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通讯74

讀經通訊(74)目錄：

1. 尊师重道立师道 - 韩星

2. 驳“崖山之后无中国”，华夏文明今尤在 - 刘清泉

3. 中华传统科技的叙事 - 董乃强

4. 略论石狮商工文化与儒家文化 - 柯远扬

5. 中国古代是怎样办孔子学院的 - 李深

6. 奈何整部《论语》不见一个“苦”字？ - 夏新

7. 寧靜致遠

8. 人生中出現的一切，只能經歷

9. 不要在最好的位子上睡覺

10. 千古絕對對聯

11. 巴黎青年的大智大勇 - 劉羨冰

12. 子罕篇：第六章 与时俱进 建功立业《论语妙义》之八十六 - 利天生

13. 子罕篇：第七章 发展壮大 开花结实《论语妙义》之八十七 - 利天生

14. 寻芳华夏精神家园 - 齐林泉

15. 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

16. 关于清明节的作业随记 - 史向前

尊师重道立师道

——段正元师道说发微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尊师重道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教育的根本在尊师重道。段正元论证了道与师的同一性与普遍性，说明师是天命寄托，代表宇宙大道。为师不易，必通天地人。师道渊源久远，秦汉以后若断若续。师道的本质即中道。立师道的核心是师弟大伦。立师道从个人来讲教人做人、成人，从人类社会来讲确立基本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今天重提尊师重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段正元；尊师重道；中道；师弟大伦；立师道

段正元（1864-1940），原名德新，道号正元，取天元正午，道集大成之意。是一位现代民间大儒。民国元年于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每周公开讲解四书五经，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共讲123周。出《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上帝大中》《外王刍谈录》等书。为宏扬孔子之道，携弟子杨献庭等二上京华。民国五年，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弟子中多有军政界要人，实现了其布衣教王侯之志。民国早年出有《道德学志》《大同元音》等书，民国六年，成立南京道德学社，讲学于大江南北之间。嗣后，杭州、上海、武汉、徐州、保定、随县、张家口、太原、孝义、奉天、天津等地纷纷成立道德学社，段正元于各地讲学传道不止。各地所办之学社不花公家一文钱，不占国家一锥地，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向社会劝募分文，纯是弟子自由助捐。其道德学社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

一 尊师重道的传统

尊师重道由古代圣王尧舜禹开创，古往今来，代代相传，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西周时周公说：“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尚书•无逸》）意谓通过训导教诲治理国家，没有师长的叮咛教育和谏诤劝诱，就可能导致行为偏失。在西周政教合一，官师合一。孔颖达说：“《周礼》立官多以师名，师者众所法，亦是长之意也。”“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为师，非谓别置师也。”（《古文尚书》孔疏）。古代设官的主要责任是教化民众，是官也是师。《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师儒是在民间进行道德和礼乐教化的儒者。因为师儒是以道教人，所以就有尊师重道，在尊师重道的基础上才有尊师重教。《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就是说是否尊师重傅是一个国家兴衰的表征。《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把师提到了与天地、君父并列的地位，以师为为治之本。《吕氏春秋•劝学》云：“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就是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尊重老师就不会计较他们的贵贱贫富了。像这样，名号就显达了，德行就彰明了。《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大凡求学之道，很难遇到严格的老师。老师严格其所传之道才能受到尊重，重道才能使人敬重学业。所以君王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臣子的有两种情况：当他在祭祀中作为祭尸（神的替身）时，则不以臣子相待；当他作为君主老师时，则不以臣子相待。根据大学礼制，给天子授课，授课的臣下无需北面而居臣位，这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的缘故。《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有暂不臣者五:谓祭尸、授受之师、将师用兵、三老、五更。”帝王不能让五种人称臣，其中第二种就是授业的老师，这也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白虎通•辟雍》云：“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傅。’传曰：黄帝师力牧，帝颛顼师绿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尊师重先生之道也。”这段话举了古代许多帝王，包括孔子都有师的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无论帝王圣人，都有老师学习为政之道。尊师就是尊重先王之道，即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白虎通疏证》卷八引宋均《礼纬注》：“师者，所以教人为君者也，长者所以教人为长者也。师长所以成己，故与君臣同也。”儒家向来强调道高于政，德尊于位，故国君须有师长教其作国君的道理；在家中，家长也得向师长学习做父亲的道理以教其子行正道。所以，为师为长就要教人成己，师长与弟子的关系与君臣关系其基本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后汉书•孔僖传》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圣明的王者君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这样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传统。

教育的根本在尊师重道。段正元说：“中国古来教育，重在师道，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施教方针，必先孝悌以培根本，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都是教先培养人们道德，道德养成，则以其技能，始不害于心，不害于人，不害于世。后世文章取士，有空谈而无实行，故中国固有文化，遂致退堕腐败，而现世教育，又纯是形式，无所谓师道，只知注重应用之技能，轻视根本之培养。虽有德育之目，亦属皮毛，好恶实际，根本不立，人民凶悍刻薄，其一切技能，不免有害于心，有害于人，有害于世。”[1]48中国的传统教育本来是非常重视尊师重道的，但自秦汉以降，大道不行于师儒，君主专制，残贼仁义，物极必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紧接着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孔反儒，使孔子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维。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华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其消极后果直到后来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 道与师的关系

段正元通过论证道、师的关系来说明尊师重道的理由：“师位不易当。以天地说，天地有师，天地无师不开化；以鬼神说，鬼神有师，鬼神无师无主张；四时亦有师，四时无师秩序乱；万物亦有师，万物无师把生成。天地之中，最最尊贵者即是师。师在先天为道本，道无师不立。”[2]48“盖道无师不能成道，天无师不能成天，地无师不能成地，人无师不能成人，物无师不能成物。夫大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尊名之曰师。语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夫道也者，前无始，后无终，无声无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从何而知道有师也？因其中生天地人物，虽然千变万化，万化千变，而其中有一定不移之机轨，故知道道有师。如无师焉能成变化，有轨机？无变化，焉能知道道有师也？能变化者，自然而然师与道也，故能如是如是，无为无所不为也。又自然而然中，真贞之师道，主宰其中，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也。师在先天即是道，道在后天即是师。道不可见，师可见；道不可闻，而师可闻。故道无师不显道也……常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不知师也者，更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师也。贞道者即师也，贞师者即道也。此在先天言也。其在后天人身而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师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师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谁能位天地，育万物？非师而何？足见先天后天，阴阳二气之流行，无一能离师者，吾人可离师乎？”[3]43-44这显然是站在“道”的高度来阐发“道”与“师”。“道”生天地万物，主宰天地万物，因而天地万物也有师。人作为天地之间最为尊贵者，自然也是这样，“人无师不能成人”。这就论证了“道”与“师”的同一性与普遍性。他说：“道无师不传，人无师法。师者，大道之代表，人之本来贞良心主人翁也。尊师即所以重道，重道即所以尊师。师与道原无二致，今言尊师者，即尊自己之良心，亦即尊各个之人格人。弟与师本属一贯，既言尊师重道，又言师严然后道尊者，盖大道空洞，无严师代表督责，人多玩忽，故师标点本尊也。孔子为万世师表，当时四子六经中罕言师道，引否运之时，无人敢当此位……盖师道尊严，非有神圣不可侵犯之人格，不敢当此大任。”[4]46师是大道之代表，是人之本来贞良心的主宰。道与师既然是同一的，尊师即所以重道，重道即所以尊师，所以身为弟子就要“以师为道，以道为师，气交心交神交。”[5]23当有人问：“重道何以要尊师？”段正元答：“师者道之代表，天命之所寄托也。”[6]53这是一种更简洁明了的概括，说明师即道，道即师。师是天命之所寄托，代表了宇宙大道，也是人本来贞良心的主宰。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为师？段正元说：“师道不易当也。必通天地人，凡事彻底澄清者，方可以为师。故师也者，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范，如一言一笑，不可为天下万世法，非人师也。”[7]40汉代扬雄《法言•君子》云:“通天地人曰儒。”为师不易，必通天地人。儒而为师自然也须通天地人。“为人师尊，作人模范，故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范者，师也。”[8]47为师受尊重为要为人之楷模，能够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范。“师者所以教天下以道，成天下以德者也，但必一言一动，无处不可以为人模范，方足以言师。”[9]4为师言行举止处处为人之模范才能做到以大道教化天下，化人成德，化民成俗，化成天下。“盖天地阴阳，不能有纯无驳，即人类不能有善无恶。上天生人，上天不能教人。故人心之坏，气数之恶，必赖圣人救正挽回。此圣人即人类之师也。”[10]36古代的圣人承担社会教化责任，就是人类的精神导师。

怎么为师？段正元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夫师也者，代天宣化，传道解惑，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范也。必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因材施教，辅相裁成。不失言，亦不失人。如撞钟然，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6]53他引《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来说明为师要具备代天宣化，传道解惑的基本素养，能够因材施教，辅相裁成。

三 师道的源流

段正元认为师道是中国古代悠久的传统，“师者，所以阐明大道者也。古称伏羲一画开天，已是师道之见端。及唐虞之世，君师一体，书载甚详。尧传舜曰‘允执厥中’，是君臣传位，亦是师弟传道。唐虞时代，称为盛世，即以其时代在行师道之故。至夏禹王传位于子，君师分离，即孔子所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始。君无兼师之德，世运遂由隆盛而降于衰微，以至于危亡。殆后汤王师伊尹，而成商业；武王师尚父，而新周命。虽非君师一体，然师道略见于当时，以成二代之治，亦足徴能自得师者之功效。礼云,大学之道，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即是言师道之尊严。世称吾中华文化，有独特之优点，即以其有尊严之师道也。君师分离以后，阐明大道，代表大道之责，惟师负之，故孔子正礼乐，订六经，以垂万世法，虽未能及身行道，而两千余年，人民无论读书不读书，对于孔子，皆知敬仰推崇。此敬仰推崇之处，即师道尊严之表现。而人道之基础，亦于此奠定于无形。”[11]21-22这就是说，师道萌芽于伏羲，大行于尧舜禹的盛世，但到了夏禹王传位于子，君师分离，君无兼师之德，师道渐隐。后来，汤王师伊尹，武王师尚父，师道略见于当时，故各自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孔子正礼乐，订六经，阐明大道，担当师道，成为万世师表。师道立而尊严自显。但是秦汉以后“大道不传，师道几息，而士尚奇谋术数，以凌轹王侯为事，置大道于不顾，故其气傲。西汉矫战国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气懦。东汉矫西汉之弊，崇奖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节，其气浊。晋魏又矫东汉之弊，贱礼法而崇恬退，其气放。有唐以来，正学绪微，儒生士子，往往溺于杂学术数词章之习，体有不明，用即不周，即有杰出之才，不过随所学以就功名而已。至宋儒周、程、朱、张、辈出，崇高理学，虽极一时之盛，然而执著拘墟，不克有为。明季中叶，王阳明矫宋儒之弊，倡知行合一之说，顾否塞已久，沉痼难复。逮夫清季，制沿科举，学尚文章。习儒者，终日伏案，斗室不出，惟功名是图。然亦有二三贤士，由功名上进，效忠于国，造福于民者。究其师徒讲学之时，尚无离经叛道之习，以视今之辟圣人之道德为迂阔，窃科学之皮毛为文明者，犹彼善于此矣。”[9]55段正元揭示了上古德政合一，君师一体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君臣传位与师弟传道也是一致的，进而归纳推衍出师道的渊源。但是，秦汉以后大道不传，师道也若断若续。关于师道的渊源，《说苑•君道》篇郭隗也说过：“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可惜秦汉以后师道不立，后儒少言师道，而言弟道。“太上八十一化身，皆未立师道。至孔子问礼，赞其犹龙乎。一贯之道，始传之人。至孟子无传焉。秦汉以后，无道学之师，故儒家少言师道，而言弟道。如尽弟道至诚者，能感通师道，方能受教也。”[7]40因师道未立，虽然有尊师重道之说，但“尊师重道,历代大圣人，皆未说明。何以不说明？一因天时未至，二因师道不严，三因我见未除，所以数千年来，师道不立，虽《周书》有‘作之君,作之师’，而武王亦不过师尚父而已，并未立师道大纲，通行天下。其他桓公师管仲，刘备师孔明，皆是有名无实。足见师道未立，大道不行。今你们真贞尊师重道，同心一德，大道立地弘开，天下顷刻太平。”[12]19段正元所说的师道主要是强调讲道之师而非讲经、讲学之师。秦汉以后的儒者，是在师与官分离，政与教分离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私学儒师，没有官师合一时代的权势可倚，有的只是学问和道德人格，而儒者为帝王师只是儒家的理想，绝大部分朝代并没有得到圆满的落实，许多儒生甚至沉溺于科举习文、功名利禄而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段正元说师道不立。

