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狂热中开始了一场史学革命的鼓噪，但随之而来的全民饥饿，使众多史学家有意无意将眼光放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上，对与民休息政策的特别推崇，自觉不自觉地总结文景、贞观等治世的经验，不无寄托对改变折腾生产关系和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学大寨（一位美国人当时就断言：全国学大寨，全国没饭吃）的幻想。
然而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史观普遍流行的年代，权威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那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经典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句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给奥·倍倍儿、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所以阶级斗争史观是不容置疑的，大家也是深信不疑的。比如「文革」后期的1975年，北大历史系请工农兵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我也被找去参加。讨论编书的指导思想时，有人提出要贯彻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两条红线，在场的我到底是已有七八年当产业工人的经历，说起话来比田余庆、李培浩等老师们有底气，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历史只能有阶级斗争一条红线，不能再并列一条别的红线。总免不了在阶级斗争史观的框框里说事，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可笑。
关于让步政策论的争论，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双方也都是在承认阶级斗争史观的共同前提下，做你死我活的纠缠。
1959年我进北大历史系读书，中国通史课程用的就是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史纲要》的铅印讲义。翦伯赞先生和老师们努力用让步政策论来诠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翦伯赞先生是最早表述这一观点的，他于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生产力又有连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这一论述被概括成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多年追随陈寅恪先生的汪篯，1947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20年，50年代初学校特别选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两年理论，于是有党内红色专家之称。1953年5月30日在《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上，他以季铿之名发表了题为《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一文，由唐初实行「均田制」，论证唐太宗「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时间上只略晚于前述翦伯赞先生的文章。
如何解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有没有实行过让步政策，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学术见解；编教材和写文章，本来是学术上的事情，应该自由地进行讨论。马克思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中，早就表示了对学术自由原则的赞美和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憎恶，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恶劣的」。可是在我们这里，竟煽起群众运动，用批斗的方法，将扼杀学术自由的书报检查发展到极致，酿成了屈辱人格、夺人性命的许多悲剧。于是在「文革」时期，主张让步政策论的汪篯教授，先于翦伯赞先生罹难。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其实让步政策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陈伯达，三四十年代他的文章里就有类似说法。「文革」开始后不久发现的这个秘密上报到了戚本禹那里。当时的陈伯达是中央第五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被宣布为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不允许炮打的。戚本禹当即下令封锁材料，不得外泄。如果他有先储备起来，将来当做炮弹抛出来的想法，在那时也是不足为怪的。可仅此一事就可见「文革」黑手们搞大批判的龌龊不公。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文章，猛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清官论，掀起「文革」风暴后，在史学界，则是翦伯赞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首当其冲，让步政策论和清官论一样成为狂轰滥炸的靶子。这时，一位30岁的年轻人孙达人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当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定于一尊」的传统，使这个本可以讨论的问题，再无可以质疑的余地。以前没有听陈先生的话远离政治的汪先生，此时天真地还想争鸣，这是他又一致命的错误，狠狠撞上了南墙。
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立即升级，汪篯先生很快被抛出来。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丘易的文章《从「贞观之治」看「让步政策」论的谬误》，点名批判上引了1953年汪篯先生文章：「从《贞观政要》中大量征引一些出自李世民及其臣僚之口的话……来证明李世民『确实』很懂得『为君之道』，很懂得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个『明智之主』。因此他才采取了『让步政策』的措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因为引用了《贞观政要》的材料，便被批为「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惯技，而且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的史学中，也是最下乘的方法」。
