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 |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 一 美国、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对中国史学史比较带有通史性质介绍的著作，在世界上不是很多国家有，美国算一个。一本是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④ 1938年出版，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当早的著作。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曾为之作序，肯定这本著作的开拓意义，而且认为甚至在若干年内，都将是一本必读的著作。⑤ 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教授也写过书评，认为嘉德纳的著作足具开拓价值，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影响。⑥ 还有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出版。这本著作介绍了中国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谈了中国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如史评、金石学等相关学科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史学的分类作了介绍。韩玉珊当时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书的序中写道：美国的第一本英语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书出版已经有17年了(指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笔者)，现在看来，基本的陈述方面“还要增加些东西”。⑦ 他想对前面的著作有所补充。这本书影响也很大，费正清亲自为之写了书评。最近又有一本新的著作，是伍安祖(Ng, On-cho)和王晴佳合作撰写的，书名是《世鉴：中国传统史学》(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⑧ 这是继嘉德纳和韩玉珊之后，美国第三个英文本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 (2)美国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十分关注。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重要战略国家，也由于冷战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由此也非常关心当代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停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笔者谨介绍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近代史料的研究和整理。这个工作主要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做的。建国初，中国史学界化很大精力，编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翦伯赞担任主编，有10种64册。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Mary C. 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了文章，评论翦伯赞主编的文献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最早的系列评论，集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和芮玛丽为这套文集出版写了总的引论，代表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⑨ 其二，化工夫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美国最早有系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是费维剀(Albert Feuerwerker)，⑩ 他主编出版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同时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油印本，258页。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著作都有详细介绍。当时，英国也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由英国《中国季刊》组织，1964年9月6-12日开会，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问题。费维剀出席会议，唐德刚、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等很多美国学者参加并提交论文，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1968年，费维剀又主编了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收集了包括中国刘大年在内的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这标志美国对中国史学已经进入理论探索的阶段。 作为当时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深入的标志，是两本重要代表著作的出现。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 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1)(1969)，一本是杜克大学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1919-1937》(12)(197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农民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口号和意识形态、作用和进展、特点和失败原因等问题的探讨。(13) 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两本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是当时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成果。 作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探讨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出现。当时，约翰·麦思基尔(John Meskill)还专门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模式：循环、发展、停滞》，研究中国历史中的历史观模式。(14) 这部文集收的文章很广泛，有司马迁、刘知几、马端临、郑樵、顾炎武的，也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作者认为，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现代、东方和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见解。 当时，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五朵金花”讨论、(15)“文革”影射史学、阴谋史学等，在美国的研究中都有反映。出现了研究吴晗的专著，出现了研究“文革”史学及其影响的专著。不过总的讲，美国中国学界对中国“文革”史学的研究的书还不能说太多。 毫无疑问，美国学者很关注改革开放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情况。一是注意对中国史学理论变化的研究。如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1981)，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检讨，这是功夫很深的学术论文；二是实地考察改革开放对中国史学影响的文章。魏斐德(Frederic E. J. Wakeman)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率领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到大学、科研机关、档案馆，了解中国史学、史学家、史学机构，了解中国历史学新走向。回来主编了明清访问团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1980)，详细记载了代表团所见所闻。这是对当时中国史学界队伍、资料、现状的重要文献记录。三是高度关注中国《史学情报》和《中国历史学年鉴》的出版。《亚洲研究杂志》等学术刊物都有这方面的评论文章。魏斐德还撰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1978年)，对中国史学的趋势做了分析和展望。他引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中国“文革”发生初期说过的一句话：“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将会再次加入。”(16) 魏斐德认为中国历史学的转折已经到来。 (3)逐步涌现有影响、有深度的研究专著。 诚然，美国历史学家关注的目光不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大致从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哈佛亚洲研究》等，就有很多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文章，而且很多是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章。