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师大教授赵世瑜先生调北大说起

从北师大教授赵世瑜先生调北大说起(2009-07-19 23:28:02)转载▼标签： 文化
作为历史学科的人才荟萃之高地——从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赵世瑜先生调北大历史学系说起
时间:2009年7月18日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学术批评网


昨天晚上，蒙徐波兄盛情相邀，与满运龙、孔如璞等友人一起，在珠木朗玛饭店吃藏菜，友人相聚，其乐融融。席间，北大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无意间提及，北师大历史学院赵世瑜教授已于不久前正式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工作。

世瑜是我在北师大历史系（后改称“历史学院”）工作时的老同事。尽管专业不同（他是明清史/我是世界史）、资历有别（他是北师大历史系七七级/我是山东师大历史系八一级）、职称有差（他是教授/我是副教授），而且年龄也不同，为人处世性格等差别更大，但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力还是学术公益精神，世瑜都是北师大历史学科七七级之后最为出类拔萃者。过去他出了书，大都友好相赠，后来他大概把我这个处于史学学科边缘的小老弟忘了，也就不怎么送书了，但我爱逛书店，只要碰上他的书，要么当场认真翻看学习，要么干脆自掏腰包买了回家收藏。

我对于世瑜的学术的评价，曾对少数朋友提及过，但得到的回应不一，由于隔行如隔山的缘故，自然也就闭嘴了事。无论是作为曾经的同事还是朋友，我自信自己的判断不可能完全没有道理（理由之一自己曾开过“史学评论”课，对史家及其成果的判断，多少有一些体认）。我觉得，与同龄人相比，世瑜有如下五个显著特点：

第一，跨学科的修养与追求。一般而言，由于专业分工，现在史学界的人大都从历史科开始，一直读完高级学位，然后做史学专业，往往是越做越专，如断代史、国别史或专题史，成为“专门家”（尽管目下的中国学界名副其实的“专门家”还为数甚少）。世瑜的学术道路则不尽然，他先是从明史名家顾诚教授研习明清史，后从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攻读民俗史，这就使其本来就已相当宽广的学术理想彻底实现了跨学科的大飞跃。从短期的功利的角度看，也许耽误了原本开始的专业研究，但学术史的经验证明，这样跨学科式的“学术转弯”是值得的。据已故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先生1982年回忆：当他1938年冬拜访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时，陈先生和他谈话约一小时后决定免试录取他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吴先生在其《自传》中曾深情地回忆道：“一个青年受前辈的影响，还往往是由于片言只语。当陈序经先生决定收我为研究生的时候，我感到犹豫，说：‘在大学读历史的，能进经济研究所么？’陈先生答复说：‘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他还说他自己就是转了弯的。陈先生这句话，其实是不少学者的经验，我当时听后不但觉得新鲜，而且不用多作解释就为之说服了。于是决心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打算学点经济史，试着在学术上转弯。后来渐渐体会：所谓转弯，就是踏进一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多转几个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吴于廑文选》第450-451页）这是老前辈吴于廑先生的经验之谈，相信也是如日中天的赵世瑜教授的实践之路。

第二，惊人的毅力、能力与精力。世瑜是我所见过的历史学界少有的又高又瘦的人，同时用我的说法，又是属于“精力过剩”之人。他的专题研究，兼涉古今中外，除上述明清史、民俗史等看家本领外，还有大量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宗教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论著，甚至还有关于《河殇》之类的时评文字。作为常人，我纳闷：除了聪明、勤奋外，骨瘦如柴的世瑜何以能贡献出如此大量的论著？也许，他是不同于吾等常人的“超人”？要知道，除了上课、带研究生外，他还常常出没于形形色色的各种研讨会。

第三，出类拔萃的批判精神。在史学界，因为师生代际传承的关系，学界内部往往是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由此而造成的史界流弊之一就是“好人主义”当道，由此而出现“一派和气”的假象（尽管背后往往是勾心斗角）。于是，在史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界，很少看到货真价实的学术批评、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年一代中，世瑜是屈指可数的敢于而且也善于写作史学评论的专家之一。也许是我的个人偏好所致，在他的论著中，我最爱看的就是其温和而认真的评论文字。如果世瑜有心将其结集成书的话，估计也应该有相当的规模了。

