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思想中的中国问题_德胜学堂_国学网

袁庾华，著名民间学者，国史研究专家，对新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诸多热点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曾在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开、俄罗斯科学院等众多国内外著名院校做过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

袁庾华先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1946年。7岁随父母迁往河南，在郑州定居。初中后，到郑州肉联加工厂当工人。……1995年起至今，与邵晟东、王宏川共同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在大陆左右派近乎决裂的今日，郑州思想沙龙仍是左右派共享的民间思想平台。他自许为永远的造反派，旗帜鲜明的毛派。在此访谈中，他多方面肯定毛泽东，……同时勾勒出大陆民众社会中的毛派面貌。他呼吁各种思想趋向的对话交流，共促中国的民主进程。他主张结合程序民主与大民主，……并坚持政府须承担起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

——摘自《袁庾华先生访谈录》（载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以老石等为笔名活跃于互联网，并被邀请至数十所大学演讲。

代表作品

《毛泽东与中国世界的未来》

老袁的民间思想地图

63岁的袁庚华喜欢别人、包括那些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的学生叫他老袁。老袁最喜欢和学生谈论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奥巴马。

初次见面，老袁未开口，学生们大概只会觉得他外表“放荡不羁”，但老袁一开口，很多人头脑中会下意识冒出“毛泽东时代的人”这样的词。的确，毛泽东思想是老袁研究了大半辈子、拥护了大半辈子的理论，也是他觉得最有效的、分析中国的武器。

但其实老袁并不落伍。他能写百字左右的短信和学生交流，只是短信讲究语法、标点俱全。老袁也会用网络，但只能在看见满意文章时，用“一指禅”回复一个“D”（即“顶”）。

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袁还相当“时髦”的。他生活状态，是时下很多80后想要而不得的，是90后心向往之的，与自由职业者、soho族，有异曲同工之妙。

游走全国各地，“或者为研究当地的地方史，或者去找和我一样信仰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处都是光‘动嘴’，和当地的学者、朋友、普通人、甚至是各类人士交流，在当地大学作演讲，我的电话本上现在有一万多个电话号码。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样的人，就是青藏高原还没‘插上旗’。”

老袁自言，旅行是出于一份始终未卸的“社会责任”，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历史和国际政治是他一路走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要关心就好

也有不解者觉得老袁多少有些“分裂”，明明口里说的是毛泽东、是埋首故纸堆的历史问题，却标榜自己要对当下社会负责。

老袁解释说，研究地方史是为了更深入地描绘整个新中国，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像2006年，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聚会，我谈的题目就是《毛泽东与中国世界的未来》，研究历史、研究毛泽东是为了思考当下和未来。但当光谈未来，观点势必缺少证据和事实，历史恰恰能提供这些。”

到目前为止，老袁游历途中已经在全国几十所大学里做过演讲，题目大都是两个话题，新中国历史和当代国际政治。

给大学生演讲多了，老袁总结了一句话，“大部分学生只关心两件事，一个‘吃’，一个‘窝’。”

在掌握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学生中找不到“关心社会”的认同感，老袁的感受就像鲁迅当年看到的、麻木不仁的国人，“最可怕的就是对社会毫不关心。”

这种毫不关心的可怕，无论什么思想派别都是不愿见的。在接受影响力周刊采访前几小时，老袁刚刚和一位右派教授交流过。交流后的结论是“肯定了年轻人应该是关心社会的。因为只要你有良心、关心社会、就会对时下发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觉，只要有感觉，就会有情绪，有情绪想表达就会批评，批评就会带上了‘左’的色彩。

“无论什么立场，只要你关心就好。”老袁这句话，颇有些“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味。就像“学雷锋”对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只在每年3月5日才不得不做的事，社会责任会不会在将来，也成为特定日子要完成的特定仪式？

场景也许极端，但并非不可能。

袁庾华的文章《保守主义教育回潮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里，提到了1982年英国的一部电影：学生们戴着相同的面具，迈着同节奏的步伐走进绞肉机，机器里的铁锤敲打着孩子们，流水线的另一端走出来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这当然是英国人反思自己国家教育的，但对中国来说也一样。我到哪里，年轻人都说‘活得没意思’，他只关心‘吃、窝’，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当然‘活得没意思’。”

没有思想生活就是流放

在大学里的演讲和老袁所有的演讲一样，都是不收费的。老袁有“三不要”政策：不要讲课费、不要采访费、不要版权费。说完“三不要”，老袁通常会加上“一靠”，“我靠退休费。”

老袁曾经有过优裕的物质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他被调进河南当地一家物资单位做一把手，“本来说好，不搞业务不当头，后来就由不得我了。单位主要做木材和建材，加上物资单位做业务要靠银行贷款，每笔业务都是几百上千万。我经常要去外地，飞机软卧，到哪都是好吃好喝招待，条件非常好。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极度羡慕的。”

“但那时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在流放”，老袁随即背起了普希金的诗《给凯恩》中的一段：“在穷乡僻壤，在流放的阴暗生活中，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失过去……”

“被迫要承担那些经济利益问题、要被杂琐事情牵绊，不能研究我喜欢的社会问题，是精神生活里的流放。”物质条件最优越的那段时间也是老袁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那时我头脑中常常有个死字”。

1998年企业改制，老袁摆脱了“流放”命运，也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到哪都是不坐空调车、不坐卧铺，吃饭住宿除了朋友间实在推不掉的，基本都和农民工一个样。但这样我很舒服。”

老袁的快乐来自于思维层面上的惺惺相惜，“地方上思想的丰富，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特别是有些老同志，几十年潜心静气研究毛泽东思想，那真是‘钻牛角尖儿’。在他研究的问题上，很多大学教授一比都差远了。跟他们谈话那真是一种享受，几句话就能让你醍醐灌顶。”

老袁讲起了自己在山东认识的一位朋友，“几年前、在山东滕州农村，他是‘文革’前山东大学的学生，‘文革’后被打倒坐了牢。释放后回老家一边种地、一边做研究，靠种地收入支撑生活，帐表我都看了，一年就几百块钱。这样一个人，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现在，40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民间这样的智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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