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中国本科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逐字逐句地学习过《四书》——这种文化前景是否可能？在12月初举行的“两岸三地《四书》教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少学者都提到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强调。
此次论坛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清华国学院联合主办，中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推动及设计，汇聚了两岸三地儒学研究的一批主要代表人物。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科目进入国民教育系统可以期待，包括初高中阶段即开始《四书》教育，因而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前瞻性地探讨《四书》教育的框架。
甘阳在会议一开始即提出了基本而核心的问题：《四书》的学问和思想究竟有多高明，对今天能形成多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儒学讲的只是民主、人权，那么，学习儒学还有什么价值？此次会议之前不久，甘阳在国家博物馆发表了题为《启蒙与迷信，或，“反启蒙”在中国的缺席》的演讲，认为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的制约，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
《四书》教学与探索文化新路的责任感
近年来，全社会包括中小学和大学越来越重视《四书》的学习。陈来概括了两个重要的潮流，一是最近十年来的国学热，例如中小学生的读经热，以及社会教育层面对国学的热衷；二是世纪初以来通识教育在大学的兴起，中国传统经典被普遍视为核心课程之一。就传统经典学习而言，《四书》教学是最没有争议的，它们最应该被选择。自宋代以来，《四书》的重要性即已超过“六经”，被视为学习“六经”的阶梯。
《四书》教学在大学和社会层面越来越被重视的趋势，与日益浮现的社会道德危机以及重建核心价值体系的需求密切相关。陈来认为，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但是利益导向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因而需要倡导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四书》教学可以在新的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山大学陈少明指出，作为通识课的《四书》课强调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人文价值，意味着阐发宋儒塑造的义理结构的普遍意义。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认为，现代人只有工具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四书》教育所提供的伦理道德教育可以展示不同的价值和理论，让学生理解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四书》教学与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之间的紧张，对教学的思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甘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强调身心性学问的《四书》教学与重视实践的现代知识性大学之间，存在相当强的张力；在儒学内部，也存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张力。在两天的讨论中，与会者对于《四书》教学的立场和出发点有不同的偏重，有的重视德育取向，强调学习《四书》以安身立命；有的则更重视文化取向，强调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历史文化知识。陈来在会议总结时评论，这两种思路都可以很成功，前者依赖教师个人的因素较多，需要教师有道德感召力，后者则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还包含了如何纠正对中国文化的错误了解。
基于这些出发点，不少与会学者都特别强调“责任感”，认为这是参加其他学术会议很少有的一种自觉意识。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认为大陆开这样的会很好，这是“一元复始”。陈来这样概括与会者的讨论：“讲《四书》的老师与一般老师不一样，充满了文化责任感与文化理想。”就与会者讨论来看，这种文化责任感主要指的是提升《四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提升儒学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位置，也即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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