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1年11月5-7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在西安召开“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化”小型学术研讨会，并分别在6日下午和7日下午，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座谈。
受中心邀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英国剑桥大学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高级访学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以及本中心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丽娱研究员、吴玉贵研究员、黄正建研究员、孟彦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李鸿宾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教授等。中心成员王小甫、陈苏镇、辛德勇、荣新江、朱玉麒、陆扬、叶炜、陈侃理出席了会议。陕西师大贾二强教授、刘戈教授、杜文玉教授、周晓薇教授、黄寿成教授、拜根兴教授，碑林博物馆王其祎研究员；西北大学陈峰教授等分别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由荣新江教授主持，与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的座谈则分别由荣教授和贾二强教授、陈峰教授主持。
荣新江教授从最近若干年北朝隋唐墓志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出版，谈到墓志史料的的价值和局限，目前学界对墓志的个案和综合整理研究方式的优劣，并对比敦煌文书的整理研究历程，指出从文书到碑志是今后中古史研究的趋向之一。他希望大家围绕北朝隋唐史研究中出土碑志材料的价值、利用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或运用碑志材料，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个案考察，得出新的认识，介绍研究心得；或从宏观角度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正确使用碑志史料，推动北朝隋唐史研究走向深入，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有的学者还把自己近年来的研究课题及其进展，向与会者做了报告。以下依发言顺序，整理如下：
辛德勇教授特意为会议提交了《北齐乐陵王及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本末》的论文，围绕着民国时期出土的《齐故乐陵王墓志之铭》和《齐故乐陵王妃斛律氏墓志铭》，指出北齐武成帝高湛杀害废太子高百年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厌胜，即用以禳解严重威胁其政权统治和生命安危的凶险天象。这一点在《北史》和《北齐书》等史籍中本来有清楚的记载。过去罗振玉、赵万里等人未能合理解释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不理解阴阳术数对当时社会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在学术方法上，是受到晚清金石之学消极一面的影响，偏信金石铭文而忽视正史记载，从而未能理解百年太子夫妇墓志铭文中与正史不同的记载，本来是出于特殊原因而有意歪曲其事，不能视作信史。
麦大维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进行墓志研究的经过。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对墓志产生了兴趣。那时候几位在剑桥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编了一份月报，向他约稿，促成了第一篇有关墓志的文章。麦教授指出，中国大陆各地尤其是洛阳和西安地区的唐代墓志的持续出土，可谓是考古学界意义重大的成果，堪与埃及俄克喜林库斯古卷（Oxirhynchus Papyri）、以色列死海古卷和敦煌藏经洞写本相媲美。只不过墓志并非集中大量出土，而是陆续积少成多，因而未能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随后，麦教授还通过《周利贞墓志》和狄仁杰所撰《袁公瑜墓志》两个个案研究的经验，说明墓志材料有时比文献记载更可靠。他认为，墓志铭为学者提供了有关唐代历史的鲜活文本，势必对据传世文献写出的史学作品有所拓展、补充、修正甚至改写，墓志的价值也正越来越得到应有的重视。他表示，这次来西安亲眼看到很多新近出土的墓志，是不可思议而又值得纪念的经验。
黄正建研究员在发言中着重提出了两点重要看法。第一，研究墓志不仅要关注内容，也要关注形式，即墓志的“书式”问题。例如“平阙”，由于墓志原样保留了“平阙”，因而比传世文献更原始也更真实。一般来说，唐代前期的墓志基本遵守了法令规定的“平阙式”，但到后期，“平阙”出现了涉及词语扩大化，以及“阙”字字数扩大化两种倾向。这种“书式”上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的和观念的变化，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斗争或集团斗争的真实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他写过《平阙与唐代社会政治》一文。第二，若研究某一类人，墓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例如研究“六尚长官”，就必须依靠墓志提供的大量材料。他在写出《六尚长官考》后又写了《六尚长官考补》，所补70余人就几乎全部出自墓志资料。而搞清这些以前不大关注的职官，又反过来有助于对其他墓志的研究。利用“六尚长官”研究“井真成墓志”，就是其中的一例。
齐东方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强调要重视墓志的摆放位置，发掘地点与墓中物品摆放组合的方式，发掘从中透漏出重要的史学信息。他还指出，应注重墓志的纹饰，不同时代墓志的纹饰亦不相同，可据以与金银器上的纹饰相对应，作为金银器断代的辅助依据。
李鸿宾教授认为，墓志作为资料而言，是非官方、细碎或片段的记载，较之传世史料，其整体价值显然是第二位的；但墓志资料未经后人删改或整理，保持的相貌却是原初的，就此而言则较传世文献为真。即使是撰者有意识地回护和选择，也能反映出撰者和墓志家族成员的某种心态，具有“通性之真实”。他以自己在研究中所依托的《贺拔亮墓志》为例，说明将之与传世文献相互校正，可以促进陈寅恪等学者“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论说的细节化，亦能作为回应日本学者所谓中古时代贵族制、胡汉关系两条主线的具体阐述。
陆扬教授的发言，着重探讨了墓志文献在唐史研究中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他指出，唐代墓志包含了大量中层甚至下层人士的生平和家庭情况、社会网络，包括了各种生涯的社会群体。这是新旧《唐书》等正史文献或其他类型的文献所不具备的特点，为复原唐代社会结构和多面向地了解其实际运作，提供了最关键和直接的材料。它有助于更深入地观察唐代社会，也使我们能够真正在具体史实层面对以往研究中的种种推断加以评估。不过，研究墓志也要避免片面追逐新材料，却又停留在仅用以“补史”的层面。除了和正史等传世文献比照研究之外，还应该认识到墓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体。简言之，它是唐代最普遍意义上的介乎于“公”和“私”之间的书写，很多个人的感受和要求被允许甚至被期待在其中获得表现。这迫使我们放弃以往将墓志仅仅看作一种阿谀文体的简单看法，而通过了解墓志书写的特性以及它如何与当时的公众舆论互动，来探寻唐代个人或群体的“声音”，从而真正进入墓志的世界。陆扬教授还建议，在研究生培养中，阅读墓志可以作为最有效的了解中古社会的门径。
