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唐高祖称臣突厥史事新解

一、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

陈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开篇指出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1]”。高祖称臣突厥一事是确凿的。李树桐认为高祖没有称臣的分析虽言之凿凿，但最主要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李渊集团放到当时周边国际关系格局中探讨。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

当时的形势是东突厥已经取代隋成为东亚霸主，华夏北方诸种集团势力都北面称臣。李渊虽有图霸的野心，但时势所然，称臣是他势力发展壮大的前提。如果去掉这个前提，他所辖区域迎来的将是敌对势力的进攻。李渊的战略经营意识高于其他人的，当时能与之媲美是李密。具体体现就是他们俩都认识到谁先入主关中，谁将成为未来天下的主人。前面所引史料说明当时各方势力应对的措施。李渊身处的晋阳本是突厥南下攻掠的重镇，他起兵时虽有五郡兵马及扩招的新兵，但实力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突厥为敌。再则李渊起兵的军事目标指向是长安，他要解决后顾之忧，称臣稳住突厥是他必须的选择。

另一个问题，太宗果真是称臣突厥的谋主吗？大业十三年（617），李世民十九岁，此前没有从政经历。虽然以前参加过救援炀帝的燕门关战役，但那只是作为世家子弟的参军历练而已，与晋阳起兵的战略大局谋划没有太大的关系，史书褒美太宗过甚，似乎不经过锤炼，他天生就是战略家。我们从刘文静这位与称臣突厥有重大关联的人物入手，就可以解开称臣谋主之谜：

《旧唐书》五十七《刘文静传》：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

及高祖镇守太原，文静察高祖存四方之志，深自结托。

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六记：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这里有几点疑问：李渊与李世民谁更了解刘文静？在李渊晋阳起事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李渊与李世民谁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

刘文静曾是晋阳令，他和李渊是上下级关系，二人有一起共事的经历。人与人的理解是相互的，正如刘文静了解李渊一样，李渊也应非常了解刘文静。文中所指太宗认为刘文静可以一起起事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富有深谋父亲的判断。那么世民到监狱去访刘文静，也可以换角度理解为世民秉承父亲的意思，去了解刘文静的政治倾向，以便拉拢。刘文静这位阶下囚，要想改变命运，自然没有放过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对自己的呼召。而李渊对这位有谋略的前晋阳令也深加重用，在他架构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占有一席之地。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右统军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正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

刘文静这位有能力的囚犯，受重用后，确实成为了李渊创业初期的得力干将。同时，我们从上面介绍的领导班子看，李渊用人策略很高明，当时他的儿子建成二十七岁、世民十九岁，让他们为左右统军都督，事实也就将兵权通过儿子们的监督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给没有军政经验的两个儿子提供锻炼的机会，这时的世民还不是李渊真正的左右手，只能算作左右手的影子。而李渊真正的左右手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裴寂、刘文静。裴寂工作侧重内部，最能说明他作用的就是他带头推送李渊称帝。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刘文静工作则侧重于外部，以功连突厥最具影响力。刘文静改旗帜连突厥的建议是和李渊的战略思路相一致的。他被李渊派往突厥，连兵突厥的议题方案也都是秉承李渊的旨意。从李渊对刘文静的私下嘱托，也可看出李渊是谋划称臣的真正谋主，决不是史书扬太宗贬高祖就能遮掩的。但有一处令人费解，就是这样一位左右手，高祖为什么又亲自把他推向断头台呢？

刘文静与李密是姻亲，李密降唐从某种程度上有刘文静的作用，但李密在山东豪杰集团中的地位却是无法见容于李渊的，他投诚后只被封了光禄卿不太重要的闲职。逼迫李密铤而走险，李渊借机将其除掉。无疑李密之死在刘文静心理上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这也难容于李渊了。

翻开《刘文静传》，可以发现他常能窥透李渊的帝王心，有如《三国演义》里的杨修看透曹操一样，而又管不住自己的嘴，由此慢慢失信于李渊。他也很骄傲，自觉才能在裴寂之上而位居其下，对高祖又心生怨望，借酒妄语。刘文静上忌于君下伤于友，虽有世民求情，也难改李渊除其之念。因此刘文静被李渊处死时，他慨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他把自己比为韩信，把李渊比为刘邦，也可看出他把李渊看作是他真正的主子。当然他与少主人李世民关系密切，可见他有争取李渊悦纳的动机。刘文静与李密的亲密关系及其个人性格的缺陷，是促成他政治悲剧命运的主因，终由原来隋的阶下囚成为唐的刀下鬼。李渊才是连突厥的战略谋主，刘文静是被李渊派往执行连突战略的仆人。李渊除掉刘文静，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连突厥的重要谋臣。

