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重：孔子评析
目 录
第一章 写在前头
第二章 孔子的诞辰与志趣
第三章 孔子以众人为师
第四章 孔子的治学方法与态度
第五章 孔子没有删诗书订礼乐
第六章 孔子的教学
第七章 孔子生平史略
第八章 孔子的哲学
第九章 孔子的政治思想
第十章 孔子的伦理思想
第十一章 孔子的处世之道
第十二章 孔子的运气
第一章写在前头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化，一概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注：批判在继承之前，表明了不盲从也表明了马列主义的战斗性和不妥协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步的、有人民性的文化是文化的财富，因为它可以促历史向前；反动的、独裁的文化，也是文化的财富，因为它是认识正道的不可缺少的教材。剥削阶级对一切事物都持有阶级的偏见因而造成一系列有阶级偏见的文化，对于这些文化，只有去掉其偏颇部分，才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每个剥削阶级在其创造一个新历史阶段时，都有其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1847年前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运动，联合无产阶级是进步的，社会主义一词是骗人的。我们对于儒学也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儒学对巩固封建制度起过决定作用。从封建、半封建社会过度到社会主义阶段，用儒学思想指导并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一骂了之，要去其糟粕取其合理的精华，下一番批判继承的功夫是必要的。我做了一点努力，但我的底子薄，做不到理想的好处，抛砖引玉而已。但愿引出致力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巨大成就，以救不懂中国文化而空谈“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蔽，或以玩古董态度玩弄传统文化，以疮巴为国粹之蔽。
本来想做桃花源里人，蜂蝶扰人，见缝就上，矛盾的存在与运动，是无所不在的。时代的浪涛声催我写了这篇文字。本来应写的更详细些，实在力不从心了。不足之处，请智者补救；错谬之处，请智者校正。我需要休息一下。
李尔重
2006年9月2日
第二章孔子的诞辰与志趣
孔子生卒于春秋末期，约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享年73岁。他自己说“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这话大概是可靠的。因武王灭殷后，封殷之宗室微子启（子姓）于宋，四世传至涽公共，涽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居卿位。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按 周礼，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以孔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生孔子。
孔子属于殷族，有许多记载，《史记》“殷契，有娀氏之女简狄，为帝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吕氏春秋》、《列子传》、《左史考》、《拾遗记》、《宗书符瑞志》等均有类同记载。《楚狂接舆歌》见于《论语•微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也记有这首歌。孔子晚年，自思自叹：“凤鸟不来，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个“凤”字既有颂美之意，重要的是怀念殷之祖系。因为殷族的祖先崇拜凤为图腾。从这一点看，孔子确实认为自己是殷族的后代。（后世有人说孔子为“殷奸”，主要也是根据孔子是殷人而忠周室，当然此说有些过头了）
关于出生日的说法有许多歧议。
《史记•孔子世家》说得最露骨：“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公羊传》、《谷梁传》均谓鲁襄公二十一年生。春秋战国百家之书没有关于孔子出生的年、月、日记载。炎汉 兴，尊儒术、黜百家，都以“为尊者讳”的态度，把孔子出生神化了。
《孔子家语》：“伯夏生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这才有了孔子母之名，并明媒正娶而生孔子。
《新论》曰：“颜徵（在）感黑帝而生孔子。”孔子成了龙子。
《拾遗记》说得最玄：“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 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于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夫子奉生时，有麟吐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老降庭。徵在贤明， 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绂，尚犹在 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这段话不但说明了孔子是龙子，而且天帝遣神送子并奏天乐，隆重之极，定为“素王”。素王即无位无权之王，儒家解曰：“匹夫而为天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者也。
《春秋演孔图》曰：“颜氏徵在游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已：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 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首类尼丘山，故以为名。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至于孔子像貌，《春秋演孔图》说：“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脥，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 面如蒙共，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崎，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其他如《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白虎通》、《论衡》、《荀子》等都有类似 描述，都是在“尊儒术”思想指引下衍绎出来的神话。只有司马迁直白地说“野合生孔子”。到底叔梁纥与颜氏（《史记•孔子世家》并未说徵在之名）是怎样在战乱中结合的很难确指。《史记索隐》说老夫少妻的结合“不合礼仪”，梁玉绳先生认为“婚礼未备”，这也是一般的概说；钱穆说“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当然 随处可用，也说明不了什么。
上述这许多说法，也没有确定孔子的生日是哪—天。《春秋公羊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 年十有一月庚子日。《春秋谷梁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后代学者合《史记》、《世本》、《公羊传》、《谷梁传》比较研究，加上天文学的推算，才认定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鲁国历），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明清以来，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入民国后，才定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公历则为九月二十八日。（把教师节选在9月份，也是改开以来的精英的良苦用心）
至于孔子母何时死，葬于何处，也是众说纷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少孤，不知其 （父）墓，殡（母）于五父之衢，然后合葬于防。”王充《论衡》说：“孔子生不知其父。”这都是说孔子幼年丧父，故曰少孤。但《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 子母卒于孔子十七岁前。”《孔子家语》：“孔子母卒于孔子二十四岁。”均不可确信。孔子幼年失父，早年丧母，大概是实在的。
孔子实际上是一位孤苦的流浪儿，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当过“委吏” （管仓库），当过“乘田”（放牛羊），以上见于《孟子•万章下》。（但是后世传记作者，偏偏要神话他的出生，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在给他抹粉，抹到吓人的程度，其实还不是“血统论”的思想在作怪。）《史记•孔子世家》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鲁执政大夫季武子举行招待士的宴会，孔子欲往，季氏家臣阳虎黜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乃退。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孔氏沦为庶民之后，处处遭受上层社会的屈辱，很自然地产生了向上层社会攀登的思想，需要有点学问。《史记》说他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卫灵公》曰：“学 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下决心学习以求腾达。“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当官），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 •学而》）
孔子是奴隶社会崩溃走向封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下层劳动者，管仓库、放牛并不是“鄙事”， 可是在上层统治阶级眼里，那是下贱的。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孔子发奋求学，以求摆脱被人贱视的地位。精神是好的；他一生坚持了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方法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谈一下的。在一个剥削社会里，向上爬是穷人摆脱压迫的理想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方法，千百年来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其中象中状元，遇上大人所谓的“知遇之恩”，千百年来都是美谈。但是不要忘了，这种个人的奋斗，需要维持一个以等级制的剥削社会为前提，最终也必然为维护这个等级社会架构而服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对这种向上爬的理想应该持批判态度，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但读书为了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则不足为法。
第三章 孔子以众人为师
孔子学无师承，“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子张）。他常向众人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 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 而》）“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子 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这些话都表示了孔子向众人学习的诚挚，典藉中多有记载。（孔子许多治学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称赞和继承的。许多内容是经验之谈，也不是他一个人发明的，类似的想法在诸子百家和国外一些哲学家那里也不少见）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对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 行。”“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记•孔子世家》说老子赠孔子以言：“聪明深察而 至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对这些话的反应是：“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 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又曰： “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鍉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孔子向鲁国乐官师襄学过弹琴，《史记•孔子世家》有详细的记载，第一阶段，孔子对师襄说：“丘已习其曲，未得其数也。”第二阶段，师襄说：子“己得 其数矣。”孔子说：“丘未得其志也。”第三阶段，孔子说：“丘未得其为人也。”最后孔子感受到：乐曲所描写的人物“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 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很佩服他的学习诚笃。
孔子虽说是“十有五而志于学”，实际上，他并没入“太学”，因为他不是贵族。他学五师 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他向老子求教，《庄子》也多处记有此事，而在《论语》对此事毫无记载，并《老子》之学亦未有论及，可见此事是渺茫的。《史记 •孔子世家》所记孔子“严事”的人位，有老子、遽伯玉、晏平仲、老莱子、子产、孟公绰，并“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鍉伯华、介山子然，并未指明孔子的主 要师承是谁。
“子入太庙，与事同”，“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孔子闻之曰：‘是 礼也！’”（论语八佾）孔子入太庙，看到什么都问，《荀子•宥坐》有生动的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焉。曰：此为何器？曰：此盖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叹曰：恶有 满而不覆者哉！”可见“入太庙，每事问”的传述是有所据的。旁人讥笑孔子：“孰谓鄹人之子知礼者？”孔子并不反感，反而说：“是礼也。”可见孔子求知是诚 恳的。他以“礼失而求野”为信念。孔子之于礼，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知识，《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孔子以后的著作。孔子说得明白：“夏礼，吾能言 之，杞不是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是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孔子对于夏殷之礼，只能说个大概，找不到现实 的佐证。因此，他曾“见郯子而学之”，并对人说：“吾闻之，天之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郯国之君；少昊之后，鲁昭公十七年访 鲁，鲁大夫叔孙昭子问他“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用自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与颛顼以来的远古传说，详细解释了官职命名的历史演变，孔子听了大为钦佩。这都表示了孔子向众人求知的精神。这是后人应该学习的。
《战国策•秦策五》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其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修务训》、《史记•甘茂传》、《新序•杂事》、《论衡•实知》相继传述此说，不足为据。《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争辩“日始出时去人近”还是“日中时近”，一儿以 “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为由，认为“近者大”；一儿以“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为据，认为“近者热”。孔子不能决。两小儿笑曰： “孰为汝多知乎！”这也是附益于孔子，表示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也表示孔子于听闻之间，处处敏以求学，听《韶》而感到艺术感染力的强大。《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也是孔子首肯的观点，即对于民间的“小技”，也不一概排斥，应予以兼收并蓄。但不要“致远”，“致远恐泥。”总之，孔子之学没有专门师承，他持“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的态度，以众人为师，学而不厌，积聚了自己的学问。体现了“众人是圣人”的精神，也表示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白我民聪明”（书泰哲）的态度。这种学习精神是我们应继承的。
第四章 孔子的治学方法与态度
孔子治学的方法与态度，有许多可取之处，亦有应该摒弃之处。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这种虚怀若谷、敏以求知的态度，是孔子求知的出发点，也是促成他学到许多知识的原因。
不但如此，他还勤于学习。“学而时习之。”（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同时，下力吸取别人的知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述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孔子以众人为师，以贤者为师，也以不贤者为师。对于一般的技能他也不弃之不理，认为其中也有可学的部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子张）孔子主张学习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温故而知新。”（述而），要下“九思”的功夫，达到 “闻一知十”（公治长）的目的。“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因之，孔子要人们学 以致用，以改造自己：“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要“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学而）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 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孔子认为学与思是相互为用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以上这些都是应该继承的，用以克服自以为是、藐视众人、不读书不看报、不用思想、夸夸其谈、不省察自身等种种毛病。（这个是在说DXX）
但孔子在学习上有两点是必须摒弃的。第一，他认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指的是生而知之的君子，下愚指的是老百姓，这两种人一种有知，一种无知，是天定的，无可改移的。也就是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定的。（其实，孔子的这个观点恰恰把之前谈到的孔子治学的思想否定了。所谓“君子生而知之”是典型唯心主义，持这种唯心论的人，认为道是存在于君子心中的，学习的目的就是通过启发将“道”自明。因此学习往往重视自省，修身，养性，最终达到明明德的境界。这样学习方法必然重视书本知识，排斥实践活动，更不会从实践中总结。从孔子开始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阶层，总体上总是看不起从事生产，技术发明的具体劳动者和少量知识分子，斥之为“奇淫技巧”。这和他们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是一脉相承的。
马列主义则不然，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规律，客观存在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要了解掌握规律，必须通过实践。毛主席，强调人的正确思想来自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恰恰是反映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孔子的认识论完全不同，而刘XX的《修养》恰恰是，孔子唯心论的发展。）
第二，孔子志于学的目的，跟人民志于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民志于学是为了翻身当家作主人，孔子的志于学是为了当官治人。这一点，孔子表白最清楚。“学而优者仕。”（子张）“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谷——即禄） （读书为什么？这个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有两句话说的最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见读书的目的是出人头地，是求“官禄”。而不是了解和掌握客观规律即“求真”。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黎阳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到，中国历代“文匪治国”的读书目的是为了“权力而真理”。至于真理本身，反而是不感兴趣的。这种思想现在也还在流毒当今的知识界，那些教授专家们的学术是为了获得“学术地位”而做，所以改开以来，尽管是“科学的春天”但是学术成就反而不如前三十年了。）