四 师道的本质——中道

近代以来，人们不明白中国文化的真相和精神实质，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多有误解、曲解，不明白代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段正元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在“中道”二字，而师道的本质即中道。段正元说：“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中道二字，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文伊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世界学者，欲求中国文化之真相，必能尊师重道，得此大圣人执中之心法，实践大学修身而后可。欲求中国文化普及于世界，必得此大圣人为世界之师，以其大学修身之教，为世界教育之精魂而后可。”[13]56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允执厥中”，这就是中道心法。在师道源流中，段正元揭示了上古德政合一、君师一体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道统传承的方式就是中道心法。古代圣贤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所以，“中道”为中国文化的本质，而“中道”的体悟与传承则依靠立“师道”，师弟心心相传。古圣先贤的中道思想之所以不传，是由于师道不立。段正元分析到：“夫中道之不传，由于师道之不立。师道之不立，由于举世不知尊师。世不知尊师，虽有圣人生于其间怀抱中道，掌握经纶，亦无从推诸天下。因师之降于尘凡，常与天地同流。天欲行其道，师即宣其道。天不欲行其道，师即隐而不出。所以守中道，而顺天也。”[9]55今天是师道当立之时，也中道当传之日。“当今大道之机缄已启，天必生圣人以传中道。天下有师也，天下之大本乃立，性命乃正，保合太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9]55圣人出，传中道，天下有师，能够立大本，形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和谐美好的社会。

五 立师道的核心——师弟大伦

对于儒家师道问题，段正元认为，“儒家之道，非师不传，而真正师道，非天时许可，不能立起。故孟子以后，达到失传。至圣当日，知师道难立，故不明言师道，只言弟道。其言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此弟字，即师弟之弟，后儒将弟子解为兄弟之弟，是大错误……弟字即是对师友而言，既有人尽弟道，即可对照而知有师道。故只言弟道，师道即在其中。”[14]58-59就是说，孔子当年不明言师道，只言弟道，孟子以后师道失传，只讲弟道。他对弟道有特殊的解释：

弟对师长言，不但个人修道中事属之，凡超乎人世间之事皆属之。盖天地阴阳，不能有纯无驳，即人类不能有善无恶。上天生人，上天不能教人。故人心之坏，气数之恶，必赖圣人救正挽回。此圣人即人类之师也。个人无师，则不知性命之理，及其与天地人三才之关，不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故敢于妄作妄为。世界无师，则无人阐明大道，物我同体之实不见，无以启群伦进化之路。故大道之行，必先立师道。特小康之世，大道既隐，降及据乱，劫运尚有二千余年。故不敢遽言师道，权言弟道，使对照而见。能尽弟道，即可得师传，由初功始，进于尽性至命，穷神知化。凡可以了一身之生死，与乾坤同寿命，破虚空为粉碎，以及一切超乎人间世之范围者，无不从弟字实行得来。出字兼有出世之义，故曰“出则弟”。[10]36

这里把“孝弟”不是解作“孝悌”，而是解为师弟之“弟”，与历代经学家的解释不同，显示了他特别强调立师道的思想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段正元还提出了师道职权的问题，这是传统儒家没有的新观点。他说：“论师道职权，数千年来未实行过。如至圣当时三千徒众，七十贤人，师权犹难实行，因师道太高，本不易明白。惟曾子笃信师道，故至圣对曾子能实行师权。一贯之道，惟曾子先受之。而对子路，欲行师权，子路不悦，所以儒家罕言师道，多言弟道。弟道真行，不行师道，而师道在其中。”[15]11段正元以颜回为例，强调学道尊师要彻底除去私见。他认为颜回未必不视孔子为贞师，但其心中有自恃之念，以为夫子做得到的，他亦做得到。孔子深知颜回之过，故问仁，告以克己复礼为仁，令其克去自恃心，纯归于无形无影之大道。可惜颜回因此事之差，短命而亡。所以，段夫子告诫门人，“凡学道尊师不彻底，私见不除者，万难成道。道是大公无私，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无人不可成，但要有君子之德性心量。”[8]59

段正元特别重视立师弟大伦，在传统的五伦以外，又立此一论，认为“师弟大伦，似属创论，实即古义而扬搉之者也。”[16]33师弟一伦是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人伦关系，儒家的五伦原本没有师弟一伦，而实际上师弟一伦又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带有五伦的某些特征，是一种非血缘的类亲情关系。传统文化中通常被概括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段正元说：“父母恩在生养，无父母身从何来；师恩在口授心传，无师教诲，则五官百骸之灵性，何能践形。故师者，又是一重性命父母。”[17]53父母生养人，师傅教育成人，师是又一重父母，故“师生相亲相爱，甚如父子之感情”[15]1。所以，一个人既要孝顺父母，又要尊敬师长，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又为什么把师弟一伦称为“大伦”呢？段正元说：“盖师弟关系，乃统摄夫妇、父子、昆弟、君臣、朋友、五伦而陶铸之，正五伦所赖以明者，是故谓之大伦，不徒第于五伦之次耳。舜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而《礼运》亦云：‘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人何以必须师教？凡自有生以后，气禀不齐，本性多为所拘蔽。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若使逸居无教，任情欲之迁流，势必至穷欲灭理，知诱物化，日近于禽兽之一途，则一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仁、臣忠、友信之道无由明，其实践且邈不可得，人类社会将浑成一黑暗世界矣，有不焉澌灭者几希。此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群类教化之所由兴，师弟大伦，所以至尊至贵也。”[16]33认为师弟一伦统摄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而使人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道，培育人们的伦理意识，造就道德人才。五伦怎么能够落实，有赖于通过师弟一伦的教育。人生后天，性格、气质各异，本真之性多为后天熏染，如果没有师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仁、臣忠、友信之道就不能倡明，更不用说实行实践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强调师弟大伦的至尊至贵。

他还回顾师弟大伦的发展演变，在上古圣王那里君相师儒是合一的，尧与舜是君臣关系，也是师弟关系。周公以后，道不在君相而在师儒，而儒自孟子以后大道失传，师弟一伦，就若有若无。而秦汉以降，虽然儒家也有所谓师弟，但他们之间所相与切磋琢磨的大都是训诂、辞章、义理这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实为大道之末。等而下之，自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圣贤文章成了干禄之具，学问问学走上名利之途，甚至争名夺利，不一而足。所以，国家离乱，人道黑暗，盖有由也。然而，孔子为万世师表，亘古常昭，师弟大伦，贞义犹存，只是待其人而行。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下环球，融合一体的时代，“已启天下为公之绪，而选贤与能，共和创制，复兆大道之行之端。既是天不爱道，必且笃生弘道之师。师弟大伦，应昌明于今后之世纪矣。”[16]34他认为《中庸》上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轨”即天下一家，“同文”即万教归于一道，而“同伦”就是天下人人同陶铸于师弟大伦的预言。所以，对师弟之伦在走向世界大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满怀信心。

六 立师道的意义与目标

为什么要有师？要立师道？从个人来讲，师是教人做人、成人的。段正元说：“人自有生之初，所禀气质，有厚薄清浊之分。有生以后，习俗变化，有善恶是非之殊。全其本来，则为圣贤。否则六根用事，六尘相接，致先天之性流而为情，情流为欲，欲生妄，妄而贪、而嗔、而痴。有此贪、嗔、痴，则心之所好，身之所为者，皆欲妄中事也。败度纵礼，戕贼性命，虽欲全本来之面目，焉可得乎！所以根虽同一本而来，而其自成之枝干，则难免无灵芝楚茨之相形见绌也。天地于此，不能无憾焉。是故天佑下民，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教化世间，以正万民之性命，齐人类之不齐。恶人遇之，得为好人；好人遇之，得为善人。善人从之，上为君子；君子师之，成圣成贤。一乡师之，一乡兴让；一国师之，一国兴仁；天下师之，天下大同。师道岂不大哉！道岂不重哉！”[9]55这是说，人之初生个性气质本就有差别，出生以后又受各种习染，如果没有师教，就必然流于情欲恣肆，破坏礼法，所以像《尚书》所说的，天佑下民，作之师，教化世间，以正万民之性命，使人们避恶向善，“个人无师，则不知性命之理，及其与天地人三才之关，不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故敢于妄作妄为。世界无师，则无人阐明大道，物我同体之实不见，无以启群伦进化之路。”[10]36人们如果没有师教，就不明白人生大道：你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生的目标在哪里？“真师道立，身不修而自修，身安得长生；家不齐自齐，家和万事兴；国不治自治，国治天下平。而大学之修、齐、治、平，全凭立师道也。真贞师也者，大莫载，小莫破，大道天地人物，使无纷繁，同为一气者，必要立师道，方能一贯也。”[3]44“师道乃天地第一大柱石，师道立，从此天地有定位，鬼神有依赖，国家有主张，人民有秩序。”[8]59只有立师道，才能真正落实《大学》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立师道才是根本的根本。

从人类社会来讲，师是为人类社会立法——确立基本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段正元在讲立法时说“立法融合各种事理，折衷至当，而定一人类共同适用之大原则”[11]21，这里的立法不是指狭义的法律方面的立法，而是指为人类社会确立一些普遍适用的价值原则。他把师道尊严作为为世立法的重要内容，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他说：“世界之治乱，社会之安危，自外观言之，关乎政府设施之法律；自源头言之，实关乎时代流行之哲理学说。故我中华古大圣人，特别尊师重道………盖师道立而尊严自显，能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范，所有一切学说，胥折衷于师道，归宗于师道，裁成而融化之，人类自无吾损人利己之思想，社会自无危险扰乱之现象。世界齐同向上进化，国际之间，岂复有战争之事？故提倡师道尊严，为世界和平之根本。”[11]21-22这就是说，师为人格之模范，思想学说之归宿，社会价值的源泉，故尊师重道乃人类社会的必然，世界和平的根本。

段正元的理想追求是实现世界大同，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实现世界大同，必先立师道：“大道之行，必先立师道。”[10]36有师，则“一乡师之，一乡兴让；一国师之，一国兴仁；天下师之，天下大同。师道岂不大哉！道岂不重哉！”[9]55“世界要成大同，必先立师道。因师道立而善人多。现世界之所以黑暗，由师道未立。”[18]25“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13]56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世界治乱兴衰的外因，师道则为世界治乱兴衰之内因。因此，他认为尊师重道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促进人类走向世界大同：“各国学者所见，以为最难解决之世界国家社会个人一切疑难问题，乃于尊师重道之教育制度下，解决得极容易、极完满。各国学者生平深思苦虑百求不得之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乃于尊师重道之教育制度下得之，自然心悦诚服来归恐后。世界学说，胥宗一师，世界政治，自不难渐趋一致，由车同轨进而为书同文，更进而为行同伦，循至万事一礼，万教一心，即不言大同极乐，自然大同极乐。”[13]58“当今之世，师道已久不立……故情欲之锢蔽日深，权利之争夺愈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以其数则乱极思治，师道当立矣。”[9]4-5正因为如此，他“今特别提倡师道，朝日以师为道，以道为师，是为万世大同模范，天下太平立大法。”[8]55故他在传统三纲五伦八德基础上强调“一、三纲之上立师弟大纲，二、五伦之上立师弟大伦，三、八德之上立师弟大德。”[18]29这就把立师道提高到了立天下大本的地位。

结语

随着西化的日深，国人为外物牵引，欲望的膨胀，权利的争夺，已使一些人人性泯灭，人心大坏，道德沦丧，几乎不可收拾。乱极思治，师道当立，师弟一伦亟待调整、规范。今天我们重提尊师重道的意义，就是要接续和弘扬中国文化这一优秀传统，首先是明师道，重师德，老师自己先要模人之模，范人之范。其次，通过努力在学生中和社会上形成尊师重道的氛围，使人人向道，希贤希圣，重现礼仪之邦。

