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诗笺证七则
谢 泳
一、吕步舒
一九五二年，陈寅恪有两首绝句，第一首《吕步舒》，全诗如下：
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第二首《春秋》，全诗如下：
石碏纯臣义灭亲，祭姬一父辨人伦。
春秋旧说今皆费，独讳尊贤信是真。
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九十页）二诗顺序接排，可知作于同时。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册（第六七二页）对两首诗的古典今典解释详备，此不备引。明示诗旨是“儿子、学生批判胡适”，可成定论，但断语稍宽，现略作补充。此诗今典是指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文辉兄注释已列陆文标题，但未引原文。
两首陈诗均未列具体写作时间，仅注明作于“一九五二年”。
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刊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号《文史哲》杂志。这本杂志在陈寅恪阅读范围，陈诗应作于陆文之后，在同一年，今后如发现陈诗具体时间，也只是月日差别，符合时间限断，具闻见之可能。
陆侃如北大毕业，是胡适的学生，也是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与陈寅恪有交集。当时顾颉刚、沈尹默虽也写文章批判胡适，但陆侃如文章最为严厉，他在回忆了自己五四时期爱读胡适文章、崇拜胡适的思想状态后说：“三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传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最厉害而至今还保存一定程度的坏影响的，就是那个冒充‘五四’运动‘领袖’甘心做帝国主义和蒋匪的走狗，一贯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战犯胡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间纪念五四，批判胡适是完全必要的工作”（第二九七页）。
陆侃如和冯沅君早年著作如《中国诗史》等，受胡适《白话文学史》影响很深，胡适曾经帮助过他们夫妇。胡适早年作《白话文学史》，书中称陆侃如为“我的朋友”，非常亲切。陈诗用典明显，吕步舒本为董仲舒弟子，读董氏文字而不知为师所著，诋为“大愚”，差点送了老师的命。“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两句，最合陆侃如身份出处，顾颉刚虽也是胡适学生，也批判了胡适，但顾的出处和陆比起来，陆似更近陈诗所指。此今典坐实，陈诗《春秋》自然也不难理解了。
一九五四年陈寅恪又作《贫女》，有“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句，讽刺陆冯应时删除《中国诗史》中关于胡适的引文。
此诗文辉兄解释相当完备，似无必要再费时间，但因此诗曾被许多文章误认为是指程曦或另有所指（文辉兄早指出，程当时没有写过批判老师的文章），所以坐实今典，还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二、贫女
陈寅恪《贫女》诗，作于一九五四年季秋，全诗四句：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此诗今典，我曾认为是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一九五四年修改旧作《中国诗史》，诗题《贫女》命意，是由冯引出陆。“幸有阿婆花布被”之“阿婆”，指冯沅君，“花布”指早年两本旧作。“挑灯裁作入时衣”，指陆冯夫妇及时删改旧作迎合时代（谢泳《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稿》，台湾秀威科技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
近年世道浇漓，无所事事，我把早年收集的一些宝卷略为翻检，因涉及唐代“变文”“俗讲”一类文献，也借此参观了一些早年的同类研究著作，其中即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
刘开荣是湖南衡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她是陈寅恪一九四三年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短暂停留时指导过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唐代小说研究》，此书一九四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唐代小说研究中，是一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后重印过一次。一九五五年的修订本，到一九五七年三月，先后印过三版。刘开荣一九七三年在苏州病世，除专门研究唐代文学的人外，较少为人提起了。她的女婿董宝光曾撰《学贯中西的湖南才女刘开荣》（《纵横》杂志，二零零六年第二期），详细介绍过她的经历及学术。董宝光文中说，据王钟翰晚年回忆，刘开荣毕业论文的答辩组成员是陈寅恪、李方桂和林耀华。陈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王钟翰代为陈述意见，结论是“通过”。
