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
研究我国语言学，必研究与我国语言同系的其他种语言，以便比较解释，这是不变之道。西夏语是汉语同系语言之一，我国研究西夏语的人很少，即便有，也不过如往日读金石刻辞的，推测其文字而已，还没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方法，在其同语系中，考辨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和我国语言相互印证发明的。如果有，以我所知，我国人中大概从王静如君开始。然而就此一卷《佛母孔雀明王经》的考证，虽然其中或许有待他日补订的，重要的是足已开风气之先，展示给国人研究国语的正确道路，诚可称为近年我国学术界重要的著述。我对西夏语文未能通解，不敢妄议，不过有想质疑请教的二事：此经题【】二字，对应中文“重咒”二字，就是藏文“rig sngs”的对译。考“rig”乃是梵文“vidya”的翻译，实际对应的是中文“明”字，而藏文“种类”的“种”字是“rigs”,和“明”字“rig”形音都极相似，且“rigsnags”一词中“rig”之后，即联接“snags”字首的“s”。或者西夏人开始翻译这个名词时，误认为“rig”是“rigs”,于是没有翻译为“明”，而翻译成“种”吧?其实佛典原文中“种类”的“种”，与“种子”的“种”，写法各异，而汉译则是同一“种”字。【】字本是“种子”的种，与“种类”的“种”写作【】是不同的。难道是西夏语言也同中土一样，此二“种”字可以通用，而“种咒”成一名词，与中文“种智”等同属一类词语缀合吧？还是夏人就用“种子”的本义，而联接“种咒”为一名词，意思是“原本咒语”吗？就我国今日所见的西夏文字佛教经典而论，它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多，而从藏文翻译过去的少。但西夏与吐蕃，言语民族既属于大同，土壤教俗又相接近，推测其翻译藏文佛经为西夏文的，应该在从汉语翻译成西夏文的之前。此类译名如果有歧误，后来一定会清楚，特因为袭用日久，不便更改，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这样的例子在藏文翻译为梵文佛典中，常常会遇到，大概不象唐代玄奘翻译佛经，都改用新名，而把六朝旧译视为讹误吧？这是其一。
今日所见西夏文字的石刻及经典，其镌造雕印多是在元代，实际是在西夏已经灭亡之后。据此可知，西夏国虽亡，而通解西夏文的还有很多人。唯独到什么时候其文字开始没有人能读，已经不容易被考知。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珠尔，据称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写本。我看到它上面偶尔有西夏文，又与此《佛母孔雀明王经》及其他西夏文字佛典共同发现的，有中文《销释真空宝卷》写本一卷。据谈论它的考定是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另外，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二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记载：
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他的儿子孔度多次见过，而不可得。
以庆阳地望准之，李氏仍然藏有西夏实录的原本或译本，自是可能之事，以钱谦益所描述的，也与明代万历时代接近。所以综合这三件事来看，那么明神宗时代，西夏文字书籍，其遗存在西北的，应当不会很少，或许还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吧？这是其二。
寅恪承王静如君之命，为其书写序，谨拈出此两种西夏文字学的公案，敢请国内外西夏文字学的专家，试一参究如何？
（原载193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