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圜丘与阴阳五行
唐代长安圜丘，又名园丘，元代以后称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场所。依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99年考古报告显示，唐代长安圜丘位置位于今天的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950米，西安雁塔区吴家坟陕西师范大学南区体育场以东，东邻瓦胡同村，西南距陕西广播电视发射塔650米。这与史书记载的位置基本吻合：《通典》：“武德初定，冬至祀天圜丘，坛于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都有相同的记载。唐代21位皇帝，除顺宗和哀帝外，均在长安圜丘进行过祀天的礼仪。昭宗龙元年（公元889年），史书作了最后一次祭祀记载，隋唐帝王祭祀圜丘历史合计314年。
一、唐代圜丘祭祀的儒道二元本质
古代天子祭天地是国家重典，上古所祭为一元至上的上帝神。天地二元神崇拜到汉代才逐渐确立，其核心所在是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原本敬拜上帝一元神旧制，一变为汉武帝时期的天地二元神，以阴阳天地为起点，实际是将一元神分解为二，到汉成帝时祭祀天地成为礼制中心议题，改变了五帝天神格局，形成了南天北地的格局，成为汉代长安南北郊祭祀。汉武帝另立泰一神，五帝天神地位下降，是合于原来四帝一元神要义的。后来汉平帝废弃一元神，改为二元神，就背离了秦以前的传统。而先秦一元道论被二元阴阳论也就真的取代了。汉平帝天地分祭与王莽合祭看似不同，实际都是在阴阳二元体制下的发展，以后历史也曾出现分祭和合祭。唐代分祭，武则天时期，又定尊昊天上帝为天，其他五帝皆称帝。唐德宗贞元元年，明确祭祀五帝不再称臣，帝王独对天称臣。
宋代元丰、绍圣年间就定合祭，明代朱元璋初用分祭，后用合祭。明世宗后又用分祭。
董仲舒阴阳学说实际是改造了儒道。孔子继承了传统的神人关系，并推进为天人关系；而老子则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将天地涵盖于道之下。董仲舒整合天与道，引进阴阳糅天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又以五行学说想和，圜丘分祭和合祭，恰恰是对儒道源头变革与延续的历史反映。
二、唐代圜丘形制与阴阳五行学说
唐代圜丘形制：
《旧唐书》礼仪志：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而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设樽于十二阶间。
《新唐书》礼乐志：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而五减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阶者，园丘也。
《大唐郊祀录》卷四：至隋文帝令辛彦之为圜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唐受命因而不改也。（辛德勇《两京城坊考》考证：隋大兴城的太阳门就是唐长安城的明德门。）
根据明清北京天坛的外围情况看，一般圜丘外围有两重矮墙，内墙圆形外墙方形，合天圆地方之宇宙观。两重矮墙四面正中均辟有棂星门，每组三门，共二十四座，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征。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辞海》曰：灵星主谷，祭灵星是为祈谷报功。唐代圜丘外围想必也应有这样的两重矮墙及24座棂星门。这在《大唐郊祀录》中记载，围绕圜丘外围主体，还有许多附属建筑，如燎炉、瘗坎、门等。
唐代圜丘坛为四层同心圆坛，这比明清圜丘坛多出一层。坛面中心应有天心石，不过唐代圜丘天心石已经不知所终，以天心石圆形为中心，向外辐射为扇形。
每层圆台均设有12阶，四层一共是四十八个。据《大唐郊祀录》记载：自北始顺时针方向依次命名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陛。四层圆台间代表同一时辰的陛阶上下对应，方向一致，其中午陛最长最宽。其中子陛、卯陛、午陛、酉陛因所处方位又可称北陛、东陛、南陛、西陛。
根据考古发掘发现各层散水、台面、台陛、台阶均以有麦秸的白灰抹饰，可知当年圜丘外观庄严洁白。
圜丘建筑它蕴含的中国哲学思维含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指天地，祭天在南郊圜丘，祭地在北郊方丘，符合天圆地方之旨。
就五行而言，圜丘子卯午酉四陛既可以代表着东西南北四方，又可以代气候之春夏秋冬四季，既可以代表天之风、云、雷、雨，也可以代表地之河海、山川等。既可以代表着大地属性的金木水火，也可以代表五德之仁义礼智，而中间夯筑的土丘就代言土，代表方位中。
每层八尺一寸和十二陛阶，蕴含着易经中阐明的以八尺圭测日影掌握十二时的变化。建筑反映出的土丘就是含着五的意思。因此每层圆直径多五丈，四层台，坛顶就合易经九五之数，合了九五飞龙在天之意。
坛丘圆形圆周，本身就是代表天。如果再参照明清天坛，每层用白石数：每层是九九八十一块，整个排列都是按照周天360度的天象进行，寓意就是九重天。唐代圜丘没有铺白石，估计抹的白灰也会勾画出这些九九层次的。
唐代圜丘与明清天坛虽然层级规制有不同，但对阴阳五行学说的阐释是一致的。
三、圜丘祭祀核心意义——承天之命以治人事
圜丘祭祀，自华夏文明史以来到1914年袁世凯最后一次祀天，天子祀天就史不绝书。《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老子《德经》第五十四章谈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泰伯》篇记载：“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尧曰》篇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祭》说：“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
《礼记正义》卷二十一礼运篇：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曾说：“帝王之事莫大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
唐代张九龄上书唐玄宗：“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天命以报所受。故于郊之义，则不以德泽未洽，年谷不登，凡事之故，而阀其礼。”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
天坛除了每年冬至祭天，孟春祭谷外，还搞其他活动，每逢皇帝即位、皇子出生、外族入侵等国家大事时皇帝亲自或派大臣到天坛进行祭祀活动，祈求保佑。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概括了包括祭祀天在内的国家礼仪意义与机能：
国家礼仪宣扬宇宙秩序和地上秩序相对应的观念，以生动的形式视觉化；造成国民支持并促成统治正统化的重要手段；缓和掩饰了国家内部的对立，造成社会的统合，进而对集团外部采取排斥和暴力；统治者必须遵守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因此礼仪也对统治利益自身施加了一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