刘开荣此书无疑受到陈寅恪学术观点的影响，或者说此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均来自陈寅恪。在旧版《唐代小说研究》后记中，刘开荣说：“在此过程中，承陈寅恪、吴宓、及研究院院长马季明诸师之指导与督促甚多。陈寅恪先生系国内专攻唐史之权威，作者得时趋聆教，于本书之社会及政治背景，获益良多”（第一五九页）。刘著常引陈寅恪论文，如评价《莺莺传》时说“自从宋赵德麟《侯鲭录》五以一全卷讨论以后，历代考证者颇不乏其人，说来说去，依然没有定论。但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一文出，仿佛满天云雾，一扫而空，而历来没有解决的悬案，也一下便毫不费力地迎刃而解了似的。初读之时，颇觉将信将疑，及至二年来把唐史及一切唐人有关笔记都看过一遍以后，愈觉得唐人社会，生活，思想，举动，与宋以后的都大不相同，而看法也得设身处地，如生活于唐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判断一切方对。近几月来，又读唐人传奇小说，并研究小说后面的背景，与史料对照，渐觉得陈寅恪先生的议论，确有见地”（第四页）。刘著谈唐传奇小说兴盛原因：“但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就是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恰是传奇小说风流云涌之期，同时文坛上一般古文巨子，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所以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先生语），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话”（第一页）。论《李娃传》时，又转引过陈寅恪《读〈莺莺传〉》中的一则史料（第五七页），论及白行简身世，引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五九页）。讲《莺莺传》，刘著认为：“另一方面最初把自己写成一个始乱终弃的负情者，后来又自诩能战胜妖孽，被誉为‘善补过者’。前后矛盾，令读者莫名其妙。不知他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何以反而会受到社会的赞扬（此谜已被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所揭穿了）”（第七三页）。刘著引陈寅恪《读〈莺莺传〉》多次。论《游仙窟》时，刘著认为：“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对于唐人所谓‘仙’的意义，有充分的解释。”（第一三五页）。
一九五五年六月，刘开荣对旧著做了较大修改，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版依时代风气，对原作有较大修改，删除了下篇《“俗文”小说》，“后记”“序论”也全部删除。旧著所列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再版后仅保留了少数，旧著所引胡适《白话文学史》内容全部删除，陈著虽保留在参考书目中，但新版只两处简单提及陈寅恪，与原书多引陈文习惯大异。
陈诗《贫女》写作时间，作者自注为“甲午季秋”，应是阳历一九五四年十月左右了。刘开荣新版《唐代小说研究》出版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从时间上说，陈诗在前，刘著在后，陈诗感慨，似不能针对刘著。但刘著在两次重印“后记”中，先后列名感谢过陈中凡、金启华、汪辟疆、赵景深、岑家梧、李长之、孙望诸先生，没有提陈寅恪的名字。1955年版“后记”中，专门感谢了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刘开荣说：“又承中山大学系主任王起先生，从远道以书面提出许多对本书修改的宝贵意见，帮助很大，其诚恳负责的态度，尤令人感奋，一并在此致谢。”
依师生关系论，陈寅恪是刘开荣最应感谢的师长，著作又完全在陈寅恪专业范围，但刘著迎合时代，修改旧作，新版虽仍称陈寅恪为先生，但旧著中肯定陈著的话，多数删除了。可以推测，如刘与陈保持师生关系，则刘修改旧著陈应知悉，而陈明确反对（这是陈的一贯态度）。刘未听陈言，则陈也就不再认这个师生关系了。如当时陈刘已断绝来往，也从侧面说明二人思想倾向完全不同。刘与同在中山大学的王季思通信，讨论旧著修改，依常识推断，不可能不想到她论文的指导老师就在同一大学同一楼，感觉似有隐情，现在虽未见陈刘交往材料，但陈的态度可以推知。
