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保守主义教育回潮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一)
(本文原题目是《有关教育问题的一封信》，是1997年回复给吴怡岚同学的。2007年我应邀给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主编的《人类十大文明》撰稿时对原稿内容砍去三分之二，匆忙修改补充了一部分，修改后更为散乱，俄科学院承诺在翻译中理顺。)
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阿普尔分析：“教育是‘新右派最为得势的领域之一’”。一些西方评论人士甚至认为，目前‘新右派’的理念已在所有操英语的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居支配的地位。“所谓‘新右派’是指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中占主流的各种右倾和保守的社会思潮的集合和融汇”（以上摘自中国《教育科学》1996年第二期）。
所谓保守的教育观是：“在对教育是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平等，还是个人的消费选择工具这一重要问题的价值判断上，倾向于认为，教育是个人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途径”，并“盛行教育市场化理论”。“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专家治国’、‘技术国家’概念，把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看作是维持现存制度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教育“正是为达此目的所需的手段和途径”（同上）。
仅在中学教育中围绕着一视同仁的“单轨制”和英才教育的“双轨制”之争，近百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各派政治力量仍在反复争斗。以英国战后为例，奠定其现代教育制度的《巴特勒教育法》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965年工党政府发布强调单轨制的综合中学路线的第10号通令，1967年取消“十一岁考试制。”1970年保守党执政撤消10号通令，反对合并。1974年工党再上台，废除保守党通令，再发通令“责成地方教育当局废除某些学校存在的按智力测验选拔学生的做法”、经1976年卡拉汉（工党）执政时的全国“教育大辩论”，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保守党）的反思，并提出“私有化无禁区”、导致保守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又何尝不是“翻烧饼”运动。由于“年青”不存在“双轨制”的美国却在教育思想上也大反复了几次,直到上世纪初整个美国教育界还是过分强调教师的作用、以“三中心”为标志的赫尔巴特传统教育一统天下，然后是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破除“三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横扫欧美的传统教育，风靡全球。再以后，基于霸权利益的需要，以要素主义理论为主的“新赫尔巴特”派又卷土重来，……1983年4月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二年间全美成立了二百七十五个专门小组研究教育，1989年9月布什在专门召集的50个州州长会议上宣布要成为“教育总统”……。另一英语国家新西兰1988－1989年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政治干预，遂成1989的《教育法》。遥相呼应的是新加坡、中国、日本等儒教传统国家，这些国家近20年的教育改革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产物，其矛头和情绪是针对六十年代中期从中国吹去、曾经席卷整个西欧和世界的教育革命风暴。
据第三世界《南方》杂志报导：
“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经费并不算少，平均约占国家生产总值4%。占国家预算的10—25%。但……基础教育却相当落后，至少还有一半人处于文盲状态，能凑合上几天学的儿童也仅占学龄儿童的80%，然而高等教育则发展较快，首先是起步较晚，其次是价值观片面性，特别是在家长和某些政界人物眼里，高等教育具有某种权威价值，因而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
高教发展过快，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印度大学毕业生失业从1978年开始，以年15万的速度递增，已超过210万；其次是“文凭风”大盛，一些国家连办事员也非要有高级文凭或文学学士证书；第三是到国外留学者日增，据《南方》统计，在全世界100万留学生中，第三世界占3／4；第四，人才外流，日见严重。
中国近三十年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也相同,
有些方面则走得更远。其高等教育的发展,1985年在校大学生数量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就己增长了近二倍,
近十年更是扩招成风。至今,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大学生困于就业的焦虑。而基础教育则走了一段弯路,1985年较1976年的增长率:
在校中学生是-20%,在校小学生是-11%;中学教师是-39%,小学教师是-1.6%;普通中学学校的数量更是减少了一半（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在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GNP的比例为:0.05,0.15,1.98,是所有国家中最悬殊的,“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吉乃:《教育产业化与义务教育》)”。新华网上海频道报导熊丙奇教授的讲话说,“有分析表明,
我国老百姓的教育开支占家庭收入比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最高国家的三倍多, 2004年我国农村城镇居民纯收入9422元,
农村纯收入2936元，而一个国家贫困县的农民平均收入才不过882元。以供养一个大学生至少需要8000元(5000元学费, 每月300元生活费，以10个月计)
的费用计算, 四年将近四万元, 这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年的纯收入, 需要农民14年的纯收入, 对于相对贫困县下的农民则需要45年的积累”。 上不起学巳和看不起病,
住不起房并列为困挠老百姓生活的三大焦点，它加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及其世袭的趋势。
