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纪念毛泽东120岁生日雄文
150多年前，晚请杰出的政治家李鸿章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开始了“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自1840年至2040年200年间，中国将完成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打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下就是这次社会大转型的冲刺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我们正行走在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历史性的社会大转型绝不是平房变成了高楼、马褂换成了西服、纳妾变成了养“小三”，而是社会制度与生存方式的深刻变迁。
这200年是大破大立的时代，也是新旧势力激烈冲突与较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允许大家沾沾自喜、苟且偷安，而是要拿出足够的魄力和勇气，完成建国大业，创造我中华民族的崭新未来。
在中国社会第三次大转型中，出现了三个标志性人物李鸿章、孙中山、毛泽东。以他们为核心的团队代表了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特点。但不能把他们分割起来看，就像是接力比赛，他们和他们的团队各自跑完历史一棒，至于最后一棒是谁，谁是当代的汉武大帝，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手上，中国第三次社会大转型进入了最后阶段，也就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其实包括两个时期，即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这个阶段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孙中山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已经逐步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真正的现代公民社会体系，最终把中国推进到民主共和时代。我们现在正处在后毛时期的关键点上，我们正在创造着新的伟大历史。跟李鸿章、孙中山这些已经故去的伟大政治家相比，我们要幸运得多，因为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孙中山提出了整个民主制度的框架，确定了基本原则，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始终无法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技术手段。民国建立后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让国人感到失望，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现有的技术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更谈不上实现民族复兴。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这种焦虑感就更加强烈。我们需要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如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历史最终选择了后者。为何？因为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是相协调的。从2000年前开始，中国人一直在追求一个平等、均富的社会，此其一；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与五四前后的文化批判运动是相一致的，实际上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大多是新文化革命运动的产物，此其二；另外中国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小农社会结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组织大众，改造这一社会基础，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传统中国的暴力革命，而是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社会改造运动。把两者相提并论，是对前者的严重扭曲，彼此根本是两回事。另外，国共两党实际上来自同一个阵营，就像一个家里出来的两兄弟，大家的目的一致，就是把孙中山提出的新制度体系变成现实，唯一不同的是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他们都想把这场接力进行到底，完成社会大转型。这也是历史上国共能够合作的基础，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毛泽东与蒋介石本是同事，毛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国共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将军们，要么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要么就是老师和弟子。陈赓将军曾说过，在长征中，国军和共军的官兵很多都认识，甚至以前是兄弟，但为了不同的政治理想在战场上撕杀，一边拼杀，一边叫着对方的名字，大家都泪流满面。呜呼，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悲戚的战争场面。正因为如此，国共之间的斗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兄弟相残、同室操戈。解放战争中有很多国民党将军被俘，解放后经过改造被释放，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有人向周恩来检讨：“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笑着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我这个老师没有把你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嘛！”其实大家都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只是走了不同的路，最终还要走在一起，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创造了客观条件，一是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自1949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民族独立，在列强的压力和破坏下，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自尊，并通过自身努力来完成社会大转型。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历史贡献。孙中山成功地进行了种族革命，我们不再受满清贵族的欺负，为新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实现了民族独立，我们不再受洋人的欺负，为新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二是完成了中国在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民国建立以后，尽管中国维持着法理上的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即便是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依然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国家的法律和政令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主导性政治力量来推动和领导中国社会大转型。
在毛泽东时期，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中国社会依然取得了巨大进步。由于舆论宣传的错误和某些人的刻意扭曲，我们总以为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大家一味地在瞎胡闹。事实并非如此。不能以庸俗的钱的多少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如果没有前30年的努力，今天的成绩根本就无从谈起。大家不要忘了，建国初中国的人均CDP不过50美元。谁都明白，从1万赚到10万要比从10万赚到100万难上不知多少倍。当毛泽东在喧嚣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可观的政治和社会遗产，这包括：
一是改造了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发展了工商业经济，特别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中国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至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了11、29倍； GDP由1952年的680、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488、6亿元，增长4、12倍。与同期的世界发展水平比，这样的增长速度也非常抢眼。在如此贫困的年代里，我们建设了大庆油田等大型工业基础，创造了“两弹一星”等科学成就，大家也不再使用所谓洋火、洋糖等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但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有的人说，建国以后，我们搞计划经济，不对！是吗，你都穷成那样了，要再不计划这日子还过不过？有人说，我们发展重工业，不好！可没有重工业，别的你怎么发展，要实现民族独立，没这些东西行吗？李鸿章开始也在搞重工业，你为什么不骂他呢？有人说，我们搞剪刀差，“盘剥”农民！可当时中国就是个小农社会，国家穷的要当裤子，不从农民那里弄到发展工业的资本，难道要去抢银行吗？我们要回到历史现场，不能躺在真皮沙发上胡说八道。社会发展的原则是没有错的，错误的是量度的处理和使用的手段。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经济的繁荣归功于引进外资，这是非常可笑的。没有前人留下的两三万亿国家资本作为基础，靠引进外资，只能是画饼充饥。能讨个美女当老婆，当然是我们的本事，可大家不要忘了，没有咱爹给咱种地盖房子，没有几个美女有王宝钏那样的觉悟。