第五章 孔子没有删诗书订礼乐
孔子一生学到了什么？这是迄今多人争论不绝的。孔子本人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而历来的传说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到底如何？可以析而研究之。
删诗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大概是根据《论语•子罕》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 得其所。”演化出来的。实际上，删诗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已经详细观看了《诗》的《风》、《雅》、《颂》的演奏，可见当时《诗》已经有了《风》、《雅》、《颂》的定本。那时孔子才八岁。
《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子路》曰：“诵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论语•八佾》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 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实际上，《诗经》在春秋时，已是交际往来习用的语言，《论语》也说明了这个情况，《左传》一书，其中多处记载了引 《诗》示意的生动史例，可见《诗》已是社会上广泛流传了。
《论语•卫灵公》曰：“放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曰：“子曰：恶紫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可见孔子对“郑声”的淫荡，是十分忌恨的。他要删《诗》，—定会把《郑风》，以及《卫风》给删掉的。他只说了《郑风》不好，并没有说把它删掉。现存的《诗经》也还保留着《郑风》与《卫风》。可见孔子没有做过删《诗》的事。“自己反鲁，然后乐正”之说，至 多也不过是：孔子把《雅》、《颂》的乐谱整理了一下，也还找不到确据。
删《书》之说，更为渺茫，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 传。”司马迁说话的根据只有《论语》上说的“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论据 显然不足。实际上《尚书》这部书，是我国最古历史文献，经过天灾人祸，先秦的版本，早已亡佚。西汉伏生所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朝，现存的《尚书》版本只有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这部书大家公认为伪书。它包含着28篇今文和25篇伪古文，假论孔安国为序，杂组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吴 械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清人闫若据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引经据典”，逐一揭其矛盾。《古文尚书》 之伪乃大明。之后，惠栋又作《古文尚书考》。程迁祚作《晚书订疑》，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继闫若据之后更证明了《古文尚书》之伪。多人论《书》，但无人能找出先秦时代《书》的真本。
《论语》中三次提《书》：《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曰：“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薨，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宪问》 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在《论语》中孔子论《诗》有十一条，论 《礼》、《乐》有八条，论《乐》有十六条，谈《书》最少；他要弟子们学《诗》、学《礼》，却没有教弟子学《书》的语言。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取如此漠然态度；对序《书》一件大事，只字未提，可见删《书》、序《书》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应该不是妄言虚语。
《史记•滑稽列传》中讲了孔子有“六艺之教”，“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 发和，《书》以遂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里的《书》教，显然指的是《尚书》，但与《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所说的“六艺”不同， 那里说：“教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乐、射、御、书、数。 这个“书”，说得明白，指的“六书”之法，不是《书经》。《大戴礼记主言》又说有“七教”：“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此谓七教。”《中庸》又有“九经”之说：“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的“文”指的是《诗》、《书》、《礼》、《乐》的知识与理论，用以指导行 动，使之“不逾矩”，达到忠与信的目的。把这些文献所载对比起来，很难确定孔子曾以《书经》为教材，谈到“《诗》、《书》、执《礼》”，也不过是把《书 经》一些物语，当作一般的“雅言”而已，没有成本大套讲论过《书经》。
这样说来，删《书》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定礼乐”如何呢？
古《乐记》久已失传，无从考辑：现存的《周礼》、《仪礼》、《礼记》，既讲了礼，也涉及乐。所谓“定礼乐”大概指的就是“三礼”。
《周礼》一书，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枚举。宋张载认为：“《周 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宋郑樵说：“（周礼）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实行。……”大体上可以说《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东迁以前三百年，其官制政典之改易，不知凡几，着手改易的人不是周公一人，多所增损；刘歆据《左传》校勘《周礼》，而《左传》之礼 经，皆不见于《周礼》。可见《周礼》一书，不是原文，亦非全部伪作。汉郑玄、马融谓为周公所作，汉代已有人反对；唐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废兴》说：“周 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大半，故林孝存（又作临孝存，名硕）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十论七难以排异之。何休亦以为战国阴谋之书。”宋洪迈《容斋笔记》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师传授， 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从往师之，此书遂行。”
虽对此说遵违不一，但近代公认《周礼》为多收集古籍，集辑成书，与孔子没有关系。《仪礼》乃记载礼仪的书，《汉书艺文志》谓：“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今只存十 七篇，限于士礼。旧说以为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史记•儒林列传》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说《仪礼》（士礼）传自孔子。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仪礼》非周公之作。”邵懿臣、皮锡瑞等认为是孔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是这样 说的：“仪礼，汉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胜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其经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课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四库书编者众多硕儒，考校周备，据此可知《仪礼》并非孔子所作。
《礼记》一书，包罗甚广，如《王制》、《月令》、《学记》、《乐记》、《坊记》、《中庸》、《儒行》、《大学》等，公认为儒家之书，出自孔门后学之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之甚详：《礼记》“汉郑玄经，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河涧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回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胜又删大戴之书， 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以《月令》—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后人驳却此说，认为后三篇 非马融所增益，原四十九篇即《小戴记》之原书。”
总之，《礼己》一书，也不是孔子所作。
孔子与乐的关系。
《论语》中有孔子“正乐”之说，也止一句而已：“吾自己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好像《雅》、《颂》的歌谱是孔子定正了的。其实不然。据《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听了周乐，听了 《风》、《雅》、《颂》之歌，对《十五国风》一一作了赞语。听了歌《小雅》后，季扎赞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 焉。”听了歌《大雅》之后，季扎赞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听了歌《颂》之后，季扎赞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 倡，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他又看了舞《象箭》、舞《南篱》、舞《大武》、舞《韶漫》、舞《大夏》、舞《韶稍》，对其音乐及舞蹈均一一作了赞语，由此可见，《雅》、《颂》及《十五国风》之乐，早有定品，不须孔子去做“乐正”。不特此也，与之相应多种舞蹈及音乐亦有定式。故知：不待孔子之定正，《雅》、《颂》早已各得其所，各种舞蹈及其音乐，亦早已各得其所。季扎聘鲁时，孔子才八岁。
在别处，孔子谈及音乐的话，还有：（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泰伯）这是说：《诗》、《礼》、《乐》是相辅为用的。（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韵》，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图为乐风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其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都是赞美音乐艺术美及其感染力的。（三）， “子语鲁大师乐曰：‘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是孔子谈的乐理。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孔子对古《乐经》作过 整理工作。古《乐经》早已亡佚，《论语》里也没有提过它。至于大量的旧乐谱以及舞蹈音乐的繁重整理工作，一点也看不到孔子做了什么。像季扎聘鲁时对《风》、《雅》、《颂》以及多种舞乐的品评，孔子也没有作过。可见孔子定乐的事，也是渺茫莫可捉摸的。
关于“修春秋”。孔子主“述而不作”。关于“春秋”的出处，说法有：
（—）曰修春秋；（二）曰成春秋；（三）曰作春秋；（成与作之说法，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四）曰“为春秋”，马骗《绎史》有此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辞。”“作”与“为”可以理解为辑集素材，思理有序， 举笔成章，拓荒成书。“修”与“成”似应解为：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加以修整而后定稿。孟子兼“成”与“作”为说，左邱明主“修”说，可见《春秋》一书到底怎样形成的，已是模糊的状态。
《春秋》一书与三传所记不同。《春秋经》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并云：“夏四月已丑孔丘 卒。”孔子作《春秋》，怎么能把自己的死年月日时写上去？马驌的解释说：“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录以续孔子所修之经。”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只记到鲁哀公十四年，而不续记孔子卒？《左传》不但写了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且把《春秋》记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这又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杜预 在《左传序》里只作了一个含乎其辞的答复：“异乎余所闻。”这里露出了《春秋》是否孔子所作的破绽。 不止此也，《春秋经》与三传之间，不但字有许多差别，文亦有别。如隐公元年，“公及邾仪 父盟于蔑”，“邾”在《公羊传》作“邾娄”，“蔑”在《公羊传》、《谷梁传》均作“昧”。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九月，纪裂繻来迎女”。“无骇”， 《谷梁传》作“侅”；“裂蠕，”《公羊传》、《谷梁传》并作“履緰”。又如“夏四月君氏卒……癸未，葬宋穆公。”“君氏”，《公羊传》、《谷梁传》并作 “尹氏”；“穆”，《公羊传》、《谷梁传》并作“缪”。此种差异不胜枚举。《公羊传》记孔子诞日曰：“襄公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 记曰：“庚子，孔子生。”《左传》没有孔子生日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只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这样一件大事为什么各《传》记载不同，《左传》为什么没有记载？都是无法解释的。杜预《左传序》说了《春秋》的来由：“《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 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榛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由此可见《春秋》乃鲁侯的史记，有定本，不须孔子去“作”、“成”或“修”。杜预强为之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则，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杜预这段话是为了证明孔子确实下过“修”《春秋》的功夫。这样大的一件事，在《论语》中未见与诸弟子谈过，也未见诸弟子对此做过赞誉，可见还是子虚乌有者也。杜预说了—句实话：“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实际也就是一本旧史，孔子未曾“作”、“成”、 “修”过，而是公羊高、谷梁赤、左邱明以之为本，做过一番传述。至于左邱明曾受业于孔子的事，也是察无实据的。孔子作《春秋》是无凭无据的。
孔子与《易》。 孔子《序易传》之说，始于《史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繁》、《象》、 《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此后，《论语谶》记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漆书 三灭。”《抱朴子》记曰：“有古强者云：‘孔子尝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易纬乾凿度》把孔子“序易 传”写得神乎其神：“五十究易，作十翼，……颐师于姬昌，法旦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这些都是无据之谈。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把 《易经》尊为六经之首，董仲舒乘时大扬其波：“《易》本天地，故长于数。”实际上，考据学盛行以来，人们已公认，《易传》乃战国时人的作品。
《论语•述而》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是说孔子到五十岁 才想下功夫学《易》。以前他没有学《易》。五十岁以后，孔子干了什么？他五十一岁见用于鲁，在中都宰，后迁为司冠，参加了齐鲁夹谷之会；五十三岁，为了强公室，他抑三桓，堕三城，受挫。齐人以女乐贿鲁定公，定公谣乐，三日不听朝政。孔子失去施展抱负的条件，于是离开了“父母之邦”，周游列国十四年。六十八 岁，孔子回到鲁国，七十三岁去世。五十岁以后从政繁忙，周游列国，劳碌奔波，从来未见他学过《易》，也未和弟子们讨论过《易》，回到鲁国五年，《论语》中也没有研《易》的记载。此可见“晚而喜《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是无凭无据的。
另外，“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段话，在《鲁论语》里则是另外的写法：“假我数年，五十而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里把“易”变成了“亦”。若此说属实，更可知“晚而喜《易》”是靠不住的。
有人说：《论语》里也引用了《易经》的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这句话见于《易》之恒卦九三爻。但这里用的是否恒卦的爻辞，是值得研究的，《易》之爻辞实《周易正义》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汉书•李寻传》“人 民繇俗”之注曰：“繇，读与谣同。”《国语•周语》曰“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掌卜辞的“贞人”（或卜人），常用民谣表述卜兆而成爻辞，如《咸•九 四》的“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中孚•九二》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归妹•六三》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震卦》之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鬯。”
孔子引用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并没有说《易》曰，很大可能是直接用的民谣。孔 子在这里说的话的全句是这样的：“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又子路问政，子曰：“善人 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广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 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这里，孔子引用了“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欲速则不达”等民谣，着重点在阐述一个“恒”的重要，并且指出“不占而己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可以肯定孔子不是引“易”，而是引用民谣。
孔子对于卜筮并不感兴趣，不但说过“不占而已矣”，还在许多处表示了他不信占卜：
《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雍也》。“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先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謟也。”
《论语．颜渊》：“死生有命。”
《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祷之久矣。”
一个这样不信鬼神与卜筮的人，怎么可能去下力研《易》？
《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重视《易》教。“《易》以神化。”司马迁讲的六艺是：《礼》、 《乐》、《书》、《诗》、《易》、《春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讲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大戴礼记主言》记曰：“曾子曰：敢问何谓七 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此谓七教。”《礼 记•中庸》曰：“凡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论语•述而》说孔子 主张四教：“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只有司马迁说孔子之教学有《易》教，其余诸人，连孔子在内，也没有说教学内容有“《易》教”。
