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很少会有人认为《论语》对于现代教育具有它对于传统教育同样的地位。一方面是孔子本人和《论语》都不再具备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的理念、目的、方法和任务，也迥异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当然有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科举当官等实用或实利的一面，其末流也的确是如王韬所言：其“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耳。其于当世之利害，钱榖兵刑之实务，漠然置之度外。” 但儒家传统教育的理念却是将此实用的考虑排除在外的。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其根本目的，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
儒家的这个基本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生目的的根本理解基础上的。古人早就看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恶欲者，心之大端也。” 故孔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十三》）；孟曰：“人之异禽兽者几希。”这当然不是否认人有善良天性，而是说，如若不学，即未经学习教化，即便是出于善良天性也未必就能行善。夫子六言六蔽之教即指明这一点。《论语》以《学而》开篇，《荀子》以《劝学》起首，似非偶然。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对儒家教育理念的根本考虑有这样的概括：“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化未先务。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事无穷之传。其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食饮起居之间，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
而《论语》一书，正是孔子实践这样一种教育理念的记录。它并不抽象谈论义理，而是从实人实事出发，寓义理于实人对实事的具体应对判断和抉择中。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中指点宇宙人生的大关节。根本目的，不是传授一般知识，而是通过对具体事情、具体处境的点拨，使学生得以通过日常立身处世的种种行为，人格境界得到提升，成己成物，达于大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三十二》），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活动，而就是人生的实践活动。学习的过程就是人生完善的过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六》）。在传统教育的语境中，《论语》所教是一个人（仁）字，学者所学，也在这个人（仁）字。学习的目的是变化气质，成就人生。故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论语》在传统教育中的意义，的确是与现代教育的目的格格不入的。作为一种体制，现代教育只能是现代性体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适应现代性体制发展和物质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理念，现代教育理念又不能不是现代性理念的一部分，它必然以现代性关于人的理念为其哲学基础。现代性的人的观念是由17世纪西方哲学家奠定基础的。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人是欲望或利益的动物，人生的目的就是使用理性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个体的自我是绝对的原则和绝对的本质，与之相比，人的社会性和多样性和复数性都是次要的。人既然在本质上是与他人分离乃至对立的，当然与自然界就更是这样的。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体，他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客体，只有我才是主体。人生在世，就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以尽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对付世界、对付自然、对付他人，成了人生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时候提供了满足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当然就像资本主义的一切一样，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人自己。从此以后，人必须与之相适应，成为这个空前未有的巨无霸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东西，无论多么珍贵，多么有价值，如果不能适应这个庞大的机器，那就只有被淘汰。教育同样如此，它必须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生产受教育者，使他们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一个合格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尽管他可能把自己视为主体（其实是虚假的主体），努力寻找和接受能够使他将来征服客体的教育，但他实际上却通过现代教育失去了自己。这一点还在现代性发轫不久就已为卢梭所指出。如果说传统教育是一种内向性教育，教学者都向内用力，致力于内心的丰富和完善以及人格境界的提升的话，那么现代教育绝对是外向性教育，受教育者不断向外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和能力，再不会将向内用力看作是教育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理念，教育在现代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目的、视野和任务都从内转到了外，从人转到物，从德性转到知识，从行为转到技能。而它的根本原则，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的现代性的总原则——有用性。这个原则控制了现代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支配着一切其他制度，包括教育。现代教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庸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尽管口头上还会将道德修养、人格培养之类的目标作为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但那已经是虚应故事，实际上都是以使学生掌握将来能找到一个职业为实际的指导方针，无论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目标，无不以此为圭臬。 被人视为学术自由的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更是如此，因为它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将大学变成一个经济利益组织，教育变成一种产业就是势所必然了。1963年的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柯尔在他写的《大学的用途》中，将大学界定为回应多种社会力量的服务性机构，而不是自足的学术基地。这些社会力量实际上主要由国家防务、农业综合企业以及其他的社团利益等组成。而30年后他的一个后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干脆说今日研究性大学的目的不外是建立一个与工业界的联合体。 如果大学成了一个企业的话，那么也就没有经典意义的教育了，因为企业只有培训，而没有教育。当大学越来越公开地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并急速朝这个目标发展时，经典意义的教育走到了尽头。我们今天正在目睹这个过程。 以现代教育的理念、目标和宗旨来衡量，《论语》对于现代教育不但没有它对于传统教育的那种意义，极端言之，简直就没有什么意义。现代教育要求向受教育者提供客观的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俾使受教育者在未来的人生中可用于谋生。但《论语》却根本不能提供什么专业知识。现代教育要求教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论语》当然更不能提供这样的技能。现代教育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面，以使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一大致的了解，《论语》所说的一切似乎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它像普通的教科书那样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它充其量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教学《论语》，就像教学《水经注》或《十七史商榷》一样，教者教的是历史典籍，学者学的也是历史典籍，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与时俱进的学者，可以用《论语》教授学生管理智慧或商战技巧。但一般来说，只有把《论语》的学习变成纯粹知识的学习，它才可以为现代教育体制所容纳。 《论语》似乎也不难做到这一点。作为一部起源古老的经典，对于现代人来说，《论语》在辞章、义理、考据三方面都有大量的问题，教师自可像教授一般难读的典籍那样，按照让学生掌握客观知识的要求来教授《论语》，即根据前人留下的大量注疏，疏通文字，兼及考据和义理，使学生能大致读懂《论语》表面的文字意义。这是现代教育教授古典文献的一般做法，不仅仅限于《论语》。这种教育方式只是让学生能了解所学的文献大致说些什么，符合现代教育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的要求。 对于现代教育来说，这样的知识有用吗？回答是，当然有用，并且，正因为是这样的知识，才有用。首先，对于那些将来想当文科教师或从事人文研究的人来说，这样的知识可以转化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而对于大部分并不想从事人文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种知识至少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眼界和知识面，开阔他们的思路。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没有直接的好处也有间接的好处。所以，《论语》既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专业课来教，也可以作为通识课来教。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专业课教授的内容自然是专业知识，而《论语》显然不可能是像理论物理或解剖学这样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是像文字学或史料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甚至也不可能是像文学史或某个断代史那样的知识。总之，它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理由容当后论。那么《论语》如果作为通识课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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