参考文献

[1] 段正元. 天下归仁[C]//师道全书：卷35.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2] 段正元.名实相符[C]//师道全书：卷25.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3] 段正元.师生永生录 [C]//师道全书：卷30.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4] 段正元.人道贞义[C]//师道全书：卷51.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5] 段正元.人道本元[C]//师道全书：卷52.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6]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C]//师道全书：卷2.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7] 段正元.道开先行[C]//师道全书：卷24.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8] 段正元.勤俭自强不息经[C]//师道全书：卷54.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9] 段正元.道德学志•道德大纲[C]//师道全书：卷5.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0]段正元.永久和平•孝弟为平治天下之本[M].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

[11]段正元.七三寿辰法语[C]//师道全书：卷48.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2]段正元.戊寅法语[C]//师道全书：卷55.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3]段正元.道德和平[C]//师道全书：卷11.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4]段正元.道语常经[C]//师道全书：卷33.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5]段正元.师道职权[C]//师道全书：卷14.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6]段正元.道德学志•恒德[C]//师道全书：卷6.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7]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C]//师道全书：卷2.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18] 段正元.谈心贞元[C]//师道全书：卷31，道德学会总会印，1944.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Tao

——zhengyuan-duan Discussion about teacher

Han Xi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Tao is One of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root of education is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Tao. zhengyuan-duan Demonstrated ident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ao and teachers, tolded us that teacher is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e avenue. As a teacher is not easy, He must communicated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teacher’s Tao is ancient origins, but After the Qin-Han Dynasties if broken if continued. Moder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er’s Tao.The Core of establish the teacher’s Tao is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establish of the teacher’s Tao is teacher Someone conducted oneself to individual,and Establish the basic values and ethics principles to society. For universal brotherhood，First Must establish of the teacher’s Tao. Today revisit respect for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Ta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zhengyuan-duan;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Tao; Moderation; 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stablish the teacher’s Tao

《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P15-21, 1.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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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崖山之后无中国”，华夏文明今尤在

刘清泉

前言

日本、韩国，频繁打文化牌，声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者。日本宣扬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言论，韩国则抢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并保留了汉服（韩服）。而台湾也以文化正统自居，但又有部分人士倾向于日本化。东南亚华裔国家如新加坡则否定华夏文明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推动去“华夏文明”。西方发达国家更是断言与鄙视中国，称中国为没有信仰的国度。

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是否真的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华夏文明的正统在哪里呢？

一、概念

第一义：就是终极真理。指人类公认、应该遵循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世界观，或者说是哲学上的合理、合法，及为何要遵循第一义。儒家概念指天人合一；道家概念便是“道”；佛家概念便是“本性”。西方部分人称之为“本源”；现实社会应用的主要概念有：智慧、道德、慈悲、仁义、大爱、无私、均富、公平、正义、勤劳、善良、和谐、包容、自由、平等、绿色、环保等。

第二义：指制度文明。以第一义为核心，如何让人类不背离第一义的一切政治、文化、艺术、思想、哲学、科技、教育等，包括社会法制水平、社会和谐、经济均富及维护公平正义，倡导良好的道德观、世界观、价值，等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体系、道德体系、政治体系、宗教体系等。

正统：一切人类文明，以第一义为核心。若偏离第一义，必定沦为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若说正统，至少不能过多的偏离第一义。若都偏离了第一义，则无所谓正统不正统。

正统之争：当然，由于第一义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也必然会有很多争议，东西方文明之间，五大宗教之间，各执一词，所以文化的冲突也是这样产生的。各大宗教的内部也会有不同理解层面，也存在争议。但基本上不影响主流文明，也不影响第一义的存在。由于第一义本身具有包容性，所以正统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历史上，西方新教旧教之争、耶回之争、回教极端分子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能说明西方文明的第一义本身不完善，缺乏包容性。华夏文明，儒释道并存，大体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西文明之优劣，可见一斑。

1、文明与政权、政治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权与政治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反文明”、“反传统”、“反第一义”的特性。但文明的发达也与政权、政治上的推广密不可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有其发展规律，有周期性，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文明是存在于人的骨子里的东西，是灵魂层面的东西，只要有人类存在，文明便存在。任何政权、政治也消灭不了。华夏文明并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消灭，但确实是华夏文明的低谷。

3、文明的核心是价值观、道德观念、宇宙观、人生观；第二层面是根据时代发展情况而产生的政治、生产、生活的制度文明及哲学思想艺术科学成就；至于一些民俗、地方风俗、生活习惯等，虽有一定的文明特征，但已经很泛了，顶多列为“泛文化”。一个国家、民族、种族，是否继承华夏文明，关键在于是否有保持一致的价值观，即第一义；其次是制度文明的沿革及哲学思想艺术科学成就的继承与发展，即第二义与泛文化。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华夏文明确实在台湾及海外华人处有较多保留。日本及韩国也保留和继承了很多华夏文明成份。华夏文明在西方国家也有较大影响，形成了东西方明的交融与碰撞。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韩国是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者，也不意味着中国大陆已经抛弃了华夏文明，也自已抛弃了正统华夏文明的地位。这种论调纯粹是政治阴谋与文字游戏，或者是异端邪说与政治相合的奇谈怪论。

二、日、韩的文化核心特征

日本、韩国继承了什么？其文化特性如何？

应该要肯定，日本韩国确实继承了一些制度文明，也多少的继承了一些道德观念、生活方式、民俗及艺术成就。但我个人认为，从社会整体上看、从政治层面上看，日本韩国并未继承华夏文明的第一义，即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念、宇宙观、人生观”。至少政治与政权层面，日本人已经严重偏离了第一义。

例如，日本未能反省其“侵略罪行”便是最大的问题，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其武士道精神。这是缺乏包容、大爱、慈悲、仁义、平等、和谐等第一义关键因素的最明显的地方。武士道精神实质是西方狼道文化与岛国狭隘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背离于第一义（核心价值观）。而韩国虽未出现“武士道精神”，但同样遵循了西方的狼道文化和竞争文化，于第一义也未必有真传承。

日韩这些亲西方国家，还将色情文化、适者生存的竞争文化引入后并将之发扬光大，背离大爱、和谐、正义、公平与均富，离第一义更远，道德进一步堕落。其次，这些国家毒品泛滥，对外经济掠夺成性，是继承了西方的“海盗文明”与“竞争本性”。这种国家与民族，怎能会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

第一义无内外之分。不是说对国内人要文明，对外国人就可以野蛮；不是说对内要公平与和谐，对外可以掠夺与侵略；不是说对内说要友爱平等，对外则可歧视与仇恨。不是说爱自已的妻子，而可以去奸淫其他人的妻女；东方文明的重要经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真正的大爱，是真正的第一义，西方则反之，这是中西文化的重大差别，日韩所表现的，实际在第一义的层面上，已经完全西化。

华夏文明第一义，核心是仁，继而分为五德，细化二十八乃至无数美德与价值观、道德观的表述。进而依此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内则天人合一，外则安住一切人民、一切众生于十善道。这些第一义的概念，或许留有一些概念，但到底还有几分呢？

日、韩确实也保留了一些第二义的东西，如政治制度、日常礼仪及家族思想、爱国主义，确实有可观之处，这也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是值得学习与佩服的。至于民族服装，及一些传统风俗、鬼神信仰，属于泛文化，与第一义、第二义未必有内在联系。如同人的衣服，穿了衣服的未必一定是文明人。

三、中国大陆继承了什么？其文化特征如何？

首先，我们不得不认同，华夏文明在中国大陆的“式微”，乃至是事实上的“文化断层达百年之久”。不得不承认，在政治层面、政权层面，中国大陆确实没有明确继承华夏文明，有政治意识形态上，是从革命与否定华夏文明起家的，现在依然遮遮掩掩，欲言又止。这种局面，让人痛心疾首。

中国大陆实质上在文化层面是很复杂的。主流政权与意识形态，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当今竞争文化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很疯狂，这似乎与日、韩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不代表所千中国人都是如此，不少中国人的骨子里，依然尊奉的是华夏文明。于第一义比较忠诚，部份士人则还能坚守“五德（礼、义、仁、智、信）”，部分家族还保留着传承了几千年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很多有识之士一直在追求天人合一，传统的文化信仰也在少数人那里深深的传承着。于第一义也有明显炒的缺失，但至少还是有部分人在追求、崇尚第一义！并与海内外华人一起，默默坚守着第一义，传承着华夏文明的美德与智慧。

中国在政权、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至少有明确的是非：比如一直推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劳、善良、勇敢、吃苦、耐劳等，反对毒品、色情、赌博、经济掠过、侵略，于第一义并未远离。但确实脱掉了衣服，被迫脱掉了衣服，被强奸了，或者主动献出了贞操，失去了可贵的第二义制度文明。

由于价值观的缺失，道德观念的败坏，制度文明被消灭了，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被现代化，出现了许多“不文明”现象，乃至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色情文化的泛滥，似乎整体民族素质下降了，又被日本及西方人士作为藉口，予人以柄，确实需要反省。

同时，国家在对外与对内保持一致，对外平等互利互惠，团结友好，没有侵略与殖民、掠夺的基因。甚至于有点崇洋媚外；对内虽然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至少概念还在，价值观还在。

四、大道未坠于地，华夏文明依然在“中国”

谁把握了“第一义”，谁就是“中国”。华夏文明并非地理上的华夷分别。但华夏文明毕竟在中华民族中扎根，是民族的DNA，即使一时迷失，迟早会回来的。当然，全人类都应该回归，西方、日、韩皆不例外。

文化强国在政治上提出来，标志着政治上的逐步觉醒。一旦国民形成共识，回归第一义，于第二义作出新的理解与建设，华夏文明，依然在“中国”。若日韩果能理解并回归第一义，他们确实也可能是“中国”，位居正统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前中共中央已经把传统文化的概念抬出来了，作为修身治国的法宝了，并与当前的政治话语逐渐融合，形成了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里，实际上是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以儒家正统的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虽然在语言上，不是之乎者也，也较少使用传统的术语，但实质上与华夏文明的第二义是一致的。对于第一义，也开始了深入的思维，至少不再怀疑与否定。而且，共产党的核心的、最高的理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在本质上，与第一义、第二义都不矛盾，是完全融合的，一旦能落地，从思想上转过弯来，便是新时代的第一义、第二义表达。

由此可见，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文明，依然在“中国”！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政权及民间有识之士，整体偏离第一义并不远，比日、韩的政治文化要全理合法得多，要正义和善良得多。同时，由于以德治国的思想从江汉民时代发展到胡、习，近20年来，道德观念逐渐提升，文化强国大有可待。加上民间，泱泱大国，有无数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传承着第一义。

但中国的文化前景，也确实是濒危，有一些变数。民族复兴，任重道远。

五、结论：

日、韩及中国暂时没有都没有很好把握第一义，但相对之下，中国更可期待。日、韩若想成为中国，为华夏文明正统，只能理解是一种美好期望。若以此来贬低中国大陆，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更期望全人类都能回归第一义，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更期望我的祖国能把握机会，早日、率先实现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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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科技的叙事

董乃强

各位老师好!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董乃强。主办方让我来向诸位介绍一下中华传统科技的情况，给我出了一个“中华传统科技的叙事”的题目。诸位都知道出题目是个非动脑筋不可的难事，难就难在孔子所说过的：“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给所要讲述的内容寻找一个恰如其当或者说是名副其实的题目。给讲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内容起一个恰当的讲题名称确实困难，难就难在一是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缺乏大范围的正面宣传报道，以至于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那么多那么大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这恐怕是出于把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全视为封建糟粕、全盘否定的思想在起作用。困难之二是百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倒底有没有科学的论争一直在持续，连中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等都公开宣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认为儒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给我所讲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内容定题目确实困难。我相信主办方定的这个题目是费了心力的。但我很感谢主办方给我定了一个这样的题，能够让我在一个比较宽松的范围里按我自己的思路宣讲中国传统科技的成就。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学”与“科学”传统。为什么讲科技还要讲儒学？这倒不是因为杨振宁讲了“儒学阻碍科学发展”的原故，而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学有着异常紧密或者说密不可分的联系。二是我国古代“尚技”“兴艺”的成就。三是“尚技”“兴艺”与儒学的关系。