丘易上纲上线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认识问题。从实质上看，这是持这种看法的人的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是从历史研究中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宣扬反动统治阶级的「惠政」「德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达到否定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这样一个大问题。直到目前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还哓哓争辩，这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一时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一股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宣扬阶级敌人的「明智」的思潮在我们史学领域中的反映。
丘易说要「清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自己则完全不加论证地这样论证赋役剥削的程度一代比一代加重：「以汉、唐、明、清而论，一般说来，大抵唐代比汉代增加了三倍，明代比唐代增加了七倍，至于清代，则又甚于明代。」笔者曾经分析过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情况：两千年间徘徊在勉强维持温饱线上，没能做到「耕三余一」。真不知道汉代的「十一之税」已经是「此农夫之所以常困，有不劝之心」，明代重于汉代二十一倍的田赋户调从何而来！
丘文发表的背景是一周前的3月16日《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邀请北京和外地在京的部分史学界人士参加的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座谈会。汪篯先生与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与会的人告诉我，那天先生的情绪处在「亢奋」状态，强烈为「让步政策」论辩护。结果引来了丘易一周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上述文章。当时这样的点名都是要经过上面批准或授意的，公开点名也就是抛出来批判打倒之意。
《新建设》同时在3月号上刊出《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笔谈》，所收的五篇文章中有与会者整理的发言稿，但没有汪先生的。从一面倒的批判声中，特别是上纲上线的很重分量的批判话语中，可见座谈会火药味之重。诸如：
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等，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言辞，为什么今天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仍会全盘接受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养尊处优，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根本没动（甚至更发展）……口头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感情、生活——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他们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硬把农民生产积极性所造成的繁荣，说成是出于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恩赐，这真是极大的污蔑。……这种论点是极端反动的，危险的。
在中国历史中，无论哪个朝代，在扑灭农民起义以后，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秩序、重整纪纲。他们所要的「秩序」和「纪纲」都是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服务的。他们首先要作的就是要加强封建生产关系。这是对于农民的反攻，怎么说是让步？……其间即使真有一点小恩小惠，那也是不折不扣的欺骗，怎说是让步？
我同意同志们说的：在中国封建时代没有什么「让步政策」，所谓「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个统治手法中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交替为用，是捣乱失败后的再捣乱。问题不在于封建统治政权会不会和有没有让步，而在于以什么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这种现象。是加以批判分析，揭露它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还是无批判地加以赞扬和歌颂，就成为根本性的问题了。在我们看来，所谓「让步」就是掠夺，所谓「让步政策」，就是掠夺政策，或者说掠夺的一种手法，一种策略。只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说这是「让步政策」。……必须声明，作者本人原来也是「让步政策」论者，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在同志们的帮助与启发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阵前起义，向真理投降。
记得在那数月前，「让步政策」论问题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和汪先生有过讨论。他的见解在上课时反复说过，所以主要是听我的意见。我举布列斯特和约等一些例子说明，让步是政治斗争各方都会用到的策略，目的是换取对方的让步，当时我还能说出经典作家关于「让步」的论述。但是我以为，用「让步政策」来概括统治阶级一个时期的总政策是对被统治阶级的让步，就不合适了。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可能是全面让步。而如果新的统治者不让步，那农民不是白起义了？印象很深的是汪先生当时的表情，听我讲时没有反驳，我讲完后，他盯着我看了许久，还是一言不发。这和我们以前讨论九评文章时他侃侃而谈的情景大不相同，大概是心境不同了吧。在《新建设》杂志的座谈会上，他那样亢奋的表现，我听到时有些意外，又是在意料之中。执著寻求阶级斗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答案的他，找不到让步政策论以外的解释，就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了。
