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美国《生活》杂志西方：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西方现代大学最初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13世纪的某一天，一群年轻僧侣聚集在一起讨论“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时，这一偶然的历史细节间接促就了西方大学的原始形态形成（宗教神学院），同时僧侣们追求真理和人格完善的精神气质也深深植根于后世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中，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说，这些初始形态的教会大学（即“中古大学”）是“非常黑暗”的中古时期“一些非常耀眼的灯光”①。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形成，这种带有浓厚神权社会性质的“中古大学”模式逐渐式微，以英国为例，到了19世纪30年代，在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倡导者的激烈攻击下，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模式和传统教育理念受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新大学运动”风起云涌，那些新兴的新式大学几乎彻底抛弃了旧式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完全以市场为主导，排斥宗教教育，专门培养实用性的技术人才。“是坚守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一单项选择题成为英国教育体制（也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核心问题，也成为后世教育改革者必须面对的两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后在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一所新创办的天主教大学（都柏林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演讲，这些措辞略显艰涩却充满激情的言论后来被整理成书，就是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著——《大学的理想》。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给大学定义：“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的地方”。因此，大学就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教育应该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他特别强调在他看来代表着真理本身的神学知识）的“自由教育”和“博雅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的使命则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即人格的自我完善）。正基于此，纽曼旗帜鲜明反对功利主义的实用教育观，甚至反对科学研究（坚持大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而非发展知识），反对专业教育（认为狭窄的专业划分会导致学生的心智变得狭隘），同时强调大学的独立与自治（同时强调教会介入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教会使大学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稳健”）。值得注意的是：纽曼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并非反对功利性和实用性本身，而是反对教育以追求功利和实用为目的。 然而不管纽曼如何雄辩滔滔，宗法社会的瓦解还是无可避免，随着市民社会的最终确立，新兴中产阶级对于大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化诉求日益扩张。到了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时（这一历史事件被视作“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科学研究便被系统性地引入大学体制，同时“发展知识”的重要性超过了“传授知识”（大学是“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服务于国家利益”也被作为办学的必要宗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的社会职能进一步被强调，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把教学、科研与直接为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的“威斯康星思想”得到普遍借鉴，当年被纽曼严辞诋毁的“新大学运动”在欧洲之外的新大陆得到延续。虽然大学的体制不断变化，但是诸如大学独立、人文教育等传统大学理念还是得到了一贯的坚持。洪堡始终将“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作为大学的教育主要任务，把“知识体系本身的自我完善”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的，并且强调“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此外，在对待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态度上，洪堡与纽曼一致：“反对不从知识本身，仅从知识的实际益处来评价知识。”在他看来，“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职业性教育的任务应由高等专门学校承当，况所谓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②而在美国，即使是系统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的实用哲学倡导人杜威也明确指出：在“社会的效率”之外，“个人一切能力的全面发展”同样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理想之一，“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只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③另一方面，全球性的民主解放运动加强了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拓宽了大学自治的可能，大学独立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从这些方面看，纽曼当年热情召唤的大学理想并未因世风变迁而遭人遗弃，反而在一次次的大学转型中得到了延续。 可是功利主义的潜在隐患毕竟存在，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在西方世界得到巩固，功利主义教育观迅速膨胀，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专业化、实用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本身也难耐寂寞，早先鼓吹“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家尚且能坚持大学之于世俗社会之外独立理性价值，现代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者则完全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自古以来“学袍”与“市镇”之间那道保证大学独立的高墙被一批批推倒，“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于是，各种蕴涵着丰厚商业利润的热门专业争先恐后地开设，校办工厂和技术培训等直接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机构成为二十世纪大学的时代特色，“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④至于不能立即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学科与人文学科，则越来越受冷落。同时，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也导致通才教育逐渐被分割，大学里开设的专业都直接服务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需求，专业壁垒日益森严，教育的技术化倾向日益严重。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精神危机：冷漠、孤僻，乃至人性本身的“单面”与“异化”，向来作为“社会精神引导”的大学不仅不能作出积极的调节和应对，反而连自己也陷入了这种“现代化的陷阱”。