2004年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杀害四个同学的案例及随后各地报导的类似案件,
更引起了公众对教育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的关注。又何止是大学, 在一些重点高中里, 甚至直接是为争分数、名次就残害同学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考试——筛选,
及其直间接联系的广泛的利害冲突, 包括心理障碍和扭曲，包括学校和社会泛滥成灾的腐败意识，在要孩子们的命和魂！就是“正常教育”
出来的学生也象1982年那部抨击英国教育制度的电影所描述的那样: 学生们戴着相同的面具, 迈着同节奏的步伐走进绞肉机,
机器里的铁锤敲打着孩子们，流水线的另一端走出来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在人们一次又一次对教育改革的反思中，尤其是在那场持续多年的“素质教育”
和“应试教育”
的大讨论中，都涉及到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回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去批评现实的教育问题时是那么恰如其分，却有意回避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自由派的学者在《南方周末》报上撰文说，“宁要现代科举制，也不要教育革命”。
从教育的角度上，或许倒真需要“正本清源”。
“一部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引进外国教育史”，不过仅仅百年的这部历史，也反复，甚至激烈的较量了几次。
1903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的“癸卯学制”，完全是抄袭日本的（而日本是抄美国的）教育制度。辛亥革命后,1912-1913年的学制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取消了贵族学堂，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的统治。1913年6月，袁世凯《复学校祀孔令》，1915年北洋政府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戒贪争、戒躁进”的复古教育宗旨。“五四”后，从杜威的进步教育到马克思主义，各种教育思潮兴起（如科技、民主、工读、平民主义、生活、乡村教育改造等），其主流都是反封建本位，反师道尊严，反对脱离劳动实践的。当时的人们还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如晏阳初在直隶保定道所搞的著名的“定县试验”，以及在宛平、获鹿，京兆区长达8年多的乡村平民教育的试验；1923年陶行知、胡适等人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同年，陶和晏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建晓庄师范学校等。在二十年代这些热闹非凡的探索中，有几个特点：一是都强调“平民教育”，而不是什么“人才”、“英才”教育；二是不同与当时青年学生毕业后往城里跑的倾向，真正有志、有识的知识分子反而往乡村跑。包括三十年代梁漱溟——尽管走的另一条路——在山东邹平、荷泽搞的“乡村建设”试验，也有许多教授、医学专家、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中，影响最大的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和美国的教育体制。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就是受杜威影响，中小学从“大四制”改为“六、三、三制”，也是依照美国的模式。陶行知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包括青年毛泽东）受杜威影响也都很大。客观的说，杜威破除“以教师中心”为主调的“三中心”从及“从做中学”、“做事的学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观点都对传统教育的改造有着积极的意义，他的局限和错误在于“无目的论”。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了另一种变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同志不断批评学习苏联中出现的简单照搬，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1958年8月16日一段批语说：“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同时也全面展开他自青年时代就反感的对旧传统教育的批评，以及自己的教育思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凯洛夫教育学第一次在我国受到公开的批评。这一年也是毛泽东“全社会办教育，教育社会化”思想的大普及。党中央提出在统一目标下，办学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实现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和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各行各业大办各式各类学校，从扫盲到高校后，从工农兵学商到高级干部再学习，男女老少、官兵、干群互教互学……。“在大学里组成干部、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开展‘真刀真枪’的科研和毕业设计”，改革统一高考制度，各高校单独招生和联合招生。同时也开始缩短中小学学制的改革。回顾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参加的设“路卡”扫盲、下乡、除“四害”、校园内的劳动实践、科学实验，校园外力所能及的工农业劳动等活动。今天，把这些现象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的视野中，才能感到它所具有的改造整个国民素质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农村，这么大面积的识字、扫盲和卫生、科普教育，在以往几千年中，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和整个“大跃进”的命运一样，这次“教育大革命”也是上得快，下得更快。上时缺乏必要的师资等条件，加上干部的文化素质，形式化、简单化，当然要承担相当大的代价。下时，则是“澡水、孩子一起泼”，损失更大。至今，包括经济界在内，人们攻击“大上”有余，却从来不研究“大下”也应有的教训。在教育“大下”后的“调整”中，小学入学率从1958年的80.3%跌到1962年的56.1%,原被批判的重又回潮。但是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思想日甚，至1964、1965年达到高峰，从而在这里—教育界—打开缺口，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全部过程的这场教育革命，其结果是“批有余，立不足”
