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袁伟时_群星点评_国学网

袁伟时（1931年12月－），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

袁伟时

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

　　1947年考进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至1957年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回中山大学工作至今。1970年代起年在该校哲学系教中国哲学史至退休。

学术理念

　　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著作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

袁伟时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编几套丛书与《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1]^[2]^[3]^[4]^[5]^[6]

观点摘要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

袁伟时

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采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 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 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