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高校“Gdp”发展的误区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多年来一直追求惟gdp至上，经济上去了，同时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日渐显著，诸如腐败与gdp发展如影随形，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道德滑坡成为不争之议，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各行各业都出现畸形发展态势。受其影响，教育生态也大大恶化了。以高校为例，追求“gdp”的主要表现，就是项目至上、c刊至上、平台搭建至上、职称晋级至上，但教育的本质已经少有问津，学术的真谛也日渐淡漠。
在这样的gdp追求中，高校学界出现了官僚化、货币化、帮派化、剽客化现象，平台搭建官僚化，项目至上引发帮派化、货币化，c刊至上引发剽客化。目前，搭建学术平台的发心主要是为了项目，本质是资金；完成项目需要c刊化，完成c刊实现职称晋级化，职称晋级后就为了新的平台搭建，新的项目获取，如此形成一环又一环的发展。
如此周而复始的目的，实质就是利益驱动，这本身不是学术驱动，利益驱动下的学术，这种学术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是值得怀疑的。据说我们国家的c刊文章发表量已经世界第一，但引用率却极低。伴随金融危机发生，对外经济下滑，其实经济下滑主因是科技没有核心竞争力，科技没有核心竞争力是学术没有竞争力，学术没有竞争力，归根结底是短视的利益驱动学术造成的。因此，国家开始提倡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靠的是人才，而创新人才是无法用短期的利益驱动就能培养出来的。尤其用这样的利益指标评估人才时，就更是背道而驰。留学日本多年的学者钟庆写了本《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就提到，日本人对人才的态度，哪怕你二十年不出成果，也高薪养着你，让你安心地进行学术积累，即使有生之年没出成果，积累下的阶段性资料也完好地传递给接任者继续前行。这才是对人才对科技的深谋远虑态度。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和日本如何能竞争呢？光是口头上的喊抗日，抵制日货，有实际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要与日本竞争，靠的是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实际是人才及学术的竞争。
这不单单是自然科技，人文学术也是如此，笔者虽然见的日本学者较少，读的日本人论著也不多，但就是见的少数日本学者和读过的少部论著，也发现人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积累也不是一般中国学者能赶上的。当年有陈寅恪这样学者可以让日本史学界名流白鸟库吉、谷川道雄服气，现在还有这样的学者吗？如果不自欺欺人，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多年的青年学者如陈怀宇，98年在洛阳我与之有过一面之缘，时至今日，我知道国内同龄学者能望其颈背的也不多了。大学，关键在学风，大陆的学术风气，实际是官僚化学术风气，学而优则仕，一仕了就难出什么像样的成果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以官僚化学术主导的中国学术，自然也和追求经济一样追求学术界的Gdp,学术界的gdp上去了，学术官僚就可以加官进爵。因此短期的行为就自然应运而生，无论是人才引进模式，学科平台建设，基本为三五年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殊不知，任何学术都是需要积累了，都是需要学术梯队传帮带的。以人文学术而言，要想迅速有起色，除非如清华大学一样，将国内已经自我学术积累多年的一流学者请进来，并且是请一批来，才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即便是这些学术积累多年的学者，他们申请项目和发表论著也是有周期的，不是短期就可以出新东西的。除非引进之前，还是潜力股的，也许有望加速本地gdp，否则按项目、C刊论长短，是难以奏效的。有时会出现，因为本地人才多年未鼓励未得支持，也没有压力，也许还有些积累，只要稍微一促进，反而就有起色，实际上目前已经出现这样的态势，甚至对新来的都会构成压力。因为项目化、c刊也是需要一些积累才能做到的。
问题是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对高校来说是否是最优选择，答案是未必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长久的坚持，是很难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其实就是打好基础，为未来几十年发展做些铺垫。因此不应受时代时髦点牵引，应该按照长期规划重点扶植一些点，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现在学校人文能快速改观的，也许不是学科点建设，恰恰可能是面对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
我曾在学院教学会上，倡导一位老师带一百个学生，进行以德化为中心的通知教育，让我们的学生受益，这也许是未来五到十年就可以卓有成效的空间。面对思政课的全国颓势，我是主张四课合一，导师兼顾。因为目前以说教讲解思政课的，国内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示范点，都没有达到目的。主要原因，思政课本来是实践中的课，光说教是没有任何起色的。我甚至极端地认为，我们全国主流的11万思政课老师的教学效果，还不如几千宣传一本圣经的基督牧师对社会影响力大。人家是入心入脑的教育，我们虽然有这样目标设定，但实际都流于形式。稍微学有专长的老师，都在回避带思政课，都愿意去作专业研究。因此我就说教授应该带头带思政课才好些。但实际上伴随岗位评定中教授仅缩为原来的一半课时，又有研究生专业的课，教授象征性的带思政课在未来都成了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大幅度地改革思政课，主要还是受限于中央的精神。实际上如果思政课达不到效果，那才是和中央精神违背的。因此我说与其说四门课一起上，师生比又那么高，还不如四课合一，缩小师生比。以我这学期带700人算，这样的师生比比教育部要求的上限还远远的高呢。而我们教研室还有带8个班的年青老师，他们的比例就更高了。目前史纲课12位老师，7位是刚带这门课，没有专深的研究，课时又多，备课时间都没有，又有各种学术指标压着，因此只能搞些形式化的花架子，那能有什么效果呢？而讲得最好的老师因为新的gdp标准还成了八级岗，我想向人家学点经验都成了问题。
可见，惟学术gdp发展，不但误人子弟，对老师也没有好处，长久对学校声誉也不好。尤其面对中央精神没有调整前，不敢越雷池半步。我说四课合一后，师生比还高于教育部上限呢，何况四课单开呢？因此，那次教学会龙书记总结得好：大力发展通识教育。我再极端地提出来，就是将通识课和思政课合一，让老师讲自己真正擅长的，爱讲的，学生爱听的。这样我们的思政教育和人文教育才能真正称得上教育，对老师和学生都是一种解放。否则，历史会宣判我们有罪！是该给高校gdp刹刹车了！更要提醒搞教育形象工程的，头脑还是冷静些好！
高山流水于学正馆201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