。所谓“批有余”，是我们的老毛病，在批判“封、资、修”中没有正确的对待中外一些应该肯定继承的东西。毛泽东1958年8月对陆定一文章的批示中说：“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所谓“立不足”，是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还不得不伴随政治上激烈的“翻烧饼”斗争，并因此缺少一支较稳定的教改队伍，使之不能够系统化、科学化。但其大量的创新——实践——经验，至今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首先是参与的广泛性，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理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如何办，农村公立小学是否下放到大队来办，城市中小学如何办等大讨论，其中就“大学毕业生能不能与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等问题，在全国展开意见针锋相对的大辩论，仅由复旦大学1969年一文引发的讨论，就一直持续到1976年7月，共78期，内容涉及高校工作的所有方面；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行了三个半月时间，以及人员参加面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些具体经验，如以克服“三脱离”为目标的探索；清华大学提出的“打破过去把基础科和专业科截然分开的界线”；同济大学等校提出的教学、设计、施工“三结合”统一体；农大回农，分散到农；社来社去；医院可以办学，办试点班；“文科不一定非要高中生不可”；教师、科研人员和社会（工厂、农村）对流；请进来，走出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开门办学，教学开放；贯彻毛主席十大教学法，现场教学，课堂讨论，民主评议；校办工厂、厂（场）校挂钩，勤俭办校；高中后期的分流和实用教学；“四个面向”中一些设想和尝试；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函授教育等。有些是需要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继续探索的。这场教革的模式从简单的“指示——执行”“典型——学习”到“讨论——共识”、“互学——相长”，应该说比较全面，尽管粗糙些，这也是几千年传统教育从来不可能有的场面和民主性。更使传统教育难以接受的是，这场教育革命鲜明的提出：学校向90%以上的工农开门，提出普通教育十年学制（农村九年），“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社”等，使入学率迅速提高。也如美国学者迈斯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时代大量增加了教学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保健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莫里斯·迈斯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译本)”。中国官方也至今认为：“这是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这个时期，即使按官方所说的“我国1975年包括基建在内的教育费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3%，如果将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算，我国就更低了，1975年平均数为2.74美元，在世界150个国家、地区中，占第141位”，可是却解决了那么高的受教育率，而前面提到的印度等国花钱不少，文盲也不少。1991我国教育经费投入727亿元，其中预算内482亿，是1978年的7.4倍，而正是这个时期前后文盲半文盲率急剧上升。问题就在于走的路不同！很多人都记得，七十年代时，就是在城市中占相当比例的学生也是基本上不交费的，个别学校通过勤工俭学，还使学生有一定收入，而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秩序，还比较好，可惜人们没有来得及总结好这些经验。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家雅斯培尔斯把教育的方式归纳为三种：经院式教育（教材中心）、宗法式教育（教师中心）、苏格拉底式教育（师生相互讨论）。所谓传统教育就是前二种的结合，并且又结合出一个中心——课堂中心，也是一个必需的空间条件。院式课堂、经式教材、宗法式老师、三者必须构成一个完整的、森严的封闭系统，这是我们一般人凭直觉也能感受出来的。这三个中心中还有一个中心，这就是教材，在传统教育中，教材等同知识，新老传统教育者特别强调的知识结构就是传统教材结构。应当承认，集中世世代代“知识阶级”的智慧，这个知识（教材）结构，其内容的经典、逻辑的严谨，都是精益求精的，也当然是相当成熟的。对几千年基本框架不变的这个社会来说，其不少货色都是真经，自然为治国之道提供了轻车熟路。但是它过多的是过去的“经验的积累与传递”，显然难以和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相适应，即使在自然科学上也不能同步。
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级，由教师把众多科目（且分科甚严）的教学内容，依一定次序和方法灌输给学生。杜威却把教学理解为儿童通过亲身实践探取经验的过程，几乎同科研一样，他提出五个阶段：从情境中发现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那一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错误，获得结果。也叫“困而后知”。
二者一比较，前者的封闭，后者的开放，不同的中心，则一目了然。传统的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习知识本身，而现代教学法则要使学生“获得自己去寻求知识的方法”。传统教育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考绩。如邓小平谈到加速造就人才时所说的:“要严格考试制度，像工厂严格检查产品质量那样检查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毛泽东则要学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分数上。”他精辟地指出，“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真才实学的学生。”“要求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现代教育提倡“没有强制性的学习”，并将此作为“教育学的核心”，重视的是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着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独立思考和探索能力，使学生由知识型转为创造型。