二、从兴国寺兵向背看李渊的战略推进

《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记：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屯于兴国寺，顺德屯于阿育王寺。^[56]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记：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始毕得书大喜，谓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做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需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难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兴国寺兵可以说是李渊精心谋划招募的部队，他所派募兵将领有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都是他信得过的人。“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可以看出兴国寺兵名义上属于李世民右统军都督统辖。但陈先生说兴国寺兵在世民统领下胁迫高祖决策叛杨隋而臣突厥，恐怕值得推敲。在他组建的领导班子里还没有谁有实力敢于胁迫他，其他人的威望和地位也胁迫不了。那如何理解兴国寺兵的“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的呼声呢？根据当时形势，李渊的既定战略是尊杨隋连突厥。突厥作为当时东亚霸主，对北方割据势力的普遍政策是：要臣属突厥得到支持，必须接受突厥的册封，并在政治上保持反隋的立场，如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等。而反隋是和李渊既定战略相背离的，因为起兵最好的借口是扶杨隋，否则入主关中将师出无名，也会被隋朝旧部视为反隋的割据势力，那就没有政治舆论优势了。因此李渊要在两难选择之中寻求平衡，而他的得力支持者刘文静、裴寂等给他制造借口，说兴国寺兵支持他连和突厥，这是民意不可违，这样在领导集团内部达成一致意见，接受突厥的册封就顺理成章了，也保住了李渊“为人臣需尽节”的名誉，尽可能少地减损他的政治威望，胁迫之语只不过下属给主子的处境提供一个台阶下而已，不可当真。从结果看，他的战略并没有受损，不但举行了接受突厥册封仪式，还在金帛财物方面满足了突厥的需求，暂时稳住了突厥势力。对内宣称还是尊隋立场，这可在他张举起事的旗帜上看出他暗含的玄机，实际是实施了瞒天过海之计，骗过突厥，也达到收买隋旧部的人心之功效。李树桐先生侧重论述太宗将“渭水之耻”归于高祖称臣之过[2]，^[72]有其偏颇。政治家的政策抉择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即使不是真正称臣于突厥，也是名义上认可突厥的霸主地位，这种策略他对李密也使用过，主要目的是稳住强大的对手，为自己发展赢得时间。这在他进军关中所张旗帜上也可以看出此种倾向：

《隋书》卷一《高祖纪》：

开皇元年六月，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资治通鉴》十八隋纪义宁元年六月：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戎预执，宜兼绛杂半续之。”

李渊深知兵进长安，如果师出无名，将是前功尽弃，而称臣突厥的仪式已举行，天下已共知了。因此如何执行既定战略成为起兵重要一环，他折中满足突厥要求反隋的立场，提出废“皇帝（炀帝）立代王”，就是以反炀帝不反隋蒙混过关。他巧妙地在起事旗帜上做文章，因为隋的旗帜是绛赤色，突厥的旗帜是白色[3]，李渊就在进军的旗帜上半白半绛，这样即说服突厥，又为承继隋的正统地位埋下伏笔。他的折中策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突厥的援助，牵制了刘武周对晋阳的威胁。同时他出师有名，迅速攻占长安，扶代王为帝，四方隋的旧部迅速归心长安，推动了李渊的迅速崛起，使他成为关陇集团新的轴心人物。这是李渊借当时突厥和隋两张最大势力牌，举重若轻地建立了大唐开国基业，也体现了李渊高超的政治谋略。

三、割地连突策略与刘武周兴灭

唐劲敌刘武周部的兴灭关键是李渊割地连突的外交策略：

《旧唐书》一九四上《突厥传》记：

（武德二年）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时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

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唐高祖臣服突厥，以此依靠突厥的裁判角色制约刘武周侵袭太原。但唐入关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西南收巴蜀，开通了关中与巴蜀的联系，向南将关中与江汉平原联为一体，东向击败隋屈突通军团、招降李密旧部，占领河南北部及河北部分地区，西向灭掉西秦及收复李轨，势力已达河西。到武德二年（619）初，李唐已经显露出建立统一王朝的恢宏气象。这已经打破了始毕可汗认可的割据政权称臣突厥的局面，作为当时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开始撕毁条约，支持刘武周向唐军进攻。但天绝始毕可汗，让他没有亲见后面的结局，此年二月他就去世了。在突厥内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处罗上台，他没有继续执行始毕可汗的政策，而是为了稳定刚刚接手的突厥中央政局，与唐结盟，派兵与唐军共讨刘武周。吴玉贵、李方两位先生认为处罗政策的转变，是突厥扶植杨隋傀儡政权的产物。当时这种形势决定了突厥态度的转变，陈先生归因于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是不妥的。

武德元年（618），攻打西秦时，唐高祖曾派宇文歆出使突厥。

《新唐书·突厥传》记：

颉利始为莫贺咄设，牙值五原北。薛举陷平凉，与连和，帝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赂颉利，使与举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所部五城附虏，歆并说还五原地。皆见听，且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军。太子建成建议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界。