座谈会之后，丘易的文章和笔谈迅速出笼。3月25日，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刊登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见报，接过「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的问题继续批判，上纲到「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这是现在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从座谈会到戚本禹等这篇文章，那黑色的十日，风声鹤唳，汪先生亢奋的一席谈，成为他人生的绝响。从此再没有他说话辩解的机会，他那被反右倾摧垮的孱弱的身体，也再没有气力抗争了。
6月1日广播曹轶欧策划的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政治赌博中的康生高兴地说，他也新中国成立了。「文革」的灾难真正降临全中国大地。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说1960～1962年在国内外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他邀请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这部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6月1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的文章。仅隔一天，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称：「他们叫嚷反动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这些是充斥在汪篯先生耳中的最后的声音。就在那之后两三天，他便自杀了，成为「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在全国他不是最早的，——毛泽东的秘书，极有天赋的田家英已早他几天自杀身亡。
吴宗国教授见告，促使汪先生自杀的，比那总还是学术理论的「让步政策」论更严重的是《魏征传》。我俩都记得那是上面直接布置的一项任务，具体说，是中宣部陆定一急要的书，别人写了，交给他审稿，汪先生还翻给我看过他补的大事记。后来我写《隋炀帝传》，就学他将时事大事和传主的事迹对照起来列表，也写了大事记。汪先生神秘地说那书出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交稿后仅一个星期，书就完成排版、三校、终审、印刷、装订的全套程序，进新华书店了。那是为赶在一次中央会议前出版，鼓吹魏征精神，矛头向上，不言自明。到这时，1966年的3、4月间，已经向国内外公开点以彭真为首的、手下有吴晗的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更被点为「阎王殿」的中宣部陆定一等，撮合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魏征传》会把参与者拉进去，一旦成为上了黑线的人物，罪行就远大于弄弄「让步政策」论的反动学术权威了。看清楚没有出路的汪先生，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离开人世。服药后数日，6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应该就是在他服下安眠药弥留之际，历史系在体育馆开始揪斗老师，只要被喊到名字的老师，不由分说就揪上去低头挨批斗。我记得很清楚，周一良先生被揪后不屈地高昂着头，眼里冒着火，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见到的闪烁着怒火的眼睛。可是第二天，周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检讨自己对抗群众运动的态度。
6月18日，在我住的38楼进门的台阶上，设了斗鬼台，在后面楼上巨幅「红色恐怖万岁」横幅衬托下，好多系的老师一个个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批斗。历史系的总支书记许师谦也被揪上去，当众批斗挨揍，他那时已中风，下来后，摸着墙角一点点蹭着往家走，谁都不敢上去搀扶一把。我同班同学赵德教，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团委书记，那天也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我怕他想不开，没等揪斗人散，就去学校南大门里的大概是19楼里楼梯旁等他。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满脸黑黑的，很沮丧，见了我也不抬头。我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大家都了解你，别想不开。」怕人看见，没敢再多说什么，就赶快离开了。二十年以后，他在河南新乡师院当系主任，有意要我去他那里任教，大概是还记得我当天的那一句话吧。
说这些是想讲，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汪先生看到没有希望时，不等凌辱加身就走了，是明智的。反正他也是熬不过来的，不如走早些，少些痛苦。近年我多方打听先生有无遗嘱留下——档案里没有，吴先生不知道，连他的儿子汪安也不知道有遗嘱。那他是无言地走的，他还能说什么。
我深知汪先生是那样热爱历史，热爱教学，他曾和我说，以后一起可以做四件事：一是写中国通史，但是这要四代人才能完成；二是写隋唐史；三是注新旧唐书；四是分门别类归纳整理隋唐历史资料，加以诠释。他最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为隋唐史研究做好基础工作。他一向下笔很谨慎，不轻易写东西，饱学的他发表的文章还不多。土地制度研究、唐代党争史……，他有多少书多少文章要写啊，可是都抛下走了。写这样的文字，手里的笔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到心脏难以承受。但愿所有跟我学习隋唐史的学生，我的已经在北大历史系读完隋唐史博士的女儿，和已经出生的希望未来也接班做隋唐史的可爱外孙女，将来再不用带着愤怒流着眼泪写这样沉重的文字；但愿他们再不会有我没能活下去的老师汪篯先生，以及没能工作下去的老师的老师陈寅恪先生这些祖师们的噩梦。谁和我一起来祈祷呢？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昨日（端午节）跟随导师去胡老师家拜访，听讲了他在几次大会上的发言，言及汪篯先生之死，不同于此文说的安眠药，因为他后来确认是农药，死前很痛苦，言语间看得出胡老师的悲痛。今天特找来此文以作记忆。另附臧振先生的回忆之文。
汪篯先生去世四十年了。十年前我曾写有《汪篯的最后二三年》，送给历史系学生刊物《唐潮》。在我印象中，那时的学生知道汪篯的十分有限，令人悲哀。近年来，在“数字史学网”上不断有真正入了史门的学生崭露头角，知道陈寅恪的人越来越多，知道汪篯的人也多起来，令人欣慰。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说汪篯先生的死因才是有意义的。
现将十年前的文字稍加修改，贴上“博客”，公诸同好。不指望有人讨论，但愿能存留空中。
三十年来心里一直在嘀咕：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汪先生就寻了短见？最近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似乎找到了答案，便不揣冒昧，记下几件事，写下几句话，算是对尊师的怀念。
1963年新生入学，我被编在中国史班。班主任秦文炯，是汪篯先生的助教。为了巩固大家的专业思想，秦老师请了邓广铭、汪篯等先生与我们座谈。邓先生自然是讲他那“四把钥匙”