1965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学生应“大胆主动地学”，“不要只跟着教员后面跑”，“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坚决反对老师讲、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把讲稿发给学生，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毛十分反感：“学习的年限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办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实行突然袭击”。他说：“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学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自我教育法对人们养成完全独特的人格，而不屈从任何权力、威胁和许诺是十分有用的。（有点象“角刺观”。有“角”、有“刺”，无非提倡点个性）。毛泽东一直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是许多现代教育家的共识，但是无论中外，都并非容易，注入式教育毕竟简单、省事，对于为数不少的“即懒又蠢”还要摆个臭架子的教师来说，还是愿意选择它。法国1975年还在用法案强调“小学启发课”，日本直到进入八十年代，还在解决“填鸭式教学”，美国教育部1985年主办的“表彰优秀中学”活动调查报告中说：“不少教师的教学枯燥无味，没有生气”，“教学大多是讲授式”，“教学的重点显然在教，而不在学”。也提倡“学生在启发式教学当中处于中心地位，能够更直接参与决定课堂教学的结构及其方式”。
“注入”还是“启发”，无非还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是继续以教师为中心，还是“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为教员服务的”（毛泽东语），也就必须完成这个转变。要转变，就要给学生卸包袱，首先是课程和考试。这是他自青年时代就激烈抨击的，1919年4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中说：“我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乎”，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又大讲：“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主张：“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不要考得太烦、太偏、太怪，不要以考试来强迫学生学习。1921年8月他在其创办的《湖南自立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学校坏的总根，在于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心灵，庸俗的随俗沉浮，育才的相与裹足”。这说是说，学校的解放就是学生的解放，学生能变被动为主动，才可以使教育较少脱离实际，发展创造性的学习。
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更多批评是：“太理想化”、“太浪漫啦”！有这样一种说法，毛的早年、晚年，是浪漫主义为主调，中年则是现实主义为主调。这就是说，他失败的正是他的浪漫主义或者如人们说的，浪漫主义有几个不失败的？也许这是对的，不过，正是要点浪漫主义，才使人的生活有滋有味，才使历史有声有色。人类进步的进程基本上都是用失败作奠基的，人们从艺术中感受的真、善、美，大都是悲剧留下的。还是歌德的观点，动物是最现实的。只要现实主义，就不仿退化到动物中去，也省得这么多恩恩怨怨。
西方政治家总习惯的称毛泽东为现代中国之父，毛本人讨厌“国父”这顶“帽子”，也讨厌其他的赞誉，不过，他还是保留了人们称之的“导师”。
导师，原是佛教语、引导人成佛的人。我不懂英语，据说和教师没有很大区别，无论怎么说它都含有教育、引导的意思。
毛泽东就学师范，当过小学教员、校长（主事）、师范教员等，青年时代在南北都办过工人夜校。多次领导学生运动，以及靠教育组织的工人运动。1921年8月，从参加建党“一大”回到长沙，立即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提倡“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努力“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他是把改造社会的希望，首先注入教育中。被迫“拉杆子上山”后，立脚未稳（1927年11月）就办了“行伍学校”——红军教导队，对教育内容、方法，教学原则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总结出从“启发式”到“讨论式”的“十大教授法”，随后还在各个部队设立青年士兵学校。在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地区内,
毛泽东强调对儿童应“厉以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的各种夜校内，妇女占有近70%的比例，还参加了各级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抗日根据地，他倡导、支持、建设了从扫盲到研究生院，文理工各科齐全的教育体系。毛泽东本人还直接兼职，参加教授、研讨、改造，为此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讲话。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比较是:被一些史学家称之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黄金十年”
顶峰的1936年, 全国的中学生只有54万, 而在毛泽东时代中所谓“ 十年浩劫” 的1976年,中国大陆的在校中学生有5836.5万, 增长了近一百倍,
