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南心史”
链接：陈福康《井中奇书考》http://www.szm.com.cn/magazine/01-1/Sz129.htm
三百六十年前的春天，苏州刊刻了一部宋末爱国诗人郑思肖的《心史》。这部诗文集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书，不仅内容奇，而且作者奇、书稿的保藏奇、发现奇、刊刻的经过奇、刊行后的遭遇亦奇。因此，它初刻的第六个甲子周年，是值得纪念的。
《心史》原稿的发现经过甚奇。据多种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十一年，吴中久旱，城中居民买水而饮，争汲者相于道。那年冬天十一月初八，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开始以为是一块砖头，冲洗干净才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当时大家诧为神赐，不敢开启，把铁函供在寺里的佛龛中。消息传出，好奇的市民纷纷来观看，都想知道这铁函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僧人决定打开，方知函内填有石灰，内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纸包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有“大宋铁函经”“德钓九年佛生日封”字样；旁边另有两行字“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再打开，则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诗二百五十首，另有文三十篇，前后自序五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元统一江南后的时事言之甚详。经过三百多年的浸渍，依然纸墨如新，古香扑鼻。于是，观者无不惊异万分，奔走相告。这就是郑所南的诗文集《心史》发现的经过，世称《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
苏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府，一些学者立即就想起了宋元之际寓居姑苏的福建籍诗人、画家郑思肖的传奇故事。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南宋淳钓元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侍父读书，后为太学上舍生。元兵南下时，他冒死上疏，抗辞切直，触忤权贵。宋亡后，他毅然改名“思肖”，暗寓思邝（宋之国姓），“忆翁”“所南”，皆寓意思念南宋之意。独身隐居，坐必南向，岁时伏腊就到野外面向南方哭拜。听到元人的话语，就掩耳疾走，避之唯恐不及。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本穴世界”，以“本”下之“十”置“穴”内，则“大宋”也，又著《大无工十空经》，“空”字无“工”而加“十”，还是一个“宋”字，意为《大宋经》。他精于丹青，尤善画兰，自宋亡后画兰即不画土，人问其故，则曰：“地为番人夺去！”逝世前，他嘱人为他书写牌位“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自己“不忠可诛，不孝可斩”，至死不忘忠于宋朝。
郑思肖的事迹，在此之前虽已载入《苏州府志》和《宋遗民录》，但他传世的诗文并不多，现在忽然发现这样一部未刊集子——《心史》，而且其内容皆记南宋陷元之悲；蒙古军腥残之恶，慷慨激昂，长歌当哭，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时值满清觊觎中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当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文化人士竞相传抄，谋付剞劂。事为江南巡抚张国维所闻，他立即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并亲自写序。书于庚辰春刻成。与此同时，寓居南京的福建籍老诗人林古度，亦据抄本重加校订，于秋季刻成《心史》金陵版。一年中即有两种刊本（不久福建又有与谢翱《发集》的合刻本和日本刊本），亦一奇也。
而最奇的，是《心史》问世后的遭遇。自书重见天日后，即受到明季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抗清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三百多年后我的初步统计，即逾百人。刻行后约四五十年，正是有明遗老凋零殆尽之际，开始有人毫无举证又吞吞吐吐地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诘。又过了约百年，在清朝大力强化思想专制之际，御用“三通”、“四库”馆臣始正式判其为伪，并编凑出几条站不住脚的“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此后“伪书说”虽不时遭到学者（包括很多第一流大学者）的反驳，但还是流行天下，惑人甚深，遗毒迄今犹未消绝。甚至连当今一些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词典》等，也受到影响，称“或疑为后人假托”。前几年江苏一批古籍版本学家、出版史专家撰写出版的《江苏刻书》一书，居然连《心史》都没有收入，可能也是“伪书说”在作怪。《心史》仅在明末江苏就两次刊刻，而且至今在南京、苏州的图书馆里均有收藏，即使真的是伪书，那么它仍然是一种“明刻书”啊！岂可视而不见？
《心史》绝非伪书，我在《井中奇书考》一书中已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论述这一点，本文不拟多说。下面再谈谈与苏州刊刻《心史》有关的人物和故事。