如关于中国《食货志》的研究，关于唐代史官制度的研究、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研究等。芮沃寿等学者都有重要文章问世，如《北京的汉学，1941-1945》(芮沃寿)、《最近50年中国史学》(邓嗣禹)等。在1950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中国学是受挫折的，但史料和文献的研究整理没有停止过。 大致在60年代，一批比较好的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著名者有倪德卫(David S. 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 Rogers)的《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1968)、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r)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丹纳里(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究(1988)等。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无疑会受到母体语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曾经有西方学者十分看轻中国古代史学，认为是剪刀加糨糊，没有理论，尽是史料堆砌。这种想法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是有关联的。不过在60～70年代以后，美国在酝酿“中国中心观”，也开始对这样的史学观点的批评。美国和世界上一些史学理论家，出现偏向对中国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有很大贡献，认识中国史学是认识世界史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对此一直有比较前沿的思考。在1968年，他就提出要重新研究“轴心时代”，(18) 他认为在“轴心时代”，东西方的先哲同时提出了人类的重要思想，后人至今受其惠。后来他又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 就是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解释最好的著作之一。他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提法的基础上阐发了“超越的时代”的观点，所谓“超越的时代”，就是主张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荀子和柏拉图对话、墨子和霍布士对话。(20) 他强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在内的人类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取向。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这样的认知基础上。1995年，史华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的研究特色。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21) 史华慈的学生——著名思想家杜维明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所讲的故事中，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在不断地和摩西、亚里士多德们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22) 这正是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即人类文明比较的话题、史学比较的话题、中西比较的话题。 美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著作，不少涉及这样的研究，寻找中西史学的沟通。伊米拉学院的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发表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他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23) 吴佩宜(Pei-yi Wu)撰写题为《儒学的影响：传统中国的自传》(1993)的著作，对中西个人传记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研究旨趣和记载内容存在极大差异。史嘉柏撰有《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24) 通过对《左传》和《国语》两个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与西方史学尤其古代希腊史学做比较的研究。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而高教养的贵族还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这本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 (4)华人学者的作用和注意培养中国史学研究的专家和队伍。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尤尔根·科卡(Jurgen Kocka)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说过纠结的历史研究方法问题。(25) 他认为，有时候的历史状况，是研究对象的互相纠缠和勾结，在历史进程中互生互长、互相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有这样的情况。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华人历史学家，在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历史现象。 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准确性提出看法和商榷意见。(29) 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 费正清的现代中国学也一直得到华人学者的有力支持。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都曾帮助他整理过清代史料。他们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史料基础，同样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史学史的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成果也十分突出，著有《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历史和思想》(1976)等。他认为应从“内在理路”来理解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这是增加对思想史理解的层面。他的著作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4)、《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1)等。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30年的汪荣祖教授，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突出。先后撰写过《史家陈寅恪传》(1976)、《史传通说》(1988)、《康章合论》(1988)、《章太炎研究》(1991)、《史学九章》(2002)等史学专著。 对中国史学研究博士生的培养，也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有重要成果的方面。一些博士生以中国著名史学家或史学流派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写出相当有影响的史学文章，并由此体现了学术前沿。 迄今发现比较早的博士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朱士嘉的《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历史编撰的贡献》(1950年)。他后来回国发展，成为方志界泰斗。1974年密西根大学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1982年亚里桑那大学有关于赵翼研究的博士论文《18世纪的中国的史学和权术：赵翼(1727-1814)的生平与时代》，作者Quinton Gwynne Priest。1986年有哈佛大学波纳(Joey Bonner)的博士论文《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史华慈对其评价很高。1992年有王晴佳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学家与西方：现代中国史学的起源》、1994年有邵东方的博士论文《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学术和再发现》、1997年有普林斯顿大学Cary Y. Liu的博士论文《清朝的文渊阁：建筑与知识整理》、2001年有密西根大学Mattew Ernest Fryslie的博士论文《史家的宦官奴隶：明史中的文本太监与历史身份的建立》、2001年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heryl Boettcher Tarsala的博士论文《谁是四库全书的作者？乾隆末年的考据和著述(1771-1795)》、2004年有华盛顿大学Aque Stuart V. 的博士论文《皮锡瑞和〈经学历史〉》论文等。论文基本集中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属于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强的学校。