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已经不想说了，也许是了解的越多越不想说，也不知从哪里说起。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语言不通，只了解了一些皮毛的人，明智些还是好。但我想，毕竟来了一趟，上不能辜负国家的经费，下不要亏了一些师友、学生的期待，能说的就勉强说一些吧。坦率的说，尽管能说不能说的很多，但也不是说凡事都要说是外国的月亮园，其实我们民族与国家具有的许多优势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我们一些好传统被人为的丢弃或割断了。就史学研究来说，日本学术界这么多人前赴后继钻研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不就是因为我们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博大和绚烂吗？而我们也的确被自己一贯的骄傲束缚住了，似乎很难真心实意、彻彻底底的学习别人。比较之下，试看日本的历次变化，哪一次不是彻彻底底？相反该留的又都留下来了，我们嘲笑人家保留了一个天皇，其实他们保留下来的还有很多。下面谈谈两个方面：
一 研究方法与学风
日本人做研究的精细严谨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过去在个人的研究中，我对日本学界的关注也是相对海外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了解最多的。这次来到日本，在近藤先生对我的接风晚宴上，就问起我对日本学界了解的情况。我也如实禀报，如从藤田丰八、藤枝晃、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到健在的森安孝夫、土肥义和、山口瑞风、上山大峻、池田温等学者及他们主要的创见，还谈及了自己过去研读过的如松田寿男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岛崎昌《隋唐时代东突厥的研究-以高昌国为研究中心》、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的《唐代的行政地理》等。仅本人关注的领域著名学者还有很多，过去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何反倒是这么多的日本人有如此多的成果，难道仅仅是他们的研究条件好吗？
为了深入了解他们的学习研究情况，到达日本以来，很快参加了合作导师近藤先生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生的发表课与每周一次的读书班。随之又几经联系参加了中央大学妹尾达彦老师指导的研究生读书班，以及国学院大学金子修一老师指导的研究生读书班，前者校园远在东京市外的多摩市，每次往返多次换车，要花近千日元。
日本人注重学者之间的交流，除了很多定期的读书班、研究会外，每个老师都有指导的学生发表课。每次上课，先有秘书恭恭敬敬给老师端上一杯沏好的茶水，让人顿感教授地位之尊崇与荣光！发表课上，发表者将自己的文章分发给大家，然后详细介绍自己的观点和内容，期间总不时有人提出疑问，发表者一一作答，发表后又是长时间的讨论，给发表者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是非常真诚和坦率。师生在共同研讨、启发中共同促进研究的进展，也就大大超越了个人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局限。
发表课是实实在在的研究课，而读书班则为切切实实的练兵课。近藤老师指导学生研读的是《黄氏日抄》，是书为宋代大儒黄震读书随笔札记，共九十七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书现有立命馆本、至元本、四库本等几个版本。据学生称，老师引导他们研读此书的计划是十年读完；而国学院大学金子修一老师指导学生读的是唐朝开元宰相张九龄的《曲江集》（现为诏敕部分），共二十卷，计划六年读完；中央大学妹尾达彦老师指导学生读的是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是书也是二十卷，不知道他计划几年读完，也是步步为营，纤细毫发无不刨根穷究。
在读书课上，首先仍然是轮流指定的学生将自己负责整理的部分打印后分发给大家，内容包括几个版本的原文复印、自己对原文的句读、校刊、训读、语释、和译等部分。即先将原文句读，然后是版本的校刊，而训读(日语：训読)，是日本人用日文的发音和语序来诵读文言文的一种方法，在训读的过程中，训读者不会增删原文中的汉字，他们所做的只是调整语序、加入相应介词以符合日文语法，并且注出文中字词在古日语中的发音；语释则是对原文中生僻字词的注释；最后的和译部分是将整个翻译为今天的日文。这样一连套的程序下来，加上复印的相关正史资料，本来是短短的一则原文，竟然变成了八开大的好几页。在每一部分的训读中，不断有人提出疑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难字词。对于他们来说，尽管大部分人的古汉文基础是有的，但毕竟是古代的外文啊，有些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字词，对他们似乎还是有难度，但他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直至完全通晓。
起初，我感觉他们的进度太慢，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还有点质疑。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一经通则百经通啊！这种立足文献，将训诂学、版本学与史学相结合的研读，不仅掌握了史料，还提高了学生研读古文献的能力，培养了扎实严谨的学风。这种十年读一经的精神就是在教会学生淡定、从容、沉稳，立长志、出大成果啊。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我们过去私塾、书院教育的影子。我们过去的乾嘉学派、近代史上灿若星辰的众多大师，他们的教育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由此我也想到了我们国内的研究，当下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唯洋人的研究是瞻，不立足文献史料，读古籍文献浮光掠影，甚至就从来不读基本文献，结果即使有了新出土文献也是枉然。其实过去国外的汉学界，仅中世纪史的研究中，真正能立足中国基本的古文献做出成果的，除欧美个别学者外，主要的就是立足汉文献的日本人的成果。西方学术界真正能读懂并充分利用了汉文文献的不多，他们的成果主要在考古及利用语言的优势解读了中亚、西域民族文献。而日本人在读汉文文献中也是有难度的，而且在研究中较我们有许多不利的因素，所以他们的研究也是有值得商榷的不足之处。如国内藏学界有人将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奉为圭臬，但我们在研究中还是发现他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就是囿于他没有实际考察的经历以及缺少资料所致。所以，我们只要学习他们严谨扎实的学风，与之颉颃共进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并不都是如一些人蛊惑人的妖言，所谓“某某问题，外国人已经研究好了”，其实并非事实。