如前所述，《心史》稿本最早是由寺僧达始发现的，有一位苏州文人赵均看到后，把这件新闻告诉了陆嘉颖、陆坦父子，自己却离开苏州旅游去了。陆嘉颖对这事极感兴趣，想来想去，只有文从简、文父子与寺僧相熟，便请他们向达始商量借阅。不料达始奇货可居，坚不肯借，交涉了三个多月，直到翌年春，方由陆氏出了一笔钱借得稿本。陆氏父子与文氏父子便分头摹抄。同时他们也产生了刊刻之意，欲使偶然得之的《心史》广为流布，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陆嘉颖与文从简各写了一篇跋文，并在苏州士人间传观抄本，借机募款。到了七月间，陆嘉颖又将抄本送给复社名流杨廷枢、文坛耆宿张世伟过目，杨、张也分别写了跋，对《心史》作了高度评价。于是，又有一批爱国文人（主要是复社成员）纷纷题跋，如丘民瞻、华渚、许元溥、郑敷教、姚宗典、姚宗昌、陈宗元、朱衮、凌一槐、朱镒、陆坦等等。至此，经费问题仍未解决，乃由诸生张劭和丘民瞻二人将抄本及诸人题跋上呈江南最高行政长官张国维。张“览而异之，立捐俸绣梓”，并亲撰序文，同时还请了他的同乡冯维位老人写了跋。
1641年，正是《心史》初刻的翌年，吴县重修县志。在这部《吴县志》中，详细记载了《心史》的发现，并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诗作。这是《心史》在苏州地方志中的最早记载。
今天，我们纪念《心史》刊刻三百六十周年，不禁会想到围绕着这部书的如张国维、杨廷枢、陆氏父子、文氏父子、姚氏兄弟等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爱国文人的“南社”，就特别推崇郑思肖的《心史》，它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苏州虎丘的张国维祠中举行的。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战期间专门写了《郑思肖心史孤忠》的文章，以激励全民的抗战决心。
最后还想提到的是，苏州刊本《心史》存世不多，流行不广，连乾隆时四库馆臣也没见过，因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关《心史》的版本所说有误。近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两者都收入了《心史》，值得我们高兴，但所收的都是苏州版以外的本子。从文献学、版本学的通识来看，苏州本不但出版时间早，而且序跋的篇数大大多于南京本，因此舍苏州本而取南京本就显得难以理解。也许这是一个失误，却由此使苏州本更加湮没不彰，实在是太可惜了。
此郑先生正所谓“画兰不画土根”之人，此书后被列为“四库禁书”。后顾炎武先生作《井中心史歌》，近代孟森先生号“心史”。
《心史》中有诗道是：
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杀娑婆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
就《论再生缘》主旨在于表达“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而言，它显然与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旧巢痕”有着某种对应性，这很可能是一直喜欢《再生缘》的陈氏到晚年突然对之大加赞赏的原因。而“再生”一语与陈氏诗中“他生重认旧巢痕”又可谓完全契合，因而则可以说在这种研究中寄托着陈氏对未来的沉痛之希望。由此可知，所谓“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即指他对旧日士家再生的希望是完全超出了一个古代逸民的狭小恩怨，而“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则是指他在历史研究中所书写的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则是永远不应该被篡改的。
二、孙盛阳秋
为避晋简文帝郑太后之讳，《春秋》也不得不改称为《阳秋》。东晋人孙盛《晋阳秋》，刘宋时檀道鸾又著《续晋阳秋》，都是因郑太后之故，书名中以“阳”字代替“春”字。连富春县也改成富阳了。
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论及陈先生作于一九五三年九月的“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一诗，认为从中“可见他自始即以《论再生缘》为他个人的‘心史’，并有意使其稿流传海外”。此说似误解了用典的含义。据《晋书•孙盛传》，孙氏所撰“《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其中如实记载了桓温枋头之战失利事，桓温要求删改，并威胁“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诸子要父亲为全家百口计改动原作，孙盛不从，但“诸子遂尔改之”，孙盛就写了两定本寄往辽东以存其真。陈诗中的“海外”就古典而言即指辽东(陈诗中又称“辽海”)，就今典而言则指蒋天枢工作所在地上海。《陈寅恪诗集》附“唐诗存”中也有一九五三年九月作的《广州赠蒋秉南先生》：“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可见“孙盛阳秋”、“所南心史”是已经托付而不是等将来写成后再托付。蒋氏《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五三年)九月，开始撰写《论再生缘》。”“(一九五四年)二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因此诗中的“阳秋”、“心史”只能指别的著作而不是才着手的《论再生缘》。余还联系《(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也用孙盛阳秋事，断定两用此典说明“陈先生《论再生缘》初稿完成之后必曾直接受到政治压力，要他‘删改’原文”。实际上，《后序》中的“孙盛阳秋”才真正指《论再生缘》。赠蒋氏诗既作于《论再生缘》尚未写成时，就谈不上有外力要他删改。而《后序》中陈先生说，“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正说明据大陆传出的油印本印行的香港友联版与大陆本同是未作“删改”的真本。
原帖：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65426&PostID=97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