虽然陈诗《贫女》写作时间不合新版《唐代小说研究》出版时间，似无“闻见之可能”，但二者时间非常接近，陈诗感慨难说与刘修改旧著没有丝毫关联。有可能陈在出版前即知刘修改旧著事（通过朋友交谈、通信或其它方式）。联系当时王季思与陈寅恪同居一楼，虽思想倾向有较大差异，但一般交往应属正常，存在知刘著修改的前提。如此推论成立，则陈诗《贫女》今典，或与刘开荣修改旧作事相关。《贫女》虽是唐诗旧题，但“阿婆布被”“挑灯入时”暗喻，与刘开荣身份及修改旧作事相合。若日后有私人通信、日记披露，直接或间接涉及此事，当能得到确解。聊备一说，以资谈助。
黄萱曾回忆，陈寅恪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贫女》今典，余英时解为新政权逼陈为文，胡文辉释为“统购统销”政策，我解为陆侃如、冯沅君修改《中国诗史》，今再添一解，尚希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三、从化温泉口号二首
陈诗《从化温泉口号二首》全诗如下：
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
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医言患心脏病者不宜浴此泉
曹溪一酌七年休，冷暖随人腹里知。
未解西江流不尽，漫夸大口马禅师。余日饮温泉水一盏
此诗见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第一二一页，注明作于一九五六年。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册解此诗，所列标题为“共产主义与东方”，并转述余英时观点，认为二诗是典型的“双关两意诗”，一首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合”，另一首是陈先生表达当时处境下的孤立心境。文辉兄判断“余说在细节上可商，但整体思路可从”。余胡判断此诗别具深意，应是敏锐阅读感受，但求之过深，去诗意较远。
此诗的字面意思极易让人产生游戏笔墨之感，但如果引入章士钊南游背景，则此诗深意，似不难理解，此诗是针对章士钊诗而发的感慨。
如所周知，一九五六年三月，章士钊受命赴港，为两岸和平奔走，经广州时曾受到广东省长陶铸和负责秘密工作的饶彰风接待。一九五七年香港印行的《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中即有《大同酒家会食后呈陶铸省长》《饶彰风约在太平馆食烧鸽》二诗，集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章士钊写给陈寅恪夫妇的诗《陈寅恪以近著数种见赠论再生缘尤突出酬以长句》《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
《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共三分，即“广州集”“香港集”“怀人集”。“广州集”集最后收七律《凌晨从化道中》和五古《从化温泉》，全诗如下：
久闻从化泉，笃老始一游
凌晨发东山，亭午抵灵湫
灵湫不可见，峰峦殷四周
高馆从下上，吾宁择岩幽
开轩敞圃大，荔枝丹可求
逡巡入浴房，白石讶新甃
地中煽阴火，池上张狮头
一捩混混来，源泉难遽收
泉品吾不解，非磷复非硫
人言是苏打，疚病无形療
澡浴既绝胜，服食亦云优
仰攀刘安仙，鸡犬行不留
杜公访汤东，常怀宫殿忧
开口龙用壮，百官身且抽
何须说小民，侧目愁胡愁
昭阳第一人，独为凝脂谋
此老赴奉先，垢腻荡无由
赐浴皆长缨用句，一叹天地秋
于今大翻覆，民听接天休
同乐靡不得，何况源泉流
佗城吾屡至，玉液耻冥搜
既谢主人惠，更喜民意遒
陆贾千金装，未闻甘露酬
华清池畔客，定无长庆叟
吾与时际会，先哲谁能俦
临风一拂拭，聊洗诗人羞
此诗仿杜甫《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骊山温汤之东有龙湫》，用韵亦同；“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用杜诗《哀江头》典故；“赐浴皆长缨”是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成句。
此诗并不难理解，全诗借游从化温泉感受，抒发自己当时心迹。“陆贾千金装，未闻甘露酬”，用陆贾出使南越，完成说服赵佗接受册封，是章士钊借此典表达香港之行志向，全诗寓意多借杜诗，暗用《长恨歌》诗意，表明时代不同了，人民和领袖意志相同，自己难得有为同家效力的机会，“临风一拂拭，聊洗诗人羞”。
陈寅恪一九五一年诗《有感》中曾见“赵佗犹自怀真定”句。细读章诗，感觉此诗有特定阅读对象，结合他与陈寅恪夫妇会面事实，推测陈寅恪应当知道此诗。理解了这个背景，陈诗寓意应当说相当显豁了。陈诗“待洗倾城白玉脂”，章诗“独为凝脂谋”，通用白居易《长恨歌》“温泉水滑洗凝脂”典，借伴君王，浴温泉，咏美人，暗示章士钊特殊之命。陈寅恪对时局的判断是“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即一厢情愿之意。
