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天，也有不少文人为掩饰自己在“文革”中的卑鄙嘴脸，故意把水搅混，将个人阴暗的心理和丑恶表演的经验大肆渲染为一种社会共性的东西，把“文革”等同于一 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在那些“扭曲”的描写中，不少是指当时一些人对别人的出卖、揭发、打小报告一类事例。可这些东西文革前就有，文革后至今仍还有，古 今中外都不少这种现象，否则哪有“君子”、“小人”之分呢？我不是说在造反派队伍中没有这些东西。我只是说，这是几千年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都归 结到“文革”，其中也没有哪一种是“文革”发明的“专利”。实际说，“文革”中这些丑恶现象并不比“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时多，如果按 参与政治人的比例，甚至还要少一些。因为，这种现象大多是见不得人的，而“文革”中各派反复的公开争斗，很难有秘密。只有在各级党组织专制的条件下，才能 容纳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就像文革开始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吴晗，文革后要求办“文革博物馆”的巴金，相当多的文人，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同样做过 “小人”。有人说，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这么多悲剧。这话一般地说有道理，也可以套用到从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到古今中外的一切革命。可 是，当“奴 隶”、“顺民”也不一定安全、就没有悲剧，比如今天这个历史上最好的“盛世”，其实也是历史上最不安全的年代，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随时随地都有大量悲剧 在发生，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非正常地死亡——只是你自己是否侥幸的问题。如果有人统计，它可能会远远超过“文革”时期。
在 经济方面，工业生产在运动高潮中有两三年的下降。但是农业尤其是粮食在文革十年中全是持续增长，至今没有任何人否认。这是文革之前十年、文革之后十年都不 曾达到的成就。农村仍有不少地区吃不饱饭，但是，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已正式终结了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作为人的生存的另一个最重要问题：看得起病，文革十年 应该是新中国六十年来最好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农村，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成就。
从1966年冬全面造反开始，连续六、七年城市里面没有治安、刑事警察，社会犯罪率较文革之前十年、之后十年都要低得多。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规律：政治动乱时社会治安反而好，文革如此，25年前的“风波”如此，今天各地的“群体事件”还是如此。我们许多文人经常在宣传对“暴民”的担忧，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然而，他们却那么习惯熟视无睹的“暴政”，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
——难道这就是文革给中国造成“社会灾难”的一幅图景吗？说它“内乱”，不错，否则就不是革命。说它是一场“劫难”，那首先是官僚们实实在在的感受。一般来说，除了民族战争，在国内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官和民的感受是不同的，前者首当其冲，后者燃起希望。文革，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亿万群众对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程度的广泛参与，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种文化教育的权利”，除了“管理军队”以外，相当多的群众在文革中程度不同的行使了这些权利.
这不就是民主，它确实是一场最伟大的“民主实验”，尽管代价沉重。121
任何大革命、大变革都会造成一时的、一定程度的社会灾难。
被人们赞誉很高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经过百年战乱、各派都打得筋疲力尽后不得不妥协的产物。仅仅一场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三年战争，就消灭了爱尔兰全部150万人口中的50万。看一看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及其他史料，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其专制的程度不更甚于文革的多少多少倍，就是马丁·路德掌握权力后不同样专制？！但是人们照样承认“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布尔加科夫）”。121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有一个国际左翼运动的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全球经济高涨期,也是政治上最动荡的年代。正在觉醒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民主运动、革命武装斗争也此起彼伏。欧美的民主,民权和反战等运动,尤其的青年造反运动,几乎是和中国的文革运动同步进入高潮。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经济形势好的,就越闹的欢。其“浩劫”程度不比中国逊色。文革中的中国被公认为当时的“世界革命中心”。“文明世界”的西方，其上空高高飘扬的是“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主义”的旗帜,毛泽东被誉为“永远的青年造反之父”。那场运动也被称为“西方文革”，和中国一样,仅仅两三年,就随这个“大潮”退去。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中国自己没有搞文革运动,那么会不会像1956年东欧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样,60年代的世界左翼大潮,同样要冲击中国社会,也可能是类似“布拉格之春”的被动运动。总之,中国文革这场“浩劫”是“在数难逃”的。更何况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场大潮的一个主要因素。
历经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认识当年文革的发生。文革结束后，是历时近十年的对造反派的清算，牵涉的对象恐怕要超过之前、自土改、镇反后的历次运动整肃人数的总和。不少人认为，应该是“斩尽杀绝”了。有趣的是，25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后，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陈希同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揭露，围绕在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周围的改革“精英”人物，几乎全是文革造反派出身。像我们熟悉的来过郑州串联的原北大“井冈山”的陈一咨、原郑州纺织机电学校“1017”的苏晓康等等。再注意一下，”改开”几十年来，中科院、社科院和各主要高校的著名学者，只要是经历过文革的，也找不到几个不是造反派出身的，还尤其是工商界的“改革先锋人物”。
以 我当工人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为例，文革前，由于“杀猪场”的名声不好，厂人事部门降低了招工的政审标准，拥进了一些人才。文革中他们大多数参加了造反派 组织。河南当时一首传播很广的民谣：“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针对的这种现象。在文革运动的大环境中，这些人大显身手，其活动影响远远超 出本厂、本市乃至于到全省。到1976年，用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河南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省 委，另一个就是肉联。文革后，这些人在政治领域遭到整肃、排斥。却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领域大冒了出来，又当上了一些行业的“大王”，有些在食品、医药等行业 创建了几十年至今不衰的全国名牌产品，有的人可以和同届的几个政治局常委分别合影。
