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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体西用战略方针重点

2014-10-29

落实中体西用战略方针重点

其一、充分利用执政党执政系统中的精神资源,保持新旧传统的连续性。今日我们已经快速进入工业社会,也步入了信息化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巨大了变化。“三纲”原有依托已经不复存在,“三纲”消亡是历史潮流,但曾与之相随的“五常”思想,却是心性之学的合理内核,应珍惜加以表彰弘扬。其实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全心全意”本是对“五常”的新时代概括。《说文解字》中,“全”就是玉的意思。而《说文》中“玉”则是有仁义智勇洁五种美德的。与“五常”中差两字在“礼”“信”,实际上在孔孟、董仲舒天道信仰设计中,“礼”实际是仁的外化,“克己复礼”为“仁”,践礼行仁那就是“勇”。信则是诚信不移,那就是纯洁。因此中华文明又有玉石文明之称。那么“全心全意”就是“玉心玉意”就是以过去的“五常”理念服务人民的。这本是返本开新之举,在毛泽东时代也基本落实了。

毛泽东退出神坛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来,国家以利为利,“义”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失去了它的榜样,又没有回归天道信仰,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的灵魂失去了“真宰”,迅速转为金钱、权力的奴仆。如今,新老传统都被遗弃的情况下, “心性”没有了,“中体”不见了,国人失去了国家的归属感,大家都只顾自己一时私欲的满足,灵魂全部放逐了,二十多年来气功热、基督教热就是灵魂要回家的必然现象。因此,恢复新旧传统“五常”信仰,高扬圣人信念,敬拜上天,祭祀英雄,自上而下也应如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一样,全面回归心性本体。

   回归中体,就是回归儒家的心性之学,关注人心善本,弘扬正气。但这应该是政府首先要做的,但从目前看,政府还在成为市场推手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能。而大本问题已经严重缺失。同时为市场规则立法好工作还远没有做成。最高德性工作没有做,最低法制也无从维护确立,这样政府就成了与民争利的政府,政府公信力丧失,失去了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其二、政府确保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保障个体张扬个性与理性的基本条件。连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45年也已经颁布了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落实共同富裕政策是当行的正义之举。这也是个性发展的需要,更是让人民平和理性思考问题的需要。三纲代之而起应是适应全球化,要求中华个体的个性的觉醒,民主意识的增强。而提高个性就是要有独立之精神,就需要在经济上走出独立,要不就是公有制下没有经济之忧,要不就是私有制下个体经济有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基本的独立精神。学者也一样,学者要保持独立性,就不能成为豢养体制下的课题学者,可另辟财源,个性因得以保证。这样就突破三纲六纪了。要不就利用课题市场有针对性做保证经济独立。自由思想的落实,是需要理性的发展,勇于有批判的精神。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科学精神,说理精神。思考为什么?象柳如是、陈端生这样的女子一样,敢于破三纲,敢于著书立说。只有这样,才能有民主的基础,有法制的前提。让政府独断的话语权,民间有参与的能力和勇气。而目前官方的计划经济没有了,造反精神也不提了,那么如何才能独立呢?走市场化了,那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财富再独立,问题是公权力私有化,一部分雇佣关系形成,哪里还有经济独立之可能呢?现在处于两难尴尬境地,既需要政府管,没有政府平衡,更是穷越穷,富越富,穷富奴仆关系也越严重了。那就谈不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没有机会思考了。因此要平衡财富分配,需要政府。但既然已经市场化了,财富由人民自己去争取,就该是弱化政府职能,变成大市场,小政府。这就是去市场化是客观需要。一个是均贫富需要政府,一是市场需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过多干涉,弱化政府职能。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还有制度问题、人们的思想文化转型问题,往哪个方向去转呢?

 

其三、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发展个性上,我们应张扬儒道土壤出现的象陈端生、柳如是这样个性独立人物,

其四、变革学术机制。尊重理性学者,让真正的学术成为国家民族的支撑。我们应重视陈寅恪这样的主张:“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比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零,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1]也应尊重理性学者的理想诉求: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文化上是守成主义者。

  其五、处理好心性、理性与个性的关系。确立西用,我们说的民主体制是西用。但前提是民众的个性与理性的成长。而现实经济正处在分化瓦解更新时期,人的动物性释放还没有完成。尤其没有人性的动物性成为主流,并成为渴望确立民主的学界支持的对象。那么个性如果是建立在动物性,而非良心上,那这个性就是暴力的策源地。政府也会黑化,人民也会土匪化。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顺心性、理性与个性关系呢?转变政府职能,将以主导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能的政府转变为以恢复心性建设、法制建设为主要职能。将以主导创造财富为取向的职能转变为均衡分配为主要职能。在提高心性建设前提下,给个性发展精神空间,放松舆论监控。引导人民参政意识议政意识。变革教育,真正落实素质教育。尊重人的生活方式选择,有更大的包容性。提高理性的发展空间,给批判的自由。给予人民不匮乏的自由,最低生活有保障。变革社会以利为导向的价值取向,让心性价值真正成为人们的自觉自愿追求。废除三纲张扬自我,弘扬五常,直指个体心性。在政治上保证人权,在经济上有最低保障。男女平等和谐的小家庭取向,职工与领导平等的取向,师生平等取向。独立自由才能民主。

   理性求真,心性本善,个性展现自我之美。尽善尽美。真善美的追求。理性对抗天理是错误的,不是矛盾的。天理就是普世价值,就是善。人权得自由。心性与理性才有真个性。仁智双修真个性。随心所欲不逾矩。

    其五、更新对传统精神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完成现代性转化。

合一儒释的心性之学,稳固了华夏典章制度,消解了佛教侵袭的历史走势,为宋代新儒学兴起奠定了基础。新儒家巨子程朱陆张,虽有程朱理学、张载气论、陆九渊心学的差异,但三者心性之学却都存续着。当然,天理观、气论观、心外无物观,保留了孔孟的仁学理念,剥离了原来的天命观。这也留下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礼教失去了超越力量的维度,“三纲六纪”也逐渐遮蔽了“五常”,心性之学也逐渐在“百姓日用即道“中,打开了实用主义闸门,消弱了礼教培养人仁爱习惯力度。这也是清代大儒戴震批判程朱远离孔孟之道的症结所在。

辛亥革命后,天子皇权退出了历史舞台后,结束了中国的中世纪,但尚未完成类似西方马丁·路德新教改革。回归孔孟天命心性观,才是开启中国个性自由新时代历史前提,即完成只有天子祭天的旧格局变为人人可以奉天的新格局。近二十多年来,民间一波接一波的信仰浪潮,就是孔孟天命心性观的基础,政府如果忽视这一历史事实,基督教在中国的替代趋势也就不会逆转。因此,陈寅恪上追孔孟、下述韩愈,就是要恢复天命心性观本体地位,找回新传统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依托。“中体”指唐代韩愈上承文武周公、孔孟下启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

    近现代以来,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对中国冲击力度,已经超越了历史时期的佛教对中国的冲击力度。先有坚船利炮对天朝大国的震慑,后有跟风欧美制度文化风潮,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跌落低谷。虽有毛泽东时代快步工业化的积累,但失去“大救星”、失去心性本体的国人,一旦步入市场经济又回到百年前的尴尬处境。时至今日,民间一轮轮的留学潮、移民潮,再次回归晚清民国时期国人自信不足的状态。陈寅恪早年的西用观可能是化解今日困局当行理念。这理念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曹印双2011年10月

 



[1]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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