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参会会后发言回录
今天借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学术研讨机会，继续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活动：
我九十年代作硕士论文时就从陈先生作品中受益颇多，当时母校的重量级唐史专家如黄永年、牛致功和硕士导师胡戟等先生就深受陈先生治史的影响，他们在业内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陈先生逝世五十年之际，与唐史界同仁分享我对陈先生的怀念之情。
我就陈先生撰写的《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分析了陈先生治学的五点启示：
其一、选题方面，陈先生选佛教中国化影响最大的宗派——禅宗六祖惠能与神秀机锋相对的传法偈为题，这一题目本身到今天还鲜活地活在人们的生命中，这是陈先生选历史题目很重要的视角，包括其他选题多是如此，例如曹冲称象、神医华佗治病、西游记里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等，都有这个特点，也就是这些故事还在民间广泛流传。从这样影响广泛的选题内涵中，陈先生能发现问题，对神秀惠能机锋对话直接批评他们的比喻不恰当，表达语义不完备，他认为将身体比作常青不凋谢的菩提树是不恰当的，在身心对举表达空观思想语义也是不完备的。
其二在论证方面，陈先生善于问题溯源，把握事物来龙去脉，他说印度禅学表达空观思想用芭蕉树作比喻，那是恰当的，但佛教传入中国北方，我们北方没有芭蕉树，陈先生在阅读中，曾有昙伦师徒机锋对话中用剥葱作比喻，这个比喻能如芭蕉比喻一样，可以形象表达出空观思想。而他们的对话实际开了神秀惠能机锋对话的先河。但因禅宗六祖及神秀学问空疏，致使表达出比喻不恰当及语义不完备。由此，我们发现陈先生治学的第三个特点。
其三在材料上注重厚积薄发。这篇文章其实篇幅很短，但陈先生引经据典广博，其中还包括600卷大般若经。而这样大经，他读得也很精，他曾用汉文比照过西夏文的大般若经，足见其读书的精博。而他用的材料又是很有限的，完全不同于今人利用电子检索，尽可能将检索的资料堆积起来，借以表达博学，其实许多检索外的重要信息却被忽略了，如此研究史学，也不可能超越陈先生这一代人史学的精博通识。陈先生论著中多提及中国历史上博览群书的人，也愿意引用他们的材料及观点，也说明他的这种取向。
其四在史学追求上注重通识，注重规律性认识。只有这样治学才能提升人类智慧，增加人类的想象力，也有深远的借鉴价值。诚如刘梦溪先生所言，陈先生的学术是有力量的。因为他考证背后就内涵深邃义理，他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学问背后含有更深广的文化使命担当，在救亡图存时代，他是探索印度佛教中国化路径，进而为未来中国中西文化走向新一轮的深度融合找到出路，进而找回民族文化自信。本篇从芭蕉到剥葱到蕴意挖掘就是这样踏实考证诉求的范例。
其五在治学精神上，陈先生秉持了世界学术精神的核心，即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一个流传一千多年的被历代信众追捧的禅宗传法偈文，他能独立思考，在人们习之不察的传播信息中能发现问题，只有不盲从权威，独立思考，才能做到的。实际上也匡正了佛法传播中的谬误，只有这样求真的历史才能接近真道，也才能真正让佛弟子领悟解脱，不至于造成一代又一代的愚昧而不自知。
因会议安排比较满，原本五个人一组发言，梁子先生没来，即便这样我们这组的发言还是超时了。我为了节约时间，本来十分钟的发言，我压缩到六分钟，因此会议没表达清楚的，想借此回顾弥补缺陷，发言中表达有些不周全的话，也请老师们体谅了，是以为记。祝周末愉快！
201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