一、“儒学”与“科学”传统

“儒学”是什么 关于“儒学”一词的产生，有一种意见认为系出于战国末期《韩非子•显学》里的“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这只能说明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的学说是当时的“显学”，即当时诸种学派中之声名显赫者，并非确指“儒学”。多数学者则以为《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里的“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句中的“儒学”，才是对“儒学”的特指。从“儒学”一词在文献中的首次出现到使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从文献所载可知，“儒学”就是儒家学派的学问。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将“儒学”释为“由孔子创立、以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为理论核心的儒家学说。”这一释义高度概括了儒学的产生与内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儒学并非孤立的僵化的学问。它从被创造出来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停止吸纳其他各种思想优长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过程。2000多年来，儒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下述六个阶段：

春秋末期孔子集历代先贤思想首创、战国中期孟子奠基的儒家学说，在其后的300余年间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为儒学的“初创阶段”。西汉初期，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立国政策的指导思想，将儒学典籍尊称为“经”，由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也使儒学进入了400年“两汉经学”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由于独立发展感到困难，便与老、庄道家思想交汇融合，构成了300多年“援道入儒”（即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合流，如曹魏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将《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释为“德者无为，犹北辰而不移，而众星拱之。”《论语》的“为政以德”是儒家以德行教化天下的德治观点，而“无为”则是道家老子的观点。何晏就将这二者用“德者无为”合二为一了）的“魏晋玄学”阶段。自隋唐至北宋前期的400年间，针对当时佛、道势力过大抑制儒学发展的状况，儒学自我维护“道统”以与之对抗，构成了“儒学复兴”阶段。自北宋中期到清前期的600余年，儒学深得佛家思想的滋养，“援佛入儒”（多的不说，只举一最直观的例子。如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有：“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这里的“灭天理而穷人欲者”是指泯灭天理而为所欲为的人。但到了朱熹这里，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他的学生问他“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这里的“人欲”就被他解说成了“人的欲望”。而“灭人欲”正是僧人在寺院修炼所要达到的目的）的结果是开创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新局面，被称之为“新儒学”、“宋明新儒学”或“宋明理学”阶段。从清中期至今的300余年，则是儒学发挥其“经世”作用而为“实学”、且与东渐的西方思想斗争交融的“现代新儒学”阶段。

儒学发展虽有阶段，但其“和”与“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理论核心却始终存在，这表明儒学自身就有一个强有力的传承系统。唐朝韩愈在《原道》一文里勾勒出了这个系统的脉络，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韩愈”的传承关系。宋朝朱熹否认韩愈在复兴儒学中的作用，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传承关系。其实，西汉的董仲舒、明朝的王夫之、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乃至于孙中山，都在儒学传承和儒学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都应被列入这个系统中。正因为有了这一个传承系统，儒学才能成为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这一点已成为世人、包括彻底否定儒学论者的共识。

“科学”是什么 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中国的而是外来的一个词。原文是“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re”，其本义为“知识”。清末刚刚传入我国时曾据该词的本义一度译作“格致”（按：“格致”是《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略称，为“穷究事物之理而推极其知识”之义。以“格致”作为“science”的译文并不准确，这个我们在后边还要讲到）。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7年，相当我国清朝同治年间）期间，时在欧洲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将“science”译作日文假名时接受了法国哲学家孔德关于科学分类的观点，认为“science”是一种与熔文、史、哲等多个类别学科为一体的儒学有着根本差别的“分科之学”，便将其译作日本假名汉字“科学”。1895年，严复将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为《天演论》时，也将“science”译作“科学”。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向皇帝上书中有“外求各国科学”一句，其中的“科学”一词就是直接借用日本假名汉字“科学”而来。从此，“科学”一词便进入了中华民族的语言词库，迄今不过一百多年。

要对一个引进仅百多年的外国语词做出精准的定义，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例如：1995年版《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对“科学”一词的定义是：“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而1999年版《辞海》给出的定义则有所不同：“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据统计，诸如以上二例对“科学”定义的不同表述约有一百多种。这一方面反映出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另方面也是“某一特定的语词在不同语境下会呈现出不同意义”因素的折射。尽管到目前为止“科学”尚缺少被国内学者普遍认可的精准定义，但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的概念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讲说“科学”一词时不能不说到“科技”。“科技”并非外来而是中国人简化“科学技术”而成的一个词语，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现代更没有科学”思想居于主流的时期，“科技”这个既指科学又指技术的含混词语，所流露出的正是中国人面对近代西方科学的一丝自卑。从字面上看，“科技”指的是两件不同的事物，“科”即科学，“技”即技术。科学是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与技术二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科学产生技术，技术推进科学。但从更深一层的内涵来看，“科技”这个含混词语倒与儒学中的“尚技兴艺”很有一些相通之处。因此现今就有了把“中医中药、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通称为我国新四大发明的说法。（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

中国古代也有“科学”一词。但中国古代所说的“科学”指的是“科举之学”。例子是宋代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的“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这种说法不常见，但是有，并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之前。（现在许多人以为中国科举是万恶之源，而西方的文官考选制度要比科举优越得多。西方的文官考选制度都源于英国近代的文官考试，但英国1855年首次实施的文官考试遴选却是依据中国隋朝[589年—622年]肇始的科举制度而建立的[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个中介]。二者的时间相距1200年。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请联合国主管文官考选事务的官员到北大讲西方文官考选事宜，这位官员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是：我很惭愧。因为西方文官考选制度是完全建立在贵国科举制度上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科举之所以称作“科举”，是因为儒学是熔多个类别学科为一体的学问，在考试选取官吏时不能把全部的知识都考一遍，于是规定了只进行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算科等50多个科目的考试。通过考试的称为“登科”。因此就把这种通过分科考试取士举荐人才的制度叫做“科举”。就这种分科的方法而言，近代西方科学与科举制度划分考试科目倒是有些类似。近代科学是把人类全部知识切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类别。最初是按其研究对象把科学划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后来又切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三大类；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数学五大类；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六大类。也有按其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切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大类的。这些都反映出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科学分类体系的不同认识。

自然科学的三大传统 但无论西方对“科学”怎样切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是“科学”的基本类别，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自然科学。《中国科学思想史》（袁运开、周瀚光主编，安徽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了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三大传统——理性科学传统、实证科学传统、博物科学传统。虽然这种说法遭到不少质疑，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了解。

理性科学传统（古希腊）——古希腊之产生理性科学是与其时代背景分不开的。那时古希腊正处于奴隶制城邦确立时期，社会分为奴隶主（即自由民）和奴隶两大阶层，从而形成了捍卫“自由”和追求“自由”的社会思潮。古希腊人认为：只有懂得“自由”的人才是高贵的人，而不懂得“自由”的人天生就是奴隶；为了达到“自由”就得学习并掌握一门叫做“科学”（前边说过拉丁文“scire”，即知识）的学问。据此可知古希腊的科学是为了追求“自由”即满足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和非功利性。古希腊理性科学的第一个形态是数学。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72——前497，比孔子小21岁）提出了“数目论”。认为一切皆源于“数”，认为“数”是最崇高、最神秘、先于世界万物的本原；即先有了“数”，而后才逐渐有了一切。“数”具有完全、匀称、和谐的德性，一切可以被认识的事物都包含着数，没有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被思维或被认识。因此对“数”的研究并不在于实际应用，而是在探索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例如，现实中的圆形看起来都很圆，但实际上它们或多或少都没有被画成或被制成真正意义上的圆，只有几何学中的圆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纯粹而完美的圆。所以，古希腊人认为，只有通过对“数”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发现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的存在，这个理念世界中的一切都是最纯粹、最完美和最真实的，谁领悟到这一点谁就是达到了真正的“自由”。晚于毕达哥拉斯半个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一生的时间都花费在与人讨论概念问题上，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例如人们说鲜花和漂亮姑娘是美的，他就跟人辩论说我知道鲜花美、姑娘美，可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让鲜花和姑娘变成美的呢？可见他追求的是一个普遍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事物。古希腊人就是通过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方式来追求纯真、追求自由的。这种方式的表现形式就是沉思。晚于苏格拉底近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生活的意义在于认知而不是行动”，就是对这一表现形式的最好说明。法国雕塑家罗丹雕塑的人像《思想者》，就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把古希腊的理性科学称作沉思型的科学。

古希腊理性科学的主流是沉思、是追寻精神上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以力来征服自然。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等学者在数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快被转化为高新技术；同时古希腊人还大量吸收了埃及人的几何学、苏美尔人的代数学和亚述人的天文学等等科学成就来丰富自己，从而使古希腊确立了那时科学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造就了他们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间700年的辉煌。

实证科学传统（近代西方）——欧洲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黑暗中世纪”之后，在中国技艺的推动下迅速摆脱了落后和愚昧，如中国2世纪发明的造纸术与10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入西方后，一扫欧洲不允许印刷书籍而只能用手抄写在羊皮纸上（因缺乏羊皮纸原料、羊皮纸加工复杂，故羊皮纸供应量很少，一般要再抄写时就用刮刀把原来书上的字刮去后再写，所以我们所见到有的羊皮纸书的每一页都很薄）且不允许流通的状况，有力地促进欧洲文化思想的本土传播并导致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兴起，促进欧洲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理性科学的科学类型，即近代科学。李约瑟指出：“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技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技成就先后传到欧洲，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近代西方科学的代表人物一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表明了近代西方科学是力量型的，是古希腊以力来征服自然的一个延续，也是《圣经·旧约·创世纪》上耶和华神与亚当夏娃所立的首约“伊甸园之约”（即八大圣约之首约：一、将大地全新配置给人。二、治服大地供人使用。三、人有权管理一切动物。等等）即耶和华神用立约的方式把地球交给人类管理、允许人类无休止地改造自然并向自然索取的一个体现。另一是法国的笛卡儿，他提出了“我思固我在”的原则，这个“我”指的是人类，反映出近代西方科学要以人类为中心，世界万事万物有无价值都要根据人类所定的标准来判定，而不是以耶和华神为中心、由耶和华神来判定（我这里称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上帝”。因为在《圣经》中只有“神”和“主”的称谓。耶和华是神、是创世主，耶稣是耶和华的独生子、是救世主。）。而“我思固我在”中的“思”则表明近代西方科学是对古希腊沉思型科学的一种继承。由此可见近代西方科学是在承续古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人类以力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使命。19世纪末苏联园艺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说：“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这句话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了近代西方科学的强力意志、征服欲和功利性。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都是首先通过观察现象，然后提出假设（解释这种现象的假说），最后经过检验验证，认定这个假设或假说是正确的之后才得出的。有个影响很大的实例：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中国因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将其当作科学理论并坚信不移；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却并不被看好也不被称作科学理论，从提出至今西方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质疑和批评不断，这就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实证科学检验验证阶段的验证，故西方认为进化论只不过是个科学假说而已。为了对科学假说进行验证，近代西方科学不但设置了实验室，还具备了明显的两大特征：一是重在对数学的运用，近代西方科学把一切物质都看作是可以被量化的、可以进行计算的、因而也就是可以控制的；另一是看重实验，即认为凡属科学的东西都是可以进行反复实验、反复验证的，否则就不能叫做科学。因此现在都把有重视数学运用和重视实验两大特征的近代西方科学称之为近代西方数理实验科学或者近代西方实证科学。

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给人类确立了三个基本观念。第一个是空间上的无限化。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否定“地心说”，使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从局限于太阳系之内扩展到无限大；如笛卡儿创立平面解析几何学、发明直角坐标系，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平直而无限的三维世界，感知到数学知识也不是有限的。宇宙的无限和数学的无限给人们展现了认识的无限空间。第二个是时间发展的不可逆转。古希腊人相信时间是循环的，若干年之后相同的事件一定会重演；古印度人也有强烈的轮回观念，认定灵魂会永远在天、人、阿修罗、魔鬼、地狱、畜生这“六道”中循环往复。但是从基督教开始，人们认为时间是直线式地单向延伸下去而不会重复，如救世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就绝对不会重演。让人们认识到时间之不可逆转的特性。第三个是把自然界视为一部数学的机器。即整个大自然都是可以被量化、可以被拆卸分解、可以被掌握控制、被精确计算的机器，使人们产生了“物即机械”的思维模式。

具有强力型的、旨在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功利目的突出的近代西方实证科学，自17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科学”，从而使西方确立了科学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造就了西方从公元17世纪到当前20世纪三四百年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故而现代人们判定“科学”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特征和观念。但20世纪以来，人类在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引领下把地球当作能源库和垃圾场的作法，已严重地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联名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一文指出：在当前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趋势下，“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正是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博物科学传统（中国？）——我们前边说过，《中国科学思想史》（袁运开、周瀚光主编，安徽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科学、这个科学就叫做“博物科学”的说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种说法，然后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2000多年间，在西方“黑暗中世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500年）前后，居世界科学技术领先地位的是中国。中国的科学传统是既不同于沉思理性、又不同于强力征服自然的博物科学传统。