上面材料提及宇文歆的作用，说明刘文静死后并非世民是李唐与突厥惟一联系人。这次连突是以高祖为首君臣联合外交的又一次巨大成功，他充分地利用了北部边疆隋朝旧部对唐突两相臣属的的实际情况，以出让唐管辖区域五原、榆中之名，实收连突厥、孤立瓦解西秦的效果。这方面吴玉贵先生有详尽且令人信服的阐述[4]。

刘武周自太原不战而逃，突厥兵的南下援助唐军是关键因素。从收复太原后，突厥声称帮助唐并州总管李仲文助守，又留伦特勤率突厥兵数百人留守太原，而且“自石岭[5]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可见，唐突强强联盟，瓦解了刘武周军心，唐达到灭掉刘武周的目的，突厥则尽占刘武周管辖旧地，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当然看突厥对太原的驻兵权，及“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尔处罗卒。”这两种表现也很难排除唐连突厥时承诺割让并州的嫌疑，因为前面割让五原、榆中灭西秦已有成功合作的模式。没有这种外交造势的策略，太宗再如何英明神武，恐怕也很难在灭西秦和刘武周方面迅速成功，其关键在于高祖运筹千里之外谋划割地连突的政策运行顺利。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李渊此种外交策略的价值：以割地借助突厥的兵势，收瓦解孤立劲敌的功效。关于临时出让管辖区域，高祖君臣考虑是长远的。作为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突厥民族，占有以农业生活方式为主的区域，两种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而突厥又独居称雄塞北草原，很少采取汉化政策，注定在这些占领区突厥难以长久居住下去。这在武德五年（622）突厥大举入寇李唐，唐派遣使者郑元寿劝说颉利可汗退兵表达最为清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记：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馈，币帛皆入可汗，免为辛劳，坐受利益。

而李唐则利用这种生活文化差异，逐步从突厥手中赢得了原来如张长逊和刘武周等管辖的旧地。此非本篇重点所论，故略之。

四、连突战略与李世民的国际地位

《旧唐书》二《太宗纪》上记：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传》记：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初，关中霖雨，粮运阻绝，太宗颇患之，诸将忧见于色，顿兵于豳州。颉利、突利率万余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大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思摩初奉见，高祖引升御榻，顿颡固辞。高祖谓曰：“颉利诚心遣特勤朝拜，今见特勤，如见颉利。”固引之，乃就坐，寻封思摩为和顺王。

太宗此时在唐室内部君臣之间和突厥首脑们之间得到了双方认可的国际地位。这是李渊连突多年战略的一个后遗症。

李世民军功方面，从太原起兵身为右领军都督，参与军中重大决策，兵进长安也没有败绩。在灭西秦方面，首战告捷，再战因有病避开了兵败责任[6]，后唐军又接连败绩，而世民再次出征，所向披靡，一举歼灭西秦薛仁杲。与刘武周之战，也是先有李仲文、裴寂、李元吉等人的败绩，后有世民势如破竹，很快击败强敌。后巧妙击败窦建德，统军攻灭王世充。在统一战争中他打的基本都是北方的硬仗，因此在军中深孚众望。尽管在灭西秦和刘武周等关键在于他父亲连突厥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攻打王、窦既有突厥内部政权更迭有利时机，又有李建成陈兵蒲洲震慑突厥势力南下的有利军事格局，及李神通等在河北的安抚工作的业绩配合，但毕竟表象是李世民在一线统兵作战的胜利，因此他在山东军中的声望日隆。

连突厥方面，晋阳起兵刘文静借兵突厥，高祖是让世民所部精锐与突厥接触，这在《执失善光墓志》[7]反映志主曾祖执失淹率突厥军亲从世民，援助唐军入长安的；在战西秦时，也是突厥军、张长逊部与世民所部会合；在讨伐刘武周时，是处罗可汗之弟步利设率二千兵马与唐军会合。在战斗中处于同一阵营，彼此认识了解，也容易结成深厚的友谊。至于上文引太宗退敌时的香火之语，也可以推断应在晋阳起兵唐突军队会盟时所为。昔日因为突厥势强，又突厥民族敬事火神，有香火为盟的习俗，太宗当时年轻崇尚弓马，与突厥悍将气类相投，能和盟军将领香火为誓结为兄弟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种资历也让他在突厥高层成为知名人物。武德七年唐以财物退突厥兵，更加强了议和代表太宗在突厥军中的威望，和突利可汗真正结为香火兄弟，增强了彼此在各自阵营中的实力。世民对太子建成的地位威胁态势也加强了。

