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价值取向的思考
——附两则商榷
曹印双
历史学是研究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学问。人类刹那之前发生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社会现象，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研究范畴，从这些现象中探寻真理，发现规律，为当下及未来的自己、族群及人类提供借鉴，进而提升个人、族群及人类的幸福指数。中国史学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前进，史学价值取向也伴随时代变化发生了很大变异，下面笔者结合传统史学与胡适、陈寅恪、胡戟等先生史学价值取向视角，大致将价值取向变迁及流向梳理如下：
一、传统史学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以农耕为主，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经济模式相对简单且稳定，人与自然关系相对和谐，因此要提升人幸福指数，主要是要处理好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在处理这三层关系上具有一定优势，尤其在典章制度上占据着社会主体地位。因此，中国二十四史实际是儒家视角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的价值系统一直就是儒家的价值系统。汉代以后，虽然中央集权奉行礼法兼用，实际法家也是儒家一脉，它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儒家荀子思想。因此，可以说二十四史实际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下社会秩序的儒家精神载体。老子的道家思想与西来印度佛教思想，在制度建构上不如儒家的影响力，二者反倒是在精神文化领域比儒家影响更大，但佛道二家在正史中仅居点缀地位。二十四史主体内容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及朝廷礼仪、典章制度史。晚晴以前，历代官方历史书写精神旨趣是趋同的。而民间野史，即便有另类的，价值取向也基本不出儒释道三家精神价值取向。因此传统中国史学不存在史学价值观争议问题。
二、胡适与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价值取向分野
近代以来，受西方工业化文明冲击，中国学术发生巨变，出现了学科分化，并且有了学科视角的史学。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华文化领域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浪潮席卷华夏，传统中国旧有的精神价值系统坍塌了，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泛滥，神州原有的儒释道虽然也有人坚守，但影响式微。现实政治领域，中国出现了追求民主两大政党：一是以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力挺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去世后，两个西化派民主政党逐渐成为彼此角逐的力量，最后共产党胜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人生价值追求领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终于一家独大，人文学术领域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潮流。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前，人文学术领域并没有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许多学者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探索前进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他的学术价值取向就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取向，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在学术领域发展成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精神。而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保守主义学者很少谈科学、民主，他虽然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倡导治学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他也一贯地坚持中华文化本位论，绝不从时俗转移。实际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论韩愈》中有具体的说明与呈现，就是吸取外来文明，吸取完之后，坚持走自己族群文化价值道路，也就是近于曾国藩、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价值主体就是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孔孟价值取向。不过，他治史呈现的框架不再是帝王将相史学，而是以辩证理性思维探索历史的规律性，寻求通识。由于陈先生研究的材料是中古历史的旧材料，因此无论是今天热门经济史还是环境史，实际他都没有什么涉猎，但他追求真善美的学术灵魂，不单是提升自我，也为许多学科领域开辟了示范性研究道路。他挖掘陈端生、柳如是这样被时代压抑的女性，实际也在纠正历史时期的礼教缺陷，同时彰显个性与尊严，而他所倡导的气节，实际传承的就是儒家浩然正气，追求社会的公道与正义。在述及晚清时期自己家族命运时，他依旧以理性立场，客观地看待晚清的政治风云变化，将政坛分为清流与浊流，这本身就是在政治上的价值立场，实际也是儒家正邪治史价值立场的继续呈现。
