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
80年代初期，蒋天枢先生编校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旋即以搜辑完备、校勘精审而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与读书界因此出现“陈寅恪热”，迄今不替。然而有关《文集》编纂的经过，由于蒋天枢先生生前不愿张扬其绩，个中曲折一直鲜为人知。今蒋先生辞世已逾七载，《陈寅恪文集》初版亦及15周年，故以闻见所及，撰成此篇，用志纪念。
一、
蒋天枢先生（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1925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先生研究文史，1929年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先生早年研习清代学术史，在清华研究院毕业时的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考据精当而颇受梁启超先生称赞。抗战期间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所撰论文后集为《丁丑丙戌间论学杂著》。50年代起专授《楚辞》，著有《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对屈原生平及屈赋系年别具新解。晚年除指导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外，其最为学界称道的业绩，便是完成了《陈寅恪文集》的整理编校，并使之顺利出版。
编纂一套《陈寅恪文集》，是1964年夏天蒋先生赴广州祝贺陈先生75岁寿辰时，陈先生当面嘱托的。但事实上早在50年代前期，陈先生便有意将自己的著作传付蒋先生收藏，而蒋先生也已经投身于为双目失明的老师整理出版旧著、协助撰述新作的工作。1950年冬，执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先生刚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寄赠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蒋先生。次年又寄赠了新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论文。1953年9月，蒋先生专程赴广州晋谒陈先生。此行的目的，蒋先生在晚年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未明言。根据现存的有关资料，可知其并非泛泛的谒师，而实关系到陈先生著述的保存与流布。当时陈先生请蒋先生过录《元白诗笺证稿》的校订之文带回上海，并让蒋先生抄录了他尚不愿公之于世的一批诗作，即1948年由北京南来后的作品。临别，陈先生特意赋诗二首为赠，即《广州赠别蒋秉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其一）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其二）
陈师母唐筼女士也庚和陈先生第一首相赠，诗云：
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此后十余年间，蒋先生一方面承担了为陈先生著作刊行与有关出版社联系的事务，另一方面又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协助陈先生撰写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初刊后又经陈先生口授修订而两度重版。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第一次修订本，，所据底本即蒋先生1953年在广州遵师嘱过录校文携回上海的那个本子。由蒋先生在沪录副后寄回北京。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底本则是1956年陈先生寄给蒋先生的两部“再校清录本”之一，由蒋先生亲自送交出版社。此本刊行后，陈先生又续有补订，并将补订内容函告蒋先生。蒋先生便过录粘贴校补于1958年版的本书上，且将该本的误字一一改正，以备第三次修订本刊行之用。另外1956年陈先生将《元白诗笺证稿》的“再校清录本”寄给蒋先生时，也把已经编就的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寄来，让蒋先生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但有关编辑因为书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要求作者改动或删除，为陈先生坚决拒绝，这部卓越的论文集终未能在当时出版。后者如陈先生的晚年名作之一《论再生缘》，其撰述的直接动因便是蒋先生从上海寄赠了《再生缘》弹词的道光刊本与《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以供老师听读，从而激发了陈先生的研究热情。而陈先生著作中份量最大的《柳如是别传》，则从始至终凝聚着蒋先生的心血与辛劳。大约从1954年陈先生有意撰述“钱柳因缘诗释证”时起，蒋先生就参与了协助搜集、考辨有关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沪粤两地的书信往还，主要的内容就是钱谦益与柳如是及其相关话题。蒋先生将多方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工整抄录（有时还用多种版本加以校勘），加上简要的说明或考订，寄给陈先生。陈先生在广州听助手诵读后，口授其中应当继续查证的问题，再反馈给蒋先生。蒋先生得信，又继续查考，如此往复不已。有时在上海无法寻得陈先生需要的资料，蒋先生便托在京友人去北京图书馆查检，检得结果，再转寄广州。
1964年，陈先生在包括蒋先生在内的学生、助手们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80余万字的巨著《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同年的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先生75岁诞辰。蒋先生专程赴广州祝寿。此行除抄录陈先生诗稿一册外，一桩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了陈先生的嘱托，将来为之编一套文集。陈先生显然对其甚为珍视的著述终得可托之人感到欣慰，因在蒋先生辞行前赋诗三首、撰序一篇为赠。诗云：