经过七年多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历练，武德七年时的李世民已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与唐高祖对儿子们的多年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但高祖没有想到他们兄弟权势地位上升后，追逐权势的心理也日益膨胀，引发兄弟之间激烈争夺的严重后果。

太宗地位的国际化是李渊连突战略的结果。武德八年（625），唐高祖就对突厥的发送文件改书为诏敕，彻底改变称臣突厥的书面形式，变为以天朝大国对臣属的公函形式。这是对自身实力的认可，也是对后继者们包括太宗和建成的下一代的实力认可。但连突战略的后遗症也严重影响了李唐高层关系。伴随唐突国际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唐室和突厥彼此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上文太宗与突利可汗的香火兄弟关系的确立，也是彼此阵营加速分化的开始。而唐室解决宫廷矛盾，爆发了玄武门事变，太宗篡权，灭掉建成、元吉，胁迫高祖禅退而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是连突战略促成了李世民实力增强、势力坐大，最终导致了喋血宫门事件的发生。

武德九年（626）渭水会盟是李世民执行比父亲更为彻底的称臣突厥战略，但此次他解决的矛盾指向不是入主关中了，而是稳定刚刚到手的政权了。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瞻，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汝玉帛，前后极多，何故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不许，系之于门下省。

《执失善光墓志》记：

曾祖淹，本藩颉利发。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中略）。祖武，本藩颉利发，（中略）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

墓志反映，执失淹在晋阳起兵时是突厥援军的统帅，而上文提及“谓之曰”当是指太宗对执失思力说的，“尔父子”当指执失武、执失思力。志文说执失思力是他父亲派来的，《旧唐书》说他是颉利可汗派来的心腹，说明执失思力在突厥军中是很有影响力，把他扣为人质，至少和世民有结盟经历的执失武不会轻举妄动，这就牵制了颉利的进军。从思力后来与李靖里应外合擒颉利，并被太宗重用，也可反过来佐证渭水对垒时执失世家就有了通唐的嫌疑。

渭水会盟，也应验了武德七年太子建成对其父亲所言：“秦王欲外御寇，阻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通过此次军事行动，太宗把军权全面抓在自己手中，这可从他布置兵力及征求手握重兵的李靖意见，看出他借机巩固军权的目的。而突厥也通过入侵结盟，得到太宗奉献的大批财物，双方各取所需。引文中“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也可看出突厥内部连唐的香火兄弟确实不少，上面执失世家的作为就是例证。从突厥败亡后，太宗对突厥大将的重用，反映在用人数目比例和任职职位的高低[8] ，可看出太宗顾念香火之盟；而突厥弟兄的忠诚不贰的表现，也反映了太宗与突厥将领关系的亲密。贞观二年（628），突厥内乱，突利可汗欲连唐攻颉利可汗，这也许与太宗渭水会盟采取的策略有相近之处，借外力达内部攻取优势，渭水会盟也是太宗借突厥势力解决内部军权的一次重大谋划。

关于渭水之盟，萧瑀是看透了世民所为的: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以为有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即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萧瑀装糊涂没有读懂渭水退兵内幕，故意询问世民，揭露世民勾结突厥的事实。而世民冠冕堂皇地回答中也说了部分实情：其一，突厥内部势力径直找世民，说明彼此勾结的事实；其二，世民让长孙无忌制约李靖，达到控制军权的目的；其三、世民说出了父亲和哥哥原来的防御反攻突厥的策略与计划，想以此掩盖自己称臣突厥立场。最能说明他与突厥勾结事实的就是，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退兵后，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给世民。世民认为接受不妥，交换为要回突厥所掠中国户口和让自己的亲信温彦博返回。

渭水会盟，是延续父亲晋阳起兵时的连突战略，修正武德八年李渊摆脱臣属突厥的步伐，这次会盟是李世民在唐中央政治最高地位和军事最高地位确立的标志。会盟对内巩固了政权，对外加强了与突厥分裂势力的联合，为其贞观四年荣登天可汗，称雄周边民族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上可知，晋阳起兵时制定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是李渊，刘文静是具体执行者，李世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李渊起兵前，兴国寺兵的向背呼声，事实是李渊部下为他称臣突厥放的烟雾弹，尽量避免损毁他的政治声誉，为张举尊杨隋赢得更多隋朝旧部的心，奠定其夺取关中的基础。在执行称臣突厥战略的过程中，李渊政策是有变化的，由晋阳起兵时连和突厥，主要是为牵制突厥及其臣属势力达到稳定后方顺利进军长安的目的。到攻战长安雄争天下时，则采取割地连和突厥达到消灭突厥臣属势力的目的，如刘武周的败亡。到唐突争霸时，则采取战而后和政策。李世民国际地位的攀升是与称臣突厥战略密切相关的，这也为其连和突厥、密谋篡权、消灭东突厥及走向天可汗打下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