。中国现在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经济成就伴随着文化复兴，令人振奋。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这个屹立了数千年的巨人，承受了巨大的灾难与沉重的困境，跌跌撞撞，几乎倒地。面对国难，有救世传统的知识分子反省传统是必然的，合理的，但用“打倒”“扫除”代替反省，后果是严重的。
儒学能最好的表达中国和平崛起的姿态。2008年春节我在美国讲学，深切体会到儒学对中国对东方的重要。儒学对树立“和为贵”、“讲信修睦”的大国形象，让世界放心，有重大的作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语录，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普世价值”，镌刻于联合国总部大厅。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诺贝尔获奖者大会闭幕式上，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内斯·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孔子不仅仅属于他的故乡山东，也属于中国，属于东方，属于世界。这样的文化符号，我们不用，难道让给别人用？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没有经过我们那样的反传统，却较早较好地融入了现代社会，在那里儒家传统的东西反而比我们要浓厚一些。
十年一剑：千万言为儒学研究奠基
记者：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但“冷板凳”一坐十年却并非每个学者都能做得到。上世纪90年代，您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被寄予厚望，但您却“销声匿迹”。从1993年起，您给自己准备了一条长达十年的“冷板凳”，以面壁十年的精神去从事儒学研究。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项目、《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以及现在正在领衔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华伦理范畴》，都被视为权威性奠基性作品。从中可以看到，您有不一般的学术勇气和学术信心，有系统性的思维和宽广的视野。请您就学术研究方面谈谈感受。
傅永聚：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对儒学作系统的、全面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 百年儒学的经历时兴时衰、曲折艰难，但仍薪火相传、慧命延续，至世纪之交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世界“文明对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让儒学首先在中国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百年儒学研究作系统地梳理与构建，这样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巨著谈何容易。很多年，我几乎整天就是泡图书馆、查阅资料、整理文献、构思框架……
2003年孔了文化节期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首发，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集百家争鸣之观点，展古为今用之儒学”的“千万言儒学研究百年鉴”。这部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鸿篇巨著共21卷，以时间为经，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学术观点为纬，采用有述有作、述作结合、相辅相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集文献编纂、专题研究与总体反思于一体，全面总结和述评了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当然这部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功劳。韩钟文、曾振宇、孔凡岭……国内20多位专家学者投入了这项工作。
新世纪之初，我又联合几十位专家学者，着手编纂一套体系完备、内容翔实、系统研究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这套丛书规模结构更为宏大。
编纂此套丛书基于以下背景和思考：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在历史的选择中，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中华伦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然而仅仅有文化的传承是不够的，直接传承来的优秀文化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人们行为规范的问题，这就要求对中华传统伦理精神的现代转换与价值进行重构。
我和同仁们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中撷取了仁、爱、忠、恕等64个字进行针对性研究，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试图从方法论上进行一次全新的尝试，期待的是正本清源，把各项伦理范畴在漫长历史发展时期中的演变、被改造以及完全偏离传统伦理元典意义的部分，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并进行时代性的阐释，以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归位。
我们埋头苦干了五年。2006年10月，《中华伦理范畴》丛书第一函十册面世。它集元典梳理、流变探析和现代阐释于一身，融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于一体，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专家誉为“我国体系完备、内容最翔实丰富、系统研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专著”。全书共6函，总字数将达数千万言，争取在2011年出齐。