第四，热心学术公益。我在北师大历史系服务的十五年间（1988-2003），世瑜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他常常活跃于历史系的公益活动。比如，办刊物，办展览，做讲座，一般都能看到他那又高又瘦的身影，令人感慨不已。

第五，怀才不遇。这可能是我与众不同的观察之一。在北师大历史系这样一个某家派系根深蒂固的小小的舞台，如同中国的大小社会一样，官本位是一张无形之网，要么是网络其中，要么是漏网之渔，鲜有夹缝中求生存而怡然自得者。说实话，北师大校方对于世瑜还是很器重的，包括各种“人才”计划，都没有遗忘过他。但是，在历史系（历史学院）似乎就有“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比如，在我的印象中，世瑜评教授是从不足年限破格开始连续三年才上了教授职称的。再如，不用说副系主任（院长）、系主任（院长），就是连教研室主任（所长），也曾不让他当过。结果，某些人品一般、学品平平的人反倒长期霸占着系主任（院长）的高位，“武大郎开店”，致使中青年专家不断外流。在刘北成、杨宁一、王子今、李少兵、陈宝良、周晓陆等纷纷调离北师大历史系后，连硕果仅存的赵世瑜，如今也终于出走北大了。

天下很大，也很小。我曾工作过十五年的北师大历史系是世瑜读大学、研究生和工作的地方，而他如今高就的北大历史学系恰好是我到北师大历史系工作前曾读过三年研究生的地方。曾经的同事，到我曾经做学生的母校母系做先生，这可能是冥冥之中自己和世瑜另样一种割舍不断的缘份罢。

与北师大历史学科的中青年专家大量流失不同，北大历史学系近年来在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的主导下，从国内外名校引进了不少学界翘楚。举其要者，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杨奎松、茅海建、罗志田、王奇生，世界史领域的李剑鸣、王希、钱乘旦、黄洋，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朱凤瀚、辛德勇、桥本秀美，皆一时之选，如今又有赵世瑜加盟。这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国家博物馆、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各路英雄，加上北大自己培养的阎步克、荣新江、邓小南、王小甫、李孝聪、彭小瑜、董正华等中年栋梁，放眼全国高校历史学科，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大学的历史学科同时拥有如此齐整的拔尖英才了。在北大历史学系中，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的有6人、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4人、教育部长江学者5人以及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4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入选者10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今的北大历史学系已成为中国历史学高端人才荟萃之高地。

当然，就像转型期其他基础学科的发展面临困境与挑战一样，北大历史学科在拥有明显人才优势的同时，也在发展中面临着问题与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北大历史学科能否一花独秀？目前的大环境是“数量化”评价机制甚嚣尘上，这种评估导向的严重后果就是重数量不重质量，在学术界搞GDP战略。个别高校的历史院系可以靠这种评估机制的黑洞而浪得虚名。在这种无形的量化评估压力面前，主要是因为牛大勇主任的魄力和主导，北大历史学科秉持已故老系主任何芳川教授的“扭住学科建设不放松”的既定方针，高瞻远瞩，脚踏实地，不为流弊世风所左右，终于能有如今不俗之业绩。但是，在“世风日下”、“学术俗化”的氛围中，北大历史学科能否“突围”，似仍不能盲目乐观。

从内部环境看，虽然历史学科在北大有其天然的优势基础，但在当今普遍重应用轻基础、重理工轻人文的大学生态中，目前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假如校方特别是校长、主管副校长认识不到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在北大地位的不可取代性，那么单是目前短视的自杀式“管理”即完全有可能将这个有110年学科积累的优势基础学科毁于一旦。这是不能不令人忧虑的。

北大，作为中国大学系列名牌中的名牌，是否能够充分意识到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崇高地位，这不仅关乎北大，而且关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大勇主任之积聚天下英才的大手笔，已经为北大历史学科、为北大准备了人才资源优势。这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的大学体制下，更重要、更关键的还是北大校方。

在这一方面，我们这些毕业于北大的校友尤其寄厚望于新任校长周其凤院士，殷切期望他切实重视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北大人文学科；若此，周校长即可望当之无愧于北大校长这一伟大的桂冠。

200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