导师有史华慈、费维恺等名家学者，有的论文获列文森大奖。 2、加拿大 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研究情况的理解，需要同这个国家的中国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起步比较晚，大概是在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以后，一些专家从美国到加拿大，才开始形成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所以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晚，迄今专家也不是很多。 但是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一些重要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就是其中之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加拿大人，1951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84年)，曾经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他对中国历史理论比较感兴趣，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理论的研究。80年代，中国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时候，他主编了专题论文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1989年)。(30) 收有吴大坤、赵俪生、王敦书、胡钟达等中国学者论文12篇，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目录。他撰写了很长的引言，有30页。全文由“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模式的特点”、“东方社会”、“阐释与争辩”、“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肯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否认东方之唯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属于古代社会”、“第六种生产方式”、“挑战单线的历史”、“放弃模式”等几节的内容组成。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者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一个回顾，既谈到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回顾分析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编者所收入的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基本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诸种思考。 这本论文集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关注。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专门写了书评。(31) 他赞许卜正民所做的工作，认为主编和翻译工作者做了重要努力，强调了这本著作的文献价值。他在评论中同意卜的一些观点，即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不能只看政治意义，而忽视其与历史的关联。他认为这个讨论已经给历史思想带来新的批评意识。他说，70年代后期中国所重新展开的这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能使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有更恰当的批判评价，并会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单线的历史观影响下走出来。” 卜正民是加拿大活跃的中国学家。他的著作相当多，他出版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32) 与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合作，也是有影响的历史理论著作。中国新星出版社已经在2005年将其翻译成中文本。其中的第三章“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是他撰写的，与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引言相类，这段文字也主要是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及其东西方学者的探讨做回顾性分析。他在撰写于1998年的序言中谈了这本著作的研究动机。《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最初计划是作为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7卷的一个分册，李约瑟在世时邀请他来撰写。李约瑟当时思考，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欧洲业已经历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的转化，而中国却并未发生这些转化，原因与物质生活组织所产生的诸种因素有关，李约瑟认为，若要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的、关于中国科学历史进程的解释，则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方有可能。所以他确定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分册，作为这套书中处理这一问题的专篇。应该说，卜正民完成了李约瑟遗愿，不过在比《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为宽广的视野下进行其论述。主题就是，探讨资本主义的概念与理解中国的理念之间的历史关系。卜强调，在世界的历史经验中，中国历史与西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摒弃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窠臼。 联系这本书的出版，不难理解当年他为什么会在1989年编辑《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这部文集。他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与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学者一样，他们都是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 加拿大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还有如谢慧贤(Jennifer W. Jay)。谢慧贤现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历史与古文献系教授，她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唐、宋、元史、文化与知识分子史、历史编纂学。其论著主要有《记忆与官方的史学：宋代效忠者的编史工作》，(33) 这是专著《王朝之变：13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34) 的一部分。这本著作的特点是探讨忠义观对于史学编纂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些教诲对于当时官方或非官方的效忠者都是一种激励，效忠主义的史学发端于文天祥文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13世纪长期流传的“神话”和效忠主义形象的理解。谢慧贤还有关于中国边境史编纂学的课题。(35) 二 英国、法国、前苏联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1、英国 其次，英国很注意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包括召开专门学术研讨会议。根据笔者在哈佛大学所了解的学术档案，1963年12月31日，正在《中国季刊》工作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组织了这个会议。当时，麦克法夸尔致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希望他能参加即将在英国召开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历史学”的会议。会议地点在接近牛津的Ditchley Manor, 时间是1964年9月6-12日。不过史华慈未能参加会议，费维剀教授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主席。(36) 会议有论文集，收入的学术论文包括《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唐代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37) 这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会议。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英国的这次会议是国际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第一次专题会议。 其三，英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了有相当权威和影响的学者如崔瑞德(Denis C. Twichett)，2006年2月刚去世。