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识 脱俗求真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间，时年大三的蔡鸿生教授选修了陈寅恪先生开设的《元白诗笺证稿》，上课地点就在东南区一号二搂陈家的阳台上。虽然有教材，但陈寅恪先生只讲授一年的时间，并没有通讲全书赶进度，而是挑选如《琵琶行》、《长恨歌》等名篇详细讲授。因为陈寅恪先生的课是免“两考”的，即不考试不考勤，一开始很多学生报名选修了他的课。不过几节课下来就少了一半，到学期末，就只剩下三四个学生了，这其中就有蔡老师。上课时陈先生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中间也不提问，虽然双目失明，偶尔也会在墙上的小黑板上手书，那么坐在前排的学生要迅速擦掉，免得下次写时重叠。
有时候，陈先生会发一些油印的资料给学生做为课前预习之用，一般都是陈先生的文章，以铺助理解课上的内容，尽管如此，对于大三的学生而言，陈先生的课仍然非常难听懂。
“因为陈老是假定我们这些学生对诗词都是有一定基础和了解的，而他重点要给我们讲解的是这些诗词里蕴涵的各种知识，如唐代的宫殿文化、民俗趣事等等，也就是诗歌以外的东西。所以要花很多时间预习准备，上课时才能勉强跟得上。”蔡老师这样告诉我他当时感觉到的困难。
不过，能够坚持听下来，这一年的学习所得却让蔡老师受用终身。因为陈先生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重要的还有治学的方法。蔡老师介绍说，自从唐人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字诀，治史的规格就被推上新台阶。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解释这三个字：“才是先天的，来自父母；学是老师教的；识则是自己的。”古往今来有学之士甚多，但有识之士确是凤毛麟角。只有通过潜心的研究才达到“识”。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蔡老师将这段话概括成四个字——脱俗求真。
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从《长恨歌》中的一句诗“七月七日长生殿”考证出玄宗和玉环相会的真正地点；从《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联系到“唐代长安城市的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问题，诸如此类令听者大开眼界，呼之过瘾。这种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使得历史学的学科功能更加明确，即在史实中求史识，才能知人论事。
蔡老师对陈寅恪先生的讲课特点是这样评价的：逻辑缜密，说服力极强，无一字无出处，是真正意义上的授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讲课已经完全变了味，任何问题都要做成多媒体，又是表格又是数据，教师的工作就是解释这些图表和数据。“真正的讲授反而成了画外音。”蔡老师不无感慨地说。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陈寅恪先生再次开设选修课，时年１９岁的姜伯勤教授有幸赶上这趟末班车，不过遗憾的是并没听完陈先生的课。１９５８年陈寅恪先生被扣上了“伪科学”和“假权威”的帽子，对于这些学术上的攻击，陈寅恪先生并没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但是面对人格上的攻击，尤其是“误人子弟”这样的恶毒攻击，时年６８岁，年老多病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愤怒了，从１９５８年７月份开始，陈寅恪先生坚决不再授课。有着３２年教龄的陈寅恪黯然退出讲坛，一代大师的风貌自此远离了康乐园学子们的视线。时至今日，谈起只听了不到半年的选修课，姜老师仍然是遗憾万分。
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１９５８年秋天开始，由于来自中央和广东省的特别指名保护，陈寅恪先生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自行提早终止教学生涯的陈寅恪先生，辛勤著述之余，寄闲情于听曲看戏之中。在随后近十年间，一直到文革全面爆发的前夜即１９６７年初，陈寅恪先生在生活上绝对受到了各种优待，这与海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海外的很多学者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都是遭受迫害的，这也是不客观的。
姜老师至今还记得每天去华南农业大学给陈老取鲜牛奶的校工的名字“彬叔”。蔡老师也告诉我说，当时历史系里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开玩笑时会用“三八一高地”来称呼陈老。因为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１２．５元，而陈老的每月工资是３８１元，这种差距可想而知。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陶铸号召“干部队伍三年不吃肉”，但对知识分子尤其照顾，当时已经是讲师的蔡老师每月可以得到一斤花生油的补贴，而对陈寅恪先生更是特别关照，后勤的校工会定期将鱼肉鸡蛋等副食品送到陈老家。在医疗上也有特别的照顾，一些进口药都是直接从省里批下来送到陈老家里。陈老喜欢看京戏，学校就会派小车送他进城去看戏。有的时候，也会请广州京剧团的演员们来家里唱给陈老听，其中的新谷莺是陈老最喜欢的演员，在他所写的诗作中多有所提。