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其一）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托付不须辞。（其二）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其三）
序即著名的《赠蒋秉南序》，文中流露的“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的高远志向，以及对宋代文化“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竭力推崇，曲折地显现了陈先生毕生不移的信念与追求。它后来成了蒋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整理陈先生著作的精神支柱。
二、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蒋先生在复旦大学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与陈先生的联系中断。该年9月初，红卫兵以取缔“四旧”为名，逼迫蒋先生交出有关书籍文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生交出了一批“四旧”书籍以及数十张心爱的京剧唱片。但是，对于陈先生托付的著作文稿，则护若性命，妥为收藏。1968年8月，蒋先生因患大病而住进长海医院，虽于次年4月出院，但虚弱的身体直到1973年方得康复。其间令先生痛惜无比的是，由于中文系工宣队的扣压，报告陈寅恪先生不幸于1969年10月7日含冤去世的广州来函，迟至同年12月15日才收到；而前此陈师母也已不幸于11月21日病逝，致使陈先生晚年最后一部文稿《寒柳堂记梦稿》未能及时寄来上海而散佚。
1973年是个连陈寅恪的名字都不允许正面提及的年岁，大病初愈的蒋先生却悄悄地开始了整理陈先生遗著的工作。当时家属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及形势，都劝他暂不要做此事，先生却执意不从。尽管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整理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正由于这项工作已在进行之中，所以到1977年，蒋先生便能很快将《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三次修订本交给出版社刊印；1978年在得到陈先生家属送来的原在“文革”中被抄去的陈先生部分残稿后，又能在看似很短的时间内基本整理完毕全套《陈寅恪文集》，且于同年交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但从1977年10月可以公开整理陈先生遗著，到1982年2月《陈寅恪文集》全套7种9册并附录一册出齐，短短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蒋先生的工作量却是大得惊人：他亲自校读了《文集》中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全部近150万字的文稿，在1980年上述四部著作初版后，又逐字逐句地校改其中的排字之误，同时补辑陈先生遗文五篇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使1982年版的《陈寅恪文集》成为不仅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无懈可击，而且在文字校勘方面也几乎无错讹的真正的“精品”出版物。他又以朴学家的谨严与诚实，撰写了三卷资料详赡、排比有序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陈寅恪文集》的附录，于1981年9月出版。其间他还有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并要对自己因“文革”而中断修订的几种著作继续加以整理，把旧作论文结集交付出版。而所有这一切都须一位已年届80的老人去亲自承担，那需要怎样坚韧的毅力！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一些老同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文革”结束后最初的几年里，身材瘦削、拄着拐杖的蒋天枢教授频繁借阅该部所藏古籍，有时带着笔墨稿纸端坐在馆内抄录史料的情景。起初人们以为他只是在用功地做自己的学问，后来才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实是为了整理校核自己已故老师的著作而如此辛劳。而相反地1982年《陈寅恪文集》出版后有幸成为蒋天枢教授研究生的学生，却从未从他们的老师口中听到诸如“我为编《文集》如何如何”的话，他们甚至很少听先生提及《陈寅恪文集》这个书名。
复旦大学的不少师生还都知道一个蒋先生坚拒稿费的故事。那时《陈寅恪文集》出版后不久的事，当时出版《文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恢复未久的稿酬制度，给蒋先生汇来了1000元稿费。但蒋先生坚持不要分文报酬。他写信给有关编辑说：
曾奉一函，向您讲明，本人绝对不能接受酬金。并请您转告贵社领导。兹再向您郑重声明：本人绝对、坚决不受此款。该项支票即便你社业已发出，仍须由你社支取注销。我绝对不领取此款。
有意思的是蒋先生虽拒不领款，支票在邮局呆了数日，税务局却根据个人所得八百元以上即要交税的规定，开出一张催税单，请蒋先生马上去交税。“我款即不受，何‘交税’之有？贵社不是故意给我制造麻烦吗？”在给出版社的信中蒋先生诙谐地写道。最后，出版社只能注销了那张已经开出的支票。
三、