陈先生言及“治史早识人生苦”，这是他发出的感叹。这与他早年大量阅读佛典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佛陀出家目的就是要化解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苦，他提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三法印、六度及八正道的等解脱门径，及重视因果律，重点述及十二因缘。这对陈先生治史是有很大影响的，连他撰写《论韩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行文布局都是依据佛典样式展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佛教的慈悲喜舍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精神依旧是他中华文化本位论的核心资粮。陈先生是有大愿的人，他本来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教训》的论著，发挥超越《资治通鉴》鉴戒的作用。
当然，陈先生对于现代学术权力与自由、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等，他是用生命及学术去捍卫的。他一直理性地与时代政治保持距离，很少卷入党派纷争，他以纯儒学者的身份坚守一生。他治史是以千秋大义为先的，认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他内心实际承担着类似孔子文化托命的使命，在乱世中是自觉地传承发展自己族群文化，以弘扬我民族学术于世界文化之林。他虽然没有系统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学科，但对学科的发展史也是给予史学家视角去关注的，这在《吾国学术之现状与清华之责任》一文中就有体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实际是以西方现代学科价值视野进行呼吁的，这也许是他所提近于曾张“中体西用”的“西用”的部分体现吧？总体而言，陈先生的史学关注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他的学术成就无论是提升自我与他人的智慧与灵魂境界，还是改善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都有借鉴意义。不过，他确实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没有明确的价值提法。这也许是因为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吧。
三、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提出
胡戟老师很重视史学价值观建设，他曾提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这是对前人史学价值观的超越。胡老师之所以能提出环境标准，大概有如下原因：
其一、从他当年考入北大，科学与民主就成为了他的主心骨。这两大主题至今依然是他坚守的人生基点。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口号，当年由北大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提出，此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中国社会分期，胡老师都是以民主来划分的：秦始皇到宣统是皇帝时代，前面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的王权政治时代，是从原始民主社会向皇帝时代过渡的前皇帝时代，后面的辛亥革命以后是从皇帝时代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后皇帝时代，再前再后是原始民主和现代民主时代。而他青年时期正置身于中国工业化大规模兴创时期，因此科学观念更是牢牢地扎根于他的内心。他甚至这样对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回答世界应该是什么；自然科学制订生产发展战略，人文社会科学制订社会发展战略；自然科学解决物质生活需求，人文社会科学解决精神生活需求；自然科学研究死的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的人；自然科学讲究知识、技能，人文社会科学琢磨价值体系、人文精神；自然科学治理自然界，做大自然的主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做自己的主人；自然科学决定饭碗里多点少点好点坏点，人文社会科学决定生活生命质量的优劣——活得有尊严还是屈辱。可见，胡老师是一位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具有独立人格，并且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人。”
其二、他高度肯定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是从神学走向人学，重建以人为本的思想学术，开创机器时代的新生产力，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正是有了文艺复兴酝酿创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才有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所必要的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才有了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飞跃。历史进步到现在，每个个人的权利、尊严和幸福，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切。”因此，胡老师赞成沈从文先生生的理想：建一座美丽的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他认为“人性是进步价值观的基础和内核，体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当然还有公平、正义。”人文学者应当把人性、人道作为学术文化和国家求索供奉的第一件大事。