《汉书•儒林传》曰：“商瞿子夏本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唐孔颖达于《周 易正义》中便认定孔子传《易》于商瞿子夏。这个说法被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否定了：“子夏《易》是丁宽所作。”“《文苑英华》载唐司马贞曰：“《易 传》，子夏，韩氏婴也。（韩婴字子夏）”指明韩婴传《易》授受有绪。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子夏传《易》为“伪中之伪。”
《史记•孔子世家》载有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适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 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及《太平御览卷一》引用《庄子》的话，都记载了同 一故事，繁简不同，故事演义有差，内容基本一致。李林炌把这些话作为根据，认为孔子问的不是“礼”，而是“易”。他认为“易”之发音与“礼”字相近；又因 为孔子听了老子的话以后曾赞美老子“其犹龙耶”，从而根据《说文》所说：“蜥易、堰蜒、守宫也。”古籍中有释“易”为“龙”者，于是认定孔子问的是 “易”。这个说法太勉强，不须多解。《庄子•天运》老子答孔子问说得很明白：“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道，无自而不 可；苟失于道，无自而可。”《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得明白。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这些教训孔子的话，一点与《易》也沾不上边。
《易大传》之“十翼”说是孔子作的。这也是古代学《易》大家早已否定了的。《易大传》果 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篇章，其中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易•繁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 仁与义。”仁与义在《论语》中讲得很多，但只字未谈过阴阳之道。“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的话说得准确，说孔子讲过阴阳之道的，都是后人的演义。如《礼己•礼运》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礼己•中庸》说“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王肃伪作《孔子家语•本命解》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 反阴，故阳以阴化。”《京氏易传》说：“孔子云：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都是后人假借孔门之口的论说，不足为凭。
孔子在《论语》中谈过“道”、“天”、“命”；谈“性”很少。《论语》中“道”字凡六十见，有几种不同的含义：（甲）“道听途说”（论语•阳货）之 “道”，指的道路之道。（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论语•泰伯）这个道，指的是政治路线。（丙）“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这个“道” 指的是治国安邦之大道。（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个道指的处世之道。（戊）“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 也。”（论语•八佾）“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这里的“道”指的是方法。可见《论语》中的“道”与《易大传》的道，根本不相同。
《论语•子罕》中孔子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北宋张载便以 “两端”为“阴阳”：“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己者，立天地之大义。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清王夫之同此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两端犹言 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礼记•中庸》把“两端”解为“用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郑玄注这句话说：“两端，过与不及也。 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朱熹注这句话说：“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事之审而行之至矣。”看来，把“两端”说成“阴阳”，是不能成立的。 孔子没有讲过阴阳之道。
《论语》讲了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过犹不及。”（论语•季氏）“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这些与《易大传》的“神无方而《易》无体”是毫不相干的。
孔子多处讲了“天”与“天命”，但其含义是模糊的。
“天何言哉，四时行鸟，百物生写，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个“天”指的是自然的天。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犹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天厌之。”（雍也）
“天生德于予。”（述而）
“唯天为大。”（泰伯）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天丧予。”（光进）
“天之历数在尔躬。”（尧曰）
“知我者，其天乎。”（尧曰）
这些“天”指的都是“有人格”的天。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里仁）这个“天下”指的是“天下之人”。
孔子一方面“畏天命”，一方面又觉着“天命”也不灵；他“畏天命”的话如：“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颜渊）“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子张）“不知命，无 以为君子也。”（尧曰）“死生有命”、“命也”的“命”，显然指的是世俗“命运”之说。与此同时，孔子对于这个“命”又有所怀疑：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子贡不信命，做买卖常发大财。孔子觉着“命”也很难说了。《孟子•万章》也说过类似的话：“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但孔子最终还是悲叹一声，服从了命运的裁决：“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
总之，我们无法找到孔子研《易》的事，看不到孔子的哲学思想里有“一阴一阳谓之道”或“弥论天地之道”（易•繁辞上）；孔子从来没有谈过《易》之卦与爻；相反，孔子对占卜的事并不相信。看来，孔子“序易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之说，还涉及孔子著《孝经》。《孝经》已成 为《十三经》之一本，全书处处都是“子曰”，儒家曾定为孔子之作，但早已有人认为伪作。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之节说曰：“蔡邕《明堂论》引魏 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可见孔子著 《孝经》之说，也不能成立。 （古代儒家精英让孔子被“删诗”，被“做春秋”等，一系列的“被”之后，孔子就被“圣人”了。这个手法和现代精英让人民收入“被增长”从而来宣传所谓“盛世”的做法是何其相似，全部是指鹿为马。毛主席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古今中外的所有反动派做法都类似，同他们的反动本质高度一致。）
第六章 孔子的教学
孔子被许多人誉之为难得的教育家。孔子办了私塾，教了许多人，是真的。在春秋时代，墨子也教学生；据说少正卯也办了学，并与孔子唱对台戏，争夺学生，以至孔子门下“三盈三虚”。春秋时代教徒弟的事，并不是孔子一个人。教师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而是随师而学，“后在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 侯。”（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教学，打破了贵族学校只教“胄子”的传统，是一个进步。
孔子教学的目的是为恢复奴隶统治制度培养人才，要求弟子们“忠于道”，志于“《诗》、《书》、执《礼》”。这种人才能够辅佐国君推行德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也就是适当改善对奴隶统治的方法。
孔子为了培养这种人才，持“诲人不倦”（述而）的态度，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对 “互乡”童子之类下等人也持良好态度“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但这个“无类”还是有条件的：“自有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交“十条乾肉”（束脩）的，才可当他的学生。’和今天—样：学校大门是开着的，交不起学费的，莫要进来。（孔子好称：“有教无类”，但是前提是要交学费，其结果是穷人还是没有办法受教育，所以，两千年来，所谓“礼仪之邦”，文盲达90%以上。现代倡导教改的精英也是如此，打着办学的旗号，到处乱收费，结果到现在中国的小学普及率反不及文革。这个就是精英们的有教无类吧？）
孔子的教学内容是“文、行、忠、信。”（述而）。“行”是行为。要履中踏和循礼；“忠” 是忠诚、忠君；“信”是言必信、行必果。统御行、忠、信的中心思想是“文”，“文”是《礼》、《乐》、《诗》、《书》的文化知识，以之为指导行为的依据。 这些似乎涉及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当时除了《诗》之外，难说有一个定本。通常也说他教育内容包含“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也难找到具体考证。孔子教学内容排斥生产方面的教育。他的观点认为劳动生产是下贱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卫灵公）最生动的 一段对话，深刻地表露了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精神实质，见于《论语•子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必然结果）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难怪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
孔子教学的方法，采取“循循善诱”（述而）的方法，采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方法，取“启发式”的教学法，反对“注入式”的教法，又耐心地诱导，这种做法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孔子反对“不教而杀”的做法，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
孔子提倡学、思、行的统一。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他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发奋忘食，乐以忘忧。”（述而）
孔子讲求以身作则的“身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他自己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的态度。
孔子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这就是说“下愚”之辈，是不可教的。孔子又说：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这就是说“女子”与“小人”是不可教的。（孔子这句话太孟浪，把他母亲都包进去了。）孔子又说：“先进于礼乐者，野人 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先进）“先进于礼乐者”指的是：要先学礼乐才能做官的人，即庶民包括农、工、商及末落了的贵族。这些“野人”是不可教的。 “后进于礼乐者”指的是世袭的贵族们。他们世袭官位，礼乐传承，不必先学礼乐，他们是君子。孔子的这三句话，把女子、小人、下愚、野人都排斥在外，便自己否定了“有教无类”的说法。于是得出一个错误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当代有许多为孔子翻案的人，通过改动标点的位置，重新解读以上文字，认为非孔子本意属于“误读”。但是综合孔子的一贯歧视劳动人民的态度，包括为“有教无类”等言论的预设前提（付费），不难发现，这个几千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圣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什么误读，至少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误读，而是当代的“尊孔”派的巧言令色而已。）
第七章 孔子平生史略
公元前552年、鲁襄公21年，孔子生。
孔子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是在春秋历史大转折中度过的一生。他生前43年（公元前 594年）鲁定公15年，鲁国“始税亩”，即对公田与私田一律同等收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新兴地主阶级便大量收容逃亡奴隶，开荒拓土，增加私田。公元前539年（鲁昭公3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陈恒子（又曰田恒子，名无宇）以大斗出、小斗入的手段，与齐景公争夺奴隶，逃亡奴隶归之如流水。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11年），鲁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孙、叔孙、孟孙（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后人称之曰：三桓）把襄公的土地瓜分了：“三分公室”。
公元前542年（鲁襄公31年）莒国奴隶暴动，杀死暴君犁比公。
公元前539年（襄公3年），齐国奴隶主剥削极重：“民三其力，二入其公，民食其一”；多人反抗，遭到砍脚的刑法，出现了“履贱而踊贵”的惨相。晋国剥削亦苛：“民闻公（国君）命，如逃寇仇。” ．
公元前520年（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了萑荷泽暴动，周都洛阳发生手工业者暴动。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5年），鲁之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又一次瓜分公室，分成四份，季孙得二份，叔孙、孟孙各一份。
公元前535年（鲁昭公7年），季武子（季孙宿）飨士，孔子17岁居母丧前往，季武子家臣阳虎拒之：“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史记•孔子世家）
在孔子青年时代，奴隶社会在急剧地崩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加速增长，社会上的纷争扰攘，日甚一日，孔子深深感到下层人民之卑贱，而统治者之高高在上。他受到了上层的冷落与屈辱，当过“委吏”（管仓库）、“乘田”（放牛羊）和“相礼”（婚丧礼 的司仪，有人说当过吹鼓手）。他不愤之极，发奋而“志于学”，以便“学而优则士”。
孔子从小就学“俎豆之戏”，又当过“相礼”，便对周礼旧制发生了兴趣。鲁国是周公旦之子 伯禽的封地，因周公之功勋，予以特殊待遇，允许鲁国用周天子的礼乐祀周公；周之奴隶制典章文物多存于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2年），晋韩宣子访鲁，赞 曰：“周礼尽在鲁矣。”公元前544年（鲁襄公29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得观见《诗》之《风》、《雅》、《颂》。公元前525年（鲁昭公17年），郯子聘 鲁，讲了一大套古代官制的情况，孔子听了很佩服，便去拜访郯子，向他学习奴隶制的一套典章制度。
孔子崇拜周之典章制度，对其祖先正考父的行礼形象很崇拜：“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 俯。”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也承认周之典章制度，不可能说得周全：“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八佾）
孔子之于周之典章制度，虽知之不全，由于参与了礼乐活动，还是逐渐小有名气的。于是他有机会参与祭祀鲁太庙的典礼，进入太庙，观看各种礼器：“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 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因为当“告朔”以羊的古礼，国君多不参加，流于形式，子贡意见，干脆不必用羊了）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认 为不合周礼的事，做过许多严厉的批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三家（三桓）以《雍》徹（撤）。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后来，大概到了孔子34岁时，随南宫敬叔到过周都，有机会“适周问礼”。这时，孔子到了“而立”之年，思想确定了，奋斗目标也确定了： “议权量，慎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孔子之志，就这样定下来了。
孔子尚未有官位，但与统治阶级有了来往，名气有了，车马也有了，对于国事敢于发言了。
公元前518年，鲁昭公24年，孔子34岁，便受到孟僖子重视，孟僖子去世前，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孔子。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25年，昭公于太庙举行大祭（禘），两厢共用俑人16名，一边一“佾”（行）。季孙氏祭家庙用了八佾（64个俑人）。贵族们认为季氏僭越，孔子也跟着责难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25年，季孙若及昭公的三个儿子公为、公果、公贲，联合郈孙氏要消灭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季氏，主张“非杀不可”。正在季氏危急之际，得叔孙、孟孙的帮助，杀了郈孙氏，三桓大胜。季平子临朝听政，佩戴璠璵（国君佩戴的玉器），人民拥护：“季氏出其君，而人民服焉，诸侯与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逃往齐国，孔子也跟着去了齐国。
孔子住进齐国贵族高昭子家，高昭子引他见了齐景公，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有一次，周太庙失火，齐景公问孔子，这是什么原因。孔子说：“周王不行周公之制，遭了天殃。”（说苑•权谋）（和汶川大地震之后，某些民主人士和国际著名影星的所谓“天谴论”何其相似，这里还能看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或是基督教义里的“爱邻人”，甚至是“爱敌人”吗？反动派的行为总是高度相似的，且都喜欢说一套，做一套。）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26年，齐攻占鲁之郓城，昭公往居郓城。孟懿子与季氏家臣阳货（又作虎）攻克郓城，昭公逃往晋国，晋国不收，居之于小城乾侯。昭公在外数年，企图从季氏手中重新夺权而未果。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29年，晋国赵鞅（赵简子）铸刑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法条文铸造在鼎上。这是赵氏、范氏、荀氏（中行氏）三家合搞的法制改革条文，用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孔子认为违反周制，大骂范宣子“乱法”：“晋其亡乎？失其 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焉，民在鼎矣，何 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32年，昭公殁于乾侯。晋史墨评曰：“鲁君世纵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可见旧奴隶主之为民所唾弃。孔子未随昭公奔晋，仍在齐国。他在那里仍然宣传老调，齐国新兴势力讨厌他，要除掉他。晏婴对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听说有 人要害他，便慌忙出走：“孔子之去齐，接渐而行。”（孟子•万章下）
公元前510年，鲁定公元年，孔子43岁，回到了鲁国，无所事，聚诸弟子，开坛讲学，教弟子“为政”、“从政”、“为邦”之道。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譟，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慎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君子以义为上。”（阳货）“君子之士也，行其义也。”（微子）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这里看出孔子提倡孝道，为的是犯上者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敬爱父母。可见孔子的孝是为剥削阶级的上等人服务的。而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多少都带有点“犯上”的味道，难怪“尊孔”派，如韩德强之类的人也要质疑一番，以为“人心不古”）
