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雝集 序
老友臧振《西雝集》即将面世了，这是他几十年论文精粹的汇集，值得一读的好书。
记得他刚退休时，我就催他汇集出版，并答应写一篇序，他同意了，谁知一拖就是好几年。他解释道，一位已故陈高佣教授的遗稿，其家属请他帮助整理出版；陈教授是建国前相当知名的大家，他不忍心看着遗稿泯没，所以痛快答应了。原来以为简单，谁知颇有难度，既然接手就得干好，因而拖到今天。他这种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的精神，时下已难得一见，对此，我唯有敬叹，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和他相识已数十年，许多经历颇相似。早在1963年，我们同时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上本科，我读研究生，三年后又一道经历了文革的洗礼，1968年同时离校，奔向黄土高原。他转辗到了陕北佳县，教了十年中学，我去了山西大学。以后他上南京大学读研究生，1982年到陕西师大。我也于1996年调到师大，成了同事。他虽说是四川人，一聊起来，我们还是同乡：他的祖籍也在浙江，离我家不过一百来里路。在我们出生前80年，太平军攻下湖州，他的曾祖父曾被慕王谭绍光召为部属，其后逃到四川，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今，他的本族人还在浙江长兴老家聚居。他主要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在师大还兼管文物室。我主要研究宋史，曾一度研究古文字，对先秦史颇有兴趣，在山西大学创办过考古专业。我们共同语言比较多。臧君为人低调、谦让，从不与人争名夺利，但在学术上，无论对谁，凡有不同意见时，他都会直率提出，唯真理是求。
我对他学术水平的了解，是读他的著作《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开始的，书的篇幅不太大，近15万字，1994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如果单看篇幅和出版社的知名度，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介绍性读物。然而仔细捉摸一下题目，就会想到这里有文章，“智慧”二字，与一般人想的巫婆神汉装神弄鬼闹迷信，全然不同。巫是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绵延数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理由是什么，智慧在那里，我没有研究，自然很愿意一读。全书分十二章，学术味很浓，甚多独到的见解，足以辟除几十年来流行说法之误，显然，这是地道的学术专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点：
第一，《山海经》这本奇书，我过去读过，从地理角度看，不少地名颇有依据，然而所提到一些国人的长相，分外奇特，如讙头国，人面有翼鸟喙；三首国，一身三首；三身国，一首而三身；一臂国，一臂一目一鼻孔；奇肱之国，一臂三目；氐人国，人面而魚身無足。这怎么可能呢？考古发掘证明，古人与今人并无多大区别。既然如此，为什么那样写呢？我十分困惑。对此，臧君作出了回答：那些形象是所在国的图腾（页12），《山海经》是夏人的巫书（页21）。上世纪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亦是巫书，上面画的各种古怪的形象，其中就有一身三首的怪人，与《山海经》描述的形象相似。
第二，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出现一种鸟虫书，字体曲折盘旋，并附有鸟虫形装饰，字比较难认，看起来很美，古文字学界多认为是为了装饰美观用的，我自然也接受这一看法。臧君则反驳说：“为什么鸟虫书主要刻在兵器上，而不刻在更需要装饰的礼器上？”“鸟虫书的刻画显然出于某种巫术心理。”（页168）我过去对鸟虫书很感兴趣，曾下工夫将所有能见到的鸟虫书资料，一一临摹下来，编成小字典，试图作一番系统的研究，却从未想到它与巫术有何关系，此说对我颇有震动。仔细想来，臧说是有道理的。从现有刻画鸟虫书的国家看，有吴、越、楚、蔡、宋五国，除宋在黄河南、淮河北外，其他都在江淮以南，这些地区确实巫风很盛，直到赵宋时代，巫风范围虽略有缩小，但在江南仍然兴盛。从装饰的形象看，大多是鸟形，也有龙形、蛇形等，它们大多附在“王”字、主人的名字及“用”字上，臧说是为了神化主人、震慑敌人，有其道理。从所刻器物看，极大多数刻在兵器（以戈为多、剑次之、矛较少）上，而鼎、簋、豆、壶、盘等礼器上，均无鸟虫书。稍微特殊一点的是以下三件：越国者旨于赐钟、册某带钩、之利残片，亦有鸟虫书；钟是乐器，带钩是腰带上的构件，残片呈弧形，似为圆形器的一部分，肯定不是兵器。若以巫术说去解释，似乎有点勉强，有可能是为了美观。还有的戈只刻鸟虫书“玄翏”二字，（《商周金文录遗》563）没有人名。联系到楚国后期还出现一种蚊脚体的字，每个字形细长、屈曲，笔画末端或中部较粗肥，像飘带一般，看起来很美，这可以称作是美术字。因此，我在接受巫术心理说的同时，觉得仍有美观说存在的一点点空间，不知臧君以为如何？
