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军改革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在组织、管理、使用、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古称“军制”、“兵制”。它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并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从夏朝到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军制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发展阶段，它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包括：军事体制、编制、管理教育、训练、军事职官、兵役动员、军队调发与战时指挥、粮饷兵器与马政保障等各项制度。其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军事建设，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确保统治权的稳固与发展。

20世纪中国军队近代化来说，清末新军建设不仅编练了一支新型的近代化军队,而且带来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堪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起端。从清王朝练军自救的角度看,新军却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不能说新军建设不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封建主义的国家机体难以移植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承受不起近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负;动荡的末代政局无法保障军制改革和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新军建设失败的三个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清王朝赖以生存且装备洋枪洋炮的两支基本武装力量——湘军和淮军也一败涂地,不复成军。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从惨败的震惊中开始认识到清军军事体制的腐败、落后,纷纷交章议奏练兵之策,要求采用西法,创练新式军队。

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是清王朝为拯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救时之策”。其本意是试图通过改革旧有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借以对外与帝国主义列强稍事对抗周旋,对内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用新型的武装力量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然而,历史却以自己的无情裁决击破了王朝主事者的美梦。新军的出世,不仅没有带来王朝的“磐石之安”,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历史竟然以社会客观效果与主事者的主观动机如此大相异趣来惩罚末代王朝自我挽救式的最后挣扎,为中国近代雄浑苍凉的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

清末新军的出现带来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近代化军队。

1.新军的组织体制。新军从近代化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参照德军和日军模式,实现了军队组织体制的重大变革。首先,新军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仿照西方军制实现了专业职能化。以北洋新军为例,它在直隶省府设有北洋军政司,由袁世凯任督办,下辖参议、教练、兵备三处和粮饷、军械、转运、侦探四局,各处、局主管官员在督办统一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作,管理新军编练日常事务,履行战时指挥职能。其次,新军的编制实现了合成兵种化。1904年,清政府颁行《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规定新练陆军以西方军队为蓝本,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

2. 清军开始沿袭明代“世兵制”,后又效法戚继光建立私兵制,基本上是兵籍世袭,征兵条件很难考虑。新军实行征兵制,严格规定了士兵的入伍条件:年龄限20～25岁之间;身高要求在4尺8寸以上,南方人可酌减2寸;五官不全,体质孱弱及有眼病者不收;臂力平举一百斤,跑步每小时20里以上;品德上凡吸食洋烟或犯有前科者不收。

3.新军军官的选拔、培训制度。旧时军官多系行伍出身,很少有人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清末新军建设的主要当事者袁世凯、张之洞都非常重视选拔了解西方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的人才来担任各级军事长官。

4.粮饷筹集发放制度。首先,新军粮饷源头多样,且远较旧军稳定可靠。根据清政府颁行的《新军营制饷章》规定,新军饷源已经突破了旧军的单纯田赋局限,取得了近代新兴企业税收、铁路税、关税、盐税等新辟财源的支持保证。其次,新军粮饷标准较旧军远为优厚。旧制马兵二两,步兵一两半,守兵一两,饷金菲薄难以养家,且难以按月发放,常常大量积欠。第三,针对旧军粮饷领取、发放由将弁一手包办的弊病,新军粮饷发放改由各军总部粮饷局调集各营饷员“按包称准挚签,赉批分往各营”,操后“按名点发”,或者派出营务员分赴各营监督发饷,以杜绝冒名顶替和将弁克扣等弊端。

5.武器采购装备制度。早期新建陆军和自强军的武器大多购自奥国、德国。1904年以后,北洋军和南方各省新军的武器则主要是从日本采购。其间,清政府曾经感到军队武器装备从国外采购,难免受制于人,“实非长策”,决心自造枪炮。

6.伤病医治保健制度。新军仿照西方军制普遍设有军医局及其附属医院,使旧时军队医护工作不甚得力的落后局面有了根本性改观。

清末新军建设不仅使近代中国产生了近代化的崭新军队建制和兵种分类,而且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新军并充任新军将佐,使得军队知识化程度大大提高,成员结构明显改善,有效地促进了军队成员素质与近代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在战斗力上大大缩短了中国军队与列强军队之间的差距。因此,从20世纪中国军队建设的宏观角度看,清末新军建设可谓开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从清王朝编练新军拯救自身统治危机的微观角度看,新军建设又是失败的。

1.封建主义的国家机体难以移植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清末以编练新军为主要内容的军制改革,是在不动摇封建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所进行的某些仿效西方军事制度的改革,它始终没有逾越“中体西用”、以新卫旧这道历史界河。

2.落后的农业经济承受不起近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负。没有什么东西比军队建设更依赖于经济前提,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先进的军事装备无不依靠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然而当时清王朝的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其经济状况基本上仍停留在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对外贸易微弱,王朝的主要财税只能从农民身上盘剥榨取。尽管清政府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压榨,但每年财政仍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3.动荡的末代政局无法保障军制改革和新军建设的顺利进行。清末新军建设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外患急迫、内乱不已的动荡时期。八国联军之乱后,接着就是遍及全国各地的蜂涌民变,连绵不断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一浪高过一浪的立宪党人收回利权运动和立宪请愿,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官僚集团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皇族亲贵之间争权夺利。不断激起的政潮,把清王朝推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身陷绝境中的清政府既没有本事筹措充足的经费来支撑新军建设的庞大开销,也没有足够力量保持稳定的政局让其放手将新军建设进行到底,新军建设的不少计划不得不因政局动乱而被迫终止或取消。这说明,一切身陷绝境的被动式改革都是难以成功的,对于一个代表没落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