“臣事君以忠。”（八佾）
“事君，能致其身。”（学而）
“仁者爱人。”
“泛爱众而亲人。”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5年，赶走鲁昭公的季平子逝世，其子季桓子代立。季氏家臣阳虎要用“璠璵”培葬季平子，季桓子宠臣仲梁怀反对，阳虎囚季桓子；季桓子与之妥协，得释。
阳虎是个暴发户，人称他“为富不仁”；他想代“三桓”掌权，要孔子来当助手。起初，因政见不合，孔子不愿去，阳虎逼他。《论语•阳货（虎）》一章详记了这件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段的意思是：阳货想要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阳货给孔子送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孔子打听他不在家时，去回拜他。两人在半路碰上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跟你说。”（孔子走过去）阳货说：“把自家本领藏起来而听任国家迷乱，这叫仁么？”（孔子）说：“不可以。”（阳货）说：“喜欢参加政事，又屡次错过机会，这叫做聪明么？”（孔子）说：“不可以。”（阳货）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岁月是不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将去做官了。
公元前502年，鲁定公8年，阳货势力大了，勾结季桓子的弟弟季寤与公鉏及等叛季桓子，被季桓子与孟孙氏合力打败，逃往齐国。在阳货叛乱中，季桓子家臣公山弗扰叛于费，召孔子。孔子正想做官，就要应公山弗扰之召。“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孔子明知从叛逆去做官不对，但他要借鸡生蛋，以遂其政治追求。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描述孔子当时心理最确切：“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 今费虽小，傥庶几乎！”结果未去成。 （从以上两事看出，孔子本人的政治原则是淡薄的，而且他的一套施政方式是完全为统治阶级设计，也依赖统治阶级进行实施的。因此，他特别希望通过依附实权人物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至于这个实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代表什么样的群体他也是不在乎的。他是不赞同阳虎的，但是却答应做官，虽说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客观上必然为虎作伥。结果肯定是失败的，但是从来也不长记性，后来到了卫国以后，又勾搭上了另一个昏君卫灵公，甚至通过二奶“南子”走关系，但是结果是出尽了丑，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多象后来儒家精英，可以为汉族统治者服务，也为满清这样异族服务，更有孔氏子孙为日本侵略张目。可见这些人和他们的祖师一定程度上何其类似，都是依附剥削阶级，也都依赖剥削阶级推行自己的主张。）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9年，阳货在齐国被囚，后逃往晋国，赵简子收留了他，孔子说：“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骂阳货为“乱臣贼子”。这一套骗得季平子的信任，不久，便命孔子为中都宰。（季平子要是知道孔子答应过阳虎出来做官，就要重新考虑这个人了）公元前500年，鲁定公10年，孔子52岁。孔子当了一年中都宰，便上调任司空，继而任 司寇。这三年，孔子扶摇直上，春风得意。极力推行他的政治路线。他要用“有道”正“无道”，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鲁昭公被季氏赶走，死于晋之乾侯，并未与祖先合葬，孔子为司寇，便把鲁昭公“沟而合诸墓。”（左传•鲁定公元年）这也是为了给鲁昭公正名。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山东莱芜县），孔子为赞礼（即相礼、司仪）。 齐景公命作乐，于是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进。孔子认为这是“夷狄之乐”，迫“有司却之”。齐国有司“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于是优倡侏儒趋 前。孔子于是面两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手足异处。景公惧，谓鲁有君子辅其君，不可侮，于是把齐国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归还鲁国。
孔子当了司寇三个月，便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此事载于《荀子宿坐》、《论衡讲瑞篇》、《孔子家语•始诛》。
孔子竭力扶持奴隶主的后代“逸民”。他让落魄的领主后代原宪做他的总管，给小米九百斗，用以“周济”其乡党。他还用一些没落的贵族子弟当季氏的邑宰。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12年，孔子54岁。他认为按古制规定：“家无藏甲（大夫家不许 有武装），邑无百雉之城（一雉三丈，大夫封邑的城墙不得超过三百丈）。”要求鲁定公把三桓的封邑费、郈（山东东平县）、成（山东宁阳县）的城堡拆毁，以便 削弱他们的势力。定公同意，于是开始了“堕三都”的斗争。堕费与郈，成功了；堕成，遭到抵抗而不克。
定公14年，孔子56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年薪6万斗小米，孔子的生活大不同于当“委 吏”、“乘田”的时候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乡党）。（现在有些“尊孔”者把“克己复礼”四个字分开来说，克己解释为律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可见也是指鹿为马之徒。克己复礼原本的意思是，克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来解释。如果硬要把“克己”说成是克制自己的欲望，那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言论正好打了“尊孔”者的耳光，孔子根本就不克制欲望，只要以当官掌了权，立马奢侈起来，哪有半点简朴的作风呢？大家不要因为他后来成为丧家狗的时候，很可怜，就以为他作风“简朴”，那可大错了，只要获得官位和权力，立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极尽奢华之能事，只要不违反统治阶级的礼，奢侈浪费又算什么呢？大家看看历代的官僚和特色的干部哪个又不像孔子呢？一旦上位立马腐败，真乃“真儒”本色也。）
孔子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二年）这个欺骗手段，于“堕三都”之后，孔子之行为完全败露了。孔子弟子革新派公伯寮把孔子用子路进行破坏的阴谋，全告诉了季氏。“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 公伯寮，吾力犹能肆于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12年，据说鲁定公迷于酒色。齐国选美女16人。（《孔家家语》 《韩非子•内储说下》均记“二八”人）（《史记•孔子世家》作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赠鲁君。”（史记•孔子世家）鲁君沉迷于女乐 而怠于政。“仲尼谏，不听。”（韩非子•内储说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离鲁时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足岁。”
又一说，鲁定公12年，鲁国举行秋冬大祭。按例应把祭肉分送卿大夫，也有孔子—份。孔子没有得到祭肉，认为这个官做不成了，便离开了鲁国。“不税冕而行。”（孟子•告子下）（这个说法更可信）
这时，孔子54岁，不得志于鲁，弃鲁而周游列国。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13年，孔子55岁，到了卫国，住在卫国大夫颜雠由家。卫国是周公之弟康叔的封地。孔子以为这里是周文化的传统所在地，企图有所作为。卫灵公送给孔子6．0万斗小米（史记•孔子世家），颇有礼贤下士味道。但卫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讨厌孔子，在卫灵公面前说他的坏话，并有人监视他。孔子觉着不妙，连忙逃出卫国，走到匡（今长垣县之匡城）。卫大夫公叔戍在匡造反，讨厌主张复古 的孔子，便围住孔子（另有一说：孔子像阳货、匡人恨阳货，而围孔子）。《论语•子罕》记了这件事：“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遇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人要孔子答应一个条件：以后不许再回卫国。孔子答应了，匡人放了他。
孔子认为强迫订的盟誓，“言不必信。”又溜回卫国，向卫灵公诉说公叔戍造反不得人心，人民不愿跟着他去打仗，要卫灵公出兵讨伐公叔戍。卫灵公说：“好！”但因众大夫反对，未采取行动。孔子住卫大夫遽伯玉家。
不久，孔子见了卫灵公夫人南子。关于这件事，《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记载：司 马迁的记载较详：“卫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焉。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谬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雍也》是这样写的：“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件事，本来是孔子想借南子的力量，在卫国求得一个站脚之地，子路讨厌这种求救于妇人、低三下四的走后门行为，是对的。儒家用“为圣人讳”的笔调，为孔子遮盖。其实越遮越丑。《十三经注疏•论语注》为这一章注曰：“孔子见之（南子）者，欲因 说灵公行治道。”《正义》曰：“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至卫见此南子，为欲因以说灵公行治道故也。”反而把“走后门”的实质说明白了。 —天，卫灵公出游，与南子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孔子居后车，招摇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孔子觉着受辱太甚，再留下去，没什么可指望了，便离开了卫国，向宋国去。（投靠昏君和奸妃并招摇过市，和后来“曲线救国”的“汉奸”又有多少差别？这点子路比他老师要强，早就看出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孔子还是不死心，非要试试看，其结果是自取其辱。）
宋国是微子的封地，即孔子远祖的封地。孔子以为到宋国可以找个出路。宋大夫桓魋是个改革派，他做一个石榔，雕琢甚细，三年未成。孔子批评过这件事：“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礼记•檀弓上）司马桓魋恨孔子。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大 树下，司马桓魋领人马来，砍倒大树，欲杀孔子；孔子化装而逃。“孔子，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万章上）“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 何！”（述而）
孔子过石门。“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宪问）
孔子在卫国时，曾击磬自娱。“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宪问）
孔子要到晋国去，到了河边，听说赵筒子杀了两个复古分子窦鸣犊和舜华，便吓跑了。公元前492年，鲁哀公3年，孔子到了陈国，住在大夫司城贞子家。5月，鲁太庙失火，孔子闻之，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幸灾乐祸。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孔子明明知道昭公 娶同姓女为妻非礼，但他不说：为尊者讳，反说“知礼”。陈司败言明之后，他又承认自己说得不对。孔子一贯主张“君子……群而不党”（卫灵公），可在这里他做了“党同”的勾当。
公元前490年，鲁哀公5年。晋中牟宰佛肸叛晋，召孔子，孔子又想“借鸡生蛋”，推行周 制。又是子路问难。“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不为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 乎，磨而不磷？不曰坚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焉能系而不食”表明了孔子急于求主而嫁，（不做奴才，就不能推行自己的学说，说明了学说本身是奴才学说，并为主子效力的本质。）以“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自 矢。实际上是为了做官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孔子曾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 “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但孔子自己否定了自己。佛肸不久被平息了，孔子没有去成。孔子在陈国呆了三年，没有弄到一官半职。“诸大夫所设行，皆非孔子之意。”（史记•孔子世家）公元前489年，鲁哀公6年，吴侵陈，楚援陈，战火纷飞，孔子离陈去蔡。
孔子未离陈的时候，鲁国新执政者季康子召冉求到鲁国任职。《论语•先进》曾说过：“政 事，冉求，季路”。季康子认为冉求有治国的才能。实际上，冉求是个革新派，并不同于孔子的复古思想。季康子想用他，既见其才，又重其政治取向。孔子也知道季康子的意图：“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去蔡的路上，颇遭到人民的嘲弄。（他嘲笑和看不起人民，人民必然也鄙视他，几千年来，孔子在统治阶级那里是，“圣人”，元代还得“文宣王”的爵位，后来干脆是“大成至圣先师”，可谓极尽荣宠，高高在上。可是在老百姓那里是不怎么待见的，老百姓更喜欢拜菩萨，拜关公，拜各色神仙，后来也拜西方来的“上帝”，就是不理会孔夫子，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路上，子路在后，与孔子相失：“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 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子曰：‘隐者也。’ 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无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微子）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 ‘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 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孔子于往蔡国的路上，被陈蔡的大夫围困七天，不得食，众皆困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而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论语》对于陈蔡绝粮一事，只记了这几句。《史记•孔子世家》记得较多些： “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 是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不能兴。”
在围困中，孔子知道众弟子有不平之心，便问子路：“《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贡又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安于 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颜回又入见孔子。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安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大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都是司马迁为孔子装点之说。关于陈蔡绝粮，《韩诗外传》、《说苑》、《吕氏春秋》等均有记述，各有不同，然都为孔子粉饰。《庄子》则借孔子之口，宣杨老庄之道：“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百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水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孔子曰：无受天损益，无受人易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
《墨子》则用陈蔡之厄，大贬儒家之伪：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这些话就完全剥掉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方不食”、“席不正不坐”的伪饰了。
陈蔡解围之后，孔子到了负函（地在信阳）。楚大夫叶公周接待了他。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孔子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因此，这样说法，和公正和客观也就失去了关系）
楚昭王拟以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反对：“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史记•孔子世家）昭王乃止。孔子去楚，路遇楚狂接舆。“楚接舆歌而过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微子）这是接舆用“吹捧”的语言，讽刺孔子之不识历史之发展。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7年，孔子又到了卫国。“这时冉有已在季康子门下。子贡也到了季康子门下，代表季氏出使吴国。卫灵公已死，卫国由卫出公当政；他拒绝父亲蒯瞶回国。孔子认为这是破坏了父子的纲纪。子路问曰：“卫君侍子而为政，子当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子路）
公元前484年，鲁哀公11年，孔子68岁。这年，齐侵鲁，冉有为帅，樊迟副之，率季康子之部队，大败齐军。樊迟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公元前484年，鲁哀公11年，孔子在卫国也找不到出路，又回到鲁国，季康子还尊重他，给以“国老”（卿大夫类）待遇，他仍坚持复古。季氏派冉有问他田赋制如何？子曰：“吾不识也。”三问，仍不答。冉有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答。后私语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鲁国归以“丘”为征税之单位——注）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春秋•左传•鲁哀公十一年）
冉有为季氏管家，行田赋制，季氏大富。“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孟子•离娄下）孔子认为冉有离经叛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公元前483年，鲁国全国行田赋制。季康子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对保存着奴隶制 残余的鲁之小封国颛臾，要举兵讨伐。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壬（周之大夫）有言曰：‘陈力为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 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君 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 孔子极力保护奴隶制残余小国颛臾。
季康子要祭泰山，孔子认为这是僭越。孔子问冉有：“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即不如林放知礼）乎？”（八佾）
季康子修水沟，子路为郈宰。子路给修沟的劳动者放了些粥，孔子认为这是为季氏收买人心，一怒便砸了锅灶，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之？”子路怒，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 由之秩粟而餐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飡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韩非子•外储右上）这就说明了孔子的“仁者爱人”并非爱一般百姓，而爱的是统治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 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心中的季康子是贪得无厌的，不是正人君子，力主要“戒欲”、“行正”，复归于周公之礼。