我并非追求什么著作等身。很早就有句话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儒学绝不应是这种命运。我相信，儒学一定会在她的故乡开出最灿烂的文明之花。我愿为这朵花浇一瓢水，培一掊土。
道德自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记者：面对物欲横流腐败丛生的世界，您提出应当大力提高国人的“君子化”水平，在现代化之外，必须有“君子化”。生活中，真君子不多，但不是绝对没有；纯粹彻底的小人也不多，但确实有；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处在灰色地带，既非君子也非小人。古代就一直倡导人们做君子，但真君子不多见，伪君子可能倒不少。在现代环境中，您提倡人们要做君子，道德勇气可嘉，但有可行性吗？
傅永聚：应当说，古人的君子意识是比较强的。伦理道德对古人的约束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在古代，有逼人做君子的氛围。为何会有“伪君子”？凡“伪君子”都知道做君子好，但他素质不行，做不了，于是就带上伪装。这个“伪”并不纯粹是坏现象，社会中的人一般不可能做到完全无“伪”，“伪”是他律与自律相冲突的结果。提倡做君子，就是一方面强化他律，一方面唤醒自律。您说的大量灰色地带的人，其实都有君子之心，都有可能成长为堂堂正正的君子。这有赖于整体君子化水平的提高。当今世界上，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度，其民众的君子化水平也是较高的。作为著称于世的礼仪之邦，我们不做君子，谁做君子？你看，奥运会期间，国人就表现出较高君子化水平。郎平率美国女排败了中国女排，我们照样为她欢呼，说她为国争了光。这不很君子吗？泱泱大国，就该有这种君子之风。
孟子说“人所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说，人区别于禽兽的东西是很少的。人是很容易落入禽兽境地的。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唤醒人的道德意识，不形成争做君子氛围，社会风气很难得到根本好转。“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等，就是倡导我们做君子。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日积一善，渐成圣贤”。这句话今天仍不过时。孔子说“道不远人”，我说“行必由心”。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做君子，以君子之风待人处事，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该会变得多么美好呀。
记者：前不久，从未写过诗的您创作了200多行的长篇赞美诗《孔子赞歌》。我诵读了数遍。我感到，这是您几十年学术研究的高度凝炼，是您对孔子敬畏热爱之情的真诚表达，是理性和情感的几臻完美的结合。您提出要让传统文化走入草根阶层，只有走入草根，才能扎根。您为此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比如您担任了《中华经典诵读》主审，该书已作为中小学教材在济宁市发放，明年将在全省推广。这首诗是否也属于这方面的努力？
傅永聚：是的。这首诗的创作缘起于2006年的孔子文化节。一位外国朋友问了一个令我和许多中国学者都感到尴尬的问题：“基督教有耶稣赞美诗，佛教有释迦摩尼赞美诗，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怎么没有赞美诗呢？”于是我下决心写孔子赞美诗。一首诗竟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这首诗还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我向来访的美国的儒学学者朗诵起还散发着墨香的《孔子赞歌》时，这位学者提出了希望能够得到在美国首次发表的授权，称这首诗“是一首适合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介绍孔子的佳作”。
记者：这几年，于丹讲论语风靡全国。对她的讲法，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这是否也是儒学复兴的一种表现？
傅永聚：有很多人对于丹讲论语抱不屑的态度，但我以为是应当肯定的。如此风靡，说明有群众基础。于丹到曲阜来，对我说：您是真正的儒学大家，我拜您为师。我当然要看作这是人家对我的尊重，但于丹大约确实算不上这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往往不肯就媒体之范。对媒体有兴趣，又能符合媒体要求，走上荧屏也不是坏事。但要警惕不要把学术特别是儒学戏说化、泡沫化、浅薄化。
记者：您推崇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请您就此谈一谈，也作为对今天采访的总结。
傅永聚：《论语》中的这句话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孔子以此语表明他那顶天立地般的文化道德使命感。我视此话为座右铭，是以此来激励鞭策自己。孔子还说：“子欲仁，斯仁至矣。”都是启发我们树立道德勇气的。我的一位学术朋友评价我是“弘儒学之道，为生民立命”，说实话，前半句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后半句我不太敢当，但我也希望自己能达此境界。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亲切的。孔子的思想能给我们任何一个庸常人都带来温馨感、归属感。孔子的思想确实有不少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但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能代替他。能够沐浴孔子思想的光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时代来临之时做一个儒学学者，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