一般认为，博物学是指导人类与自然界交往的理论知识之原始形态。远古时期这种形态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它从人类辨识动物、植物和身边的事物开始，进而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探索、收集、分类和整理，研究的范围几乎涵盖了除数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如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所著《博物志》中，就包含了动物、植物、矿物、天文及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博物学有广、狭两个定义：其广义为“研究自然界各种事物之学”，其狭义为“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19世纪上半期，德国博物学家特来威拉纳斯提出建立一个囊括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的“生物学”，后因生物学的发展过快，“生物学”这一名词频繁出现，从19世纪下半期起，“博物学”一词则逐渐少用。这就使得现在的我们对“博物学”一词感到了生疏。

博物科学有其功利性的一面，例如发现某些植物可供人吃，某种动物可以被驯化利用等等；但其最大的功能、也是与其它科学类型有着根本差别的是其精神的一面，即博物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认知自身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建立人类与自然的交流沟通，加强人类和自然的亲近感以领悟自然和理解自然。可见博物科学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与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完全不同。不同之一是博物科学始终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谦恭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自然界中活生生的事物，重在对自然、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而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则来自实验室中对自然事物的切片。因为实验室的基本研究手段就是把事物层层分解开来进行观察，反映出西方人“知道了局部就知道了全体”的思维方式。不同之二是对待研究对象的心态不同。博物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是极富情感的，他们对自然、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份热爱、了解和同情。而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则从耶和华神与人立约、授权人类掌管地球的角度上培养出了一种人类对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傲慢感”，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球上的万事万物有没有价值和价值多大必须由人类做出判断。

博物科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并且以捍卫这个多样性为自己的使命。当前，由于强力控制和征服自然观念的主导，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极大的张扬着自己的意志并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致使在过去500年里，地球上许多物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灭绝了。环境主义者对此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的生态系统好似一架飞机，人类乘坐它在太空中飞行；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就是这架飞机上的一颗铆钉，每灭绝一个物种就意味着这架飞机丧失了一颗铆钉；铆钉丧尽，飞机解体，人类也就不复存在。可见即便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该起来捍卫物种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事实上，现代许多新型学科，如混沌学、非线性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等，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起着复兴博物科学这一传统的作用。

博物科学还有能力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因为博物科学的基础工作就是对世界上林林总总的事物进行分类，类似图书馆给书籍分类一样，所给出的每一种分类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界某一事物的一种理解。而更改某一事物的原有分类又将其划入别的一类，则表明人类对该事物的基本特征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理解。因为在博物科学研究中使用了许多类似的人文方法，故而人们视博物科学为沟通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桥梁。

以上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显然是把中国固有的传统往西方实证科学的框框里去套了。也就是说是在使用西方的标准对中国的事象进行判断。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欠妥当。但是我以前却很赞同这种观点，还为此专门写过一篇名为《儒学与科学》的长文给予支持。多亏田辰山老师一篇《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问题》的文章把我点醒了。我发觉我的过错就错在于把西方博物科学所强调的博物性和儒学的博大性二者的相似当作了等同。

我在《儒学与科学》的长文中说，我们的博物传统，见于记载的应始于传说中的“神农鞭百草”。这个“鞭”并非鞭打的鞭，而是编结起来的“编”。意思是说神农氏遍尝多种草类，分辨出可以吃的、可以当药用的、有毒的等等，采集回来后，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编结在绳子上让大家辨识（按：因上古“结绳记事”所结之绳结甚多，需要有放置这些绳结的大房子。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第五发掘区发现了一座大型房屋建筑遗址，屋内没有人居住的痕迹，只是立有多根木柱，柱上有捆拉绳子的印痕。据此，有人认为这就是该氏族悬挂记事绳结的公用房）。神农应是中国博物学家第一人。春秋时期的孔子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从孔子的言行录《论语》中，我们可以找到220个与数字有关的字，占全书总字数的1.5%。足以证明孔子已掌握了当时的全部数学知识。如他给鲁国的权臣季氏当委吏（《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时，类似今天的仓库保管兼会计，就能做到账目清楚、“料量平”，即能正确使用计算方法和度量衡器具。在《论语》中还有涉及马、牛、羊等家畜15种、稻、粟、黍等农作物13种和虎、豹、犀牛、麂、狐、貉，凤、雉，龟、鱼以及松柏、栗木、匏瓜等82处生物学的内容。孔子也不缺少天文知识，在他整理过的《诗·小雅·十月之交》中，记载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初一辰时的一次日蚀。在孔子所作的《春秋》中，共记载有37次日蚀，据近代西方实证科学检测，认为有36次是准确的。《春秋·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所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流星雨的记载。《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00年）所载“秋七月，有星孛（bei，慧星）入于北斗”，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哈雷慧星的记载。此外，在《论语》、《孔子家语》和先秦古籍中还记有孔子许多分辨动植物的故事，都足以证实孔子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另外，中国不乏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著作，而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正是典型博物科学所特有风格。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管理、斗争和索取。古籍《吕氏春秋•士容论•审时》中说：“夫稼，人为之也，地生之也，天养之也。”即通过农作物生长的这一具体事例，把人、地、天三者的和谐关系讲得清清楚楚。因此中国历来对自然资源“取用有度”，古有孔子捕鱼只取大鱼不捞小鱼的“钓而不纲”（《论语·述而》），今有黑龙江赫哲人使用大网眼鱼网捕鱼。以及云南纳西族人打烧柴时从不说“砍柴”而说“借柴”，即向大自然借用木柴，他们专打枯枝旁枝作烧柴，而且每打到一定数量后就要在空地上再种植一棵小树还给自然。还有云南傣族医生上山采药，找到两蔸药草只挖其中一蔸，找到入药的灌木则绝不砍主枝只砍侧枝，以利药草树木的再生。等等，等等。我在《儒学与科学》长文中所描述的这种亲近自然、和谐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感正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这和西方的博物科学仅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而已。

西方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履行或者说是完成《圣经·旧约·创世纪》上耶和华神与亚当夏娃所立的“伊甸园之约”（即：一、将大地全新配置给人。二、治服大地供人使用。三、人有权管理一切动物）和“挪亚之约”（即对新世界自然界秩序之安排）。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西方众多科学家信神的现象。多年前，联合国曾经用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调查了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西方科学家是否相信神。其中除38位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以外，其余262位科学家中，信神者242人，占92.4％，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实证科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信神者占93.27％。在信神科学家名单里，有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伽利略、诺贝尔、伦琴、培根、巴甫洛夫等等。当记者问有两千件发明的爱迪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时，爱迪生答说：“我发现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伦琴在发现射线后，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根据《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的内容，取希腊文“基督”的第一个字母“X”为名，称为X射线，或称为X光，即基督耶稣之光。（“X”是希腊字母“Χ（Chi）”，是“基督”的希腊语 Χριστός（Christos）中的首个字母。）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康普吞于1946年转载于上海英文《科学文摘》的文章中写道：“要紧的是具有对上帝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子女，他有权力得到更多的享受，一方面在现世，一方面在来世，信仰足以使我们的生活具有高贵感。”等等。西方科学家信神的答案我们或许可以从现代天文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勒普兰斯•兰盖的话里窥见端倪，他说：“信奉基督的科学研究人员，在现代科学的两个主要特征前面——注视世界和拥有世界——感到非常舒服自在……因为这两个特点符合其信仰的深层反响，正属于其科学家使命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这是基督徒有幸所参与的天主创造世界巨大工程的延伸。”据此，有人认为西方科学是依附于神学的。

而儒家“格致”出发点和目的则在于完善人之为“仁”。

这里解说一下“格致”。原来，我国在传统上将所有的知识统称之谓“学问”，在所有的“学问”中又将关于自然物体道理的学问专称为“物理”（即自然物体发展变化的道理），因此我国传统上所说的“物理”指的就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主要还是从明代开始，又将“物理”改称为“格致”。“格致”是《大学》里“格物致知”四个字的简称，“格”是“推究”即研究之意，“致”即达到、得到之意，“格物致知”按清末民初出版的《辞源》的解释是：“穷究事物之理而推极其知识也。”就是“研究事物发生、变化所得到的学问”的意思。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我国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还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格物致知”自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写入《大学》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个发展过程：在宋明理学出现之前，一直理解为“以物格物”，即观察了解事物才能获得知识（客观认识）。到了明代王守仁（王阳明）“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即发展为“以心格物”（主观认识）。再到了清代颜元“手格其物而后致知”，又发展为“以身格物”（行先于知）。走过了一个从单纯的客观认识，到客观认识与主观认识相复合的阶段，再发展到客观认识、主观认识与行先于知阶段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使其中止，“格致”的发展肯定会更加深入的。

常听到一种论调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至多不过只是技术而已。可我们从坦普尔在李约瑟指导下整理出版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21世纪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所列举的实例看，就有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对彗星尾部方向的描述、圆周率π的精确值、冬季雪花的六角形结构等等。这些就不是技术，而是中国古代“格致”远远超越西方科学的“科学”（借用西方语言）成就。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儒家“格致”出发点和目的。我们前边说儒家“格致”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完善人之为“仁”。儒家从尊重生命出发，认为人类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在对自然、对自身“致知”后就要进行“吾日三省吾身”式的修养，逐步地去改正那些不符合天理的错误（即“法天则地”）、不断完善自我，以便进一步发展成为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仁德君子。由此可知，在儒家那里，“格致”即“格物致知”是人们了解宇宙、认识世界的方法，目的是使人们获得确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从而发展和完善自我。可见中华民族的“格物致知”原本就是儒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这与西方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如果采用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得到的准是否定的回答。如果采用中国传统的“格致”为标准去衡量近代西方实证科学是否真正“科学”，回答自然也是否定的。

二、我国古代“尚技”“兴艺”的成就

人类初民为了更好地生存，就要满足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就有一些人要从耕种、狩猎的人群中独立出来，专门从事如制作盛水的陶器、耕作用的金属农具等等工作，逐渐具备了从事某一方面（如制陶）的“技能”或者“技艺”。这就是技术的产生。

在《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关于句话我看到过两种解说：一种解说是——孔子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如果重视人才而不吝惜颁赏爵禄，百姓就会兴起谦让的风气；如果重视技艺而不吝惜颁赏车马，百姓就会乐意学习技艺。另一种解说是——孔子说，人君贵尚技能，而不爱其车服，则人知车服之不可以无能得也，故皆兴起于技艺。我觉得这两种解说都说得不够确切，应该这样理解——孔子说，各个国家的君主，重视人才而看轻爵禄（有官爵俸禄的人，因有爵禄之人并非都是人才），那么百姓就不会去争着抢着去当官而兴起谦让爵禄、加强自我修养争做有德有识人才的愿望；君主崇尚技能而不看重常年乘战车打仗的武将、军士，那么百姓间就会兴起学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泛指技艺）的风气。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儒家崇尚仁德、关心民生的思想。孔子虽然在这句话里主要是说人君导向对民间风气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孔子儒家对“尚技兴艺”的肯定。所以有人认为孔子的“尚技兴艺”思想“开启了先秦儒家重视科学技术的文化之源。”

正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相传在公元前11世纪之后纪录当时政府官职的著作《周官经》就已出现。《周官经》后来叫做《周礼》，是一部通过官职表达治国思想和治国方案的著作。因为此书早已亡佚不存，后来是西汉刘歆（经学家，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即管理皇宫内的秘府藏书）时，从皇家书库中找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此书为刘歆伪作。但无论其是不是伪作，但它却准确地反映了周代，也就是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这七八百年间，周代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方案。

《周礼》把国家里的全部职官划为六大类，即天官冢宰，治邦，主管宫廷事务；地官司徒，治教（教化），主管民政；春官宗伯，治礼，管理宗族事务；夏官司马，治政，主管军事；秋官司寇，治禁，主管刑罚；冬官司工，治务，主管营造，即管理一切与技艺有关的事务。（据说这部分文字后来遗失了，便以《考工记》补代）官职完全是按自然界分划类别的：有天有地，有春夏秋冬四季，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我国古人对自然的尊崇，并尽量以人事来配合自然天象变化的心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与自然一致、不应逆天而行）。《周礼》对冬官司工的设置，既是如李约瑟所说“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把改善民生的技艺作为人们整体思想一部分的体现（即技艺并没有游离于儒学思想之外）。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英国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因为他几乎倾其毕生精力撰著的七巨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丰富史料例证。这些史料例证如果不是外国人、而是由国人钩沉辑佚所得，肯定会被“西方中心论”者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者们嗤之以鼻。现在也还有个把“中科院院士”否认这些史料事例、甚至以为是臆造的。我们现在就来简要地谈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在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传统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四大学科体系；同时，如冶金、纺织、制造、测绘、造船、建筑、水利工程等等技术也日趋成熟。