孔子对鲁哀公的答话，表明了真心所在。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这里的“举”是选拔的意思；“直”是正直的人，枉是邪恶的人。行周公之制的是正直的人，反此者如冉有之类，就是可以“鸣鼓而攻之”的邪恶之人。这个对话表明了孔子的心迹，在《荀子•哀公篇》表白得最直截了当：“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陈成子（陈恒）杀了齐简公。这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孔子时年71岁。孔子听到这个消息，沐浴、穿上朝服，连着三次上朝，请哀公出兵伐齐：“‘陈恒杀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 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
《庄子•盗跖》记有奴隶暴动领袖盗跖（即柳下跖，姓展，名跖，柳下惠之弟）曾接见孔子，骂他为“巧伪人”，把他骂走了。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又说孔子修鲁史《春秋》，推崇奴隶制度，为奴隶主阶级涂脂抹粉：“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人们在钜野打猎，捉到一只不知名的怪兽，送到孔子那里。孔子一看，惊叫道：“麟！然后取之。”（左传哀公l4年）孔子哀叫：“吾道休矣！”公元前480年，鲁哀公15年，孔子72岁。卫国蒯瞶逐卫出公辄，子路战死。颜回也死了，子贡走了，孔子哀叹：“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颜回死了，孔子哭得惨痛：“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悲夫人之为恸而谁 为？’”（先进）“回也视我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先进）颜回的父亲颜路要为颜回做槨，没有钱，要求孔子把乘车卖了为颜回买槨，孔子却不肯，绕着弯子拒绝了颜路。孔子曰：“才不才（才指颜回，不才指孔鲤），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槨。吾不徒行以为之槨。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 进）（颜回虽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还是比过他的车子，更不能同他的大夫身份相提并论，这个难道就是孔子的“仁爱”？）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他病了好些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未能实现自己复古的志愿，不禁叹惋：“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礼记•檀弓上》有一段，记了孔子临终前之神态：“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 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殡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
孔子年73岁逝世，此鲁哀公1 6年夏四月已丑事也。哀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这是奴隶主鲁哀公给他的评价。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因之，后人为孔子编织了许多博学多能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均不见于《论语》、《孟子》，未可确认。择其一二，以供便览。《国语•鲁语》之记事。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仲尼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韩诗外传》之记事。
鲁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见之，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际，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杀视之，果然。
《抱朴子》之记事。
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使使者持以问仲尼……（仲尼）曰： “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吴越春秋》、《灵宝 要略》亦记有此事，文字皆有差异。
《孔子家语》之记事。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偏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于鲁，问于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曲起一脚振肩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雨为 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人民。惟齐有备不败。
《衡波传》之记事。
有鸟九尾，孔子与子夏见之。人以问，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可上之歌曰：‘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
《列子》之记事。
宋人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 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 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 “以日初远，而日中近也。”—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则沧沧凉凉，日中如探汤，此不为 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此外，《列子》、《庄子》、《论衡》、《公孙龙子》、《礼记》、《左传》、《孔子家语》、《孔丛子》、《公羊传》、《谷梁传》、《春秋繁露》、《春秋》、《荀子》、《韩非子》、《说苑》、《韩诗外传》、《盐铁论》、《中论》等书，所记孔子事迹尤多，不一一引述。
第八章 孔子的哲学
孔子的哲学比较肤浅。他谈了许多方面，有些是民俗常谈，没有思辩性的思维，有些也可以继承发挥。孔子喜欢谈“天”。他的“天”几乎都是有“人格”的天；天支配人的一切，而人不能支配天。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吾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畏天命。”（季氏）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孔子常把“天”与“命”连在一起，都是支配人生的主宰，而人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有所作为。有时，他又怀疑“天”、“命”的支配—切的作用。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孔子说：颜回的德性是差不多的，可是他老受穷；子贡不信天命，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常常猜中了。在孔子的弟子中，独有子贡发了大财。
孔子有时把“天”解作自然的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总之，孔子认为“天”与“命”是支配一切的神力，人在“天”、“命”的面前，完全居于被动的无可改移的地位。这一点，他远不如《荀子》的认识：“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孔子也谈“道”。“道”在孔子口中，其义多歧；有作道路解者，如“道听途说”之“道”。此外，孔子的“道”，含义众多。孔子的最大的“道”，是先王之道，即复古之道，君子力行之道。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戳。”（公冶长）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
“隐居以求其治，行义以达其道”（季氏）
“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
这些“道”，指的都是治国安邦之道，也就是先王之道。这是孔子一生致力的大道，也就是恢复奴隶制之道。
孔子另有处世之“道”。他主张社会和睦相处，有如下的主张：“夫子之道，忠恕而己。”（里仁）忠，是忠于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恕，是互相忍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指的奴隶主阶级内部，不是统治者与“小人”之间的关系。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这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家庭之内的“忠恕”关系。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八佾）这里点明了“忠恕”的本义。在于“克已复礼”，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主张社会上和睦相处，即确立奴隶主与奴隶的既定关系，不可改移。同时，孔子也阐明了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应世之“道”，即个人立身之“道”。
“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治长）孔子说：国家行先王之道，个人就可以竭智尽忠；国家不行先王之道，个人就要装糊涂。竭智尽忠容易做到，装糊涂就难以做到。在乱世为了避祸，很需要装糊涂，如何做到，在孔子也觉着困难。孔子悟到了以下的道理。“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同学习，未必可以共同效力于道；可共同致力于道，未必可与坚持到底；可与坚持到底，未必可以通于权变。孔子认为君子不但守道，而且要善于随机应变。他说得很明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其实，孔子所到之处，都是乱邦：鲁国三桓执政，卫国卫出公辄赶走了他父亲蒯瞶，齐国陈成子弑简公夺位，楚国亦有内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危邦”、“乱 邦”，处处皆是。孔子并未归隐，也没有拒绝卫灵公给他的厚禄六万斗小米；晚年，鲁国季氏掌权，他也没有拒绝“国老”的待遇。他叹息的不是“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叹息的是命途多舛，天不遂人愿。“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居九夷不嫌其陋，处“乱邦”、“危邦”又有何陋。孔子在“乱邦”、“危邦”之中，周游了十四个年头，不觉其陋，极力追求官位而已。（这个后世的孔子门徒在为异族服务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看看满清朝堂，哪个汉人不是饱读四书五经，最有意思的是，“剃发令，是一些汉官最先倡导的，如孙之懈之流。）孔子之道，其最高境界是治国安邦之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远不是哲学上追求的宇宙万象的根本规律。
孔子在认识论上有一定的贡献，也只是朴素的直观认识。他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雍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要不知而装知，不要顺口答应以为知，这都是好的，是引向正确认识的始点。孔子反对“乡原”，“乡原，德之贼也。” （阳货）“乡原”指的是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即《孟子》说的“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 孔子要人们做到“四毋”，注意“六蔽”。“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对这四字解得比较好：“意：是发意要如此；必，是无事而期必；固，是事过而执滞；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意、必、固、我合起来就是主观主义。孔子反对这些是对的。要做到反对主观主义，才能排除“六蔽”：“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 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蔽，指的是弊端。仁、知、直、信、勇、刚 都是好事，不学习深造，不能约之礼，在孔子看来就会产生“六蔽”：愚、放荡、为害、狡猾、作乱、狂妄。孔子主张的学，是学习周之典章制度，以之为规范，约束仁、知、直、信、勇、刚的行为，也还是“克已复礼之为仁”的意思。去掉这个内涵，改为学习科学真理以自范，以去“蔽”趋利，还是有益的。
孔子主张：不要随风倒：“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孔子主张观察问题，要把握事物的始端与终结的全过程，不要截取部分以取义：“我扣其两端 而竭焉。”（子罕）他主张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这里的中庸还不是《礼记•中庸》的中庸。《礼记•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庸》把“中”、“和”定为宇宙万象的根本规律。孔子之中庸还没有提 到这样高的位子。他只是要求在“叩其两端”的情况下，要适度地把握真理，避开“过犹不及”（先进）的毛病。这些都是对的。
掌握事物运行规律之度，是不容易的。孔子要求人们要认真学习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思与学是相互为用的，但在学习过程和在处理事物中都要下九思的功夫：“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在多思的前提下，促进实践，以达到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学而）对观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 行。”（公冶长）他也注重处事的灵活性，不要固执于一隅：“无可无不可。”（微子）
在学习方面，孔子主张读书，又主张广见闻：“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 也。”（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但他没有举出一个生而知之的 例子，他认为自己也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教人不要以“生而知之者”自居，努力学习进步，是好的。实际上，在孔子的内心里是有“生 而知之者”的，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述而）圣人，就是孔子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孔子心目中他们都是“天纵之圣”、“生而知之 者”。孔子认为他们是“上智”，而百姓为“下愚”，从而认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上智”的人是君子，是治人的；“下愚”的人，是受治于君子 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推行双重标准，是孔子哲学的一大特点，因此从中不难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但是要是考虑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不同的阶级，那么孔子的良苦用心，也可见一斑了。）
孔子哲学归根是以天命为一切万物之主宰，社会上的上智与下愚、贵与贱，都是天定的，“唯 天为大”（泰伯），孔子完全持定“畏天命”的态度。但他信奉的不是怪力乱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他信奉的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 也。”（尧问）“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孔子认为守道可以致福，可以改变命运；但下愚不可改移，修道、守道是君子的事。（问题是天命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孔子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也不许别人问，所谓安于天命，就是“守道”，“尊礼”而已，简单说就是服从。）
孔子的哲学是先验的经验论。一切都是天安排好了的，谁也不能改变旧制，“获罪于天，无所 祷也。”（八佾）“咨！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曰）君子的善行，是顺天之行，逆行必“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这都是君子的事，与小人没关 系：“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归根到底，孔子全部哲学思想论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定 的，无可改移的。君子修道，只是为了巩固既有的统治秩序，这个秩序是天定的：“天之历数在尔躬。”而孔子心中的合理统治是周制，是奴隶制。他对于鲁国领主制之毁弃，深为悲叹：“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季氏）禄，指的是领主的禄位世袭制，也就是鲁国奴隶制政权，已经丧失了五世。
第九章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力行的方法在于“议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尧曰），孔子要奉行周代的奴隶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孔子的 “德”，内容很多。首先是“《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要以这些“雅言”作为言行的根据。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守道、立德、步仁、游于六艺之中，以育真才。这样的人才能“尊五美，辟四恶，可以为政矣。”（尧曰）“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因民之利而 利之），劳而不怨（择其劳而劳之），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泰而不骄（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怠慢），威而不猛（俨然望而畏之）。”“四恶”即“不教而 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会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样然后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为政）
孔子很讲求为政者的模范作用。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但这些话都是一般的，孔子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正名”。“正名”不是简单的名词，而是确定统治的品位；品位正，则统治有序，否则容易致乱，“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奚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 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孔子的“正名”是礼制的根本，亦统治秩序的根本。他所要正的名，中心在何处？在他答齐景公的话里说明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时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孔子所主张的正名，正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极力主张奴隶制的中央集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季氏）他也主张国君不要搞一言堂，应该有阶级内的民主。鲁定公问：“一言丧邦，有诸？”孔子回答说：“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他反对“言其莫予违”；对臣子来说，孔子就主张“以道事君”，如果正道行不通，宁可辞职不干。对人君的过失，臣子应该持“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的直谏态度。但臣子也不可专政：“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季氏）
孔子极力保卫奴隶制的残余。季康子要讨伐鲁国的附属国颛臾，他极力反对，认为颛臾“先王 以为东蒙之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季氏）季康子要祭泰山，孔子认为是僭越，“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林放，鲁国人） 孔子反对进步的税亩制，季康子行税亩制，季康子家臣冉有问孔子有什么意见，连问三次，孔子的回答都是“吾不知也。”最后对冉有说：“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左传•襄公十一年）他把冉有顶走了。有一次，冉有退朝，回来较晚，孔子问：“何晏也？”冉有对曰：“有政。”这 “有政”对孔子的刺激很重。在孔子的观念里，冉有是季氏的家臣，干的都是季氏的家事，哪里称得起天子的政事。孔子用刻薄的口气说：“其事也。如有政，虽不 吾以，吾其与闻之。”（子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政事）一般事务罢了。假若真是（天子）的政事，我虽不在位，也会知道的。”孔子力主选拔维护奴隶制的正直的人参与政治，罢黜那些反对奴隶制的邪恶分子。鲁襄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齐国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孔子马上沐浴斋戒，朝见哀公，要求哀公讨伐陈成子，以维护齐国的奴隶制。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冉有。季康子行田赋制，孔子要冉有行周公之典，冉有没有听他的；季康子祭泰山，孔子要冉有劝阻，冉有不听；冉有把为季氏服务当作“政事”，孔子很反感；冉有在孔 子的印象里是一位离经叛道之徒。而事实是：在鲁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附益之。”把孔子惹急了：“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 进）《孟子•离娄上》也跟着孔子一样说：“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里完全揭穿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实质，不是“泛爱众而亲人”，而是爱护宗奉周典的人，攻击悖于周典如冉有之类的人。