在种种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下，纽曼当年辛苦捍卫的人文主义理想，日渐被人遗忘。中国：从“政治正确”到“经济正确” 大学之与中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舶来品，传统社会的太学也罢，国子监也罢，其教育机制和教育目的都与西方现代大学有着太大的差异，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基本上是横向移植的产物：“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⑤尽管如此，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理念（强调道德修养，追求“君子”人格的养成）还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就直接将纽曼所谓的“Gentlemen”（绅士）等同于儒家的“君子”，将洪堡所谓的“Scholar”（学者）等同于传统的“士”；至于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的蔡元培先生，原本就是前清翰林院出生的一名准士大夫，在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中，这位已然成为“北大精神”代名词的前北大校长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先生更是将“砥砺德行”作为其办学宗旨：“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这一强调道德修为与人格完善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纽曼当年的大学理想有着近似的精神内核，事实上除了在对待科学研究和宗教介入的态度上两人存有相异之处外（在对待科研的态度上，蔡元培倾向于洪堡重视“发展知识”的观念；在对待宗教介入的态度上，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独立持鲜明的反对立场），二者在通才教育、大学独立等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然而正如纽曼的大学理想最终遭受颠覆一样，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也难以维持。与纽曼有所不同，蔡式大学理想的覆灭，主要原因并非社会转型的压力，而是政治势力的压迫，诸如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一开始就遭受各种政治保守势力的反对，蔡元培在就任后短短两年，就不堪忍受教育官僚的制肘而愤然要求辞职（后被其弟蔡元康劝阻）。此后这种独立治校的精神虽然得到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延续，并在抗日战争烽火漫天、国民政府无暇内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出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大多数时候一直是在各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趋于统一，这种根基本来就欠牢靠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最终被完全压制，取而代之的以集权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模式。五十年代初规模庞大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瓦解了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高等教育成果，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原先的学科带头人被当作“反动学术代表”纷纷赶下讲台，当年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家或者被批判（随国民政府迁台的），或者被迫害（留在大陆的）；综合大学被逐一分割，各种专门学校随即设立，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被打破，原先凝聚着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几代心血的诸多教育理想，诸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等，统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口号被迫取缔。到了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学居然完全停办。这种教育体制调整的恶果我们至今仍可清楚地看到：学术断层，官本位严重，机构臃肿，专业壁垒过于森严，人文教育几近荒芜……耐人寻味的是，在新时期以来历次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当年的蔡元培和北大，并以当年“兼容并包”的老北大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这样的回归实在令人尴尬：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尚未恢复上个世纪初的基本水平。 更为尴尬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进程在意识形态稍微松绑之后，旋即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只有少数民间的理想主义者还记得蔡元培先生和他的大学理想，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且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思想”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教育也不是为了培养什么“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当作“人力资本”的加工厂，和赢利性的企业没有任何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就可以“产业化”。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浓郁的理想主义气质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转型速度超英赶美，甚至连基本的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急着跑步进入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迅速带来各种经济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学科，这些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因此也占据了大学里的主导地位。在以“经济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穷经皓首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传统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遗弃——不仅被学校遗弃，也被学生遗弃，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环境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间落寞的书斋？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唯一导向，今天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课外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有人再愿意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⑥已经成为年轻一代普遍的精神症状。 