陈诗作于何时？文辉兄认为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当时陶铸曾邀广州部分教师到从化温泉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陈寅恪夫妇出席，这是陈氏居留广州后唯一的远足。章士钊香港行在一九五六年三月，陈诗亦作于同年，在不确定具体月日的情况下，期间有几个月的时差，推测陈诗作于陈章会面后，应在合情合理范围。章诗《从化温泉》排在《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广州集”尾，应作于给陈氏夫妇二诗之后，陈诗章诗同题，很难说是偶然巧合。我推断章陈会面时，先有章将诗抄示，后有《从化温泉口号二首》，时地相合，具“闻见之可能”。陈诗两处自注，是障眼法或别具深意，期待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四、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
陈寅恪《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全诗如下：
兼旬病过杜娟花陆务观新夏感事诗云“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
强起犹能迓客车。天上素娥原有党钱受之中秋夕效欧阳詹玩月诗云“天上素娥亦有党”。
人间红袖尚无家谓坐客之一。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尽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
江郊小阁倚轻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茶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休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见后汉书襄楷传及东坡别黄州诗。
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语朋侪同一笑，海南还胜海西游。
此诗作于一九五九年四月，据三联版《陈寅恪诗集》编者注，录自吴宓存稿，诗后有吴宓附记，认为是“籍闲情以寓意，虽是娱乐事而寅恪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见该书第一三一页，二零零九年）。吴宓并有详细解释，文繁不具引。对第一首第三句“天上素娥原有党”，吴宓的判断是“钱诗如不引原句，则读者将谓此句为妄谈政治。”陈诗的编者是陈家后人，在此句后特别加了一句“想雨僧伯父亦知第一首第三句尚具体有所指”，由此判断，似乎陈家后人知道此句所指，只是碍于其它原因没有明示。
全诗似并不难理解，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判断此诗主旨为“晚节不亏”，寓意已现，但此诗今典，余英时、胡文辉未能明确释出，释证稍嫌曲折。倒是胡文辉否认的汪荣祖所持“陈垣入党”说，虽史实不符，但思路方向不无道理。
此诗今典，事涉郭沫若。一九四九年后，郭沫若和陈寅恪的关系，最重要的史料是《给科学院的答复》，其中提到：“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由信中语气，不难判断陈寅恪的态度。
近年新发现的黄萱丁酉笔记中，保存了一些当年陈寅恪和黄萱的交流史料，其中有黄萱诗一首《奉和寅恪师丁酉五日客广州作》，同时抄录宋杨亿《咏傀儡》，全诗如下：
老大谁宜时世妝，是非纷泊任评量。
闲看急水舟争渡，难补青天手不忙。
续命缕丝怜断缦，当筵舞袖笑郎当。
随人未敢论长短，辜负平生戏几场。
原诗题后有“依原韵”三字，已涂抹。另纸录“杨亿傀儡诗”如下：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黄萱诗和杨亿诗对读，诗意自现，陈寅恪《丁酉五日客广州作》的今典是郭沫若（谢泳《黄萱笔记零拾》，《南方周末》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陈寅恪经常听读的报纸，郭沫若对他的态度，一定知悉。这些情况均发生在陈寅恪作诗之前。他对郭沫若的出处，明显反感，而“天上素娥原有党”的生发，直接感受，或是来源下面这件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右上角刊出一则消息《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优秀分子光荣入党 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入党开始过党的生活》，其中提到郭沫若等同志“他们中有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很早就参加革命斗争，或者在政治上表现进步，热心社会进步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解放后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积极参加……他们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都表现立场坚定，能够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维护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具备了入党条件。他们已经由机关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现在他们已经编入党的组织，开始过党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三月，郭沫若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他说：“现在党组织审查批准了我和其它一些同志入党，这是我终身的幸福。”文章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学习列宁，学习毛泽东。”（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七二四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一七年）。