孔子也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万 世可知也。”（为政）“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他承认周之典章制度，是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是对的；但把周制作为 “虽百世可知也”，作为“吾从周”的理论根据，就是反历史发展的了。在孔子看来，后世之继周制者，可以有些变动，但周制的根本是不能变动的。周制的根本何 在？孔子只一般地谈了“周之典尚在”，孟子就谈得具体多了。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津梁无禁，罪人不拿。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离娄下）
孟子对理想政治下的理想国有更细致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尽心上》又描写了理想国：“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可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孟子这些话，具体说明了周制的要害在于“正经界，恢复井田制”。孔子的理想国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怎样才能均、和、安？孔子没有说。孟子说的家家达到小康状态就好。孔子说的是分配均等，天下无贫，和睦相处。好像孔子的调门比孟子还高了一筹。这个说法演变出了《礼记•礼运》的一套“大同论”。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育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些都是空话。孟子的说法更混乱：在奴隶制的所谓井田制下，奴隶们哪里会有“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匹夫耕之”？这种情况，只能在奴隶制破坏之后，逃亡奴隶在《商鞅来民法》的保护下，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状态。孟子大讲井田，九贡其 一，其实领主们管领着一群奴隶为他们生产，哪里有九一之贡制？《诗》、《书》、《易》等典籍里毫无这种影子。井田，是孟子的构想，理想国也是孟子的构想。孔子、孟子都是用这些话作为画饼以充人民之饥而已。
因为孔孟都尊周道，他二人对于五霸，基本上都是反对的，因为五霸名曰尊王，实际是独行其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孟子对五霸用一句话就给打死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其实，孟子在说谎，他在《孟子 •公孙丑上》明白地贬了管仲：“曾西弗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可 见孟子并非不知五霸之事，不愿意说而已。孔子对五霸说得比较多。
孔子说：“晋文谲而不正，齐桓正而不谲。”（宪问）孔子贬晋文公，称赞了齐桓公：“桓公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意即赞美管仲之仁）因之，孔子又赞了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利于今，受其赐。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也。”（宪问）“匹夫匹妇之为谅”，意指管仲旧事公子纠；齐桓公夺位后，管仲又事齐桓公，不死公子纠，这是管仲不以匹夫匹妇之节，而循立功于人世之大节，是好的。在这句话里，孔子完全抛开了“君君，臣臣”之义。孔子又说过：“管仲之器小 哉！”或曰：“管仲俭乎？”子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八佾）这段话说的是：管仲娶了三个妻子，备有家臣，不能说他俭。孔子又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批评了管仲不俭、不知礼，但对管仲相齐之功烈，评价是很高的，大不同于孟子之说：“（管仲）其功烈如此其卑也。”
可见孔门并不是不知道“桓文之事”，也不是“不论桓文之事”。五霸在其行动中，是“礼乐 征伐出于诸侯”，这不合于周典，但他们口号上说“尊王攘夷”，特别是齐桓公曾责楚国“苞茅不贡”之罪，维持了周天子摇摇欲坠之地位。所以孔子大赞了齐桓公与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劳，于小处责备了管仲失礼与不节约。这本是《论语》上写着的，孟子熟读了《论语》，硬说“仲尼之徒未有道桓文之事 者”；他大概以为承认了齐桓公、管仲之功，就贬低了周天子。
其实，齐桓公、管仲的功勋，都不合于周制，他们做的是“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的非礼之事。 孔子赞之，孟子避之，都表示了思想上的矛盾。在这点上，孔子也只是说了那些话，没有再说别的。孟子一方面要尊奉周天子，力主“师法尧舜，宪章文武”，一方 面他又看到了战国时期周制的分崩离析，看到了脱掉奴隶地位的人民的力量，不可小视。他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无死亡。”他严责君王爱犬马而不恤民困：“恩足以及禽兽而不至于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进而倡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孟子•公孙丑下）这些话显然与尊周之道大相径庭。孟子的思想在这里表露了与孔子大不合处。
孟子被尊为亚圣，是由于：第一，他用了大量文字宣传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许多强词夺理，认为汤伐桀、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杀一独夫；《书经》上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说：人民欢迎武王伐纣，“箪饲壶浆以迎王 师”。他的宣传处处生动。第二，在春秋战国百家之中，他是推崇孔子最为突出的一位。《论语》中赞孔子突出者有：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 名。”（子罕）子贡赞孔子：“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颜回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子罕）比较起来，这些赞语都比不上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 之事也。”（孟子•万章下）他把孔子摆在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上，认为千古一人。这也使司马迁不得不称孔子为“至圣”，使后世儒者得以全力尊孔，以为万世 师表，孟子自然成了亚圣。
孔子懂得“学也，禄在其中矣。”春秋战国五百年，许多旧贵族失位变为平民，孔子的祖 先也是如此的。也有众多的奴隶逃出来，做了百姓，或为手工业者如墨瞿、公叔般，有的为漆园吏如庄子，有许多学了一些知识成为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文丐食者，那便是诸子百家者流。丐食的美名曰求仕或求禄。孔子、孟子都是干这一行的。“彭更问曰：后车数十年，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 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这就是孟子为丐食于诸侯者的自辩。士之求禄，不单是为了糊口，而是为行其道改造世界：“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就是孔子的目的。士，知道禄与权是统一的，高官有厚禄，厚禄养高官，高官斯有权，有权好办事。但，士总是用种种言词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贤者辟世（不得其主不臣），其次辟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其次辟色（色愠不仕），其次辟言（言论不合不仕）。”（宪 问）“邦有道，则毂；邦无道，毂，耻也。”（宪问）自己又标榜自己，以求善贾：“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孔子也说了真话：“有 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子罕）“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这些是真话，那 么，另外一些话就是假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道不行，乘桴漂于海。”（公冶长）孔子反历 史潮流而行，最终落得惨败，自叹无可奈何：“子曰：不曰如之何（不是说无可奈何么），如之何者（祸福已定，莫可奈何），吾未知如之何也已矣（我也就莫可奈 何了）。”（卫灵公）“凤鸟不至，河不出阁，吾已矣夫。”（子罕）（对于孔子所倡导的周制，应该明确说明，是周公之制。孔子本人明确推崇周公，以为“圣人”。西周的经济制度，无疑是奴隶制度，但是孔子推崇的主要应该不是这种经济制度，而是周公所创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虽由经济制度决定，但政体本身还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奴隶制有“共和”，资本主义也有“共和”。因此，当批孔子复古的时候，说他复兴奴隶制度是有一定偏颇的。他所想要复兴的是政体。周公创制主要有两条。1.宗法制度。2.封建诸侯。前者确立了周天子的天下正宗的地位，确立了周室以宗族制度（孝）世袭掌握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方式。封建诸侯是这一思想的具体措施。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诸侯，也取消世袭宗族继承行政权力的制度，取而代之以可替换的官僚体制治理国家实现了皇权的专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国两千年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政体领域的变革，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说白了变革只到了县一级。在秦代以后直到近代，表面上是中央官吏阶层的管理（县级以上），但在地方上，尤其是乡村还依赖封建宗族制度的合作。各地都有豪绅和大族，这些人在地方上占有大量土地等资源，又是同姓人群（宗族）的宗主，势力极大，且这种势力是世袭继承的，是中国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经常和朝廷的官吏有冲突，很多“清官”的政绩里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抑制豪强”。可见宗法制度和皇权中央集权的斗争，并没有随着秦始皇的统一结束，而是在地方上长期存在，同时为了共同对付人民（剥削阶级的共同敌人），这两种势力也相互之间做妥协，所谓官绅互助。毕竟，派捐，滩税，征丁等政策中央政府没有地方绅士的合作也没有办法进行，所以“王保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让步还是要的，主要体现在吸收地方豪绅子弟当官，无论是“推荐制”，还是“科举制”主要目的都是收买地方豪绅，也给穷人一丁点机会作为点缀。正是地方上的宗法制度统治的延续，成为孔孟之道长盛不衰的社会基础。而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虽然都是执行法家政策（所谓历代都行秦政治），对地方豪强的分裂倾向是打击的，但是也不得不推崇，诞生于并维护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和乡绅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团结合作共同压迫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思想会成为中国秦代以来主流官方思想的主要社会原因。（以上为个人浅见，欢迎讨论））
第十章 孔子的伦理思想
孔子的“德”包罗甚多，其核心是仁。后世儒家所规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以仁居首位。孔子的德的范畴有多个：忠、信、恕、孝、悌、恭、宽、敏、惠。他认为“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他把王位三次让给三弟季历，自己和二弟仲雍避居吴国。季历文王之父），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 是包容九德的典范。他又认为仁是几于圣境的德行：“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雍也）孔子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就是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这些都表明了“仁”居 于九德之首，是孔子伦理思想之中心。
孔子言义也很多：“信近于义。”（学而）“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里仁）“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颜渊）“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见利思义。”（宪问）孔子讲了 许多，却没有给“义”下个定义，大体上可以说：合于正道的行为就是义：事君必忠，事亲必孝，弟兄之间必悌，处人必恭……
孔子也讲了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则竭其力。”（学而）“孝慈，则忠。”（为政） （提倡孝的根本是为了“不犯上”，其实推崇其他的所谓德，主旨也是一样的）
孔子也讲了忠：“为人谋而不忠乎？”“事君，能致其身。”（学而）“臣事君以忠。”（八 佾）“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孔子所说的忠，有几层意思：一曰事君必忠，一曰处人必忠；忠与信是连在一起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竭智尽力，而守信的意思。（这些话基本连他自己也做不到）
孔子也讲了知，“温故而知新。”（为政）“观过，斯知仁矣。”（里仁）“中人以上，可以 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 知人也。”（尧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孔子讲了求知之道“温故而知新”、“观过知仁”；讲了“中人以上可以学大道。”“上智下愚无可改移；也讲了知与命、礼的关系。
孔子讲了信。“敬事而信。”“谨而言。”“言而有信。”“信近于义。”（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民无信不立。”（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信，是处人、处事的要义，又是治国安民的要义。
孔子讲了勇。“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勇而无礼则乱。”（泰伯）“勇者不惧。”（子罕）“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勇与礼、与仁、与义，不可分割，无礼、无仁、无义之勇，必乱。
孔子讲了恭。“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恭而无礼则劳。”（泰伯）“恭则不侮。”（阳货）恭为行之表，恭与礼互为用，恭则安。
孔子言宽。“宽则得众。”（阳货）孔子言惠。“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惠则足 以使人。”（阳货）。孔子言敬。“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临之以庄，则敬。”（为政）“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颜渊）“上好礼，则民 莫敢不敬。”（子路）“修己以敬。”（宪问）“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卫灵公）孔子言智。“智者利仁。”（里仁）“智者不惑，仁者 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
孔子讲了许多关于伦理方面的道理，但这些都是从属于仁的概念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 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孔子曰：“恭而无礼 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这些话表明了孔子以仁为实，以礼为表。
礼也是重要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日）“为国以礼。”（先进）“以礼让为国”（里仁）“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 不敬。”（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孔子把礼也提到立身治国的地位，但归根他是要礼以仁为本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讲求礼，就 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样才能维系奴隶制（周道）的统治秩序。《孟子•公孙 丑上》也把仁、义、礼作为道德范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实际上，“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到了宋代理学 家，把礼提到更高的地位，“视为天理之表现”。朱熹说：“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朱子语类）守礼即是循天理。这样，礼便把人束缚得紧而又紧，把一切反抗统治者之行为，都打入了违背天理的范畴，维系了封建统治两千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乃是愚弄人民的一个骗局，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反抗，封建统治者对于农民的反抗，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反抗，从来都是以刀枪镇压的，哪里有什么“和为贵”？ （脱离阶级，谈道德必然是空谈）
孔子答复樊迟问“何为仁”？孔子曰：“爱人”（颜渊）又曰：“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两句话，被儒家奉为传世的经典。“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仁，成了言行的总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可见人之一生，守仁为大。儒家反复宣扬这种“仁者 爱人”的精神，就好像世界上真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普遍存在。其实孔子并没有这种片面的说法。（这里用的是欺骗的手法，主要用来哄老百姓，真相信这样说的人，是极少的，孔子本人就不是这样的）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其仁矣。”（里仁）孔子不单有爱人之一 面，还有恶人的一面。他与子贡的问答，说得更为具体：“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东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 淫，佞人殆”。（卫灵公）看，孔子之所恶，何其多也。
孔子之恶，不是一般的恶，而是“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大概指的是少正卯。《孔子家语• 始诛》篇说孔子摄鲁相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这件事，《论衡讲瑞》、《荀子•宥坐》也讲了。据说孔子与少正卯都收徒教学，少正卯的吸引力比孔子大，弄得孔子的学坊三盈三虚，只剩下颜渊一个学生。这种事《荀子•宥坐》写得具体：
“孔子为鲁相，摄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 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纪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可见孔子对于“利口之覆邦家者”、“巧言乱德者”、“紫之 夺珠者”、“巧言令色者”，是不爱的，是不施仁的，而且抓住机会就要杀之。
有些没有杀的，他也恨之甚深，对冉有“要呜鼓而攻之”，骂子羔为“贱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子路拟用子羔为费宰，孔子不同意，说子羔“贱夫人之子”）