天文学——这里仅举观测、理论和仪器几例：中国是世界上观测天文现象最早、也是最精确的国家，保存的天象资料非常丰富。如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距今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物，每件上都绘有角度不同的太阳纹与12个和类似大气光学现象的描绘图，以及新月、残月和星座纹，这比甲骨文（一般认为只是商朝才有，考古发掘发现了夏代的甲骨文）关于天象的记载要早一两千年。2004年考古学家在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镇发现了一座距今四五千年的古观象台遗址，使用的形式类似于英国的巨石阵，也是树立起石柱、然后观察透射过石柱的阳光来判定节气的。它的建造比公元前1680年英国巨石阵要早三四千年，是目前世界上记录最早的观象台。可见我们的老祖先从数千年起就开始观察天象并积累起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前边我们提到过孔子编著的《春秋》一书中，就记录了多次日食、太阳黑子、慧星等天文现象。到了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魏国人石申使用赤道坐标系测定了恒星138座810颗，他在自编的《石氏星表》里记载了其中121颗恒星的准确位置，比西方最早的古希腊西帕克（公元前190年—前125年）星表所记载的90颗恒星要多1/3；石申使用的赤道坐标系，又被称为浑天系，是早于公元前4世纪我们祖先的发明。它把天地视为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比做一枚鸡卵，将地球比做卵黄，将环绕地球的天穹比做卵白和卵壳。但它不是地心说，因为它是把南极星和北极星作为整个天地的轴心，认为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在围绕这个轴心旋转。它以与地球赤道相平行运转的二十八星宿轨迹作为圆形天道，并将这圆形天道划分为十二等分，以此作为确定时间的坐标。赤道坐标系与阿拉伯的地平坐标系不同，因为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为中心来确定天顶、天底和地平圈的，随着观测者所处位置的不同，各种数据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赤道坐标系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也不同，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是根据太阳移动的轨道（黄道）与地球赤道夹角变化的不同建立的。所依据的是对太阳的视运动，而赤道坐标系依据的是对北斗星的视运动。可见“中国天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在着眼点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天文学有显著的不同。”由于赤道坐标系的精准可靠，欧洲从16、17世纪后开始广泛采用。现在天文学中以英国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基准的一天24小时划分与古代中国历法的一天十二时辰直接对应；现代天文学的赤道大圆360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二十八宿圆形天道同出一辙；现代地球南北两个半球的划分是依据赤道一分为二，等等，这些都体现出现代天文学是对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承传。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刘歆，不止是个经学家，也是个天文学家。在他担任“羲和”（天文官）时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公元2世纪东汉末年张衡观测并研究月食，被现代天文学家誉为“人类正确解释月食成因的第一人”，他还仿照天体的运行创制了“水运浑天仪”，以流动的水为动力，用一系列复杂的齿轮为传动系统带动仪器，能准确地自动演示日月星辰各种天体运行的情况。11世纪北宋末年苏颂创建了有活动屋顶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计时、演示三种功能于一体，是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机件中的擒纵装置是现代钟表擒纵叉的前身。13世纪元代郭守敬和他的同事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时间最长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他创制和改进了简化了的浑天仪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等等十几件天文仪器仪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郭守敬制成的“简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体测量仪，300年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才制造出与简仪相似的仪器。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自1967年开始陆续以各国历史名人命名水星、火星、月球上的环形山。迄今位居其中的已有中国天文学家石申（战国魏人，测定恒星138座810个）、刘歆（西汉末，古文经学派开创者、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张衡（东汉末，科学家、天文学家、人类正确解释月食成因第一人）、李梵（汉，对火星研究有突出贡献）、郭守敬（元，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和高平子（民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开拓者）等人。

刚才我们说到13世纪元代郭守敬使用测量技术取得的成就。据此，德国现代学者贡德•弗兰克向我们发问：“你们知道当时（指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利用科学测量手段在干什么？”接着自答说：他们是在量天堂、测地狱！如1589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版有《换算成我们的长度系统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一书，书中说经过科学测量，量出了“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

中国古代天文学发达并很快建立起了学科体系，与儒家“天人合一”理想密切相关。儒家认为君王是根据天（自然）的意志来治理天下的，而天象的变化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君王应时刻观察和了解天象，以便根据天的意志随时调整治国安邦策略。这就是《周易》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于是，各朝各代的君王都积极网罗人材，设立专门的机构观察天象、记录天象变化并根据其变化制定或修改历法。君王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重视天象，却在客观上为天文学的研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推进了天文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数学——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如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的陶器上已出现了原始数字刻符，说明从那时起就发明了数字。数字“0”也是我国首先使用的。公元前4世纪时，因使用算筹进行计算，开始以算筹间拉开空位表示0，到后来就用四根算筹排成方框□来表示0。在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汉字碑文与686年苏门答腊附近邦加岛上的汉字碑文中都出现了数字0，而870年瓜略尔的波闇提婆印度文碑文中才出现“0”，表明中国使用数字“0”的时间至少要比被认为世界上最早使用“0”的印度早200多年。我国很早就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可以使用它进行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开平方和开立方。到了公元2世纪，算筹发展为算盘（珠算），是此后数百年间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里耶古城和张家界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秦汉时期书写在竹简上的九九乘法表，与今天我们使用的乘法表一模一样。有人据阿拉伯人于825年写出的算术书提出是阿拉伯人发明了现代算术，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墨经》一书中就已提出了点、线、方、圆等几何概念。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里已有了勾股定理的运算方法。汉代删补成书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其主要内容在公元前700年就已成型，全书共收应用题解答方法246个，展示了数学方法在解决田亩测量、物资分配、赋税交纳、天文历法、土木工程等各个方面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数学体系。公元前1世纪西汉刘歆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方法来计算圆周率的中国人，他计算出的圆周率常数为3.15471，距正确常数只偏差了0.0131；到了公元5世纪，南朝数学家祖冲之运用“割圆术”求出了精确到小数点后第7位数字的圆周率。祖冲之的名字也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月球上一处的环形山。我国数学上的这些成就都领先于中东和西方1000年左右。

说到数学，必须提到我国古代数学界的重大发明十进位值制。“十进”，即以十为基数、逢十向前进一位；“位值”，即同一数字因排列位置前后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数值意义。公元前14世纪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相当完善的十进制记数系统，这与汉字是方块形状而不是拼音组成有关，因用拼音文字表示的数字字符肯定超过9个而难以形成十进制。如古希腊用27个字母来表示1000以内的数字，古罗马只有7个基本数字符号，古巴比伦使用的是60进位值制，古印度是字母和积累法共用，直到公元6世纪才采用十进位值制；近代欧洲如法国则是在1799年提出应使用十进位值制进行度量衡的。十进位值制对世界的贡献极大，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值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中国之所以能很早建立自己有特色的数学体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数”是儒家的必修课程“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孔子不但教弟子以“数”，还做过“会计当而已”的委吏，可知数学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数学。正如南北朝时儒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所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由于儒学的支持，中国数学才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医药学——自清朝政权被推翻后，就出现了一种视中医中药为封建迷信的思潮，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吹捧西医、否定中医中药。但是“200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首次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这份报道一出，那些为“西方中心论”捧场助威者立时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在公元前5、6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名为《黄帝内经》的医学专著，文献中已有了用药物和针灸治疗疾病的记载。公元2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录了用望、闻、问、切四种方法诊断病情的技术和多种治疗方法。东汉末年名医华陀发明了麻醉技术，用麻沸散麻醉病人后实施外科手术。14世纪明朝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收录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并将所收录的1096种植物划分为5部30类，比西方最早的植物分类学家瑞典的林耐进行植物分类还要早一个多世纪。《本草纲目》出版不到十年就传到日本。l656年在欧洲被译成拉丁文。

关于针灸治病，早在传说时代就有了“伏羲制九针”的说法，反映出在原始社会人们就会用“砭”和“灸”，即用尖锐的石器或燃烧的药棒刺激皮肤上的某些特定部位，来解除病痛。（按：“砭”从最初的石器发展成金属制作的针后，出现了“针砭”一词）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发现皮肤的一定区域与相应的内脏是有联系的，刺激皮肤就可引起相应内脏器官的反应，从而建立了经络学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科学家用皮肤电阻测定法、红外热像图摄影法等实证科学方法对经络进行研究，证实了经络的电学、热学特性的轨迹和十二经脉线路基本一致。1939年苏联工程师基利安夫妇将活的人体纳入一个由高频高压发生器产生高频电场中进行红外线摄影，发现活人体周围会以一定的节奏发出彩色的光环和光点，而这些点正好与中国古代经络理论中的741个针灸穴位相吻合。1985年，中国科学院祝总骧及其课题组经过19年的研究，首次用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经络的存在形态及多种生化特性。1999年5月，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多学科课题组，经过三年研究，取得了三项有关经络物质基础和功能的重大发现，证明了经络穴位的形态位置及生物组织特性，提出人体内部在经络处可能存在着一个生物光子系统。2007年，南方医科大学原林及其课题组研究发现：人体内存在一个结缔组织的筋膜支架，从而成为经络穴位依存的物质载体。数千年前形成的中医重要理论之一经络学说的真象终于被现代实证科学证实，不能不使我们对祖先的智慧产生由衷地赞佩。

中医中药所以能形成一个独立学科体系，与儒学理论核心之一的“仁”是分不开的。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把对人的关爱放到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上，认为每个人都应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如果人的财运、官运通达，就要用财、权去行“仁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果自身命运不济，那就去学医，因为行医救人也是拯救天下苍生的“仁道”。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对其子女所说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就充分表达了如果不能做高官救世、就应去悬壶济世的儒者风范。正是由于大批儒者的积极参与，中医药学才能有这样长足的发展。

农学——中国的农学思想、农书、水利、农具、耕作技术等很早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仅以农具中的犁为例：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已广泛使用铁包木犁和实心铁犁进行耕作；随着炼铁和铸造技术的提高，在公元前3世纪时又研制出了有档板、呈脊形的铁犁头并不断改进；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人们已做到可根据土壤类型的不同而选用装有不同犁壁的铁犁进行耕作。17世纪时荷兰海员来华，将中国铁犁带回荷兰，并从那里北传英格兰、苏格兰，西传美国，南传法国，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国铁犁的仿制品已风靡欧美，成为当地最便宜、最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农具。同时传入欧美的，还有中国农民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采用的分行栽培农作物的方法和稍后制成的种子条播机耧车。《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一书认为：中国铁犁和精耕细作等等农业技术在17世纪传入欧美后，“直接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优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儒家历来主张以农为本、以农为政，在《诗经》、《周礼》、《礼记》、《尔雅》等儒家经典中，都记载着大量的农业知识和农业成就。而且特别注重对农业技术的总结，如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和明末的《农政全书》等等。儒者为官，又都无一不注重民生、致力于农业发展，这才造就了2000年间农业技术的辉煌。

我们上边简略介绍了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四大学科体系，下边再简要提一下机械制造和航天航海。

机械制造范围太广，我们只举武器和机器人两个例子：

武器——冷兵器时代的马蹬和马刀。马蹬的功能是可以解放双手，使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不用手握马鬃或缰绳控制战马，从而提高战斗力。据漠北出土的壁画看，匈奴或鲜卑可能是最早使用马蹬的民族。最初是西晋时的单蹬，到了东晋十六国（公元407年）时才有了双蹬，在北燕墓葬里出土了马蹬实物，但有文字记载的还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中。马蹬约在8世纪传入西欧（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灭亡时），使西方骑士阶层的形成成为可能（可以身穿沉重甲胄）。马刀也是匈奴族首先使用的。我在内蒙生活了十年，蒙族人以崇敬的心情谈及成吉思汗时说，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征服欧洲，马刀精良是一个主要因素。成吉思汗改进了马刀，在打造刀时将刀身内部制成空心槽，再在槽里灌入一些水银。这样在挥动中由于马刀重心的变化，就大大增强了砍杀的力度。在战争的火器时代，中国也不落后。最迟在北宋年间（960—1127）火器就被列入军队的正式装备，随着技术的发展，陆续发明了具有速射和连发功能的枪械，如七星统、十眼统、五雷神机等。在清代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年间，戴梓发明了“连珠火统”等威力很大的火器。“连珠火统”可以一次填装弹丸28发，并可将填装弹丸和击发两个步骤连动进行（即可连续击发）。这发明当时已远远地超过西方国家的火器。因其机械原理与现代的机关枪类似，故被人称之“世界上第一种机关枪”。戴梓本来颇受康熙器重，后来因为他制造的火器引起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夸耀西方火器利害）的妒恨，康熙听信了南怀仁的诬告，把戴梓流放到东北。戴梓创制的这些新式火器就没有能够成为清朝军队的装备。

