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
陈寅恪先生，自1925年三十六岁时回国以后，到1969年八十岁时辞世的44年中，属于他工作的黄金时期，大约只有一半的在清华国学院加五十年代几个年头，非常短暂。极左思潮的批判，甚于漂泊和眼疾膑足给他造成的困顿和伤害。但是作为二十世纪国内外公认的史学大师，仍然受到世人的敬仰。因为他还是给我们留下沉甸甸的学术遗产。
首先是那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的至理名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这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成为所有有良知的正派学人处世立身的圭臬。
而后是学术上许多入木三分，开时代新风的精粹治学理念、学术观点，整体提升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水准。
日本学者对深刻影响过他们国家历史进程的隋唐时代下功夫最多，可是有陈寅恪先生在，骄傲的日本人没一个敢像敦煌学那样，说隋唐在中国，研究在日本。著名的白鸟库吉甚至对陈先生的学问“敬服得五体投地”。 要知道，这是陈先生痛心疾首“群趋东隣受国史”之后，以拳拳的爱国心做好一颗读书的种子，终于有力挽狂澜的雪耻成就。
我们作为陈门后学，第三代、第四代学子，向以传习陈先生的道德学问为己任。12年前，曾应《历史研究》之约，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今仅就其中陈先生的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即“种族文化论”，再做一些阐扬。堪称义宁陈学的学术，涵盖了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人文学科，对于他特别侧重的不古不今的史学，上升到理论上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要关注陈先生关于种族和文化的立论，那时他潜心研究中华民族那段历史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符合实际的精辟的对当代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
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对陈先生此论的批判文章,题为《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评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观点》，以下简称批陈文。当年陈先生是没有权利做答辩的，基于愤慨之余的无奈，他将这些批判文字摞起来供在桌上。55年之后，我们在这里用反批判的论辩方法，给以回应。
不过这篇批陈文，有点水平的地方，是看到种族—文化论的重要，特别首选为靶子开火，开篇就讲了以下这么一段：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种族”、“文化”两问题，认为“此二问题実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陈寅恪先生认为决定南北朝直至隋唐五、六百年历史发展的两种主导力量——“种族”与“文化”演成“胡化、汉化”的交叉代替，而这也就决定了隋唐历史的全部过程。
陈寅恪先生还认为“种族”和“文化”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他说：“……文化之关系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应该说，这个对象目标的选择和论点的概括，不无学术眼光。但通篇都是乱扣的政治帽子，有悖学术道德。这篇批陈文中，总共24处扣政治帽子，其中6遍申斥“反动”、“反动本质”，还有诸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反动的文化史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历史家”、“反动的、反科学的、没落阶级的辩护师”，“帝国主义种族优生学者的腔调”，“无能”、“混淆历史”、“任意地歪曲历史”、“歪曲和臆造”、“资产阶级伪科学”，“最大的荒唐”，”扮演欺骗人民的角色”，“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混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混淆是非，麻痹群众，对于那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的革命运动，起了破坏性的作用”……不堪入目。
对一位“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只想做一纯粹的学人的陈寅恪先生也决不放过，除了解释为要培养一代犬儒，还能有别的理由吗？对于这种不讲理的打棍子式的文章，这里没有必要跟着棍子所到之处一一回应，只需揭露其不入流的批判逻辑，大概就可以破题了。
批陈文解释撰文的宗旨说：“解放以来，陈寅恪先生的论著，没有被革命地、批判地检验过。”这口吻，不正是马克思深恶痛绝的书报检查制度堂而皇之地以革命的名义重新登台吗？学术成果是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不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式的革命大批判地检验。马克思对之曾批判说：这种追究思想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 ，制造分裂，是反动的，“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这不是法律，是特权。”而后他讲了那句令无数人向往的、至今振聋发聩的名言：“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恶劣的。”所以，批陈文的宗旨，它的出笼，本身就是反马克思的。我们这里并不是要以马克思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因为马克思讲的这层保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受书报检查扼杀的话是对的，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几乎没有一个学者不被这书报检查制度式的“革命地、批判地检验”中伤留下的切肤之痛，和至今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低迷衰败，几十年不出大师，以致衍生的教育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全民道德滑坡的状况，告诉我们马克思当年主张的观念的自由，学术的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批陈文的逻辑之一是好端端的将马克思一家之说作为大棒使用，断章取义，凡是不合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多半是造成马克思本人困惑的“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就横扫。这样在学术问题上，一家独尊二，不许百家争鸣，直接违背了作为一个马克思的本意。