在国际中国史学研究中，他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曾经在剑桥大学主持中国学的研究工作，与费正清一样，他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著名唐史专家，他对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就是撰著了《唐代官修史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 ang)，199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第二部分关于唐代史料和纂集，第三部分专论《旧唐书》。正文之后有附录图表，236页。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确定位。崔瑞德认为，东西方史学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文化及其所处时代造成的，所以应当相互了解彼此不同的历史理论、观点、方法以及不同的选题、取材方式。他认为，要向中国过去的成文记载进行历史调查，就必须理解中国史家、史著的观点、方法及其局限等；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紧紧把握住这一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成就……并将其作为自己从事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史学界同行对这本书还是认可的，有比较好的评价。谢保成研究员认为，全书从史官、修史机构说到形形色色的史料汇集，以及《旧唐书》的纂修及其史源，一环扣一环，网罗十分齐全。而且，考述也很细密，一些章节如“传记”、“典志、类书与文翰”、“实录”、“国史”等，着墨甚重。有关专家还十分欣赏崔瑞德的一些史学思想，他认为要从极其细微的记事中、旧史家的偏见里找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来的思想，很不容易。诚然，中国专家也对其中的不足提出批评。(38) 这本著作基本是成功的。法国的《通报》还称其为“关于唐代历史学的丰富而又令人信服的画卷”。(39) 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93年2期的一篇书评认为：“崔瑞德作为唐史研究的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唐代官修史学》“对每一位严肃的唐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本著作体现了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断代史学研究的很高水准，也是英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1年，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还出版过一本论述史学的著作《历史学家、读者和时间过去》。(40) 1980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退休以后返英国剑桥居住。这本著作和他新任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关于傅斯年学术讲座的演讲集。文集涉及他对编纂剑桥中国史问题、唐代官方史学问题，包括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这本书的第二篇，对当代中国史学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他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编纂和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谈了作为史学家应有的理念和责任。他说他对中国史学家有很大期待。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有责任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做好的解释，便于当代和后代的西方读者能够了解这些历史。(41) 他说他深深感谢前辈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关于过去时代的认识绝对是空白的。”(42) 他写道，不揣冒昧地宣称：“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为我们认为有此权利和必要，也因为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引起了人们难以抗拒的兴趣。”他认为自1976年提出这一大胆主张以来，读者不仅接受，而且认为理所当然。中国人所生活和工作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世界已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中国及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十分重要而精彩的论述。 崔瑞德是国际上中国唐史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是英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英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以古代史学史研究为主要特征，而古代史学史研究又以他为代表。
今天重温巴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应该承认，评价还是比较地客观，对主要特征和问题的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 2、法国 其一，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突出影响者，还是当年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对《史记》的翻译。他在1890年，就撰写了关于司马迁的论文。(45) 1895-1905年间，他进行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些本子包括：第1卷，绪论，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1895年；第2卷，从《秦本纪》到《孝武本纪》，1897年；第3卷，从《三代世表》到《将相名臣年表》，1898年；第4卷，从《礼书》到《平准书》，1899年；第5卷，从《吴太伯》到《郑世家》，1901年；第6卷，从《赵世家》到《孔子世家》，1905年。他的翻译，译文正确，考证精到，注释十分详尽。他还为这本翻译著作作了序，长达二百多页。序言可以看出，沙畹的研究十分精深。他在序言中介绍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他认为这部著作采用了诗、赋、论、策、碑、铭、对话、民谣等各类文体形式，以此作为了解远古时代和三代历史事实的记录源泉，恰到好处地把他们安排到全书的各个篇章，尤其是《本纪》。沙畹说，司马迁的研究和对资料的使用，“成功地打破了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色彩单调的编年体史书的著述局限，在历史著作的著述技术上也是一大进步。”(46) 沙畹对《史记》的研究，很受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学者称，沙畹是以人文科学的新方法来开辟西方汉学新途径的学人，“其从司马迁《史记》的译著中，足见其具有历史方法论；其从西突厥资料一书中，足见其善用人文地理学的见地；其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古工作，足见其考古学的成就。”(47) 学术界对沙畹所写的序言评价很高。石田干之助认为，沙畹的《史记》序言，“以精到的赅博的文笔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概说……更进一步对其所使用的资料等文献进行论述，特别有关《尚书》的史料内容”，“此一绪论对古代经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然后是他以记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态度对《史记》进行审查。”(48) 戴密微强调，沙畹的《史记》研究是“法文汉学的巨著”。这个译本迄今被认为是《史记》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上前无古人。 其二，法国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营垒，大家辈出。沙畹之后，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没有在中国史学方面做专门意义的研究，但他们的探索和研究中，对中国历来重要史学家或史学著作多有涉及，留下深刻痕迹。像戴密微，学术旨趣十分广泛，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学都有精深研究。他写过庄子研究的文章，也写过戴震和章学诚研究的文字。关于章学诚的文章，就发表在浦立本的《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那本著作中。他对章学诚的评价相当高，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天才，学术地位可以与阿拉伯的史学家伊本凯尔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学家并驾齐驱。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学生，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对晚明的社会和思想研究也情有独钟。他研究过王廷相、唐甄等16-17世纪的思想家，对于王船山也作过一段时间的专门探讨。曾经花时间专门研究了《读通鉴论》。(49) 最近，法国学者撰写了关于清代学者戴名世研究的著作。中国中华书局已经翻译出版，书名《戴名世年谱》，90万言。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是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研究员，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学生。