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魂与史识

史魂与史识

简介：史魂特指文化托命之人——陈寅恪，他力挽华夏狂澜文化于即倒，承继先民历史之魂，延续中华文化命脉。文中重点概括研究陈寅恪生平及其学术方法、精神。史识，延续陈先生治学路径，寻求史识。既有对新材料唐墓志的研究利用输理，又有对现实历史教育的反思，还有对部分新书、政治文化、汉字文化的解读的识见记录。

说明：陈寅恪及其学术篇、唐墓志篇内容基本成熟，大学教育探索篇、文化评论篇中的读书评论还在修改阶段。

史魂与史识目录

序

陈寅恪及其学术篇

一、 诗话陈寅恪

1、中西文化素养

2、唐史宏篇

3、治史之法

4、学术思想指向

二、 释读《论韩愈》

1、论韩愈的道

2、韩愈明道、阐道、宣道的灵感来源——佛教

3、陈寅恪与韩愈之“同情”

三、 种族文化理论

1、种族文化辨

2、种族文化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

3、种族文化理论的内核

4、种族文化理论与政治集团及其革命

5、种族文化理论价值

四、 关陇集团新解

1、关陇集团概念相关问题

2、关陇集团概念与种族文化理论

3、关陇集团兴灭与府兵制盛衰

五、《对科学院的答复》的精神取向

1、《对科学院的答复》原文

2、《对科学院的答复》的精神取向

唐墓志篇

一、唐以前墓志源流

二、唐墓志整理与研究利用概况

三、唐墓志研究专题分类概述

1家族史研究

3、唐墓志与政治史研究

7唐墓志个案研究余录举要

9三、唐墓志反映的时代文化风貌

1、唐人精神观念文化

2、唐代政治现象主脉

四、唐墓志与处士信仰研究

1、唐墓志里的“士”及处士阶层

2、唐墓志里的处士信仰分类

3、唐代处士阶层信仰格局分析

五、李辅光墓志研究

1、良胄入侍，白身内养

2、朔垂购马，省费巨大

3、安抚邕管，政设守捉

4、重镇监军，取信新君

5、内侍纽带，祸及唐亡

大学教育探索篇

一、历史学发展新探索

细节与历史

历史

历史阵地的传承

国学大师与历史阵地

计算机、外语与历史学

历史学的出路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3、为人民服务

5、兄弟与同志

6、、小龙女与杨过的爱情

9三、汉字背后的信仰

1、昊天上帝、心靈、信义

2、道、史、孝

3、政治、封建、士大夫、民主

4、“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石刻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昶的《金石粹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的《语石》。最早明确阐述金石文字对经史研究有重要作用的是钱大昕，他说：“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证，故可宝也。”“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54]。一批一流的学者也对石刻文献研究利用非常重视，并且取得了相关新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寅恪、岑仲勉、马衡等。 、《史学月刊》、《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北方文物》、《考古学集刊》、《考古学报》、《南京博物院集刊》、《四川文物》、《华夏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一些大学学报等，近十几年来发表大量唐代墓志研究成果，成为展现墓志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

三、唐墓志研究专题分类概述

1家族史研究

3、唐墓志与政治史研究

唐墓志与政治史事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结合相关史书，取得政治史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史事发微、官制及蕃将研究、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方面。

史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唐代墓志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利用单盒墓志结合史书，对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及相关史事做了如下研究：《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台湾《历史月刊》1999.6），《《张士贵墓志铭》所反应的问题》（《人文杂志》1998.4），《〈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6），《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3.3），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3），《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陕馆》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刘睿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濬墓志》，《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2），《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一文不但利用了张士贵、安元寿、屈突通、郑仁泰、程知节墓志，还选用了房玄龄、李孟常、吴广、程知节等人的碑文；牛先生使用墓志资料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墓志个案研究的典范，在中古史学占有重要一席。他写的上述文章都收录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里。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文章：《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研究》3），《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唐研究》5），《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解读》（《考古》2003.9）；《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弘福墓志》（《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考证了志主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有助于对公元七世纪唐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中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洛阳文物工作队李献奇研究员对墓志个案研究成果有：《唐郑夫人墓志考释——兼释〈卢邵墓志〉》（《中原文物》1995.4），《唐卢承福、卢嵩及卢元衡墓志考略》（《中原文物》1998.3），《武周尔朱□及夫人韦氏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8.4），《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中原文物》2000.6），《唐崔谔之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1.2），《武周屈突诠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02.3）