一九四九后，郭沫若虽以党外人士身份参预政事活动，但熟悉郭历史的人，一般都知道他早就是秘密党员，这次算是重新入党。以陈寅恪当时交往推断，他对郭的身份应当了解，陈诗作成时间在郭沫若入党之后，距离很近，容易产生感慨。余英时曾认为陈诗自注是障眼法，有意转移读者视线，但吴宓看出其中寓意，碍于时局关系，没有直接讲出来。此典释出，此诗前后诗意贯通，“世态万端同是戏”“留取他时作谈助”“传语朋侪同一笑”等句，也有着落，时地及人物交集史实，符合陈寅恪当时心境和一贯思想，借戏寓意，也是陈诗习见手法。
五、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
一九六四年六月，陈寅恪有《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一首，全诗如下：
争传飞燕倚新妆，看杀风流赵燕娘。
林邑驯犀劳远使，昆仑贵客满高堂。
青蛇白蟒当年戏，绿粽红花此日忙。
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
此诗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册，释为“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似嫌曲折，求之过深，不符“天中节即事”，或可再解。
由诗题可知，此诗作于一九六四年，天中节即端午节，具体日期为六月十四日。“和丁酉端午诗原韵”，指一九五七年《丁酉五日客广州作》，此诗有黄萱和诗及抄录当时陈寅恪记忆的杨亿诗，今典已释出（见《黄萱笔记零拾》，二零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南方周末》），此处不赘。
诗题谓“天中节即事”，则此诗作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后（包括当日，那时北京报纸不可能当天到达广州，如广州有纸型自印，则当天见报也有可能），陈寅恪诗兴由当天新闻引起，应属合情。黄萱回忆说，陈寅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主要方式是听广播和听读当时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自在其中。“天中节即事”中的“即事”源于当天报纸，应属合理。
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头版，下方刊有一则《国防部欢宴越南人民军歌舞团——贺龙罗瑞卿陈子平大使出席宴会》的消息，歌舞团演出了《义静烈火》，陈诗应是有感而发。消息上方是当时文化部和中非友协举行文艺演出，欢迎坦桑尼亚卡瓦瓦副总统来访，董必武、周恩来出席，同时配发大幅剧照，可见演员盛妆，陈诗前两句，借咏演出寓深意。当天《人民日报》第七版刊有郭沫若歌颂新时代的长诗《黄山之歌》，其中说黄山的温泉足比华清池，诗曰“平均四十八吨每小时，温度摄氏四十一，泉含矿质可饮可疗医”，此诗口语文言杂柔，新旧典故混用。陈诗标题“和丁酉端午诗原韵”似有所指示，此诗今典前已释出。“飞燕倚新装”寓意明显；“风流赵艳娘”，用唐玄宗嫔妃赵元礼之女赵丽妃作比，表示离奇惊讶。“林邑驯犀劳远使，昆仑贵客满高堂”句，“林邑”为东南亚古国名，即今越南。“驯犀”也是古典，白居易《新乐府》有同题诗，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专论，此处可借指为“政事”，“劳”似可作“慰劳”解，切合当时情景。“昆仑”是古代国名，即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以至东非一带，此处可理解为亚非各“小国”，因同版《人民日报》上，刊有多则当时政要会见外宾的消息，如彭真会见印尼共产党代表团，欢迎卡瓦瓦副总统等，此谓“昆仑贵客满高堂”。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是“我国强烈抗议美机轰炸我驻老挝代表团”，另有陈毅外长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呼吁“必须制止美国侵略和挑衅”等消息。
因陈诗明示“天中节即事”，所以后面四句“青蛇白蟒当年戏，绿粽红花此日忙。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全用端午节事（白蛇传、粽子）发感慨（当天《人民日报》第二版下方还刊有一篇总结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的文章《让京剧革命新花开得更灿烂》）。结合陈寅恪对新时代的感受，于时于地完全相合。陈寅恪一九四九年后与郭沫若交集的重要史实有四：