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研究，清史中虽有所述及，但专著少见。戴廷杰的著作校订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百余篇；还在考订的基础上，编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六百余人生平传记。(53) 编纂技术上，作者运用中国年谱的史学功能，在考述传主生平、士林交游、《南山集》史事诸多问题上，又显其史学考据、标点、比勘、辑佚等各方面过硬功夫。(54)《戴名世年谱》12卷正谱外，增设《后谱稿》等。《后谱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谱主被诛次年，迄清末，历时200年有零，用以记谱主身后案件余波，包括遗作的编纂、题记、刊行等情事。这是有原创意义的新做法。 戴廷杰在编纂思想和理念方面有自己想法。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要“恢复事情的原状”，“甚或还历史的真相”。他认为中国史学方法和理念对自己意义特殊，仅限于今天西方汉学的标准，写不出年谱。他说，原本以为这样“博学的工作”“应该留给中国学者做”，自己则从事所谓解释及叙述历史，然而一旦投入后，顾虑和犹豫便“烟消云散”，撰写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他说，撰写年谱“让我认识到坚实的博学工作的益处，”“感到这一任务的崇高”。(55) 中国学者颇称赞作者扎实的史料工作。来新夏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书评。(56) 戴廷杰回应时强调：“博学的工作不能因为要叙述历史而受到忽视，二者不是可以同轨，而是应该同轨。”戴廷杰的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可以借用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好文章，西方学者也可以借鉴和使用中国优秀的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做好研究——人类史学只有这样互相借鉴和交往，才会互取长短而更发达。 3、前苏联与俄国 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早，1823年，利波菲索夫(Lipofzoff)选译过《明史》。1829年，比丘林还将朱熹的《通鉴纲目》翻译成俄文本。也是这一年，比丘林所撰写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历史》，很大部分来自对《元史》的翻译，所以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比较早，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1970年开始，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的维特金(R. V. Viatkin)教授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57)，后在莫斯科出版。一共有3卷，前后工作了将近20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塔斯金(V. S. Taskin)教授。不过大部分的翻译工作还是由维特金担任。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关于《史记》的俄文本，也被认为是“目前进行中的规模最大的西译汉学名著工程。”据说已经翻译《史记》的64％，而美国学者华兹生的英文《史记》只翻译了其中的30％。《史记》中的“本纪”、“表”、“世家”基本被翻译了过来，作了注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为这3卷本的俄文本的《史记》的出版，写过书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1985年11月号上。他在书评中，将维特金的俄文《史记》与法国沙畹翻译的法文本《史记》、美国华兹生翻译的英文本《史记》做了比较。他认为三个本子各有千秋。大体上说，沙畹的研究充满学究气，华兹生的本子读起来轻快易懂，而维特金的翻译是两者兼而有之。他对维特金本子中，将《史记》中的“表”认真翻译过来的做法十分钦佩，这在沙畹和华兹生的本子中都未能做到。他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将《史记》“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58) 1981年，维特金与另一位学者斯维斯图诺瓦(N. P. Svistunovas)共同主编了关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NAUKA出版社出版，357页。这是前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专门论文集，有13篇文章。收入的文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R. V. Viatkin)、《简论封建主义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的讨论》(Svistunova)、《中国对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E. B. Borisk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1世纪改革问题的研究》(Z. G. Lapina)、《中国历史学家对15世纪初期郑和远航探险的研究》(A. A. Bokschanin)、《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1627-1646年的农民战争研究》(B. G. Doronin)、《当代中国史学中对17世纪反清问题的研究》(N. I. Fomina)、《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太平天国的研究》(V. P. Ilyushechkin)、《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义和团问题的研究》(N. M. Kalyuzhnaya)、《中国在1977-1980年间的文献资料对于1919—1949年中国革命运动史的阐述》(A. M. Grigoriev)、《中国史学工作者历史研究的著述原则》(L. N. Borokh)、《当代中国历史哲学的某些倾向》(V. G. Vladimirov)、《论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及中国对他的批判》(Svistunova)等。此外还附有刘大年的《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3期)、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6期)等中国学者的文章。 这部文集里，维特金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文是主题文章，维特金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学划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9年，主要是中国“正规”史学的发展，运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展开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推广”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经验和成就；第二阶段是1959年到1965年，“中国的史学发展缓慢”，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愈加“隔绝”了；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活动基本停止，历史研究机构不再做任何事情，“是中国史学差不多完全停滞不前的阶段”；第四阶段是1977年以后的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某些新趋势，“前个阶段里曾流行过而最不受欢迎和最荒诞不经的论点受到了批判”。 维特金的文章和主编的著作，体现了前苏联学者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基本研究和大体看法。当时中苏矛盾还很尖锐，作者的立场倾向也十分明确。但在当时，就国际上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情况言，能做到这样的专门研究还是不多的。反映出当时苏联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跟踪和思想倾向，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美国学者关注这本著作的出版，卜德教授专门写了书评。书评中对著作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59) 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书，无论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学者，或是那些对苏联学者如何看中国史学感兴趣的人们都是相当有趣的。卜德的话或许有点俏皮，但多少表示了对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的肯定。(60) 令人感兴趣的，还在于这本著作的文件附录。附录刊载了92篇前苏联学者在1950-1978年间所写的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论文目录。目录使我们得以窥见40年前，前苏联学者对中国近30年史学发展情况研究的基本走向。(61) 根据目录，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维特金是当时苏联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1910年3月，毕业于远东大学。资深历史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到中国访问过。