１９６２年７月陈老跌倒摔断右腿后，为了照顾陈老，学校专门为他配了三名护士一天２４小时轮换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得知陈老爱听京戏，陶铸还为陈老特批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可以收听到短波的立式收音、电唱两用机。陈寅恪先生所受到的这些特殊待遇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议论和不理解，当着这些提出不满意见的人，陶铸这样说：“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待遇，学校还先后为陈寅恪先生配了两位学术助手，家学深厚的黄萱先生和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周连宽先生，也正是在此时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用口述的方式，请助手记录完成了《论再生缘》以及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
客观地讲，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家人对这些待遇是心存满意的。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优越对于一个学人而言并不能替代精神上的愉悦。陈寅恪先生时刻都在期待着自己的新作能够出版。然而解放以后出版发行的陈氏著作实则都是解放前已经出版过的“三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的再版。而陈寅恪先生解放后所著的书稿交付到中华书局之后，便如同石沉大海，要等“上面”的批准才能出版。而“上面”经常要求陈寅恪先生对书稿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改，这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蔡老师回忆说，陈寅恪先生自己曾多次说过，他的书三本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但以陈寅恪先生的风骨，绝对不会因为要出书就会屈服别人的意见或命令而去修改自己的观点。
在物质上给予极大的优待，但却是不能出版新书，这也是当时那种特定年代的特殊现象。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心境确实一片悲凉。呕心沥血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却无法刊印成书。１９６５年，陈寅恪写下这样的诗句：“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担心绝学失传是他心中真正的悲哀。
文革爆发前夜，在举国混乱、人人自危到来之时，１９６６年７月中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再次严重冲击了陈寅恪先生，并迅速淹没和吞噬了陈寅恪先生，他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待遇基本取消；１９６７年随着陶铸的突然“倒台”，一直受到陶铸保护的陈寅恪先生处境更为凄惨，可谓雪上加霜；１９６９年初，陈寅恪先生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在那里陈寅恪先生已经生活了１６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陈先生形如脱骇，不再说话，早已失明的眼角不断有泪水流出。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清晨５时许，陈寅恪先生走完自己７９年的人生旅途。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先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到的摧残和折磨，于今日的我们，已经无法想像。
在陈寅恪先生去世１１天以后，远在英德干校劳动学习的蔡老师姜老师等历史系的教师们在当天的《南方日报》（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上看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们都已经料到老先生熬不了多久了，环境那么糟糕，他又是一身的病，不可能撑下去的。我们甚至觉得很庆幸，他走在师母前面了，否则会更惨。”回忆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刻，蔡老师黯然地说道。
后来很久他们才知道，在陈寅恪先生离世后，同样是疾病缠身靠药物支撑的师母唐筼停止服药，４５天以后７１岁的唐筼离开人世，到九泉下追随她挚爱一生的丈夫。
作为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度过最后岁月的见证人之一，蔡老师所著的《仰望陈寅恪》（２００４年出版）一书《金明馆里的文盲叟》一文中是这样概括陈先的最后２０年的：
陈寅恪先生在康乐园度过的最后二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体而言，这个被他本人称为“栖身岭表”的时段，并不是寒气逼人的漫漫长夜，其间也有阳光和欢乐，尽管悲怀时有流露。至于“白发书生神州泪”，毕竟是生命落幕之前的短暂场景，而且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和同时代人相比，可以说他活得有尊严，也死得有尊严。尽管海外学者对“陈寅恪之死”议论纷纷，但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暴风雨的人，却感受到在天翻地覆的１９６９年，一位学者的死讯能够见报，虽不算殊荣，也可算殊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