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三隆：用科学发展观建设理工科院校宗教学科点的思考

用科学发展观建设理工科院校宗教学科点的思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荆三隆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我们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践意义在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还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是我们搞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首先，在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它应当是科学的，就是说，应当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要与我们的宗教学研究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相一致。其次，要强调发展，即不能脱离我们宗教学科的实际状况，要符合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一个学科的发展、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代乃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进而形成若干个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这里仅就在理工科院校建设宗教学学科点的工作谈一点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以便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得以正常、稳步地发展。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发展目标

我校是一所在工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全国重点大学，是有研究生院的50余所院校之一。现有4个一级学科授权点，27个博士学科授权点，63个硕士学科授权点。人文学院现有法学、外语、教育、哲学、经济类硕士学科授权点10个，尚无博士学科授权点。全校在读研究生共有6000余人，其中博士生1232人。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生100余人，约占全校研究生总数的六十分之一，而学科点却约占全校的六分之一。因此对于确定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教学、科研为两翼，“一头领先”为发展思路的我校来说，支持和给予人文学科一定的关注，也是必然的选择。我校的宗教学硕士点就是在全国研究生教育大发展，学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的背景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在2005年经学校评审，国家学位办核准建立的。2007年正式开始招生，是全国理工科院校为数不多的宗教学科人才培养的硕士点。这样，结合我校学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确定宗教学科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就客观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在符合国家对于宗教学科硕士点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准确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计划，努力形成有一定学科特色的科研队伍。具体讲，可以分解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从2007至2008，用两年时间，初步形成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方向；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与科技史、儒教与儒学研究三个方面为主干。建设一支由2名教授，3名副教授（其中2名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0岁以下），3名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组成的专业教师队伍。开设8门以宗教学研究为内容的学位课程，借用文、史、哲相关专业的教师开设6至8门专业基础课，再加上全校研究生院开设的公共课、选修课，完成国家对硕士学位课程及学分的基本要求。招收5至8名学生，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

第二步：再用两年的时间，逐步开设新课程，细化和完善课程体系，调整补充新师资。将宗教学科的研究方向调整到3至4个，招生导师达到3至5人，学生人数达到10至15人，为人文学院相关的法学、哲学学科申报二级学科博士点提供支撑材料和学术成果，将本学科的发展与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工作结合起来，使宗教学硕士点成为院级重点学科，并且能够和省内外兄弟院校的相关学科点建立工作联系，为宗教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步：从2011年至2012年，使我校的宗教学硕士点走向成熟，形成在省内知名，国内相关单位有知名度的学科队伍，在招生规模、学科建设上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力争在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有建树。在可能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积极申报宗教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成为学校学科建设中一个充满生机的闪光点。尽管情况也许会顺时而变，但我们的努力却不变。

二、体现区域文化和科技文化的研究特色

我校所在地西安，自周秦汉唐，曾是十三朝建都的历史名城，有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在2002年底，我校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所，为我们学科建设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工作平台。长期以来，我们的宗教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以及已故西北大学高杨先生的指导，在佛教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十二本著述，参撰、参编了相关领域数十本著述。主持了两项部省级的研究项目，参加了许多区域性的研究项目，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长安是佛教第二故乡，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源地。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这是其特点之一。大乘思想一方面表现出了把唯心主义“万法唯心”的认识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方面又具有世俗化的人皆可成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思想内函。从而无论是在印度哲学史的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清理的认识环节。其通俗性的特征使之在中国的传播中，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并且运用了各种文化形式，如声乐、绘画、雕刻、建筑以及声播四海的武术与气功，这些都补充和诠释了佛教的义理，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佛教文化体系。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文化影响已经超过了佛教本身，在我国形成了专门的佛学，成为了历代文人的传统学问。它有益于开启心智，自我调节，疗治心理病痛。那普度众生的教理、情怀已变成千百年来千百万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西安是历代大德高僧潜心修法，开宗立派的发源地，在佛教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八宗法脉中六宗源于长安，历史给我们的工作留下了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表现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努力保持的具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研究方向。

1．突出区域性特征是宗教学研究方向的基本定位

传统宗教中的佛道教与长安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从而使我们在宗教学科的研究方向上有很强的可选择性。如以佛教文化研究为例，我们常常可以选取一个宗派，一个代表人物、一座寺院、一部经典为具体的研究方向，从而使研究内容具有历史性、文化性特征。使之不仅具有区域性特点，而且有国际性特征。正如王亚荣先生在他的以“长安佛经翻译事业为例”来说明长安佛教文化的国际性一文中所述；“长安佛经翻译事业是一项国际文化大交流的伟大工程，它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和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佛教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宗教学科建设的总体水平，是由诸多局部的工作反映的，每一个学科点都是由具体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者所承担的研究工作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人又都是独立的研究个体，并形成众多不同的研究对象。众多研究者的主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就能组合成一个多彩纷呈的整体，提升并改变着学科总体水平和面貌。佛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个体的精进不息，有赖于区域性研究成果的积累。同样，这种区域性研究又必然体现出国际性的特点。事实也是这样，在笔者参与的1980年在西安召开的解放以来首次全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就有七人组成的代表到会，以后在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三届国际玄奘学术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学科建设心须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研究特色，保持自身的个性，才能具有鲜明的民族宗教特点，从而表观出国际性的文化特征。只有坚持宗教学科方向上区域性的特点，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2、体现宗教与科技文化结合的特点

宗教学科建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符合所在单位、部门总体发展的要求，应不断地与所在单位的发展思路尽可能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科发展的连续性，不至于有始无终，后续乏力。我们在国内理工科院校创办的宗教学科点，也是在不断地将我们的学科设想与学校的工作相互协调，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逐步被认识和接受的。要使大家认识宗教研究与科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与学校的长期形成的科技文化的价值观是互为促进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能够把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人文文化的深化融为一体。就是要把科技文化表现的理性与规范、公平与公开、宽容与协作，和人文精神的民主与平等、兼容与并包、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内容相结合，体现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要和学校所体现的科技文化背景一致，要和学校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吻合。我们长期以来配合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在本科生中开设了有传统宗教文化内容的选修课，每年都吸引了上千学生听课，几年下来使学校的相关部门对我们的工作不断有所认识，并给予承认。这样就使我们学科点的建立和发展有了工作基础，拓展了生存空间，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中的积极因素。

总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理工科院校宗教学学科点的建设，是在国家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宗教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被教育界逐渐认识并被理工科院校学科建设开始接受的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挑战意义的工作。尽管我们无论是在指导思想、学科设置、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认识水平不高、力量薄弱等问题，但是如果能够用科学求实的态度，努力确定切实可行的研究方向，保持区域性研究的特色，注重体现用发展的眼光落实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相互融合，促进所在部门、所在地区的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有益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提高，就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一支有一定研究特色的学科队伍，构成高校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断探索和努力发展的进程中，成为宗教学研究队伍里一个有光明前景、充满生机的成员。期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不断地吸取宗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得到更多的学者和方家的支持和指导，取得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