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痼疾日趋恶化，政府办学、行政代学、官僚治校等“官本位”习气在本应该相对洁净的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尊重，“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⑦然而在今天，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脱节，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由政府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往往不是决定因素，反而是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还要仰这类人的鼻息，本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了“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却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平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大，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里潜心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中“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仅仅是作为评选职称、申请住房、争取进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谢泳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⑧其实谢泳先生还太天真，对这些情况，今日的教授早已习以为常，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心有愧”，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面对中国大学这些触目惊心的机制腐败和学术腐败，真令人忍不住发出顾亭林式的“亡天下”感慨。 反思：回归古典的大学理想4 就是在我们的大学匆匆推倒耸立在“学袍”与“市镇”之间那座肃穆的高墙时，西方的教育改革者们又开始重新筑起这座高墙。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经济利益至上与人文精神沦丧所给现代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一方面过度的商业运作大大伤害了高等学府的结构基础，曾经热情呼唤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用主义理论鼓吹者，德里克•博克已经意识到现代大学醉心于“追逐利润”对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他甚至将这种伤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⑨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给人类精神发展前景带来了严重的内在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将导致未来的学生只为就业需要而上大学，而课程过分专业化以及人文科学的缺席，使得学生的道德创造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大降低。同时日本也开始反思1967年以后近二十年的“教育荒废”恶果：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教育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从而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沉沦。在1998年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更是忧心仲仲地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所庸俗的教育场所。” 然而这些忧虑在中国那些刚刚从的“教育产业化”中尝到甜头改革冒险家看来，实属多余，也无法理解。“是坚持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一转型期社会所共有的抉择两难在我们那些目标明确的改革家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口号支撑下，气魄宏大的改革者们毫无犹豫地抛弃了象牙塔理想，已经触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转型期的必然阵痛，属于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根本不足多虑，甚至连腐败都可以转化为有利的“改革推动力”。就是在同一场大学校长论坛上，几位中国大学校长显得尤为乐观，并且理直气壮地大肆鼓吹“教育产业化”。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北方交大的校长王金华则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最为搞笑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务主任汤洪高，他在这种国际学术性场合也不忘记“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而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这种盲目开放的心态相对应的，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落伍。在大学里，意识形态的的束缚依旧存在，政治挂帅和党化教育在大学里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基本国策，虽然“高校自主”的口号逐渐被提出，但要赋予高等教育完全的自治权力，还遥遥无期；也就是说，中国当代大学连现代大学起码的存在基础——大学独立——都还不具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目前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畸形大学，居然还整天高喊着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形正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所形容的：“每当听到这句口号，我总想到一个镣铐在身、病容满面的人，在嚷嚷着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运动员。”⑩改革者种种浮躁的表现令人担忧：以这种盲目迎合社会需要的心态急功近利地推动当下的教育体制改革，会把我们本来就积弊重重的大学推向何方？ 同样是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以提倡“名著阅读”而着称的前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针对美国社会泛滥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从而违背了西方传统的科学与文明。社会的混乱给教育带来了危机。大部分大专院校多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实施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实用重于学术，甚至把大学仅仅当作社会服务站。大学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业与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分歧，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赫钦斯的批评虽然是针对美国，其针砭的现象却也正成为中国的现实，甚至“实用重于学术”、“教育系统一片混乱”、“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这些情况在中国恶化的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而对此我们的教育家们似乎尚未知觉，或者不予理会——那些已经被我们急于接轨的对象开始扬弃的东西，仍然被我们废物利用般地奉作宝贝。看不清或不愿看清自己的真实位置，实在是中国当代教育改革者的最大悲哀。盲目的发展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在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建构、改造、断裂、重组之后，中国大学当下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如何加快发展，如何与国际接轨，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这些最起码却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常识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在转型期的时代瓶颈中，重温西方古典的大学传统，乃至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应该不算多余——大学独立、通才教育、人文主义，这些曾经为历代教育者誓死捍卫的传统大学理想，我们已经陌生得太久，现在是时候回归我们日益肤浅的视野了。部分参考书目：①金耀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 ，在华东师大的演讲]②徐小洲，王晨，杨平《西方高教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教育研究》2001年第8期=③转引自杨东平《重温大学精神④金耀基《大学之理念》⑤蔡元培《大学教育》⑥王晓明《后一种可能》，《读书》2003年第5期/⑦谢泳《教授至上》]⑧谢泳《过去的教授》!⑨转引自《迷失在市场中的大学》，《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6月24日 4⑩ 王彬彬《如何建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