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论孔子儒学
赫伯特;芬格莱特，美国汉学家，孔子的研究者。《孔子：即凡而圣》是他的一部具有连贯性的论文集。他在书中的序言《致中国读者》中说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带着人类兄弟之情和公共之美的哲学信息的一部著作。而那种人类兄弟之情以及公共之美，正是我在孔夫子的《论语》中所发现的。”
一 在儒学发展中，“知行合一”是重要的理论范畴：“知”就是“学”，“行”就是“习”。在正统儒学看来，“行”是比“知”更要紧的“内圣”功夫。宋儒郑汝谐《论语意原》说：“古之学者，必有入处。于所入处而用力焉，是之谓习。颜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习也。”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就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美国汉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在论及孔子儒学的“礼”和“仁”时说：
“我们洞察所有这一切，是通过观察在可见的行为情境中的行为，而不是通过窥视那个人头脑或某种纯粹内在的心理领域。”（赫伯特芬格莱特：《即凡而圣》第三章《人格的所在》，中译本，2002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 儒学虽然强调“为己之学”，但在经验层面考察，却离不开交互主体性。它是一种关乎于理性交往的思想学说，不是纯粹个人的沉思或思辨的思想学说。所以赫伯特;芬格莱特要说：“孔子所强调的美德都具有‘能动性’和社会性，例如，‘恕’（人际关系的相互性）、‘忠’和‘信’（对他人善良的信念）——都内在地涉及到一种与他人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像纯洁或者天真那样‘静态的’或‘内在的’美德，在《论语》中则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同上）
三 说孔子是“统治阶级”的什么，或是“人民”的什么，都是不准确的。孔子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如果确实存在哪一个阶级的话），他属于民族共同体。试图将孔子或孔子儒学划分至某个阵营的努力，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都是有问题的。孔子关注的是民族共同体间的共同问题。用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说法就是：
“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孔子：即凡而圣》第三章《人格的所在》）
“人的存在”，乃是“全民”而非部分“人”。就是在这个维度，孔子做成了他做的事情，影响了整个中原诸夏民族，而不是某个阶级或阵营。
四 政令、刑罚可以管理约束百姓，但是百姓并不以为犯罪可耻；道德、礼法用来管理约束百姓，百姓就会以守法为荣。这个基本思想得到两个美国汉学家的赞赏。赫伯特芬格莱特说：“缺乏任何道德愧疚或道德责任的概念作为罪过的基础，进而使惩罚作为道德的果报，孔子便无法在刑罚的运用中看到任何人道的潜质。”孔子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对道德介入政治生活抱有不衰的热情。这个思想常常被具有激进倾向的法家，以及后世的造反派贬为“虚伪”。但是如果看看法家在政治治理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白孔子儒学的光明。
芬格莱特就说：
“显然，孔子的观点与很快变得很强盛的所谓‘法家’的思想相对立。法家宣扬的典型思想是：除了‘大棒加胡萝卜’这种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外，依赖任何事情都是脆弱的自欺。他们认为：道德的方法是虚伪的，对道德践履者而言，那最终是一个圈套或者陷阱。”（《孔子：即凡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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