二是进行现代政党制度的探索。第三次社会转型的首要目的就是实现皇权政治向现代政党制度的转型。中国的政党制度发端于民国创立前后，当时的同盟会其本质就是现代政党，尽管孙中山为了完成种族革命，吸收了不少的黑社会成员。到了袁世凯执政时，袁老四开始对这种东西很陌生、很不适应，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基本的游戏规则。所以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前，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各色真假政党在国会中吵个不停，至于袁老四听不听，那是另一回事。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一方面是军阀们扔掉了政党制度的外衣，公开搞军事割据，另一方面孙中山继续着现代政党制度的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政府虽偏安一隅，却也是民国的正统。孙中山所倡导的政党制度有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党政合一；二是党国合一。其中后者具有很大的缺陷，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所谓党政合一，就是通过政党来领导革命和国家建设。所谓党国合一就是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实行一党制，以一党的政治主张来治理国家。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要求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很显然孙中山的党国思想受到了前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跟前期的同盟会以及国民党原先的政治原则有很大不同。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学生，继承了孙中山政党制度的衣钵，但跟他的老师又有所不同。蒋继承并强化了孙中山的党国思想，并发展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主义和领袖是什么，不就是独裁吗？！党国发展到极致，就是军国体制。蒋介石有一段时间宣扬法西斯主义，跟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哥俩好，很多人如张学良也随声应合。蒋的“三个一”跟法西斯主义有多少区别，只可惜，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政治的条件和能耐。蒋介石跟他老师最大的不同是，破坏了孙中山的党政合一的体制，而是继续搞所谓“训政”，就是军政体系。在蒋统治中国的21年里，国民党实际上成了个招牌，蒋是通过他控制的军政集团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国民党中央等于是橡皮图章，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很多中央委员不过是挂名喝茶吃饭而已。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大家放着显赫的中央委员不当，抢着去当小小的军政官员。在地方，国民党的党务体系等于摆设，基本上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蒋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孙中山政党制度的退步，而是一种旧军阀的组织体系。
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没有现代政党的有效组织和管理，国民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整个局面。跟高度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相比，其动员能力实在有限，自然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建国以后，实际上是恢复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政党制度。尽管曾经出现过个人崇拜，使党的运作遭到了破坏，但基本上是通过党的政治体系来治理国家，这跟蒋统治时期有着很大不同。在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候，权力也要通过党的政治体系，而不是通过军政体系来实现。问题是孙中山留下的另一个政治遗产，需要进一步得到改善，这是问题的关键和难点所在。
三是传统宗法社会瓦解和公民社会初步形成。在建国以前，中国实际上依然是两张皮，基础社会依然是宗法社会组织体系，人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政府既不能为基础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也不能实现有效管理。建国以后，通过农业合作化等手段彻底打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法体系，使人从旧宗法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公民，人的社会性空前加强。但这个过程充满着痛苦，特别是我们在手段的使用上有欠妥之处，比如人民公社运动。我们把人从宗法社会体系解放出来的时候，又给他们套上了新的枷锁。无论是个人和国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新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对传统宗法社会的瓦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开始融为一体，政府不再与基础社会是两张皮，而是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公共服务。中国的现代公民社会开始形成。这是不朽的历史贡献。很多人对此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是因为拘泥于小的环节，而看不到大的历史格局。诚如《鹖冠子·天则》所言：“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
如果没有建国后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中国今天就不可能创造这么大的经济成就。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大家的起点基本一致，为什么印度的改革开放不能与中国比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的传统种姓社会始终没有被彻底改造，严重制约了印度的社会进步。我们抱怨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可大家想想，如果印度也要彻底改造其旧的种姓社会体系，过程难道就不痛苦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前人，他们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得失毁誉。就算没有建立新的公民社会体系，但至少为新公民社会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四是民主主义的实验。建国以后，我们在如何建立民主政治体系方面有过摇摆的。建国初年，出现了某种新气象，但很快出现了波折。这也全不是谁一个人的责任，事实上当时有不少人拒绝与人民分享权力,官僚主义盛行。后来就发生了文革。关于文革，我们的基本观点就是彻底否定。我也不反对，但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文革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1968年，美国人采访了飘零海外的张国涛，关于文革，张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他说：
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张国涛看来，文革不简单是所谓的政治斗争，也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晚年的毛泽东是痛苦的，他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一生所追求、无数人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并不全是理想的结果。他曾经气愤地指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单就工资而言，以上个世纪50年代为例，北京地区最高工资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两者相差31.11倍之多。他曾经尝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加以解决，但失败了。所以采取了一个更激进的办法，就是通过体制外人民的力量打破已经成型的社会秩序。文革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实践，因为民主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没有法治的民主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完善的法治包括制度、制度运用和生活方式，当时的中国连最基本的第一阶段还没有完成。
文革实验失败了，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沉重的社会遗产。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是人民有监督、批评的权力。对于历史，不要因为个人的得失过于情绪化，而要站在一个大的历史格局上思考问题。文革结束后，很多人否定毛泽东，有一段时间天安门上也不再悬挂他的标准像。后来及时纠正了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又挂了上去。他配得上待在那里。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无论如何，像秦皇汉武一样，他做出的历史贡献，始终会光耀着我中华的史册。
据说，毛泽东在晚年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有时候读着读着就悲伤不已。也许在鲁迅先生的书里，他体会到了如鲁迅先生一样的无奈。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样，他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无论是李鸿章、孙中山、毛泽东，任何人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尽管他们都想这么做。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他没有跑到终点，把棒交给了我们，自己静静地躺在这个伟大国家的心脏，看着我们向终点冲刺。
实现中国社会大转型冲刺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应该为能够参与这场历史长跑的最后阶段而自豪。我们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正在创造着伟大的历史业绩。就像前一个转型期的最后阶段一样，这是一段充满着困惑、风险、挑战、动荡、痛苦甚至死亡的旅程，但任何光荣与梦想总是伴随着苦难和折磨，这无法避免。当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了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真的有勇气去面对挑战，我们真的愿意进行自我的革命，我们真的决定了要做“随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说实话，与历史的大格局相比，我们哪点蝇头小利算得了什么！中国行走在2000年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任何苟且与消极的行为都将被历史唾弃。
在中国命运的伟大转弯处，你，我，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