相互切磋学习，彼此真诚交换意见，也是日本人的一大特点。除了发表课、小型研讨会、史学沙龙外，近藤老师的学生每次读书班结束以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聊天，聊天的内容也主要是学术研究，互相交换信息情报。知无不言，相互学习，虚心接受。这也与中国的大不一样。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偶或有交流，也都是蜻蜓点水。最可恨的是，常常听到因此而不道德不愉快的事时有发生，不是趁机窃取点信息后来个先下手为强，就是一脸的不屑。如有人好心好意给某人文章提出点中肯的意见，随即对方也许就给别人说，“某某还在教别人怎么写文章呢！”心思完全在人事和算计，如此这般，怎么能交流！而最近我们举办的青年沙龙就很好，但提意见必须是有所研究。
二 图书馆与研究室
作为文化机构的图书馆，体现着一个国家尊重知识和鼓励上进的一种公共理念，应该说国家有义务为任何一个公民提供获得知识的便捷途经，公民有权利接触他所需要的知识信息，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在日本，任何人只要你拥用一张有效的日本的驾驶执照或居住证，就可在公用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办证简单方便，从填登记表，到拿到借书证，几分钟即可搞定，还一分钱不收。如果不借书，任何人随便可以进馆看书，绝没有人敢拦你。如同任何服务场合，服务人员都是体贴周到的服务，处处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他们认为图书馆、资料室无需设防，设防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对人格的侮辱。这一点让我想起我们的许多场合，不仅不能自由进出，还到处布满摄像头随时监控，连学生考试时老师也是如临大敌，想起来无不汗颜。
日本整个国家图书馆很多，不管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必然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里面文明优雅，冬暖夏凉。仅东京来说，如举世闻名的亚洲研究专门图书馆东洋文库，以及因富藏图书而驰誉世界的国会图书馆等，据称日本平均近千人就有一座图书馆。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也很有名，以校本部中央图书馆为核心，共有30座，藏书总数约427万册以上，而且不但拥有巨大的藏书量，同时也拥有庞大而先进的图书管理系统，借书还书都十分方便。
图书馆是这样，结合图书资料的集中分类而设不同研究室的方式似乎也大有借鉴的必要。大学每个学部下大都分了几个研究室，如分了日本史学、考古学、东洋史、西洋史、文化人类学等研究室。历史学中都有一个东洋史研究室。而所谓的东洋史研究室，我看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资料都非常全面，从正史典籍到期刊杂志，几乎是应有皆有。近藤老师所在的东洋史研究室的汉文资料已经非常丰富，尤其工具书与最新的中国国内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妹尾大彦先生所在的中央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资料，仅数量应该是和我们学院的资料室全部的资料差不多，仅就期刊杂志来说，日本、中国、欧美的最新期刊皆有，书架一面是和文，一面是中文或西文。就中国的学术期刊来说，从名气较大的《考古》、《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到很普通的《钱币》、《江汉学刊》、《华夏考古》等，满满占据了两大书架。而且图书资料的分类也非常细，标签贴在显眼的位置让你一目了然。尤其是每一类的都集中在一起，如西域史地的就集中在几个相连的架上。资料先后的跨度很大，每个时期的都是衔接的，有上世纪初的，也有最新的中国著作，会议论文之类也是不乏其中。
图书资料室是随时开放的，那也是师生学习和给研究生授课的地方，平时研究生和年轻的老师都在里面学习，需要查阅资料信手拿来，无需登记。需要复印资料，复印扫描仪都在里面，纸张是保证充足的，自己动手，随便使用。诺大一个资料室，里面只有一个管理员，他成天在忙乎登记、编号等事务，更多的事务是由师生自己处理的，但都是井井有条。而研究室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因丰富的藏书与集中的资料，加上安静的学习环境，不免令人对学术心生敬畏，产生求知的无限渴望与探究的动力。因应有尽有的图书资料是很快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关键，而方便快捷的服务令研究者随手即可寻觅到需要的资料，往往又配合了研究的进度。试想，如果等书到用时方才一本本的去找，不仅耗时，而且思绪和灵感往往就被中断了。图书资料的建设是搭建研究平台的关键，假如我们能有一定的经费，与其举办各类大型的会议，采用各种手段去联络各路诸侯，利用各种场合不惜一切代价宣传推介自己，还不如用来购置图书资料，寻找资料有效利用的方法，来真正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对于人文学学科之学者来说，你拥有的资料库有多大，你的学问也就有多大。就我们学院来说，史念海先生、黄勇年先生，哪一个不是视书如命，富于藏书的典范？
不同研究室的分类做法，除了图书资源的集中外，还有利于相近专业师生的随时交流，有利于教师资源的充分利用。当然不同研究室的分类做法，似乎在国内也有，就我知道的如北大的中国史研究中心、武大的中世纪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所，这些当初应该都是彼此效仿，而且效果也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在各高校继续发扬和推广呢？我想在中国不易推广的原因还是有的，问题似乎还在国人学优则仕的瘾和癖，事实往往就变为了个别人真正的“拥书自雄，割据称孤”了！结果往往导致更加的不集中，更加的分裂，令研究者更加的不方便！而方国林立，藩镇跋扈，这是当今学术的更大毒瘤啊！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探索的路也许还很长很长。
15年7月5日晚记于东京後樂寮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