在这个附件目录中，他的学术论文被选11篇，内容包括对司马迁、班固、刘勰、刘知几等中国古代史学大家的研究，也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等。情况表明，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有相当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情况也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他的研究值得中国同行了解和关注。其二，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几个争议问题密切关注，如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等的探讨，非常当回事。这说明他们对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焦点问题还是把握的。其三，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毛泽东的作用十分关注，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治史原则也很注意观察，几乎大半文章涉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史学情况的探讨基本是全方位的，有核心人物，有基本专家、有队伍骨干，包括有专门的研究集刊如《亚洲国家的史学史和史料学史》、《中国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学》、《东方国家的历史学》、《普及历史问题的编纂和史料学》、《东方国家的现代史学》等。 前苏联和俄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我们尚需培养专门人才，化大功夫去研究和探讨。 三 韩国、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当代韩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根据韩国学者李润和的统计，(63) 从1950年到2004年，韩国学者共撰写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论文154篇。从先秦到现当代，各个时期的情况都有。 韩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他们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著作。这当中，有辛胜夏的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64) 卓用国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大要》(探求堂出版，1986)，(65) 申龙澈的《中国史学史概要》(新韩社，1997)、李启命的《中国史学史纲要》(全南大出版社，2003)等。他们还十分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目前被翻译成韩文的中国史学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66) 一本是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67) 这两本都是全文翻译本。还有一本是摘要翻译，即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这3个本子属于中国史学通史的比较好的本子。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本子应该说是多的，至少比美国、英国要多。 韩国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而对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又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其史家研究为重。司马迁及其《史记》、刘知几及其《史通》、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等探讨的文章尤其多。其中，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多的。根据李润和所提供的目录，154篇文章中，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不下30篇，几占全部研究的1/5。文章最多的是李成珪。他的研究探索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间关系的研究、司马迁关于历史叙述与文史一体的关系研究、《史记》的构造和时间概念等。一些思考相当深入。他认为《史记》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它是一部达到历史产生的根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史书。他还做了一件类似接受史学中介研究的工作，钻研了16世纪后朝鲜时代约1200种文人文集，发现约有500件与《史记》有关。他仔细探讨了当时文人对《史记》的关心方向和性格。 韩国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也比较热衷，文章仅次于对司马迁的研究。所考虑的问题，包括章学诚的历史观、经世观、博约论、史学方法论、良史论、方志论等。在探讨中，还十分注意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的关系。 比较而言，韩国对中国现当代史学的研究相对少，总计文章约20余篇，还没有对司马迁的研究多。不过，有些文章层次比较高。韩国著名史学家闵斗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过《1980年代初历史动力论争》，(68) 主要研究80年代初中国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认为把生产力看作是比阶级斗争更重要的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现象。他提出要注意探讨邓小平的现代化路线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解析合适性的理论问题。 韩国学者对比较史学相当重视。李润和出版了专著《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69) 李认为，比较史学的内容，“在于究明史学思想、理论，以及方法上的异同，以及因了解此异同的背景而能够找出综合性的方法”，“达到上述境界后，才能创造出比较史学的最终目标”。(70) 李认为，中韩近代史学相同点多，但差异也不小。近代韩国史学没有经历政治性革命，也没有文化运动，直接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没有机会接触其它各种形态的思想。韩国的近代史学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但韩国的所谓“进化论”，“竞争”的意义彻底地被解释为韩国民族对外抗争的姿态，强调国家历史以民族为主体，以竞争为动力抵御外侮。而中国接受进化论，更强调自强与变法，更注重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确认中国近代史学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要多些，所以会有各样形态的经验，变局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对付现实的应变力，使中国近代史学更关注世界史、当代史和边疆史，以更切合实际的态度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最近的研究中，韩国学者注意对中国史学的新解说。白永瑞教授发表题为《“东亚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71) 文章，谈了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整个东亚地区史学变迁的轨迹，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的动态过程；为了能够同时担负起适应和克服全球化的双重课题，建立“批判的/历史的历史学”是重要的。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一个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促进的历史学的科学化，到三十年代后具有制度上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形态。(72) 他认为南京政府对于当时历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属于“制度之外进行的学术活动”，但因为借助于唯物史观所提供的与“史料学派”等不同的“科学”视角，积累了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对圈内历史研究有很深影响。白永瑞认为，东亚地区史学的历史变迁，也基本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过程。史学应该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变“如何研究历史”为“为何研究历史”，克服史学与民众脱离的问题，将“权力的历史学”转变为“市民的历史学”，包括提倡“公共的历史学”。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学不是拒绝权力，而是让民众“参与极大化的途径”。他写道：“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要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应该与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73) 2、日本 日本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很深厚的历史基础。古代日本对于《史记》的研究著作颇多，如室町时代的月舟寿桂，著有《史记抄》八卷。江户时代的猪饲敬，著有《史记天官书图解辅注》、《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节窥》。