骂樊迟为“小人”，骂宰我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指责“柴（子羔）也愚，参（曾子）也鲁，师（子张）也辟，由（子路）也彦。”（先进）。孔子并不是无条件地“泛爱众”，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他对于异己分子 和异已的言论，一点也不让步，一点“温、良、恭、俭、让”的气度也没有。（可见，所谓“温、良、恭、俭、让”是要求别人的，对自己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因此，所谓“温、良、恭、俭、让”必然是欺人之谈，切不可上当受骗。现实中的所谓“真儒”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是要跳起来的，甚至要扣上反政府的帽子，不过当他们攻击其别人来，确实要求“温、良、恭、俭、让”的，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
孔子主“见贤思齐。”（里仁），主张“友直、友谅，友多闻。”反对“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季氏）可是公山弗犹畔费、佛肸畔中牟，请他去，他便要去，不避讳此二人之为乱臣贼子。可见“见贤思齐”之类的话，也是不实在的。
孔子对于“仁”，有两大类说法：一曰“爱人”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 •颜渊》）这是儒家认为“仁”的最高境界。二曰：如何致于仁。“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克伐怒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宪问）“樊迟问仁。子 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颜渊）“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雍也）“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把这些话与“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孔子之 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存在；是正确对待和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理论，根本不包括老农老圃等劳动人民在内的。他骂樊迟问稼为“小人”，是最 为明显的表露：“小人哉，樊须！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路）士、仕、贵族的任务是统治人民，使之为统治者服务，即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上智”有治人的义务， “下愚”有治于人的义务，两者的位置是“不移”的。
孔子的仁学之所以被封建阶级接受，延用两千年，就是因为这是调理封建阶级内部矛盾的道德规范；同时，又使统治阶级自觉地认识一切道德、法律都是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服务的。爱，只及于“上智”，不及于“下愚”。明于此，把仁字放在 “五常”之首，就可以理解了。儒家片面地强调“仁者爱人”，是不合孔子的两面论述的。 （总之一句话，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脱离阶级谈道德，必然是虚伪的空谈或是欺骗。当然，我们不应该要求已经死去的古人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去认识阶级。但是当今社会，如果还有人在卖力推销脱离阶级的道德教化的话，那其用意就值得警惕了。一定要揭露和批判，如韩德强）
第十一章 孔子的处世之道
孔子一生处在乱世之中，接触过下层社会的人和事，接触过上层社会的人和事，在这复杂的磨砺中，得出了他的处世之道。“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可见孔子不会是什么理想主义者）（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塌）
孔子处世之道，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曰修己立身。二曰处人与事。孔子的修己立身以“主敬”为体，把敬心与敬事统一起来。但修己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修己是为着处人行事的需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孔子强调敬事应以敬心为先，他认为人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孔子的敬心，以“慎独”为本，要善于自己看自己，约束自己，有过自己改过来。“吾日三省 吾身。”（学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颂者也。”（公治长）“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君 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他主张遇事要“九思”，把学与思统一运用。为着善于自省，孔子要求努力学习：“学而时习之。”（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 文。”（学而）“慎独”、“祗敬”是儒家最为尊崇的道德修养，其影响迄今仍是广泛的。这个观点发展到宋明理学，便归之为“明明德”的功夫，认为知识是天生 自存的，只要把心地上的污染处擦洗干净，则天理自明。王阳明把这个唯心论观点发挥到极点：“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意之所在便是物。”“至善是心之本 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王阳明•传习录）丢开社会实践的修养，便是这种离群索居、闭门自省的唯心主义修养。孔子的这种修己观点淡化出孔子处人处世的许多不经的形相。《论语•乡党》一章从多方面表述了孔子的世俗形相；在家乡“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 唯谨尔。”在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与与如也。”接待宾客，“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 右手，衣前后，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以下“入公门”、“执圭”，也活写了孔子的形相。再如“君子之服饰”、“斋戒”的 服饰与坐处，“饮食的苛求”，以及“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处丧事、乘车等均有详细描绘，极写了孔子信守周礼又极其圆滑的神态。（大儒风范啊！曾国藩，忠君爱国是一直在口里说的，但是国丧内小妾也是照纳不误的，有孔子执行周礼的风范。）
《论语》其他篇章里，也有许多写了孔子的形相。如“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 路）（意：不得中道而行，只得或进取，或有所不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厚。”（子张）“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宪问）孔子看社会的情况，看地方的情，看人们的脸色，看人们语言，其有不利于己者，避之。他善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行寡尤；多闻阙殆，慎行 其余，则寡悔。”（为政）孔子善于观察人的心态：“视其所从，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瘦，无所隐其迹也）（为政）孔子认为：“未见 颜色而言谓之瞽。”（阳货）他待人处事取“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子路），绝不采轻于冒险招祸的做法：“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孔子认为对于父母不可慢待：“君子不施其亲。”（微子）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他认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出面证明他父亲偷窃，是不对的，他提倡“为尊者讳”。这一点，孟子与孔子观点不同，孟子认为“责难 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孟子•离娄上）不过，孟子在谈到尧舜时，也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不但“为尊者讳”，而且强词夺理为尧舜之非理辩护：
万章问：“舜之不告而娶（指尧之二女）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这段对话说的是舜娶娥皇、女英为妻，并未禀告父母得到允许，显然不合道理。但孟子用免于“废人之大伦”为舜辩护。
万章曰：“帝（尧）之妻舜也不告，何也？”（意：尧将二女妻舜，为何不告舜父瞽叟？）
孟子曰：“帝（尧）亦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舜）不识象之将杀己与？”
孟子曰：“奚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万章曰：“然则舜伪者与？”
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非以其道。彼（象）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哉？”
象去看舜，本来没有安着好心，舜明明知道，却对象装出诚信的样子接待象，分明是伪诈，孟子硬说是：“象以道来，舜以道应。”
孟子还讲了：舜封象于有庳不是私情，是有理的。还说：如果瞽叟犯了大罪，皋陶依法绳之以刑，孟子可以背着瞽叟逃于海，舜枉法护父才对。孟子与万章之辩，最为强词夺理。 “为尊者讳”、“君子不施其亲”，便成了儒家的经典。
因之，儒家只宣传“仁者爱人”一面，而不讲“仁者恶人”、“仁者恨人”、‘仁者杀人”一 面；只讲“尊王”一面；不讲“弑君”的史实；只讲“正道”一面，不讲低级世俗一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写了一段话，是两千年来任何儒者也回答不清 的，孟子也只是用强词夺理的狡辩作了无可立足的回答。《儒林列传》上说：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帝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 ‘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人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洙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己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而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两人争论互不相下，汉景帝没有办法，说了个 折中又不着边际的话：“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一个巧辩。“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者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说话，不但是强词夺理，而且是自相矛盾。他曾说：“君子之事君，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也。”（孟子•告子下）这不是说“以匡君之过”为己任么？这不是反对因君之过取而代之么？ 儒家言论不但有其片面性，而且是真正看颜色行事的：“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这里的学问大着呢！桀纣是君不假，那是过去的君，不过是死老虎，打两下有什么关系呢？面对现在的君，那可不行要讲“君子之事君，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也。”也不用管这个君倒底是桀纣还是尧舜。不然怎么讨好当权者然后做官呢？现在社会上，这样的儒者也不少，说起1949年的革命，个个都是表示赞同的，毛主席是多么伟大，推翻蒋介石是多么正确。但是，一到现实的情况，就各种理论都来了，什么不能打碎这个框架啊！不到非革命时就不能革命啊！总之面对统治阶级真老虎，连口头上的勇气都没有了。）
最终，孟子说了一句大实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合于义，言与行都可以变。男女授受不亲，故叔不能接嫂；嫂子溺于水，叔可出手援救，这谓之权变。这句话便成了孟子及后世儒家言行的随意性的根据。
这个“义”字的内涵是个变数。“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是男女成婚的大义。舜不经媒妁之言，不受父母之命，娶了娥皇、女英，则解曰：“重人之大伦”为义，君君、臣臣，为君臣之大义；汤武诛桀纣，却以“诛独夫”为大义。
所以，对儒家的伦理思想，不可囫囵吞枣。（这说明，其实孔孟的伦理主张并没有多少原则性，不要以为义字解释有随意性，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得罪当权者。别看孟子说杀桀纣，是杀一匹夫，有点革命的气势。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暴君多的是，可曾见过他喊“打到过谁谁谁”吗？见过他为打到谁做过什么实际上的努力没有？显然没有。有这样理论当道，蒙古人来会尊孔为文宣王，满族人来了也会尊孔，日本帝国主义来了，也要孔府去拜祭一番啊，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手里有着生杀大权，那么孔儒们是不敢反抗的，因为，他们最懂得权变。）
第十二章 孔子的运气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之学，列于百家之中，称其为圣人者，有孟子、荀子。韩非亦称之为“圣人”，实际上大贬“师法尧舜，宪章文武”。荀子称孔子为圣人、为 大儒，实际荀子之儒远非孔子之儒：孔子听天命，荀子认为“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而用 之。”（荀子•天论）孔子主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荀子主张：“法先王统礼义”，“法后王一制度”。（荀子•效儒）孔子认为礼之根本在于“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关系，荀子认为：“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以分人之求，……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孟子以孔门“私淑弟子”自命为 孔子传人，荀子则大非孟子之学：“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避讳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 子•非十二子）至于墨子，庄子、韩非、李斯等未有专一推崇孔学者；老子大概比孔子年长些，司马迁《史记》载有孔子见老子问礼，老子无一言推崇孔子。《吕氏春秋》是杂学，也未专一推崇孔子。战国一代，最先称孔子为“尼父”的是鲁哀公16年对孔子的悼词：“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寝 疚。呜呼哀哉尼父。”孟子自命为孔子传人，认为孔子是“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孙奭疏这段话说：“孔子之圣，则以时也。”“时然则然，无可无不可。”《朱熹论语集注》说：“孔子仕、 止、速，各当其可。”
孔子真正走好运，是从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开始的。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拔得头筹，大 讲“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建议武帝“疆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把儒道与经纬之说结合起来，大讲“天人之际不可分割。”从此儒学立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 中枢，居于指导地位；孔门弟子越来越吃香起来。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这是孔子封谥 之始。《庄子•天道》曰：“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道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汉代便渲染孔子“为汉制法”的“素王”。《淮南子•立术训》谓：“孔 子之首，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使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论衡•定贤》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所谓素王实际“有其道而无其爵者，……自贵者也。”（成玄莫之疏）也就是欲贵孔子而无以名之，乃名之曰“素王”。
公元492年，魏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魏书•孝文纪）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孔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周书•宣帝纪）隋文帝开皇之初，敬称孔子为“先师尼父”。
东汉明帝时始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魏正始、隋大业期间，皆以孔子为“先圣”，唐亦如之。
公元637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孔子为“宣父”；唐高宗乾封元年，赠孔子“大师”称号。
公元684年，唐中宗嗣圣元年，始封孔子为“隆道公”。武则天天授元年（公九690年）也封孔子为“隆道公”。
公元739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公元1008年，宋真宗大中 祥符元年，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公元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公元1307年，元大德十—年，元武宗增谥孔子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有些人为了尊孔，竟然编造元代不尊孔的谎言）。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更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孔子。”
孔子自己没有称自己为“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子贡说孔子“固天纵之 将圣，又多能也。”（子罕）盂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先圣之“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荀子谓孔子为“圣人之不得势者。”（荀子•非十二子）真正把孔子大捧为圣人，是汉武帝“遵儒术、黜百家”以后的事，顾颉刚先生说得对：“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 子又成了圣人。”（古史辩•第二册）
有关孔子的其他称号，还有《庄子•盗跖》称孔子为“盗丘”。相传孔子有一个哥哥孟皮，孔子排行第二，“五四”运动时便称孔子为“孔二先生”或“孔老二”。《春秋•演孔图》谓孔子为“黑帝之子”。南朝僧人慧通在《驳顾道十夷夏论》中称孔子为 “光浄童子”。道教称孔子为“太极上真君”、“文宫仙”。
以上的记载，可见封建社会的帝王对儒学的重视。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本，以礼乐为体，本为内，体为表：用仁统御封建阶级内部矛盾，用礼乐节制阶级内部的行动，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维系封建统治秩序。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明白的。
封建统治者不但对孔子不断加封，对孔子的后代，也不断给以优厚的待遇，使孔子子孙成为两千年来的大贵族。汉高祖刘邦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封孔子十三世孙孔霸为“关内侯”，唐玄宗把孔子三十五代孙孔遂之提升为“文宣公”，宋仁 宗把文宣公改为“衍圣公”，明代把衍圣公由三品升为一品，引为文臣之首，并允许衍圣公与皇帝在御道上并行，可在紫禁城骑马。孔氏成了“天下第—家”。这个 衍圣公的爵位—直延续到民国年代，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在清朝，孔府每年收入约在十万两银左右，民国年间还享有俸禄，蒋介石把“衍圣公”改称“奉祀 官。”
不但封建社会倚重了儒家学说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民国年间，封建军阀们也利用儒家思想体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作霖、吴佩孚等都提倡过“尊孔读经”。直到蒋介石的统治时代，他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是利用了儒家思想。
总之，封建统治及封建的残余，以及法西斯势力，为了拢络和欺骗人民，都不厌其烦地利用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服务。连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曲阜时，也奉行虚伪的行动：保护孔府孔庙和孔林，给孔子上香，给香钱，借以欺骗人民。