63年中秋节，汪先生惦着初次离家的孩子们，特地到我们宿舍来看望。他斜靠在学生床头，谈笑风生。关心他身体的同学就问老师的饭量如何？汪先生说：“你们猜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去，吃了多少斤牛肉？”大家猜不到，他说：“十斤！”问为什么吃那么多？他笑着说：“为了给老泰山留下好印象啊。”我至今怀疑：十斤？那是林冲鲁智深们向酒保要的数，汪先生是这等好汉？也许，汪先生第一次去丈人家，是住了好几天吧？
第二年上半年，不知道为什么，汪先生没有来过，秦老师也很少管我们，而由系上负责学生工作的人直接抓。听说，当初系上不赞成汪先生留秦作助教，因为秦的家庭成份是富农；汪先生坚持要秦，系上勉强同意。大概因为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富农子弟就不宜做班主任了——我这么猜想。
我们的隋唐史是汪先生另一弟子吴宗国老师任教。汪先生来听课，觉得我们可能听不懂，按捺不住就窜上黑板上写出那些我们可能不大懂的词句。吴先生很尴尬，急出一头汗，更讲不清楚了。汪先生说你下去，我来讲。他一边在黑板上不停地写，一边眉飞色舞地讲。正在兴头上，下课铃响了。汪先生说下次课我接着讲。下次课讲到唐代文学，汪先生更是兴奋，一段一段在黑板上写，我奇怪他怎能背得那么多；后来听说，中文系王力教授说，汪篯背的唐诗比他多。可惜我的课堂笔记“文革”初全当废纸卖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自己以前背过的几句，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汪先生挥动着干瘦的胳膊，极力强调杜诗意境的广大和气势的磅礴。不知不觉中又下课了，汪先生说，下次课接着讲。本来下面轮到顾文璧先生讲宋辽金元，顾先生拎着包来上课，汪先生堵在门口说好话，要顾先生容他再讲一次。这一次还是没讲完，下次又挡了顾先生的驾。唐代文化，汪先生共讲了六小时，最后是余兴未尽地把讲台让给了顾先生。同学们也被汪先生的热情感动了，放假前给汪先生送去了两盆花：一盆金橘，一盆文竹。
可是有人却向上面反映，汪先生这是要把学生往白专道路上引。大概是为了挽回影响，系上就让汪先生给我们做一次学习马列毛著的辅导。这是1965年春上的事情。汪先生先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说研究历史离不了马列毛著的指导。尤其是讲到《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汪先生在精确的理解中更是带上了崇敬的感情。由于谈的是自己的理解、切身的体会，没有人好再说汪先生是要把他们引上“白专”的道路了。
1965年秋，我们下乡参加“四清”。这期间，秦老师开始谈恋爱，女方是他的四川老乡。消息灵通人士说：女方的外祖父是国民党军阀王陵基，台湾那边还有亲戚。那年头，这话比今天说某人患有艾滋病更可怕。可秦老师不知为什么爱上对方，大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味道。文革中，他们举行婚礼，就在青年教师的宿舍，无非是吃糖唱歌之类；让新媳妇唱歌，她好歹不唱。那场婚礼，参加的有七八位年轻老师；至于学生，只有两个，那就是已被最“革命”的人暗里划入了“另册”还以为自己算是 “可教育对象”的我和小王。婚礼自始至终，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是王陵基的幽灵还是别的什么幽灵在空中徘徊？不清楚。
1966年6月初，我们被学校从“四清前线”召回，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晚接到命令，我和小王连夜从朝阳区麦子店村跑了四十多里路回到北大。第二天早上，只见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和被广播电台激励起来的人群。那时的年轻人，革命豪情高万丈，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了。
汪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也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六月七日，汪先生服下敌敌畏，痛苦地喊道：我不活了啦！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六月十日，汪先生离开人世。（在陈寅恪先生之前三年零四个月）
接下来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猛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 汪篯。那几节酣畅淋漓的唐文化课，也被“革命派”斥为“大毒草”。记得自己还曾跟着起哄，对一两个还愿意跟我对话的同学戏谑地说过“投以我毒草，报之以香花”的话。多年之后，看到灿烂的金橘配上茂盛的文竹，心里就会一阵隐痛。
“我活不了啦”，大概是汪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咀嚼了三十年，直到最近才嚼出些味道来。汪先生当时不能接受也无法面对即将到来的现实。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或听天由命的人；他走到这一步来完全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他的人格是完全独立的。当他的恩师因为史学理论的分歧要将他逐出师门，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时候，汪先生是不后悔的。可是现在，自己认定的真理忽然把自己抛到对立面、列为敌人，他无路可退，亦无路可进;他无法象许多人那样推诿于他人或归咎于命运。尤其是当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面对自己那么挚爱、那么倾注心血的孩子们的围攻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尽早离开的抉择。古志士仁人所谓“无所逃命，唯有一死”，汪先生做到了。
由汪先生的去世，我想到了秦老师的死。秦老师结婚以后，女方无法调入北京。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追随心上人来到青海某高校。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就怕这 “万万没想到”！）他为之献身的人儿并不爱他，让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绝望之中，他服下敌敌畏（象他的老师那样），纵身跃入了湟水。时间是1970年。
没什么好记的了。长叹中想到了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碑上写下的一句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依笔者愚见，汪先生已经以一死证实其为陈门高足；则陈先生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语，亦可镌于曾被其逐出师门的汪先生的碑上。
心欲驻笔，意犹未尽。再写四句，奠于先生灵前：
红羊无计逃劫火，
刍狗有灵待君说；
我觅一行醒世语：
为人不可太执着。
附注：红羊劫见《赵吉惠的魅力》
1996年6月初稿。
2000年11月二稿。
2006年7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