—— 文革中，在大多数地区、单位，造反派都是少数派，那么上述这些“能人”为什么都参加了造反派呢？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他们，又是文革中反复的政治斗 争锻炼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结构的熟悉，加上被打击、排斥的逼迫。赵紫阳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其中也有这个道理。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没有搞文革大革命，那么会不会也发生苏东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上述“能人”及其“能量”，是不是也会被引导到“西化”的方向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也挽救了这个党。121
一 本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一位当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女同志，在中直机关周末舞会上向毛泽东反映她家乡的反右扩大化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认真听了 以后让她写一份详细材料，然而，第二天她就被调到外地了。为了控制毛泽东和下面的联系，他们连毛泽东本人的话动也被偷安了窃听器，以致事发后，中办主任杨 尚昆、毛主席秘书叶子龙被处理。又何止一个“窃听器事件”，据文革中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说，文革前，“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 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1968年的检查和1972年给毛泽东的信也都承认自己“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就在“大饥荒”的前夕，毛泽东1959年4月给直至生产小队长的六级干部写的那么重要的信，不是也被许多领导干部所扣押，以致此后的灾难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而不能及时的控制。
这 场严重的灾难，也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大量问题，尤其是干群之间的尖锐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阶级”“与 工人贫下中农是两个 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几十年来，官方和主流舆论都是批评毛泽东在 “八大”以后又重提阶级斗争，却有意回避毛泽东重提的阶级斗争对象是这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级。
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正如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也如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所指出的：党的地位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社会集团。
包 括铁托、卡德尔搞的“自治”，也都是局部改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劳 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 种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等权利，都没有保证。” “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毛泽东的民主观。回顾后来经历的文革的过程，不正是毛泽东上述两个观点的实践吗？
说 到底，还是毛泽东一生追逐的民主和平等，不是简单的“选主”的民主，而是真正让人民去尝试自己来当家作主。不是仅仅符号上的平等，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实质性的平等。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反复的历程。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惜“跌的粉碎”（给江青的信）、准备被“枪毙”（王力 文革反思录）——要直接带领人民去探索这条道路。那么，一场全新的阶级大搏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21
扩 大”进右派队伍的几十万人，大多数是真诚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左派，其中一些人是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整的更惨！有这些人的“下场”，殷鉴 不远，还有谁敢挑战共产党？！具体到每个单位，就是对每一位书记，每一个党员的态度。据《王力文革反思录》说，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许多党委书记都 成了“独立王国”，反对他就是反党。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都成了他的“御用工具”
趁此威势，从上到下的许多领导干部更加强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1958年 的“浮夸风”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树立起贵州省公安厅的“十无经验”，即无反革命、无杀人等刑事犯罪。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彭真和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支 持下，推广到全国，扩大到几十无，就是说，要搞到社会上连民事纠纷都没有。在贯彻彭真要把北京搞得“水镜般的透明”的指示中，甚至把有个性的儿童也视为长 大后肯定是反对领导的“反党分子”，从而把他们强送到边远山区变相劳改。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这些人仍难改从苏联内务部学来的那些控制社会的手段。也 是文革中揭露出来的，文革前的各单位“内保”条例中有一个包括25种人的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 就是指解放前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宪、特，解放后被杀、被关、被管，以及海外关系、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他们的亲属、社会关系。同时，也威慑 其他人千万不要犯“错误”。多少人被“劳教”的人就是犯了对抗领导的错误。在农村，有些生产队长就可以捆人、打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干部的物 质特权、尤其是特权意识膨胀起来了。例如，60年代初我国石油供应最困难时，邓小平却用飞机接吴晗 去自己视察的地方打桥牌。“红色（革命出身）贵族”、红色等级观念正在中国社会形成。此时的中国，一方面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用纯洁的意识形 态和“突出政治”、“革命化”运动冲击官僚主义的特权、意识和社会堕性，另一方面，党内的“务实派”、实力派们用两面手法千方百计稳定既得利益的社会格 局，他们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一个严格控制社会的强有力集团。在社会下层，还有一些青年人，用今天网上的词叫“左愤”的，他们成长在红旗下，革命传统教 育的烙印很深，又喜欢议论政治。这些人更让领导们不放心，他们甚至看鲁迅的著作被视为“危险倾向”。这些“左愤”受到的不合理压制也没地方反映。用毛泽东 的话说：“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像个皇帝”。这大概就是《我们忏悔》一书《前言》中所说的文革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