江户时代的研究专家及其著作还有，池云碧于斋的《史记律历书解》、冈本况斋的《史记传本考》、思田维周的《史记补正》、香川南浜的《史记辩解》、菊池高洲的《史记文诀》、清田徇的《史记律》、角田九华的《史记通》、冈白驹的《史记角隽》等。(74) 关于《汉书》的研究，江户时代的专家和著作，主要有户崎淡园的《汉书解》、《后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考》、《汉书质疑》，土冢田大峰的《汉书补解》、冈本况斋的《汉书律历志图志解》与《汉书笔记》。江户时代关于《资治通鉴》研究的著作也颇有，如清田徇的《资治通鉴三编批评》、石川香山的《资治通鉴补正》、羽仓简堂的《资治通鉴评》等。此外，江户时代还有赤井东海的《战国策遗考》、太田晴轩的《战国策考》、猪饲敬的《补修‘史通’点烦》等。(75) 由于受中国史学影响很深，日本古代史学在编纂体裁上，也基本采用编年体、纪传体等基本史学体裁和方法。 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一些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影响大的，有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他出生于1866年，日本京都帝大教授，对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都有探讨。《中国史学史》是他20年代在京都大学的演讲稿本，1949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从“史的起源”一直写到清朝史学。这本著作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有较深阐述。他对《史记》的评价相当高，称《史记》在当时是一部巨著，至后世也受尊崇，“遂于书籍部类中开出一个史部”，“在今日也堪称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他写道，《史记》远离当时时尚，以一己之天才囊括古今而成一家之言，“显示出司马迁的卓越见识。”他也赞赏章学诚的史学编纂理论。他写道：“以今天的眼光看，史学不应该仅仅是记录事实的学问，而应该从原理原则的角度把握其根本，这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方法。”“在章学诚看来，所有的学问皆非以哲学为本而是以史学为本，一切学问都归之于史学，不具备史学背景的东西就不能称其为学”。内藤认为章学诚从这个意义上阐述史学，是其学说“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史学史》还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见解。(76) 内藤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还不是很多，(77) 所以内藤的著作还有相当影响。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曾经撰文评论内藤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78) 杨联陞还介绍内藤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内藤的这本著作还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代表作。 此后，日本继续有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增井経夫的《中国史学史》，1984年由刀水书房出版。被认为是内藤以后的一本比较重要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79) 增井経夫还撰有《史记的世界》等学术专著。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出现一批扎实的学问家及其著作，如泷川龟太郎(1865-1946)的《史记会注考证》。他用20年的时间进行这一专题的研究，汇集中日两国关于《史记》的各家注释百余种，加以考证。全书以汉文文言文撰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史记》原文及注释，保留了关于《史记》的很多珍贵文献，为研究《史记》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学者对这本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之前，这本书一直会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80) 此外，田中笃实所校《增订史记评林》也是一本精致著作。70年代开始，吉田贤抗、水沢利忠、青木五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做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个译本也比较精到，本纪、世家、列传、书都有翻译，译本附原文，加注释，有评论。吉田贤抗等学者的《史记》译本被认为是与维特金的俄文《史记》本、华兹生的英文《史记》、沙畹的法文《史记》一样，是世界几大《史记》译本之一。 日本学者也很关注中国当代史学的研究。对这方面情况的考察，往往可以结合其对中国断代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希望从中国学者的断代史研究中，把握中国史学的最新情况。这方面的情况很多。1955年12月，翦伯赞、尹达等作为“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成员访问日本，被邀请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81) 做“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学术演讲。日本很快就有论文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问世。(82) 日本学者认为，关心当代中国史学，目的是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合适的国际学术空间。他们对清史学的研究也这样，著作与论文相当多。(83) 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是研究热点。 关于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要注意一个趋向，就是他们试图在这样的研究中，向世界推广东亚和中国的史学传统和思想体系，让西方史学界更多了解和接触东方史学传统和史学方法。他们认为西方史学和东亚史学应该互取短长，在各自传统优势上发展。 日本学者佐藤正幸教授就谈了这样的想法。他在题为《从比较视角看东亚史学》的演讲中谈了东亚史学的传统、特点和重视东亚史学传统的意义。(84) 他说，西方史学著作主要供个人阅读并由个人撰写，东亚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公众史学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东亚的概念，包括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东亚的历史围绕中国而展开。历史意义上的东亚被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东亚共同文化遗产。东亚史学的特点是追求历史客观性，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甚至超过著述本身。所以东亚史家对历史忠诚记载、对历史细节精确评论，官修史书的特点至今“留在人们集体史学的意识里”。他强调过去仍然被看做是“最可信的‘人类镜子’”，“人们从官修史书中想寻求的不是‘一段’历史，而是‘整个’历史”，“它的可信是由公众编撰来保证的”。所以东亚公众史学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东亚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共存”，而不是“冲突”。他认为“专业化和专门化”、“公众史学与集体编撰”两者没有矛盾，而是未来史学的趋势。佐藤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和东方史学的意义，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史学的新思考。(85) 四 几点思考 1、重视史学比较研究和深入认识中国史学。 海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十分关注的，相当一些国家在做这样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也研究中国当代史学，很多方面的探索相当前沿。 我们所以强调比较研究和比较分析，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只有把中国史学放到国际史学交流和背景中考察，才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对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史学的主体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进行研究；一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进行研究，研究他人或后人如何接受史学著作及其影响程度；还有就是对史学的中介进行研究，研究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86) 当我们从史学接受、史学传播或史学影响、交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史学研究的天地会广阔很多。 交流和影响研究使我们得以把相当一部分目光转向对海外对中国的史学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发掘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海外，一般比较有规模、底子的东亚系，都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一些教师还自编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教材。