官制研究：先后出版论著有郁贤浩著的《唐代刺史考全编》、1997年出版陈国灿、刘健明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赵超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还有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关于马麟墓志作者官职问题》（《文博》1998.5）；彭炳金《唐代墓志中所见的清白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讨论了科举中的清白科、荐举中的清白科及清白科与吏治等问题。

蕃将研究：发表论文有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李之龙《跋唐扶余隆墓志文》（《华夏考古》1999.2），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李之龙《唐百济黑齿常之墓志文解释》（《东南文化》1996.4），束有春、焦正安《唐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解读》（《东南文化》1996.4），陈忠凯《唐三蕃将墓志铭文之研究》（《碑林集刊》5），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5）；王富春的《唐党项族首领脱靶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3）；王晓谋的《唐契必尚墓志考释》，马弛《〈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百济研究论丛》（韩国）1997）、《难元庆墓志简释》（《唐代长安的新罗史迹》韩国，2000），岳绍辉《李思摩墓志考析》（《碑林集刊》3），马咏钟《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碑林集刊》3）；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4）；王晓丽《唐《李谨行墓志》简考》（《碑林集刊》8）

民族关系：周伟洲先生墓志考证文章有：《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考补》（《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1982）、《唐末卢峻墓志》（《考古与文物》1983.1）、《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6）；陈忠凯的《三方吐浴浑墓志的考释》、《读三方唐突厥人墓志》（《碑林集刊》），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夏考古》2003.4），陈守忠的《榆中鞫氏与高昌国从一块新土墓志说起》（《社科纵横》1994.6），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2002年《国学研究》第10卷）对其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唐代不干涉胡人信仰的有力旁证。

中外交流：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晁华山的《唐代天文学家瞿昙馔墓志的发现》（《文物》1978.10），荣新江的《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大出版社，1998年），二文分别对瞿昙馔和李素墓志进行研究，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阿罗憾墓志也倍受学界瞩目：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2002年11月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古代中外关系研讨会上，马小鹤提交论文“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结合新校释的钵罗婆文《赞德瓦赫兰·亚斯恩》，对这方发现近一世纪的墓志提出了新的解释。传统主流意见认为，阿罗憾是景教徒，受唐高宗之命，传播景教，在拜占庭（拂林）西界立碑。作者不同意这一论断，认为阿罗憾被波斯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视为千年之末的救世英雄瓦赫兰，具有很大号召力，帮助唐朝在吐火罗和波斯疾陵城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与唐朝使者王名远一起在吐火罗西界立碑，对唐朝与西域建立稳定关系有深远影响。

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几支流寓中原的高句丽百济家族世系、唐朝强行迁徙高句丽百济国人的情况、高句丽百济将士与唐代军事及高氏族望的变化与其汉化等问题。陈长安《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集》）；拜根兴《论与韩国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碑林集刊》10），对相关中朝关系的墓志做了综合考察。

唐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的城坊、乡里、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其它还涉及扬州、河北邯郸、卢龙镇、北人南迁等问题。

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辛德勇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1963年，《考古学报》二期发表了武伯纶《唐代长安县乡里考》；1988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发表了陈久恒的《唐东都洛阳城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杨希义、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5）；1990年《考古》发表了赵超的《洛阳城坊考补》、1994年《中国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他了《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考补正；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史红帅、张萍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赵振华、何汉儒的《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张剑的《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划之关系》三篇文章；赵振华《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3）；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余扶危著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收录见于1998年以前著录的洛阳出土的有卒葬地的墓志，为历史和人物研究提供方便，尤其对研究古代洛阳都城里坊制度、行政区划、地理山川形势、帝王陵墓的位置及贵族墓葬分布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唐代折冲府考逸：在劳经原父子、罗振玉、谷霁光、贺次君、罗香林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李子春的《三年来西安西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资料》（《文物》1957.9），贺梓城的《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文博》1984.3），李裕民的《唐代太原的折冲府》和《唐代河东道折冲府考》（上、下）（前文见《城市研究》1990.2、后文见《山西地图》1990.1、2），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36，中华书局，1992），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祺祎、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 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2002年《20世纪唐研究兵制卷》孙继民先生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还谈及了张广达、陈国灿两位先生利用吐鲁番文书的相关研究。

