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照:中国当代教育总批判
2010-11-19
一、中西教育比较中国的学生最聪明最勤奋，中国的教材最深，但是中国人却缺乏创新精神，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必须革命。中国的教育病入膏肓天怨人怒，人们对它的批判是严厉的全面的尖锐的，但并不一定是深刻的。就像孩子发烧，任何人一摸其脑袋就知道孩子病了，也能说出一些分析和责怪的话来，但是对于其真实病因尤其是如何治疗却不是一般人所能说得出来的了。这就是经验与科学的区别。我对中国的教育思之愈深，责之愈切。文化和教育本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和民众的学习与实践，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本质上就不是为平民为社会为实践服务而是为统治、束缚、愚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满了特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化的气息。它有意无意地用最繁琐的内容最专制的形式最高昂的代价让人学了许多（不能说全部）最无用的东西，中国人教的学的更多的是“御龙术”而不是“御马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而无论御龙术和御马术又都是“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有意无意地把一张纸变成万卷书来教来学（商界产业界等其它各界有时也有类似现象），而许多应该学习的东西却又不学，因此必须予以革命。什么叫教育，谁才有权对别人进行教育？教育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但是只有父母对孩子、正确对错误、师傅对徒弟、主人对仆人、上级对下级、尊者对卑者、胜者对败者、强者对弱者才有权这样做，因为前者有理有利有力有予，而后者无力有错有罪有取。老师与学生、学校与学生、政府与公民不应是这种关系，因而也就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总是居高临下的（所谓教书育人听着就是一种带有恩赐色彩的单向灌输过程），教育必然以教育者而不是被教育者为主为本，宾语不可能变成主语，客体不可能变成主体。教育也必然是停留在传授已知，必然是专制封闭僵化不平等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不能创新精神，对中西方情况作一对比，就可以立即看出我们的问题所在。西方并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教育，或者我们所说的西方教育与中国的教育并不一样。西方的education不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也不是西方的 education，按照中国式的教育西方很难有创新，按照西方的education 中国则一定能创新。education 和教育的差别，就像放养动物和圈养动物的差别。教育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而education则是使人成为知识的主人。在西方词典中，education的第一意义是训练是指导是引出，第二意义是知识和能力，第三意义才是教育——而且也决不像中国这样沉重。而我们的词典却把教育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意义，显然这是一个有意的根本性的误解。在西方它根本没有中国的教育这个词这么沉重这么高贵神圣，二者不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差别极大。把人家不存在的东西强加于人或者把主要的东西歪曲了，正是自己观念的反映。教育强调的是被动、服从、规律、接受，而不像education那样强调的是主动、探索、创新、发展。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端于孔子，至今也没有超出他老人家那一套。孔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是典型的“传道授业解惑” 的师傅带徒弟。《论语》几乎全是夫子自道一人独白，没有学生质疑，更没有学生反对他的观点，满堂灌填鸭式，即使有所谓循循善诱的启发式，也不过是启发学生说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诉学生的内容。“引而不发，跃如也。”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这就是教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启发式实际上还是不平等。西方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自称自己的方法是“精神助产术”，（education中的引导之意即来自于此）是自知其无知而引导别人学习。看看苏格拉底的著作，那是学生和老师的对话、辩论而不是老师对学生的训诫教导。西方现在也是这样，上课前老师不一定有什么现成的结论。结论在他们的探讨中。老师启发学生？不，简直是在刁难学生。学生听从老师？不，是在质疑、反驳老师。唇枪舌战十分激烈。他们是师生，更是对手。在他们那里，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符合标准答案的学生也很难是好学生。谁的见解新鲜出奇别具一格，与别人与老师的不一样，有一点创新就是好学生。老师会给他一个高分。即使错了也会受到鼓励。一个人即使倒下也是向前的。“吾爱吾师，可是我更爱真理。”这样的传统和观念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不允许存在的。把真理当作老师和把老师当作真理即求知和求师根本不同。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从而超过大师，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中西方的差别也正在这里。在中国，学生是被教育者，老师则是教育者。人只要作为教育者，就有一种教师爷心理，在被教育者面前就永远是正确的高大的（长者为尊早知为尊）。他高人一等，有一种天然的盛气豪气优越感。中国的老师看学生并不顺眼并不喜欢。在一个班级里，教师只喜欢前几名甚至第一名，只喜欢学得好的学习快的，其它的人他总认为学得慢跟不上，因而不为教师喜欢和尊重。孩子一入学绝大多数就被当做“笨”“不聪明”而受冷遇遭贬损了。人一旦作为被教育者，他永远是失败的（是自己和师傅比，徒弟总不如师傅，总难以跟上师傅，学不好的责任好像都怪自己）；中国人对此大概深有体会，没有几个学生真正有成就感！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大都是学习的失败者厌恶者，受教育磨去了学生的勇气、尊严、价值、自信、智慧、灵性，而只和学生比的教育者本人也不会有多大进步，中国的教师就是教师就是教书匠而很少有创新，多数人多年很难有进步，很难转换职业进步提高，教师其实也是故步自封的失败者。马克思引用谚语说：巴黎最漂亮的女郎也只能给人以她自己所有的东西。教师自己尚且不能创新如何让别人创新？而人作为学习者，无论如何都是胜利的成功的。因为学习是自己和自己比，总比先前有进步，如果没学好老师也有责任！作为引导别人学习的老师，也会在教学中有所发现和进步，大家都始终指向未来和未知。好的教师会在教学中进步提高，才能的提高和职业的转换是正常的。西方教师的出路和流动性就比中国大得多。教育与引导的差别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引导孩子学走路学说话时没有一个父母拿自己的能耐和孩子比，说自己的孩子笨而批评和嫌弃他（她）而总是满怀信心地引导鼓励和培养他，高兴地看着他一天天进步提高，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在走路和说话上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差别，发展都很健康。但是到了学校在老师那里就没有这种引导观念而只有所谓教育心理，他对学生的方法和态度变了，他从他自己的能力出发从教育的要求出发来塑造学生（所谓教书育人），因而才有了现在的种种矛盾、差别和弊端。引导者不同于教育者，引导者从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打个比方，这就像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卖方市场，商店售货员自觉高人一等，好像顾客有求于他，是商店养活顾客；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或者至少说双赢互相服务。正好网上有几段话很有意思，愿意把它奉献给朋友们：苏格拉底常被誉为“西方的孔子”，而且与孔子一样，也没有留下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弟子们所记述的言论；在孔子，这是由于他“述而不作”，在苏格拉底则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谈话去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两人都以口头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且都把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伦理道德问题，但他们不论是在伦理道德的内容还是在对话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在言说的性质上，只有苏格拉底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与孔子在对话中的“诲人不倦”的“答疑解惑者”形象不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了。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不论大小都没有”。这不是过分自谦，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即他只提问，让对方自由地回答。所以在对话中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双方都是自由的，一个问题将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而是临场发挥的，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导向某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苏格拉底相信，话语有其自身的标准(逻各斯)，但这标准不是他所独有的，而是人人固有的理性，这理性即使是他自己一个人所发现和自觉到的，也要由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来证实其普遍性。与此相反，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但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尽管还要“学而时习之”，但总的来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而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学生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至少他认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是否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却并不知的情况，后面这种情况正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知和那些号称有知识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苏格拉底是对自己已有的知的一种反思态度，它导致把对话作为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孔子则把对话看作传播已知知识的场所。孔子对自己也不知的东西的确是坦然承认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些知识是必须知道的。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苏格拉底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孔子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