叶炜副教授认为，利用墓志材料，至少可以有两种取向。一是发挥墓志资料相对于其他类型资料的特点，研究特定问题。如目前对中古时期妇女、地方官、下层官僚、宦官等问题的研究，就能发挥墓志资料的优势。另一取向，主要是从单个墓志出发，努力发现其独特信息，揭示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大唐西市墓志的整理，以录文工作为重，主要是从第二个角度着眼的。在他参与整理的30余方南北朝隋代墓志中，《安备墓志》提示我们注意粟特人的佛教信仰，《王光墓志》揭示了北周赐胡姓以后的汉姓行用问题，《李药王墓志》中透露出李靖家族问题等，均有研究价值。
吴丽娱研究员回顾了参加大唐西市墓志整理项目的工作经验，指出识读墓志和录文是综合性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各种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使整理者获得很大提高。墓志作为新史料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但运用之际也要注意，应当查对原文，一个字的不同有时会造成极大的差别。她还认为，墓志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墓志的研究融入课题之中。她介绍自己曾做过的官员葬礼制度研究，虽有传世史料《开元礼》、《天圣丧葬令》可作为纲，但检验制度实行与否仍需要墓志发挥极大的作用。例如诏葬、赙赠、赠官等重要内容，若没有大量的墓志，很难想象能够搞清楚。另一种则是针对具体墓志进行，可分为三步：一是识读录文；二是补史证史，发现问题；三是更进一步将研究的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联系起来进行一些框架式的探讨。她最近与社科院历史所的陈丽萍副研究员合作，通过墓志探讨宫廷后妃的结构变化与帝位继承问题，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王小甫教授的发言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关于墓志资料，他十分赞同麦大维教授在北大所作讲座中指出的：墓志文字容有修饰，记载的未必都是事实，但毕竟是当时人所作，遣词造句真实反映了撰者的思想和时代风气。其次，他同意辛德勇教授在会议报告里讲的，墓志材料与文献史料未可偏信偏废，两者应当兼收并采，相辅相成。最后，王小甫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情况表示，以前由于选题等原因，利用墓志材料不多。今后的研究将重点关照国家认同过程中制度对于群体身份的塑造作用，墓志资料在这方面显然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将尽可能充分利用。
吴玉贵研究员指出，近年来大量碑志资料的出土，一方面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原来已有的研究，同时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北朝隋唐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非常值得重视。但是，与新出土的文书资料一样，碑志资料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传统史料。学界非常景仰的唐长孺先生，之所以在新出土文书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对传统史料的熟练掌握和充分利用。因此，新出碑志资料与传统史料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孟彦弘研究员从史料学的角度，探讨了利用墓志资料的方法问题。他认为，目前学界使用墓志，多借助《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全唐文补遗》等录文本。但整理墓志的经验表明，录文错误很难完全避免。因此，在研究中使用墓志资料，一定要与拓片进行覆核。其次，应重视墓志本身的时与地。旧时文物商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这样的作品，现在的考古发掘当然更加重视。墓志资料的使用者也应格外注意，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比如，墓志存在唐折冲府名可供利用，但必须注意，这些府不是同一时间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抄出府名，只能说明该府曾经存在过，不能简单累加，以说明折冲府的数量。
刘屹教授在发言中说，他最近完成了一篇利用唐代碑志材料的专论，是对唐墓中出土数量不菲的五方镇墓石所做的一种整体性的考察。通过这个考察，试图揭示五方镇墓石传统从纯粹六朝道教的产物，到唐宋时代逐渐世俗化和习俗化的过程。刘屹教授介绍，他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古代人们死后世界观念的主题，也希望今后专门就这一论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包括将现在大家都用的唐代墓志材料，放置在死后世界观念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朱玉麒教授最后发言，介绍了因整理和研究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而前来西安召开“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化”研讨会的缘起，汇报了一年来北京唐史学界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情况。他还分享了从事这批墓志整理的心得，及以其中《唐许肃之墓志》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他指出，《许肃之墓志》的出现，使我们对史籍整理中有关唐朝宰相许圉师家族的记载，有关唐代两京的移居、郡望认定的改变等等社会现象，以及唐代诗人李白的婚姻问题，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金石证史仍然是今天从事古代史研究重要的方法。
在讨论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必须在充分理解和掌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解读出土碑志，减少“短、平、快”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对碑志的文本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既要发扬金石学证史、补史的优良传统，也要突破过去研究方法和视野的局限，借助新材料提出新问题。
此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整理小组还前往大唐西市博物馆核对墓志原石，并就墓志真伪、释文注释体例、各小组进展情况以及成果出版计划等进行了讨论。
会议主要议程结束后，部分与会学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先生等当地专家的陪同下，考察了汉未央宫遗址、唐大明宫遗址以及西安市周边的唐高祖献陵、睿宗桥陵、代宗元陵、宪宗景陵等汉唐古迹；并赴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所等单位，参观新出墓志等文物和最新的考古发现，听取了专家关于咸阳机场二期工程工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发掘和出土文物情况的报告。 （陈侃理据发言者提供的文字整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