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君主官僚制度
王
婧
1、古代君主官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君主制度初成于秦，逐渐发展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两千多年，历朝各代的兴衰演绎。这种被笼统的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譬如颇具代表性的有：秦朝确立，汉朝盛行的“三公九卿制”，是由丞相帮助皇帝处理政事，御史大夫执掌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兼顾监察事务，并设太尉掌管军事；隋朝确立的“三省六部制”，是由中书省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而在元代著名的的“行省制度”中，中书省事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宣政院则统领宗教和西藏事务。
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自身时间顺序上的发展脉络：战国时期，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提出集权理论，改革家商鞅推动了集权理论的实践；秦朝确立了皇朝，在中央和地方上分别设置了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标志着制度的首次建立；西汉的建立削夺了王国势力，设立内外朝，实行刺史制度和察举制，巩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隋唐，这种制度得到了完善，突出表现在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和府兵制的创建；北宋初年，宋太祖开始通过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权和司法权，发展科举制，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元朝设立了行省制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朝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废除了丞相而设六部；到了清朝又设立了军机处，并广开文字狱。
在明清时期，李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涌现，但直到1912年辛亥革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才结束。作为在一片土地上统治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它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思想等各个方面，都给中国打上了深深地烙印，直至一百年后的今日，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影响着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
2、古代君主官僚体制的特征
中国的古代君主官僚体制是建立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由于这种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必然提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从思想层面来看，华夏民族有着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传统。而在政治上，统治者要通过制定和调整政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以下几点特征：
（1）高度的专制集权是其根本特征
无论名称与形式怎样变化，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的实质都不变：第一是专制主义，宣扬皇权至上，一切法律和律令都要服从皇权；第二是中央集权，体现在中央对地方行使管辖，地方绝对服从中央。
（2）以儒家“大一统”为思想基础
儒家“大一统”思想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长期的专制官僚统治过程中,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之被御用而成为中国古代专制官僚制基本价值的思想根源,取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尊”地位,取决于这种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需要及其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正是具有大一统特征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及秉承儒家传统的官僚阶层的存在又使得儒家学说成为一种适应现实世界的实用主义伦理,并通过官僚机构及其官僚直接将儒家伦理、政治信条服务于专制统治。
（3）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始终贯穿其中
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君权和君主专制。
3、对古代君主官僚体制的评价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当时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治理黄河”和修缮水利设施的需求，集权制度有便于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再次，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有利于民族融合，抵抗外来侵略，并且有利于民族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集权制度的弊端也十分显而易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产生暴政和腐败的根源，权力缺乏约束必然会导致权利的膨胀，最终不得不通过改革或革命来解决；在经济方面，它严重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中国渐渐孤立在了世界发展潮流之外；在思想方面，专制主义钳制了思想的萌芽，摧残文化，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