譬如批陈文的第一部分说：“陈著中所谓‘胡化汉化’问题，并不是一般所指的民族融合……他的所谓‘汉化’是指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个别人物受汉族儒学的熏染而言；他的所谓‘胡化’，是指汉族中某些人物在一些生活习尚方面受少数民族影响，或是指某个政权在在个别典章制度的形式上收到某些少数民族原有制度的影响……陈著也就是这样轻易否定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乃是整个社会进步、包括精神文化进步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所谓的“文化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
既然知道说的是“关中文化本位”，怎么只是“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个别人物”如何如何？既然知道说的是“河朔胡化”，怎么只是“汉族中某些人物”如何如何？而且就这样轻易扣上“否定了劳动人民”的帽子！明明是研究当时社会变化核心的胡化汉化形式体现的“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研究这样重要的历史运动，怎么就摊上大事了，成了“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
学术自由就要允许有不同历史观的探讨，形成百家争鸣，才有学术文化的繁荣。用绝非全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实际是随性所欲解释的教条，来限制棒杀所有不顺眼的学术，这样的做法，原本是马恩深通恶绝的。张嘴闭嘴讲主义的人们，怎么就看不见马克思还是在那篇《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说的：“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多像是在教训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一直坚持极左思维和书报检查的他们的不肖子孙啊！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了两段话：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 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这两段话写得何等好呵！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等几个学校和中国史学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照本宣科这几句话的时候，和现在一样，心里充满激动，充满憧憬。真想问一句，这篇文章，这些话，这些年被封杀，被冷落，是谁之罪？那些朝着想愿意想的东西，并且把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人挥大棒的家伙，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吗？二十年前的1994年2月17日，我在花都市举行的《中华文化通志》第二次作者大会上发言，讲“决不能把当代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假马克思主义塞进我们这套书里。”这是大会发言中间唯一一句被掌声打断的发言。这话没错吧！
陈寅恪先生1953年有公开的要求“不宗奉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回话。他应该是中国最早读了《资本论》的人，要求“不宗奉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自觉，他的权利，是他对学术自由一贯的追求。光明磊落，作为学人的自己选择，无可厚非。批陈文，一心强加于这样一位比你更懂马克思主义的大学者，不说愚不可及，也是不知深浅。
到底应该怎样理解陈寅恪先生开创的用胡化、汉化和种族、文化的独特视野，观察、诠释那一段历史进程内涵的学术价值？胡化、汉化反复交融，作为五胡十六国到北朝隋唐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已成为现在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共识。抓住胡化、汉化为特点的种族、文化交融，就取得了打开那几百年历史大门的钥匙。理解了五胡族群怎样融入汉族，使新生的中华民族体魄更强大，内部更和谐，就理解了那段历史进程的主流和本质。陈先生独具慧眼，将这当做把握历史的第一位的关键，完全没错，由此展示了陈氏治史的一大特色。
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所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実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这一“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 的观点，可以说是诠释中国历史问题最精辟最精确的论点之一。这样平等地论述胡化汉化民族，哪有以划分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为民族灭绝的法西斯恐怖政策张目的“帝国主义种族优生学者的腔调”一丝一毫相像之处！
陈先生此论的深刻正确，可以从新出墓志中举证两个事例来说明。
一是《大周故明威将军守右卫龙亭府折冲都尉陈府君墓志铭幷序》。志文称：
君讳法子，字士平，熊津西部人也。……远祖以衰汉末年，越鲸津而避地；胤绪以依韩导日，托熊浦而爲家。……曾祖春，本邦太学正，恩率。祖德止，麻连大郡将，达率。父微之，马徒郡参司军，德率。……官兵以显庆五祀，吊人辽浿。府君因机一变，请吏明时。恩奖稠叠，仍加赏慰。从其所好，隶此神州，今爲洛阳人也。
二是《大唐故處士安公康夫人墓誌幷序》，志文称：
夫人諱敦，其先康居國人也。晉太始年中，奉表獻真珠、寶物，因留，子孫遂爲河南洛陽人焉。
有意思的是这一男一女，一东一西，一晚一早，来到中原，他们自己认同了汉地文化，都成了洛阳人，不再视自己为东胡或西域胡，也没有人再那样看他们。陈法子做了明威将军守右卫龙亭府折冲都尉，是一名高级武官；康敦“作嫔君子”，跟着可能原来也是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安公，信着佛教，过着平民的生活。更有意思的是，陈法子是东汉末越鲸津避地熊浦，由一个汉人去了朝鲜半岛南部，转身成为熊津西部人；康居國人的康敦祖先，很可能就是原本生活在祁连山北昭武城，汉代受匈奴逼迫而西迁中亚。后来他们又都回来了。进进出出，胡化汉化，翻翻覆覆，终于归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缩影。文化乃至血统民族间都曾有或多或少的交融，没有那么绝对森严壁垒的鸿沟。这大概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发展经过的历程。
确实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人种的交融是正常的历史事实之一。时至今日，民族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现今不必有过分的隔阂，更不必有彼此的排斥和仇恨。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都可能融合了多个民族的血统。正是这样不同种族间的远缘婚姻，使人们的智商更发达，体魄更健康。这样一个历史常识，或许会对我们有一些启迪和帮助，从而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陈寅恪先生关于汉化胡化，区别胡人汉人“文化之关系较血统尤为重要”的立论，完全符合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在狭隘排他的民族主义思潮还是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一大麻烦的今天，这一中国历史经验，这一陈氏理论，化解民族心理壁垒，走向民族和睦共处的现实意义，决不能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