第三，对董仲舒，我素无研究，只知思想界的主流观点是，董将儒学神学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的中世纪神学正宗思想》）。而臧君则对此提出挑战。他重新审读董仲舒所说的“尊神”二字，认为不应连读，而应点断。董仲舒所谓“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臧君解释说：尊是让人们畏惧，神是为了体现阴阳变化；尊就要任贤，神就能统一思想；贤者成为左右手，国君就有尊严了；思想统一就能象阴阳一样变化若神。显然，尊和神是两个概念，神也不是指主宰人世的人格化的神。（页89）董仲舒明确地说过：“致雨非神也。”即天上下雨不是神起的作用。“在董仲舒的儒学里，最高的概念是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季之类，不是神。”在汉初，儒学不被重视，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推导出降雨、止雨术，用巫术那明显的功德去吸引人民，抬高儒学地位，让人们进而认识儒家的仁义理智三纲之类。”一句话，董仲舒用巫术理论改造了儒学，使它在汉朝能立定脚跟。
这部书从巫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解读颛顼的绝地天通，夏启的九歌九辩、商汤的祷于桑林等史事，重新观察巫与儒学、佛教、道教、中医的关系，新见迭出。我想，研究专门史的学者，读一读这本书，一定会有新的启示的。
臧君所写论文，与上述专著一样，只考虑质量，不求发表的刊物有多大的名气。收在《西雝集》里的38篇论文分为四卷：先秦史、思想史、考古、学术评论。，
先秦史卷中的《西周丰镐成周说》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它探讨的是西周史上的大问题，宗周和成周到底在哪里？学术界的普遍说法是：宗周指丰镐（今西安），成周指洛邑（今洛阳）。这似乎已成定论。而臧君则认为宗周指周原（今扶风歧山），成周指丰镐（今西安）。从文献记载看，宗周是周王和贵族经常活动之处，毫无疑问，那里应该有城、有大建筑、有大量的青铜礼器。考古发现证明，只有周原具备这些条件，丰镐无城，缺乏大建筑，青铜礼器虽有发现，其质量和数量远不能与前者相比。因此宗周应该在周原。新出土的何尊铭文又为丰镐成周说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铭文云：“维王初迁宅于成周”，“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唯王五祀。”这是说：“成王五年，‘成周’丰镐的‘京室’落成，成王由岐阳‘宗周’迁宅于此；同时继承武王遗志，开始了‘新邑洛’的规划和建设。”洛邑是周平王东迁后才成为国都，随之，有人将成周之名移至洛邑。文中对于各种旧说，均一一给予有力的辨驳。宗周、成周之辨，至此可以结束了，西周史的首章应据此改写。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对上百件涉及“成周”的金文，作新的解读。臧君在文末指出，金文中的“京宫”、“康宫”都在丰镐，而不在洛邑。我联想到，唐兰、于省吾等大专家曾经激烈争论过的西六师、成周六师问题，据此可以作新的解释了，即成周六师的驻地在丰镐，而不是洛邑，西六师的驻地则在宗周。
在思想史卷中，有两篇讨论凤的论文，很有见地。一篇说凤德不是王之德，而是士大夫之德。另一篇谈凤鸟不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也不是王权象征，更没有大一统的特色。我觉得说的都在理。唯有一处提及“上古三代”都讲“德”，我有些不同看法，“德”字在商与周代，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德表示巡视之意，或仅作祭名。在西周金文中则多作为一个道德观念加以强调。
本卷中还有两篇论述五行思想起源问题，文中驳斥了五行起源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说法，因为它在朴素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已经有了。又将容易混淆的早期五行思想与战国晚期邹衍五行思想的区别开来。并进而探讨五行思想的演变和影响，分析很透彻。