如同崔瑞德所主张，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史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应该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学者这方面的思考更多。他人的眼光有时候对我们是重要借鉴。我们对自己史学的研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这样重视，我们以前也估计不足。有时候，我们自度当代史学离现实太近，沉淀不够，是否即时研究难说。看了海外学者的探讨以后，感受就不一样。如前所说，无论是美国、英国、前苏联(俄国)、日本，都非常重视当代中国史学，而且越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越多；越是在国际舞台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越多。50多年来，美国一刻没有停止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他们研究当代中国史学，一方面是为了把握中国史学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史学变化背后的大背景。从这点上说，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了。(87)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往往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品。有些著作的价值，中国人自己还没想明白，他们却捷足先登了。例如《诸藩志》，我们还没有当回事，外国学者居然仔细地翻译介绍了。又如章学诚，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比较晚，“文革”以后才陆续出现。但在美国，倪德卫1966年就出版了章学诚研究专著。法国戴密微研究更早，其成果和观点迄今还有重要价值。 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外国人在理解中国文化过程中总会有母境文化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都会造成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不同理解。这恰恰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别人是为了认识自己，中国史学发展需要多照镜子。 2、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和深入了解世界史学。 研究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希望从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了解海外学者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一般状况。从对海外的中国史学研究中，窥探各国史学发展的新思潮、新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芮沃寿曾经和史华慈商量召开中国史学的研究会议，希望通过会议，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编纂传统”，并强调主要是为了认识世界史学。(88) 法国学者吕森(Jorn Rsen)也说过：“了解他人是认识自己的最好办法”。他强调：非欧洲史学对于从根本上了解历史思维的内在规律非常重要。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谈到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时也说，促成与中国的史学比较，在于这是“更有普遍意义的研究项目”。(89)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把它作为人类史学及其本质认识的重要参照。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毫无疑问地是对世界史学发展及其趋势的一种关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事实是不可篡改的，所以要发掘史料、忠实地还历史本来面貌。科学技术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更新，确实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海外对中国史学研究也这样。近几年来，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对一些国家的中国学产生影响，所谓的妇女史、性别史、大众宗教、礼俗史、民族史、边疆史等新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现，都和这些思潮有关。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受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现在海外所出现的对中国古代史学叙事方式的兴趣、对中西史学比较问题的关注、对公众史学的推崇、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再评价等，都和发展中的史学思潮有关。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正是出于对国际史学思潮的认识。 1968年，史华慈提出重新认识“轴心时代”的问题，强调东西方先哲思想的创造性和平等地位问题。(90) 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批判西方中心观念。美国学者还提出把中国作为理解人类文明及其思想进程的实验室的新观点，包括强调重视社会人文关怀，提出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在物质富裕时代的特别重要性。这些问题针对性都很强，都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来的。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些美国学者还提出中国古代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观点，强调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特点是研究人与道的关系。这些阐述使很多西方学者觉得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有新的比较的共有层次，有比较研究的合适交汇点。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一个跨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话题。类似这些话题的发掘，都有利于我们对国际史学的新了解和新认识。 3、坚持民族史学道路和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 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发展，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实际上还是两个努力方向：一个是坚持中国民族史学的特色和传统，一个是有条件地融入国际史学大家庭。这是老话题，但老话题往往处理不好。 回顾使我们发现，要发展好自己的史学，首先要做好对自己的研究。2005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加拿大学者说，中国学者要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根。所谓守住自己的根，就是研究好自己，保持传统特色，不能妄自菲薄；不要东风来东边倒、西风来西边倒，把自家的根丢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1995年，在德国的一次关于中国史学的研讨会上，(91) 中国学者刘桂生就严厉批评中国学者妄自菲薄的现象：“中国史家正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而没法正确去理解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东西变成他人的，而他人的东西离自己的大远。”他讲的确实是严肃问题。中国学者不深刻研究好自己的史学，不可能拿出特色的绝活与别人交流。 诚然，在坚持自己特色研究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和考察海外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体现国际前沿的学术思潮和方法，并有批判地消化吸收，成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现在海外学者对大众史学、公共史学的研究，都有国际史学思潮影响的背景。中国史学研究的边缘化趋势令人担忧，市场大潮引起的人文素质培育受冲击，都呼唤公共史学的出现和发展。海外学者的一些建议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史学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回顾也使我们有这样的启示：中国学者要在坚持传统史学特色的基础上走向世界，一定要注意培养两栖型人才。所谓两栖型，一是知识结构的两栖，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知识和学术功底，又对西方的理论思想体系了解和把握。史华慈在推荐或介绍学术界朋友时，没有一次不提及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视。(92) 还有，就是既要有中国生活和学术的经历，又要有海外求学、语言和工作资历。实际上，能够在东西方学术界游刃有余、两边都接受的学者，也主要是这些人。他们对东方史学和西方学术都比较了解，两边人脉也比较清楚，又有语言优势。我们要重视这方面专门人才的交流、引进和培养。中国当代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面临这些新问题和新选择。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