其三、他立足于20世纪和传统中国的历史。20 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猖獗，而20世纪最后的25年，又因人类影响环境的手段能力空前发展，环境资源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对此，中国礼义廉耻或忠孝仁义那老一套思想不管用，但又不能完全抛开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价值的珍贵遗产去建设现代伦理、现代价值观，例如老子说的道、儒家敬天保民思想，因此胡老师特别强调历史观应“回到具有人类关怀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进步的人文观念上来。”
基于中国及世界的历史与当今中国及世界的实际，胡老师提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环境是指社会的人文环境和生活的物质环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的生态环境。这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好和变好就给这段历史以肯定，坏和变坏就否定。这也便是从各阶层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状况来评价历史：让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宽松有序，给人们提供的追求自己目的的空间越来越大，就给好的评价；让人们生活得痛苦贫穷而不得改善， 留给人们的活路越走越窄，就给不好的评价。”并认为“社会道德、社会正义和生产力标准都在其中有自己合理的位置，民族主义、主权等一切原则只有在体现了自然、人文两大环境进步的时候才能被肯定，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取得的产值经济的上升，和制造生活困顿、精神痛苦乃至无数死亡的社会运动，无论它是富有煽动性的法西斯式的，还是民族主义的，宗教的，和形形色色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都不能得到肯定的历史评价。”他是希望借治史呼唤人们的良知：爱惜自己的生命， 尊重他人的生命，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近年，他又进一步主张宣扬和谐、宽容、正义、双赢等理念，并提醒史学界多多关注妇女及宗教群体。
四、新时代史学评价取向
立足传统儒释道文化资源，继承胡适、陈寅恪、胡戟等前辈新史学价值观，结合时代及未来发展，可进一步梳理新时代史学价值取向如下：
一方面，根据时代发展需求与受用对象差异，史学评价可作如下分别：其一、尊重人性的多样化需求，对碎片化史学研究成果给予肯定评价。受西方自然科学分析精神影响，史学领域出现了将史学依据不同视角分解为许多部分，这是新史学发展以来一直保持的态势。局部史学及个别视角研究，易于集中材料，有利于个别问题的深化，经过多方努力，未来有可能在局部及个别基础上，提升整体及通识性史学的研究水平。但评价这样的研究，最好以实际成果产出后做水平定性评价，不宜出台过多课题行政指南，应给学者留一片自由耕耘的空间。其二、尊重大众需求，对大众化普及类史学依据受众度给予适当评价。今天是市场经济时代，人文科学中的一部分学术成果可以与自然科学转化一样惠及大众，这应当给予相应的肯定。按照一定市场需求进行学术评价，有利于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不能教条地按所谓学术规范框定。学术是天下公器，公器被更多人掌握才是有力的公器。如果研究的成果一出来就被束之高阁，这样的研究未必就是好的研究，学术普及性劳动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其三、根据国家及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进行长久性及通识类的史学研究，是高规格、高标准要求的史学研究，应给予研究者更高的评价。因为这不仅影响当下地方及国家发展，也影响未来国家及地区长时段发展。这样的研究者实际是政府及企业的高参及灵魂类的人物，应以国宝规格对待。
另一方面，根据史料内容及时代价值引导，可作如下分野：其一、中国传统儒释道价值取向主导的时代，依旧以求真的史学还原历史真相。从史料中辨析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要素发展的脉络，探求其内在规律性，如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的研究，这是充满大智慧的学术，应给予高规格的评价。其二、根据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价值取向，包括马克思主义，以此重新梳理中国历史史料，分门别类地将具体材料提炼出来，将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结合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加以说明，以便推广具有时代感的价值。不过，这样的研究需要很好地整合材料及理论，这方面优秀的成果如汪篯先生的《唐太宗》。其三、适应社会经济大变迁时代，可以将传统史学中研究不足的经济史加以深化，以便为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如胡戟老师的《从耕三余一说起——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其四、适应时代发展，纠正时代偏失，如信仰缺失、妇女地位、生态环境恶化、灾患疫情、中医倒退等问题，可以加强研究，这些研究有利于纠正时代发展中的问题。其五、提升审美水平，改善心灵状况，提升幸福感。可以将古代人文艺术及宗教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审美力和心灵健康及幸福能力，也可以促进时代的审美水平及心灵建设及幸福指数，像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样的范本。