在考古卷中，有十一篇研究古玉的论文，这是自成系统的一家之言，特别令人瞩目。如以制造精美绝伦的玉器而闻名的良渚文化，为什么突然兴起，在绵延千年后，又骤然消失？学者们对此有种种猜测，洪水说、北上说……，这一切都缺乏说服力。臧君通过对考古发掘资料的仔细分析，又吸取诸家论文中的合理成分，最后认定：其玉不是就地取材，而是来自遥远的辽宁岫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有过一条玉石之路：从浙江良渚北上经过今江苏、山东、再穿越长山列岛，到达辽宁岫岩。一批良渚人跋涉千里到那里开采玉矿、装运到良渚。良渚文化由此兴起；待到一千年后，玉矿枯竭，良渚文化也就随之消亡。在此之后，后人又开辟了一条通往昆仑山的新的玉石之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对古玉的功能研究上，臧君认为今人的许多解释是错误的，我们不该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观察古人，而应从古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去理解。臧君利用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去客观地观察、分析。他坚信，古人将各种玉器埋入土中，是为了供鬼神食用的。他们在祭祀时，贡上这些美味佳肴，是希望从鬼神那里得到回报：天旱时下雨，天涝时止雨等等。我觉得臧君的说法有道理，是可以信从的。
臧君只追求论著质量，不讲究出版单位，已发表的论著都不是知名的出版社、刊物。这在古代和近代是平常事，但在现代，却会影响到人们的关注度。香港研究巫文化的学者王章伟，曾送给我一部书《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2005年，中华书局），他在书中列举了大陆八部有关巫的著作，得出结论说：“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深受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影响（页3）。”并批评道：“中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硬套理论自有其不足与弊病。”可惜，他没有见到臧君这本书，否则，将会加一句：只有臧氏书例外，那是自出心裁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
本来，货好不好就看货本身的质量，最近却盛行一股不正常的评价风：只看包装，不问内囊。这样一来，有些次货设法贴上名牌的标签，就成了上等品，评奖、升职称，什么都有了。而一些好货因为没有贴名牌标签，被冷落一旁。臧君一向淡泊名利，对知音多少，并不在乎，但对学术的进步而言，实在是个损失。我希望，有志于学术的同仁们，在关注外包装的同时，不要错过了无名牌标签的似臧君那样的论著，那可是经得起火炼的真金。
品尝到一道佳肴，自然希望再来一盘。读完臧君的论著，收获多多，也自然还想看更多的产品，一饱眼福。然而，这几乎就是全部了。依他的水平，在这几十年中，写出比现在多上一倍的论著，本非难事，但是，有几个因素制约了他。一是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不愿轻易出手。二是身体跟不上，大学里，一次手术之误，使他的呼吸机能受到损坏，现在每年都得有几个月去海南广东休养才能缓过来。三是帮助陈高佣、斯维至两位老先生出书，费了几年时间。四是他太专注于教书这一职业了，恨不得倾注全部心血。他给本科学生、研究生上的课比一般教师多，备课特别认真。课余学生来请教，他都热心接待，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他成天在工作室待着，双休日也不例外，我每次去看他，总有学生在那里，他的工作室几乎成了学生的家。而他对许多学生的了解，辅导员都无法与之相比，辅导员只熟悉本班学生，他对全系历届学生都相当了解，不光叫得上姓名，甚至知道学生的老家、学生的特点、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他的脑子里好象存了一部活档案。他还经常与往届的学生发短信、打电话或上网联系。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他整顿了文物室，收集了千百件文物，他最得意的是，竟然收集到了秦宫超大型凤纹空心砖，武则天时太子李弘的管家闫庄墓志，那是大型博物馆中都难以见到的、够得上一级的文物。他搞科研，一半为学术，一半也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像他这样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教授，恐怕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值得高兴的是，臧君现在比较注意养生，原来的体质是很好的，又小我三岁，属羊，羊乃是吉祥之祥的本字，汉代铜器上常见“大吉羊”三字，那就是大吉祥。我相信不久还会欣赏到他制造的新的精品。
李裕民 2014年10月17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