一是陈给科学院的答复，主要针对郭沫若。二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过，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陈寅恪办得到的，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对《再生缘》发生兴趣，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陈寅恪，郭对陈的考证，多有否定；此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寅恪作《论再生缘校补记》，已委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陈寅恪行文中未提郭沫若的名字，只以“论者”代称，他说：“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寒柳堂集》第八七页）。陈寅恪此处提到“合二而一”，直接针对郭沫若《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一文。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姓陈的嫁给姓范的，这是一合”；“陈端生的丈夫应该是范菼，菼是荻的别名……故名菼可字（或号）秋塘。这是二合”，对于陈云贞的身世，郭沫若还认为“这些情况和陈端生的身世太相似了。这是三合”（《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八九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是关于李德裕归葬地的辨证。《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是陈寅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篇旧文，陈寅恪的结论是李德裕“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崖州”（《金明馆丛稿二编》第四八页，三联书店，二零零九年）。郭沫若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德裕在海南岛上》长文，认为李德裕死在振州。为写这篇文章，郭沫若到广州时，曾专门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找到陈寅恪有关李德裕死亡岁月的考辨，查到‘李卫公贴’”（见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八七九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一七年）。这个学术问题，目前学界及海南地方史研究者多认同陈寅恪的考证。对郭沫若的意见，陈寅恪没有正面回答，但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附记”中，也做了委婉回应，陈寅恪说：“寅恪昔年于太平洋战事后，由海道自香港至广州湾途中，曾次韵义山万里风波无题诗一首，虽辞意鄙陋，殊不足道，然以其足资纪念当日个人身世之感，遂附录于此。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袖中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稍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五六页）
陈寅恪此段感慨，意味非常明确，“故丘归死不夷犹”一句，意味非常明确，陈寅恪特别记录的时间是“一九六四年甲辰五月五日”，这天正是天中节，恰是公历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如此巧合，很难说是偶然。
六、解嘲
黄萱笔记出现后，陈寅恪一九六四年绝句《解嘲》，似可作如下理解。全诗如下：
此生未学种花农，惭听阇黎饭后钟；
觅得哀家梨一树，灌园甘任郭驼峰。
此诗古典，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训释详备。今典，胡文辉怀疑此诗本事为“当时通行的种植果树运动”，意谓陈诗借题发挥，批评当政者以运动为手段的政策（详该书下册第一二五三页，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因胡文辉将此诗古典解释得相当完备准确，就字面理解本诗似乎并不难懂，大体可以感觉到这是陈寅恪甘于当时处境的一种无奈感慨，但陈寅恪何以会发出如此感慨，我以为还是要寻找此诗的今典。
此诗今典关键在“种花农”。胡文辉认为此处“种花农”是由陈宝琛《感春四首》一句中的“种花翁”而来，比喻当政者。我猜测此处“种花农”是陈寅恪自造的说法，别有所指，它指得是郭开贞。
一九五八年前后，郭开贞在《人民日报》上发过许多咏花诗，大约有一百多首，后结集为《百花齐放》出版，此集现在很容易见到。郭诗风格“颂圣”无疑。按陈寅恪对时势的关心推断，《人民日报》或者后来郭开贞诗集出版，陈寅恪应当知悉。郭开贞一口气写百首咏花诗，迎合当时所谓“百花齐放”形势，在陈寅恪看来，这样写诗，什么花都写，无异于一个“种花农”了。陈寅恪反感这样的作法，所以他感慨“此生未学”。