孔子“圣之时者”，通俗的解法，也可以说是孔子赶上时运了。不过，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在那时，他只短暂地当过鲁国大司冠，摄相事，以后十四年奔波于列国之中，68岁回鲁国，得个国老待遇，无权无力，到七十三岁去世了。只是汉武帝以后，他才走了运，一再地加官进爵，光前裕后。最先称孔子为“至圣”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这个写法，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然；在骨子里，司马迁是 贬儒尊道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具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事易行，其辞易 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刚，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 ‘圣人不巧’‘时变是守’。……”（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是迫于“尊儒术、黜百家”的形势，不得不给孔子戴一顶大帽子“至圣”，而同时司马迁又写 了别人不愿写的孔子生事：“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这不免有损于圣人的形像。司马迁还是抓住了要点：历代帝王和各 色的反动势力之所以争着用孔子这块牌位的原因，在于孔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
虽说是圣人的后代，信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义，孔府中人穿行在“礼门”、“义路”之中，步步“履中”、“踏和”，实际上争权夺利之事，在孔府中也不逊色。六十九代衍圣公孔广启袭爵后，年幼，孔府内外事项，皆由叔父孔继涑、孔继汾掌管。孔广启于乾隆八年（1943年）去世，其子孔昭焕袭爵，孔府的事，仍由叔祖孔继涑、孔继汾管理，大家还算相安无事。孔昭焕的儿子孔宪培娶了乾隆的女儿为妻，这是 —件殊荣，也给孔府带了一大祸害。她是公主，地位高于一切，容不得孔继涑、孔继汾掌权，便设法罗织罪名，害死了孔继涑、孔继汾。（可见在利益面前，一些伦理道德都要靠边，什么“温良恭俭让”都不起作用了。因此，指望孔孟之道去约束统治阶级的人还是别做梦了，连圣人的府邸都管不了，何以能管全国大大小小的各色当权者。）
据说皇宫里有个人发现紫微星发暗，还发现紫微星旁边有一颗小星特别亮，皇家便认为这是有人要压倒皇上，取而代之；皇家便令巫师卜算，算来算去，便确认孔继涑要篡衍圣公的爵位，便把他定为“罪人”，开除出孔氏家族，死后入棺，棺材上还用三道铁练锁着，不许入孔林。
孔继汾一生从事孔氏家族的研究，著述很多，如《乾隆甲子孔子世家谱》、《阙里文献考》、《乐舞全谱》、《丧葬仪节》、《阙里仪论》、《谪系小谱》、《行录诗草》、《劻仪纤缪集》、《孔氏家仪》、《家仪问答》等。他也曾在孔庙给乾隆讲经并担任 引导官。不幸的是：《孔氏家仪》与《家仪问答》两书引来杀身大祸。孔门有个孔继戍揭发了《家仪》所述与清朝的《会典》大法不符，篡改了朝廷制订的大典仪式，被清朝定罪，“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死于乾隆五十—年八月，享年六十二岁。不许归葬孔林。
此外，还有—个孔尚壬。他不住在孔府，住在曲埠东南二十里的湖上村，苦读诗书，屡试不中，隐居石门山。康熙南巡，曾给康熙讲经并担任引导官，康熙授与国子监博士。遂到北京居住。他写了一本《桃花扇》，轰动京门，康熙得知，勘察之后，认为“邪说”，遂罢孔尚任官。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娶了四个妻子，前妻孙氏早死，其次丰氏不生育，第三房陶氏生一子，三岁夭亡；最后娶侍女王氏为侧室，生二女一子，子即孔德成。1914年孔令贻去世；孔德成袭爵为七十七代衍圣公。
衍圣公孔德成为王氏遗腹子，母出身卑贱；但母以子贵，孔德成为衍圣公，王氏地位自然高过陶氏。陶氏唯恐失权，于孔令贻去世前，便把自己兄弟及一些亲信安排在孔府权要地位。王氏的儿子一生下来，便被陶氏抱走，未过三天，便把王氏毒死。直到陶氏归阴，才把大权转给孔氏。
孔德成百日后，接到徐世昌大总统命令：“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奉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为衍圣公。”抗战期间，孔德成去了重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
孔府从封建王朝到民国年间，一直是尊荣多福、威势显赫的，其占有土地分布在五个省三十多个县里，不但有丰富的地租收入，且有皇家不绝的赏赐，地方官不断献纳，真是富贵可敌王侯。到了民国年间，不但袭封为衍圣公，袁世凯称帝时还加封了“郡王” 称号，之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潘复等都敬重孔府，连张宗昌也到孔庙拜过孔子；蒋介石当权年代，曾派中央宣传部长褚民谊到曲埠祭孔。可见历代剥削阶级都用孔子这根拐棍为自己撑力。韩复榘是个粗野无文的壮汉，也多次祭孔，他不会念“道贯古今，德配天地”之类雅文，张开大嘴喊出一个笑谈：“孔子现在又走运 了。”虽是笑话，却也近乎实际。本来嘛，“五四”运动大闹打倒孔家店，山东第二师范学生还演了丑化孔子的“子见南子”话剧。在这些时期里，孔子真倒了运， 一转瞬间，政府大员又都来祭孔了，不正是“孔子又走运了”？现在，要在全世界建百所“孔子学院”。据报道：在韩国的一所已经于2004年11月建成；随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的孔子学院也挂牌成立。2004年9月山东曲埠市在孔庙举行了祭孔大典，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向世界直播。2004年 10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孔子学院建设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承办孔子学院建设是—项光荣而艰巨的重要任务；首批17所高校是完成这 项任务的开路先锋，希望各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把孔子学院建设工作搞好。”这就确定了在国内十七所高校内也要建立孔子学院。
看来孔子是一根公用的拐棍，谁都可以拿来用；孔子是一台公共汽车，谁都可以用以代步。两千年的封建阶级使用了他，今天，不期然而然地又有人使用他。看来，韩复榘的话不但在上世纪三十年前说对了，在今天更证实了：“孔子又走运了！”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挑战。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以及孔子的学说；囫囵吞枣， 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引用若干对孔子学说的不同时代与人物的评价，以资比较考核，可能是有益的：《吕氏春秋•劝学》：“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至乐也。”秦太子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贾谊说：“行仁义，法先圣。”（新语•道基） 陆贾说：“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新语•本行）
董仲舒曰：“孔子立新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共有继周之弊，故若此 也。”（春伙繁露•玉环）这是董仲舒被“继周之弊”为“新王改制”找根据。董仲舒力主黜百家、尊儒术，这—个思想便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开启了封建社会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重要作用。故《汉书艺文志》说：“好书而不要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仲尼，说铃也。”
王充曰：“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知实）
魏晋南北朝，迄于隋朝，前后三百六十余年间，政权更迭频繁，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文化思想特别混乱，有玄学的兴起，有佛教的输入，有道教的勃兴，并有希腊、波斯文化的契入。曹魏崛起于北方，一切措施着重明法思想，不重道德名节，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占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以道家思想为骨干的玄学思想大兴，大力表彰老、庄，略与儒家调和，使儒家玄学化了。嵇康等提出“非汤武而荡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自外于儒。西晋以后，玄学更为发展，主张“放荡形骸”、“不尊礼法”，以至“谈笑忘 谊，至于裸裎”。但这些都不利于巩固封建秩序，于是引起儒家的反攻。裴頠、杨泉便大批玄学。东晋儒家孙盛、戴逵等下力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多方面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南北朝时，玄学趋于寂寞，佛道二教继续发展，大量译发，佛教渗透于政治、经济、思想、民俗各个方面，僧侣与权贵相互援用。由于出家 人太多，人口减少，“天下户口，儿亡其半”，劳动力减少，财富流失，社会到了危险地步。儒家何承天、周朗、郭祖深、张普惠、仇子章、李公绪等乘时而起，大讲仁义、忠孝、纲常、伦理等，范缜的《神灭论》、刘峻的《辨命论》、朱世卿的《法性自然论》，都是反佛的力作。这些著作都站在了儒家的正统立场上，同时也 吸取了玄学的本体论和道家的自然主义学说。北朝儒学“第一盛门”清河崔氏，在北方发挥了最大影响。其徒崔浩自命“得周公孔子要术”，大力发扬孔子学说，主 张以儒学立国。
魏晋南朝时期，儒学受到多次冲击，儒学并未中断，传世的《十三经注疏》大部分是这时期的人们作的，如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范宁的《谷梁集解》、郭璞的《尔雅注》。从三国、两晋，到宋、齐、 梁、陈各朝，虽思想杂乱，但各皇帝之“劝学”、“兴教”、“尊孔”，始终未绝；儒家与政权密切结合，还是处于正统地位。到了隋唐，儒学日盛。
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重兴孔子之学，他说：“余小子莸睹诚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中说•王道第—）。
唐太宗李世民尊老子为李氏之祖，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原则“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贞观政要•卷六）
唐史学思想家刘知几说：希望后世“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史通•自叙）
唐韩愈说：“尧以是（圣人之道）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况）与杨（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他认为“圣人”创造历史； “古之人，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韩昌黎集•争臣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韩愈弟子李翱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故制礼以制之，作乐以和之，……视听言行循礼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复性书）
唐柳宗元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是天赋，而是由于“敏以求之”和“学而不厌”，没有这种精神，“圣人”也是“庸夫”；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以斯而已矣。”（柳河东集•杂说）
宋代儒学大兴，对孔子推祟备至。宋太祖赵匡胤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亲临太庙，登堂 礼拜孔子，重建孔庙，增建大成殿，下诏免孔子家祖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御制赞孔子文：“至言不于，垂教无疆，昭然合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之纲，厥功茂实，其用无藏。东升既华，盛典载扬，洪名有赫，懿范弥彰。”
宋太宗告诫大臣：“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教。”宋“自仁宗命郡县建学……学校普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宋史•选举志）
宋周敦颐说：“《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氏为后世王者而修也。”又说：“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表明他承袭孔子学说的抱负。
宋王安石说：“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王文公文集•原性）“孔子不以弱而离道，孟子不以贱而失礼，故立于千世之上而为学者师。”（命解）
宋程灏说：“至于孔子，道如日月之明。”（二程遗书•语录）程颐说：“孔子则先而知之也，孟子则学而知之也。”（二程遗书•颜子所好何学论）
南宋朱熹建立了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把孔子的《论语》思想推到顶峰。他花了很大功夫，写成《论语精义》，又编了《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系统地论述了孔子的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 知、仁义礼智等命题，成为后来封建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的必修课本，成为元、明、清科考取士的蓝本。
金国亦崇拜孔子。金熙宗谒拜孔庙，金世宗重修孔庙，金章宗拨孔庙祀田一百二十三顷。
元世祖忽必烈宣诏孔子五十三代孙袭封衍圣公，并诏见赴阙。元成宗下诏说：“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首当尊奉。”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代朱元璋规定科举制度，以“八股文”格式取士，以《四书》、《五经》为命题，“令学者 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称孔子为“千万世之所宗”，“必学至孔子然后无愧于儒之名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谓之儒”。曹瑞论述儒家典籍曰：“《四书》者孔 曾思孟之书，所以发明《六经》之精义，明千古之心法也。《论语》曰仁，《大学》曰敬，《中庸》曰诚，《孟子》曰义，合之则帝王精一执中之旨而已矣。”（四 书评说序）
明代受国内资本主义蒙发之影响，也有人反对以孔子之论断为是非之标准。李贽认为汉唐以来“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天生—人，自有—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 也。若必待取足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樊书•答耿中丞）
清代尊孔更盛，康熙曰：“孔于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政论与学，天德王 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家。”“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熄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 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心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十二朝东华录•日讲四书解义序）黄宗羲则有另外的说法：“古者以天下为 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明夷待访录•原君）他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苟非尽善，即计庶人之议矣。”顾炎武则力主“学必本于经 术，而后不为韬虚。”（日知录•尽言）
以上略择各代君王与儒者对尊孔读经之态度，所择简略，亦可明见：封建统治者及其臣属未有不把孔子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者。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孔子之学大利于封建统治，而不利于社会主义。下面再择一些与此相反的论述。
马克思说：“—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 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恰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今的尊孔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
列宁说：“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
毛主席说：“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 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就是这类文化的代表。（现在不是正在，提倡读经，尊孔吗！）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替帝 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因素。”（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绝不能无条件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说：“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到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作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 （FAIR PLAY）的，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的样子，面目全 非了。（论俗人应避雅人）（林语堂在新加坡任大学校长的时候，配合李光耀政府，大量逮捕，驱逐，南洋各族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大学里任教的共产党员和亲共产党人士。后来还要求中国政府承诺“不输出革命”。当然这个政府是改革以后的政府，自然也很爽快的答应下来了。可见。李光耀和林语堂等新儒家，对待共产党人，大有蒋介石先生的风范，这大概就是儒家风范吧？）
鲁迅说：“我翻历史—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
鲁迅说：“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唯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尊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切男性的轻蔑。”（关于妇女解放）（现在于丹解释论语，把这句话说成是，女子有着和小孩子差不多的脾气，这样看来是没有歧视了，算是“真儒”吗？）
鲁迅说：“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远是—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也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鉴赏者，则不知生着怎样的心肝。”（所以才有，奥运会开幕式上，三千人穿上儒服手拿竹简同时演绎，“礼之用，和为贵”的大型团体操，供全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欣赏啊，鲁迅先生的洞察力真是洞穿时空啊！）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除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 学、保存国粹的。”（《自然想到（六）》） （现在孔子学院直接开到了国外，更进一步了）
鲁迅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不中庸，共产主义者更不会，“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行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的原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天下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常见的。但真理只有一个，骗子只有一方。总不能说：“吸人血的人与被吸血的人同在一个理上”。 （“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思想，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真理只有一个，简单而明了。）两千年来，儒家的派别很多，争论也很热闹而激烈，这都是做戏，因为争论的各方都以“尊王为本”，没有一方真正执行“民为邦本”的。
今天，大倡尊孔的人们，谁也没有说出：如何把打工仔从惨酷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措施。他们却把孔子请来宣扬“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教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以忍让为怀，去享受来生的幸福。
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斯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