机器人——一般认为，机器人是现代西方科技的创造。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是机器人的故乡。当然，中国古代的机器人是原始机器人，是我们祖先制造机器人的创举，也是现代机器人的始祖或雏形。

传说春秋末期著名工匠鲁班，擅长制造云梯等攻城器械，工艺精巧，被尊为木匠祖师。相传他设计制造了一辆由木人（机器人）驾驶的马车，木人内设机械。《墨子·鲁问》还说，鲁班用削竹片和木料制成的精巧器具木鸢，可以在空中飞行三天三夜。

秦汉之际，我国出现了铜制偶人和木制美女的机器人。据《西京杂俎》载，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宫，见宫中有12个铜人，在绳索拽动和空管鼓吹之下，能演奏各种乐曲，构造比较复杂。

三国时蜀国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受夫人黄氏的启发而造成的。黄氏曾令几个能工巧匠给她做了几个机器人帮她舂麦磨粉和从事家务劳动。诸葛亮根据她设计制作机器人的原理才造出了“木牛流马”。可见“木牛流马”的制作与机器人的制作有着颇为密切关系。史料记载诸葛亮制作“木牛流马”是在公元232年，那么黄氏制作机器人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

三国时期魏国的马钧创制出许多精巧机器，其中有指南车和会表演多种杂技的木人。指南车主要是利用五个齿轮、两个滑轮和一个足轮的差动运转的机械原理制成。车的结构是一辆两轮车，车厢中央有一个平放的大齿轮、连接几个小齿轮，上面竖立着一个手指着前方的木人。当车子走动时，先把车上木人的手指向南方，如果车子向左转，右边车轮带动小齿轮、再牵动大齿轮，导使大齿轮向相反方向转动。所以，无论车子向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转动，车上木人的手指方向都不会改变，始终指向南方。马钧制造的表演杂技的木人经改动后可以成为“舂麦磨粉”的机器人。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复杂的齿轮转动并有文献记载的机器人。制造这种机器人所运用的机械原理，西方要晚1000多年才开始应用。晋代创造了计算里程的“记里鼓车”，即在一辆两轮马车上立一鼓，鼓的两面都立有一个手中执鼓槌的木人。车轮转过一定的路程木人就会击鼓一次。人们只要记住木人击鼓的次数，就可知道马车已走过的行程长度。

唐朝开元年间，杨务廉“甚有巧思，尝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能自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竟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洛州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歌唱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则木小儿不肯把杯；饮未尽，则木妓女歌管连催。”这是供和尚化缘和富贵人家玩乐的机器人。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有一个姓李的术士，制成一个被雕刻成钟馗模样的机器人，“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简毙之。”此外还有能工巧匠制造了专门看门、驱雀、恐吓野兽的机器人，可见当时制造机器人已很普遍。宋代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载，巴蜀人张思训作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直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盾牌，环环而同报时刻，以定昼夜之长短。冬至水凝，运行凝涩，则以水银代之。”文中所说的“直神”“十二神”，都是自动报时的机器人。

清代湖南衡阳的工匠们制造了一个周长丈余的捕鼠器，内放香饵，开有四门，每门都有机器人守门。老鼠进入器内食饵，机器人即举椎击杀，每门如此，老鼠无处可逃。清乾隆八十寿辰时，两广总督福文襄送一小楠木匣，匣内有一木制小屋，屋内设屏风，前是一小几，几上陈列笔床、砚匣等物。发动机械，则有一高一尺余的少女机器人自屏风右边走出，用袖子擦拭几上灰尘，并注水入砚，取墨磨之。墨成，又从笔床上取朱笔一管，放在几上，即有一长胡子机器人从屏风左边走到几边拿起笔字“万寿无疆”四字，写完掷笔，仍从屏风左边返回。少女机器人则收去笔砚，放回原处，闭门而退。三天后，工匠对这一机器人进行了改进，使大胡子机器人可以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万寿无疆”。《清朝野史大观》也记载了这种能写字的机器人。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种自鸣钟，扭动机关，钟门打开，机器人磨墨伸纸，写“万国来朝”四字，写毕回室，钟门关闭。

上面我们说的是机械制造，下面简略说一下航天航海。

航天——风筝是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发明，例子是《墨经》等书中所说以放纸鸢窥视敌方军营。现今在美国华盛顿国家航空和空间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画有孙悟空图像的巨型风筝，旁边写有大字说明：“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美国空间技术的发展是中国风筝的启示。”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S·基姆1945年出版了《火箭与喷气发动机》一书，书中说：“约14世纪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叫万户，他在一把座椅的背后，装上47枚当时可能买到的最大火箭。他把自己捆绑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同时点燃47枚大火箭，其目的是想借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最终试验失败、万户身亡，但其运用的升空飞天技术原理和今天的航天技术原理完全一致，因而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航天先驱。在一次国际天文联合会会议上，通过了把月球背面上一处环形山命名为“万户海”的决议，以“纪念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

航海——2002年11月英国退役海军舰队司令加文·孟席斯发表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书中引用大量史实说明，早在1410年前后，中国郑和的远洋船队已沿亚洲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地区的海边航行并到达了今天非洲的西海岸，并通过测量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海图。加文·孟席斯说，在1423年后的数十年间，郑和船队所积累的大部分资料被政府销毁，并放弃了全球远洋航行。但是郑和的航海知识却通过当年郑和船队上的葡萄牙船员和随郑和船队同行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达·孔蒂传播到了西方。同年，在非洲南非开普敦展出了一张刻在我国一座山岩上的古岩画地图复制的1389年前后的非洲地图，图上不仅描绘出了非洲的地形地地貌、主要河流走向，还形象地标示出了非洲南端好望角的位置。表明中国比西方“发现”非洲大陆要早一个世纪。（英国人锡德里克·贝尔多年研究后认为中国人比毛利人和荷兰人更早发现新西兰）

2004年初，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科学院副院长祖菲加在理科大学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说：中国明朝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由中国启航，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尼亚齐、印度、东非沿岸后转而南下，据历史记载，郑和船队于1422年抵达南极大陆，在发现南极大陆后回航，途经澳洲大陆后返回中国。因此，郑和应该是发现南极大陆的第一人。他补充说：就是在现代，在南极海域川航的只能是有特别装备的破冰船，而早在六七百年前郑和船队就已能在南极海域川航了，可见郑和船队船只构造的坚固和航海技术的高超。

上边我们谈到的传统科技成就是男性取得的，下边我们再简单说说我国女性对传统科技的贡献。女性成就很少见于文献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大男子主义轻视女性和嫉妒心理在作怪。因此我们只能从史籍中的只言片语、民间传说风习中的现象，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农业——农业的发明者是神农氏。如《白虎通义》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制耒耜，教民农耕，……。”《淮南子•脩务训》也写着：“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一般认为神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女性群体。

为什么说神农氏是个女性群体？这是因为远古时期存在着以性别决定的自然分工：男性从事危险的狩猎，孕妇和哺乳期母亲则在居留地附近从事摘采果实和挖掘块根。她们在长期的采集植物果实的过程中，观察到可食的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并有意识地将某些植物果实撒在地上，使之自行生长。通过多年反复实践，终于收采了第一批人工培育出的果实。于是，此后便由男性砍倒树木，开辟土地，女性松土、挖洞、下种并从事田间管理、采收果实。即女性群体发明了最初的农业并承担了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经济史家认为，农业的发明标志着从攫取经济发展到生产经济，它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衣食之源，为畜牧业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使人类定居成为可能。促进了社会发展。

有一种风习可作为旁证：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认为是否能让天下雨及能决定雨量的多寡就成为农业收获的主宰（农业：人、地、天雨），换言之就是谁能控制住雨水，谁就是发明和控制农业的主人。在殷商甲骨片上，记载着雨神为女性，名叫“媚”；也记载着“雨”字头下加“舞”字的合文，即以歌舞祷雨。那么由谁来求雨呢？据甲骨文记载是用“巫”。即女巫。在《周礼•春官•女巫》条有：“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求雨）。”相传为孔子所写的《尚书·序》中，有“若天旱，用女作霖雨”的文字。张衡在《论衡·顺鼓》中也记有“雨不霁，祭女娲”（女娲是神话中的女天神兼雨神）

后来女巫没有了，祈雨活动改由妓女实施。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第十一章里记录了元、明时期“如久旱不雨，官员启奏皇帝，皇帝就命令妓女祷雨”，其作法是“妓女分组坐下，唱歌，奏乐；然后一组人起来，在12个地点跳舞，并做出一些奇怪的表演；一组演完，退出，另一组进来，在菩萨面前跳舞，演戏。她们敲打着自己的脑袋，痛哭流涕……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声，因为伤心的眼泪能带来雨水。”此外还有建立祠堂祈雨，如嘉靖《太原县志》卷2“祠庙”卷13“杂志”载：太原晋祠旧名女郎祠，“洪武初遣使祷雨有应”。从清朝灭亡到20世纪50年代的四川羌族地区还流行着“搜山求雨”。即久旱不雨时，女性便要进入山区，搜寻并赶走旱魃（ba），如果还不下雨，已婚妇女便要到白石神前哭诉，歌唱求雨。如果连日下雨发生涝灾，女性也有办法止雨。《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载江苏“吴县若遇久雨，则用纸剪为女子状，名曰扫晴娘，手执扫帚。纸人需颠倒，足朝天，头朝地，可谓扫去雨点也。”陇东地区，如阴雨连绵，即以五色纸剪一七寸高的女子像，女手中粘捏三根苕帚芒。在女像头部穿一细线，线拴在二、三尺长的细竹棍上，将竹棍插入墙头或门楼上，使其随风飘动，称“扫天婆”。即将天上乌云扫净，太阳出来。这长达数千年由女性祈雨止雨的风俗，暗示着原始社会女性具有控制天雨的能力，从而证明了女性群体与农业发明的紧密关联。

手工业——

①烧制陶、瓷

从《太平御览》到《周书》的佚文都说：“神农耕而作陶”，可见农业的发明与陶器的发明既同样久远，也同是女性群体所为。

史学家认为制陶是有制作经验的女性的公职。她们先选土淘土，再将调好的粘土搓成泥条，圈叠或盘塑成型，再加以修饰，阴干后堆放在露天，四面架火烧制而成。1949年前云南佤族制陶还沿习着这种方法。

经济史家认为陶器制作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是陶器改进了人类食物加热的形式和进食方式，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深层的意义在于制陶这一手工业是最早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的，是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先声，同时它还以人工控制高温的形式使自然物品改变了自身的化学性质，给制瓷和冶金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这不能不说是远古女性群体的又一功绩。

制瓷同制陶类似，只是原料与加工工艺稍有不同而已。《巽绎编•志闻》卷3记载了五代时柴窑初设时“每开窑辄不成（器）”，后有监造官7岁爱女在开窑时“跃入窑中”而使该窑瓷器“为世宝”“以致柴窑片瓦值千金”的传说。这类传说很多，几十年前还有一部名为《祭红》的影片，是讲元末明初时烧制“霁红”瓷瓶不成，一女性投窑而烧成功的故事。传说中，女性总与能否制成瓷品有关，反映出女性群体确为原始制陶瓷的发明者。

女性不止发明，在其具体制作上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古瓷考略》中提到：“（宋）吉州（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有五窑，以舒窑为最佳。”《知斋杂记》说：“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垆翁诸色几与哥窑（宋之五大名窑之一）等价。”舒娇是史籍中录下的唯一制瓷女性，当是我国古代众多制作瓷器女性有成就者之代表。