此诗题为《解嘲》，大体可以推测为是当时有人和陈寅恪见面聊天时谈起过此类事，或者有将陈郭相比的言论，所以引发了陈寅恪的感慨，不然他何以会将此诗命题为“解嘲”并在诗题后加一小注；“一绝”。这个小注可理解为陈诗标题是一首绝句，但在陈诗习惯中绝句两首以上一般才提示，而此诗孤立一首绝句，何以要再明示“一绝”？显然此处的“一绝”不是“一首绝句”之意，而是此诗所咏之事堪称“一绝”的意思，或是对自造“种花农”一语的自赏？陈诗诗题多有深旨，这是熟悉陈诗者多数认同的判断。
“饭后钟”借用唐朝王播旧事，有曾经贫困而后发达的意味。这个典故通常是指王播，但有时也被认为是段文昌的事。陈寅恪一九五三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说过：“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如果将陈诗“饭后钟”移到段文昌身上，联想郭开贞，再想“灌园甘任郭驼峰”，明出“郭”字，似亦可通，虽稍嫌曲折，但可聊备一说。
也许有人会说，郭开贞一九五八年前后写“百花齐放”，而《解嘲》诗作于一九六四年，时过境迁，陈寅恪再来诗兴的可能不大，除非这一年再有与郭开贞相关的事引起陈寅恪的感慨。
《陈寅恪诗集》将《解嘲》写作时间定为一九六四年，没有注明具体月日，排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后。而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恰是陈寅恪撰《论再生缘校补记》的时间，此文主要是针对郭沫若的，陈寅恪行文中未提郭沫若名字，只以“论者”代称。一九六四年夏天，哲学界恰好发生了著名的批判杨献珍与“合二而一”事件，陈寅恪在“校补记”中说：“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寒柳堂集》第八七页，三联书店，二零零零年）。陈寅恪此处提到“合二而一”，直接针对郭沫若《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一文。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姓陈的嫁给姓范的，这是一合”；“陈端生的丈夫应该是范菼，菼是荻的别名……故名菼可字（或号）秋塘。这是二合”，对于陈云贞的身世，郭开贞还认为“这些情况和陈端生的身世太相似了。这是三合。”（《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八九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陈寅恪巧用“合二而一”明面是针对郭文，但同时也暗讽了当时哲学界的“合二而一”事件。
以目前《解嘲》写作时间推断，可确定与陈寅恪《论再生缘校补记》在同一年。从全诗意味判断，此诗由郭开贞出处引发感慨，与诗意较为相合，也符合陈寅恪对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评价。
七、闻甲辰初夕广州花市有卖牡丹者戏作一绝
一九六五年二月初，陈寅恪有一首绝句《闻甲辰初夕广州花市有卖牡丹者戏作一绝》，全诗如下：
争看魏紫与姚黄，孤负寒梅媚晚妆。
易俗移风今岁始，鬼神不拜拜花王。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册，释为“移风易俗与花市”。去诗意较远，可另寻今典。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过许多咏花诗，大约有一百余首，后结集为《百花齐放》出版，此集现在极易见。郭诗全为白话，风格“颂圣”无疑。周作人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日记载“上午阅《百花齐放》，此书只是图尚佳耳”（周吉宜等整理《周作人一九六五年日记》，《现代中文刊》二零二二年第一期第一零零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陈寅恪对时事的关心推断，他知悉此事。郭沫若十多天时间，写百首咏花诗，迎“百花齐放”形势，无异于“种花农”了，陈寅恪写《解嘲》绝句，《黄萱笔记零拾》已详释。
《闻甲辰初夕广州花市有卖牡丹者戏作一绝》，应是《解嘲》的延续，二诗同作于一九六四年。由“广州花市卖牡丹者”引发联想，再发感慨。郭诗《百花齐放》第一首即是《牡丹》，全诗如下：
我们并不是什么“花中之王”
也并不曾怀抱过“富贵之想”，
只多谢园艺家们的细心栽培，
便抽出了碧叶千张，比花还强。
我们的花叶只有色，没有香，
不管是什么魏紫，或者桃黄，
花开后把全部花瓣洒满田园，
真有些败坏风光，让人惆怅。
陈诗“争看魏紫与姚黄，孤负寒梅媚晚妆”，出“不管是什么魏紫，或者桃黄”句，第二句“媚晚妆”即无气节之意；“易俗移风今岁始，鬼神不拜拜花王”句，可理解为新风气，亦可理解为郭全用白话改变诗风。“牡丹”诗中有“花中之王”句，陈诗“拜花王”由此而来，“鬼神不拜”倒装，即“不拜鬼神”。《楚辞·九歌》中有《山鬼》，郭写话剧《屈原》也译过部分《楚辞》，陈诗明示“戏作一绝”，应有寓意无疑。一九五二年陈诗《詠校园杜鹃花》有“南方亦有牡丹王”句，也是借花感事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