1988年6月9日，蒋天枢先生不幸病逝，终年86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依然致力于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的整理工作，关心着陈寅恪先生逸诗的搜辑，希望《寒柳堂记梦稿》的全稿有朝一日能隐而复现。他依然以他特有的严格，指导古文献学的研究生读史籍、做论文。然而他却未能看到凝聚了自己半生心血的专著《楚辞校释》的出版——那已是他辞世一年后的事了；他的《诗经》研究与《三国志》校释的厚厚的文稿，也终未能完成修订交付出版。他把1977年以后那最宝贵的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陈寅恪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留给自己论著的整理修订时间则少之又少。常常是陈先生文集的某一种著作整理暂告一段落，他才有时间校订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接下来又有陈先生遗著新的整理任务，他便立即放下自己的事，而全神贯注地投身到《文集》的编校中去。80年代蒋先生只出版了两部专著，即《楚辞论文集》和《论学杂著》，而且篇幅都不大，个中自有作者对自己的文字要求甚高，不愿追求著述数量、写“骗钱的东西”的缘由；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便是《陈寅恪文集》的整理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事务，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成了他晚年的头等大事。
人们常习惯于从“师生之谊”的角度，用“高风亮节”的等道德评价用语去肯定蒋天枢先生为编校《陈寅恪文集》所作出的牺牲。但事实上蒋先生本人之所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心甘情愿地为老师的著述而费心费力，是怀有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师生之谊的远大胸襟的。1982年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查志华的专访时，蒋先生就曾道出心迹：
编辑出版陈先生的文集，不仅是从师生之谊、身后之托考虑的。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其自生自灭。
而《陈寅恪文集》出版以来所引起的学术界的热忱关注，以及它给予几代学人在研究课题与方法上的重要启迪，乃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唤起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等方面，都证明了蒋先生当年的选择及所做的一切，的确是有一种颇具远见的学术眼光的。
人们也常对陈寅恪先生能如此准确地选择到像蒋天枢先生这样一位可信赖的弟子来为之编定文集而深感惊讶。现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不定，使任何看似牢固的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师生之谊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蒋两位先生不为时势左右、生死不渝的师生情谊，却是超越那种怪异的时代特色的一个难得的范例。陈先生无疑很早就看出了出身贫寒的蒋天枢先生身上具有一种忠实端谨、正直无私的优秀品质，但60年代中期当陈先生郑重地以编文集之事相托付时，客观上蒋先生已成了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选。这自然是因为蒋先生1927年即成了陈先生的及门弟子，了解乃师著述的全过程；也因为蒋先生长期参与陈先生著作整理及联系出版事宜，非常熟悉陈先生以“诗史互证”、“古典今典并释”为代表的一系列独特的研究方法，且得其真传（只要比较一下蒋先生《楚辞》研究有关论著与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等名著，其方法上的一脉相承便可了然）；但更为现实的原因可能是，50年代以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陈先生的学生中能确信不移地坚持用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去从事学术研究者已所剩无几，1958年后甚至有“新潮”弟子反戈一击，激烈地批判陈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而蒋先生却一如既往地在学术上追随昔日的老师，用那已经“过时”的方法做学问、教学生，并因此在“大跃进”及“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师生之间这种学术上的相契相知，无疑是长期保持良好的个人交谊的深厚土壤；而在那样的基础之上陈先生选择蒋先生为自己文集的唯一编校者，可以说是必然的了。
20年代后期存在仅4年的清华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地位，如今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对于著名的“清华四导师”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然而在另一方面，即清华研究院历届学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连续性发展贡献的研究，却尚未展开。陈寅恪先生与蒋天枢先生这对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与传承，可以并且也值得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个案性课题加以深入的探讨；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认识、评价蒋天枢先生整理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意义与功绩，自当是该项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蒋先生不幸去世时，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姜亮夫教授曾发来一份与众不同的唁电，起首即云：
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陈寅恪文集》视为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同时将它与清华研究院的教育背景联系起来，姜先生的这一评价，实在是意味深长。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