人口却只增长了一倍。当时的初中入学率达90%，小学入学率达96%，这是至今没有达到的高峰。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革命，没有放松过教育。他的教育就是革命，他的革命也是教育。他晚年“发难”、领导又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先是冠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从学校“教育革命”拉开序幕的，似是翻天覆地，又“殃及”全球的文化大革命。他说那不过是一场“演习”，无非是让年青一代经受锻炼、接受教育，落脚点还是教育。他教育了中国，也影响了这个世界。197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在其文章《六十年代的教育危机与八十年代的语言破译》中说：“毛泽东1964年春节座谈会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在西方不胫而走，在那里的校园里激起了回响”，西方各国“学生的行动方式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向传统教育提出缺席者的权力”，“撤离校园，到民间去，到未受传统教育污染的土地上去，寻找腐败文化的解毒剂——民间文化。当时，他们有一句时髦口号叫做‘三M主义’或‘三M万岁’。三M者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罗也”（另一种“3M”的流行版本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这是唯一的例外“中国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国”。一位美国书商在1967年一年内就销出一百万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它们被美国学生高举着去清算美国的教育,
被底层民众高举着冲向整个社会, 一本《耶稣主席语录》也应运而生……还用朱的话说, 当时除了个别国家,
全世界都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拉向左转。在一个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世界上，受到一个中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和冲击，是仅有的一次。这场东、西方都“短命”的教育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震撼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各个领域。
“毛泽东逝世后，其悼念规模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据统计，全民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均隆重举行仪式悼念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其场面是空前的、旷世罕见的，其规模和影响是憾天动地的！”“他的生与死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产生了非同凡响的震颤。”
正如德新社的综合报道中说：“在宣布毛泽东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内，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如潮水般的涌来。”各国政要、各种组织、各方面人士广泛使用了他的“教导”、“指导”、“教育”、“伟大的导师”一类词句。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
其总理卡拉曼利斯发表讲话说“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或者用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尤伦的话说“他的思想将是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指南”。在东方古老的恒河文化源地，巴基斯坦总理佐·阿·布托的声明说：“他的强大影响铭刻在全世界千百万男男女女的心中”，“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
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去各国采访的中国《国际先驱导报》青年记者才发现至今在美国仍可以经常看到穿印有毛泽东像T恤衫的青年人,
在英国，许多男女胸上臂上都绣有毛泽东像……欧美一些学者一谈起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仍是豪情万丈。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克利斯蒂勒在1991年一篇广有影响的文章中甚至有这样的名言:“如果中国人巳经程度上克服了他们的文化革命,
我们美国的文化革命却仍然天天都在愈演愈烈, 而且在可见的末来都看不到可从克服这种文化革命的迹象”(中国三联书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甘阳的导言)”,
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
海外中国“民运” 和自由主义的重要学术刊物,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号是又一期批判毛泽东的专辑，其编辑部文章《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中写道：“更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
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之子，并有世不二出的能力，他用这种能力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打造了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沦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
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竞然往往还是毛式话语体系。哪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浯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同样,
在中国大陆无论你走进任何一座教堂,寺,庙,和一般的信徒随意交谈一下，你就会感到他们所知道的主，真主，佛和所有神的启示，至少在今天还远没有“毛主席说”得多。就是那些刻意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先生们，只要你和他们去议论一下现实社会，恐怕他们用得更多的还是“毛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大陆的任何角落，你甚至和任何一个拣垃圾者、乞讨者交谈，他们也会顺嘴说出毛主席的话。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你到处可以听到“主席说”、“毛主席说”、“老毛说”，其使用量之大远非从老子、孔子到孙中山的所有中国哲人，又何止是中国哲人的语录总和所能相比的。对中国的未来，无论是警惕或者是期望，仍然聚焦在“毛泽东”三个字上。就是对世界的未来恐怕也存在这个问题，用当年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声明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教育革命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