其六、适应新时代考古及博物馆业的大发展，把死的历史文物生动地有价值引导地展现给时人及子孙后代，非常有必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物深入地挖掘，让这些死的文物说话，成为提升现代精神文明教育的重镇。其七、适应史学从帝王将相史走向大众化史学发展趋势，需要更多地呈现历史时期小人物的命运，让每个平凡的个体身上的不平凡，通过史料挖掘得以彰显。这样可以让每个普通民众都有尊严获得感，如胡老师说的为老百姓立传就是很好的思路。其八、鉴于史学碎片化，难以满足整体化把握时代研究成果，可以组建团队进行系统性总结进行推广，如胡戟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碎片化史学研究中，学者个体兴趣也变化不一，为了让读者很好地了解作者的成就，作者自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成就，以便更好地让时人及后人把握，如胡老师的《八十学崖自述》。以后评价职称，让受评者拿出这样的系统总结，就可以参与评级，不必搞出一堆名目，连评委也不看的材料拿来评，这样相对客观公允，也避免检索时代注水学术的进一步蔓延。
总之，历史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书架和评职称服务的，让历史学成为提升智慧的门径，成为引领价值观的载体，成为丰富人们精神的优质资粮，让史学从业者成为有尊严的脑力劳动者，为社会进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世界上的人们因为历史学变得更加包容、自信、理智、文明、美好、幸福时，那就是历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来临了。
附：
以上是读完胡戟老师《八十学涯自述》的思考，老师特别强调对其成果要有批评性文字。为了完成老师提出的任务，近日重读老师的学术总结后，特附对老师观点提出两则质疑：
其一、1992年8月，胡老师参加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唐史学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了《试论唐代文化的繁荣与科学被牺牲的代价》，之后该文发表在1996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学生读了之后，感觉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仔细想来：西方科学的兴起，也是近代的事，即便用科学观念要求中世纪的欧洲，他们也是难以发育的。他们科学的兴起，是理性走出神学之后才逐渐勃发的。而中国儒释道思想取向，都是向心内求索的，不论是否有科举，或科举是否倡导文辞，如果不改变价值的内求取向，科学是没有发展土壤的，尤其是两千年多年来的官本位传统，虽然深受西方科技民主文明影响，但即便到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依然走在“学而优则仕”的路上，“仕”了之后依然热衷于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学，多将原来的科学研究当成副业。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的科学仍将继续在西学之后亦步亦趋。这样想来，老师似乎是用现代人眼光苛求中国的中世纪人了。
其二、199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老师的《中国古代礼仪》一书，从该书十部分题目看，其中出现的这样的标题：“欠缺人道的礼仪之邦留下的困惑”、“撮合先结婚后恋爱式婚姻的婚礼”、“视骨骸为求富求贵之具的丧葬礼”、“肇开吃喝风气之先河的乡饮酒礼”、“举手投足都有约束的交际相见礼”、“酝酿天下文章一大抄颓风的书仪”，虽然老师论证展现了客观且深刻的一面，但学生读后感觉有点片面。老师似乎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即承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观念，用西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礼仪制度，过多地放大了“吃人礼教的”的一面，这不利于未来中国的新伦理建设。老师一直强调要重建中国的价值观，实际上如果脱离传统礼教，我们很难建立国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只有陈寅恪先生一样在包容中批判地继承，才能恢复族群的文化价值自信力。
（本篇被收录在胡戟先生的《八十批判书》文集，2022年12月24日）
批评而两则历史观
以上是读完胡戟老师《八十学涯自述》的思考，老师特别强调对其成果要有批评性文字。为了完成老师提出的任务，特附两则与老师商榷的观点如下：
1、老师强调史学的人性化价值评判取向。但老师没有界定什么是人性。人性有贪财、好色、追求权力及追求智慧等诸多取向，侧重尊重哪方面人性呢？每个个体的欲望追求是各种要素的复合体。因此尊重人性，应该有区别。
2、老师说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历史人物，应该一票否决。这个也不客观，还是应该看主流。如评价毛泽东，他的主流一是把一个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军阀割据的中国引向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在国际上受人尊重的中国；另一个主流是：他领导一个农业国快速地完成体系完备的工业化道路，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化基础。即便是文革，也是继承五四的民主理念，企图通过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改造，建立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民主中国。但中国的国民性是两千多年皇权专制塑造的，要改变民间旧文化的负面基因也是比较难的，可以说文革灾难更大程度不只是领导人发动造成的，更大程度还是专制文化基因的负面能量在这样的变革时代的继续呈现。因此人道主义灾难，不是一个人就能导致的，更大程度是历史基因的变异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其实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