2000年3月，扬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陈彝秋的《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共考证出里坊乡镇46处；1996年《文物春秋》第一期发表了孙继民、郝良真的《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主要探讨了邯郸西部的山水名称方位、洪波台的方位、罗城及两个村名等问题；冯金忠的《从王公苏墓志看唐代的卢龙镇》一文认为，卢龙镇是幽州的一个组成单元；2001年《江汉考古》第4期发表了刘礼堂的《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还有呼林贵的《唐智藏禅师舍利踏铭的发现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索》（《碑林集刊》2）；王原茵的《隋唐墓志的出土与葬地》（《碑林集刊》6）。

唐墓志与唐代家族史研究

目前家族史的研究，在陈寅恪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一批学者利用墓志，对家族史进行深入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主要研究代表有日本矢野主税、台湾毛汉光、西安杜文玉、北京吴玉贵，矢野主税、毛汉光侧重唐代豪门大族的研究，杜文玉侧重宦官家族研究、吴玉贵是研究少数民族家族的代表。对唐代家族个案的研究，基本都运用墓志资料，对此方面也先后有杜文玉、张大伟的讨论文章。另外对普通姓氏家族的研究，伴随几家出版社出的百家姓丛书的推动，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潮流。

矢野主税《隋唐之季的上层乡邑社会》（《第一经大论集》7，1968；8，1969），在他以前所作两晋南北朝张氏、郑氏、裴氏、韦氏等个案研究基础上，利用洛阳出土墓志资料，进一步探讨了隋唐洛阳地区上层社会的诸姓家族迁居与婚姻问题，指出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家族迁居频繁起来，寄生官僚依靠新的婚姻关系，组成了新的乡邑社会。

毛汉光的琅邪王氏研究，采取抽样调查的办法，从正史及墓志资料找到汉末到唐末700年间琅邪王氏后裔共676人，作世系整理归类，以此为本，作各代后裔主要活动之时间幅度对照表和各代官品统计表，在此二表基础上，对王氏历代家庭成员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社会的动态、与军事的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家庭盛衰等问题进行量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成为家族个案研究的典范；另外他还对京兆韦、河南郑、弘农杨、博陵崔、清河崔、赵郡李、陇西李、太原王、范阳卢、渤海高、河东裴、彭城刘、河东柳、京兆杜、兰陵萧、河东薛等16家14氏用同样办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把唐代家族史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参见《二十世纪唐研究》）

杜文玉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推动了大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杨富学、杜斗城的《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台湾《中国中古史研究》2期）。

2003年《华夏考古》第3期发表李献奇的《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吸收前人成果，也扬弃了《从郑虔撰文墓志探郑氏家族起源》（《史学月刊》1994.6）、刘新建的《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中原文物》1994.2）两文内容，取得家族个案研究的优异成果；还有徐凤霞的《唐代长孙家族研究》，河北师大李国强的硕士毕业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2000年）；王化昆《北魏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9）；

陶敏《盖蕃一家墓志综考》（《武汉大学资料集》）；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岱宗学刊》1997.3）；岳绍辉《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碑林集刊》8）；2003年，张大伟的《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唐代妇女资料的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佛教信仰 、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洛集》）；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也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

婚姻性别方面：杨智红《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台湾《国科会.人文社会》1991.7）一文，将唐代中上层妇女的一生分成数期，分析证明唐代妇女与父家的关系不如与夫家密切，而且妇女在进入夫家后，地位更是日形重要。《从出土墓志浅谈唐代蓄妾问题》（《碑林集刊》6）；卢建荣《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