②冶金

上文提到制陶给冶金术的发明发展奠定了基础，《事物纪原》记有“《周书》以谓神农作冶”，可见依然是原始女性群体，在烧制陶器时偶然发明了冶金术。我国传说中有女娲炼石补天，在辽宁凌源牛河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女神庙旁就发现了1500个炼红铜的坩埚，每一坩埚约有40厘米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发现与“女娲补天”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情节十分吻合。

史籍中有关冶金与女性的记录，仅见《史记·秦本纪》有“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始皇以为贞妇客之”几个字。“巴”即战国时期之“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当时巴、蜀一带开矿冶铸业发达。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工作于其中当是毫无问题的。这位名叫“清”的寡妇致力经营开矿冶铸，应是当时一著名的女工业企业家了。

更多的是记载下来的许多传说，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载，春秋时吴王阖庐令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干将说先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人配炉神，即得。干将妻莫邪闻言即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下投入炉中，铁汁出，得二剑：雄曰干将，雌曰莫邪。《春明梦余录》述明时遵化一化铁炉炼铁40日而铁汁无出，炉长欲自杀时其二女纵身炉中，“众见其飞腾光焰，若有龙随起者。顷之，铁液成”。明成祖铸永乐大钟时，试铸两次而不成。算卦先生嘱非以处女为祭不可。铸师女即跳入铁水中，项刻间而钟成。

对此类传说的同一模式，有科学家认为它说明了中国铁矿中磷的含量不足，需要人体中的磷加入才行。如果是这样，男性投入炉中亦可，为会么非要女性不可呢？“干将莫邪”的传说中明确讲到要“配炉神”，撇开迷信色彩，这是在祈求女性的生育能力即创造新生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巨大的化铁炉前，一群膀大腰圆的男子面对“铁汁不下”而束手无策时去求助一位娇小女性的场景。这里面除去隐含的女性崇拜外，是否也是女性发明冶金、握有冶金技术的一种曲折反映？

③桑蚕、缝纫、纺织

在古代，这三项是女性的专职工作，不用说，其发明创造权皆属女性。

《太平广记》卷479记载了蚕的由来：“蚕女者，当高辛帝时……其父为邻邦掠去，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当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后来，父知母有其誓怒而将马射杀“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由此可知蚕的发现约在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时期。

《路史》和《事物纪原》均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以为先蚕。”如今，考古工作者在传为嫘祖葬地的山西省夏县西荫庄的灰土灵，发现了半块蚕茧化石。《黄帝内传》则说：“蚕神献彩丝，称织絍之功，因之广织。”

传说与史籍都确凿无误表明蚕丝之功在于女性。这里不说具体工艺过程，而要特别强调其在经济上的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治丝的国家，其真丝产品，从古至今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声誉和经济利益。唐代从长安出发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沿塔里木沙漠南北通向波斯的大道，被称为陆地“丝绸之路”，欧、非商船泛海直达广州，以“取绫绢丝绵”，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陆丝路不仅运出丝绸，而且带来了中亚和西方的文化，促进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我国古代女性的纺织活动始于陶器发明前后，从陶制纺轮和一些陶器底部的布纹印痕可以得到证实，但长期使用的是麻类作物纤维为原料，到了宋元时期，棉花种植和棉纺技术传入我国，一位童养媳出身的黄姓女子便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古老的麻纺传统，对棉纺技术进行了创新，如改踏车轧棉籽为搅车轧棉籽，大大提高了工效，如弹花改用绳弦硬弓保证了弹花质量，改手摇一锭纺车为脚踏三锭纺车，《资本论》里曾提及纺纱机发明前的欧洲棉纺业时说：“（欧洲）要找到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而早在14世纪初的中国松江地区，劳动妇女手中已经可以同时纺出三根纱来了。脚踏三锭纺车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纺车。

由于黄姓女子对轧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整套工艺的革新，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生产飞速发展，她被人们尊称为“道婆”。后来到了明朝，松江地区成为江南棉纺织业中心，这个地区的棉纺织业成了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行业。

医学——

①病理解剖

《南史•顾恺之传》载：“大明元年（457年）……沛郡相县唐赐……因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氏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刳腹，五脏皆糜碎。”这段文字是说，在距今1530多年前，相县（今安徽淮北市西）人唐赐得病亡，唐赐妻子张氏遵从遗言，对唐赐尸体进行病理解剖，看到死者内脏均已糜烂。看来，张氏也是一位懂得医道的郎中。她亲手进行的这次病理解剖是世界上的首例。因为欧洲首例病理解剖是1302年巴托罗密欧·瓦利那在意大利的波罗那对一具中毒死亡的尸体实施的。

②行医救人

在我国典籍中，对女医的记载几乎各个朝代各个时期都有，反映出我国古代女医的活跃。

据《汉书•酷吏义纵传》所记，其姊义姁（xu）是个医术高超的女医生，由于从小喜爱药草、虚心学习和勤于实践，成功地救治了许多患疑难病症的病人，后因名气日增，被汉武帝召入宫内命为女侍医。另据广州越秀山麓的鲍姑祠中的文献载，晋代女医鲍潜光最擅灸法，她“用越岗天产之艾以灸人之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她长期活动在广州、南海一带，“藉井泉及红艾为医方，活人无算。”深受群众爱戴。在唐代医书中，有《黄庭内景图》一卷，系女医生胡愔广集人体解剖资料，结合中脏腑理论编绘而成，流传至今。宋代一位张姓小娘子，因受名师指点，精于外科，专治疮疡痈肿，一时名声大噪。南宋名医郭敬促之母也是一位医技高明的女医，被地方官推荐治疗宋高宗之母的重病，仅一付药便使高宗之母复甦，三日而康复。明代更有专治疑难杂症的陆氏、专治目疾的彭“女神医”、专治儿科并以手术治疗婴儿先天肛闭锁的蒋氏婆媳、祖传医道的谈允贤还把祖传医术与自己行医的经验撰成《女医杂言》流传后世。特别是清末女医曾懿，不仅积30年行医经验，选“灵验素著”之古方、时方荟萃成《医学篇》八卷以救患者，还提出“医学卫生，以保康强，所以强大种族之原理也”的行医强国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中国女性能有这些作为而西方女性很少见，关键在于中西女性观的不同。西方女性遭歧视、受家暴欺凌，是因为《圣经·旧约·创世纪》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于是“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故而现在女性婚后必须把自己的本姓改为丈夫的姓。《圣经·旧约·创世纪》还说，因为夏娃受蛇的引诱先摘食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并给亚当吃，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丈夫必管辖你。”亚当夏娃就此有了“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中国女性没有这种经历，虽然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其后的儒家思想里，男性虽有轻视女性的念头，但对自己的母亲却是要尽孝的。因此我们民族的女性观很特殊，即既轻蔑女性，又尊敬女性。轻蔑女性是因为女人体弱、干不了男人的活，是因为媳妇没能给自己家庭生下男孩，是因为“红颜祸水”致使国家沦亡；尊重女性是一般认为女性有“通天”的能力、对女巫女萨满十分敬畏，特别是儒家“孝道”，在家里子女尊敬母亲、历代王朝也都倡导“以孝治天下”。故而在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时，在会议交流中，中国女性对外国女性讲述自己的“问题”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对中国女性政治地位之高的事实十分羡慕。

三、“尚技”“兴艺”与儒学的关系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我国传统的“尚技”“兴艺”与儒学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其实在我前边所讲已经都说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一是儒学思想方法促进了传统科技的发展，而传统科技方法又都是从儒学里产生出来的；二是儒学发展演变阶段与传统科技发展阶段相耦合。

1、儒学思想方法促进了传统科技的发展，而传统科技方法又都是从儒学里产生出来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只有运用了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常识。

儒学的许多思想方法对中国古代科技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例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谈到如何教育弟子时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如果不到弟子求知未通、已领会其意但还表达不出来时，我就不去启发他；二是如果教给弟子一个方面的知识而他不能推知相以的其它几个方面知识时，我就不再继续教他了。这第二层意思表述的其实是一种思想方法，即通过对某一事物本质的把握，就可推知并把握其它相似事物的本质。这一思想方法被后人简化为“举一反三”。“举一反三”的思想方法被广泛用于数学研究的事例有：三国时吴国数学家赵爽注解《周髀算经》时就引用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的这句原话；魏晋数学家刘徽在研究《九章算术》时，先整理并集中了书里的一些普遍算法原则，他把这些原则称作“都术”，并在《九章算术注•卷二》中指出“都术”有解决各种不同算题的作用，“所谓告往而知来，举一隅而三隅反者也。”

又如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意思是天虽然高，星星虽然远，但只要找出了它们的运行规律，就可以在屋里坐着推导出1000年之后的冬至是哪一天。这句话中的“苟求其故”直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如果找到它（天和星辰）变化的缘故”，展开来说就是“如果能够探求到天体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而追寻天体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正是推动天文学不断前进的思想动力。因此，“苟求其故”这四个字及其包涵的思想方法就被历代科学家一再引为座右铭，直到清代。清朝科学家李善兰在其《谈天序》一文还在说：“古今谈天者莫善于子與氏（即孟子）‘苟求其故’一语。”充分肯定了这一思想方法在促进天文学发展中的贡献。

儒学中还有一些思想方法，如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等等都对古代科技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不再展开叙述。

那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与儒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中国科学思想史》作者概括出了中国古代“科学”方法有“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辨证”六大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点。我们先来追寻这些特点的由来。

勤于观察——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儒家典籍《周易•系辞下》中“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论述，就表明了古人使用观察方法的自觉。这种方法后来被简约为“观物取象”四个字而被后世儒者兼“科学”家承传，如汉代张衡的“效象度形”、王充的“考心效事”，宋代沈括的“验迹原理”、朱熹的“格物致知”，明代李时珍的“考实”、徐光启的“责实”、宋应星的“试验”，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质测”、顾炎武的“参考援证”等等，都是“观物取象”（即以观察客观实际作为科学研究重要基础）的不同表述。

善于推类——推类是一种包含了分类、演绎、归纳、联想、类比等带发散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它既是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典籍《周易•系辞上》中的“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春秋战国时孔子的“举一隅以三隅反”、墨子的“知类”、“察类”、荀子的“推类而不悖”、《黄帝内经》的“比类”、《周髀算经》的“合类”、魏晋时刘徽的“事类相推”、宋代朱熹的“推类而通其余”等等，都是既说明自己在使用推类方法、也是在要求别人运用推类方法去研究社会、研究自然。

精于运数——“运数”即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早在儒家典籍《周易·说卦》中就有“参天两地而倚数”、《周易·系辞上》也有“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等等，这都是要求运用数学方法去考察、测定天地万物形象、认识天地万物性质的表述。中国古代用数学方法支持天文学研究并取得成绩自是一面，还有将数学方法引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面。如春秋时政治家管仲就把“计数”列为治国七法之一。如汉代删补的《九章算术》就以解应用题的形式展示了数学方法在解决社会各个方面问题的能力。例如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先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数学方法“大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后在《数书九章·系辞》中从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易9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数学方法的作用。如明代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方法为基础，涵盖天文、水利、音乐、军事、会计、建筑、机械、测量、医学、计时等“度数旁通十事”的计划等等，无一不表明中国古代对数学方法的极度推崇和广泛运用。

明于求道——“道”即事物内在的规律。追寻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内在规律，既是一般的科学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这一方法在中国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如儒家典籍《周易•系辞上》所言，圣人之发明八卦体系，完全是出于“弥纶（即包络）天地之道”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庄子的“技进于道”、墨子的“察类明故”、孟子的“苟求其故”、汉代《淮南子》的“审其所由”、张仲景的“见病知源”、宋代朱熹的“极物穷理”、金元之际数学家李冶的“推理明数”、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察事物所以然之理”等等论述都表明中国历代一直没有中断对事物内在规律追寻的传统。

重于应用——中国“重于应用”的“科学”方法，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在于认知而不是行动”，而是把认识到的事物规律性立即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上。从儒家典籍《周易·系辞下》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和《周易·系辞上》的“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墨子“三表”中的“用之”、荀子的“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行之”、韩非的“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以求其功”、《中庸》的“学问思辨行”，到明代王廷相的“知行兼举”、明清之际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无一不是把学以致行、解决当时社会实际生产生活问题放在首位。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风格无疑是使传统科技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长于辨证——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很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辨证逻辑。”儒家典籍《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和《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观点以及变化发展、整体联系的观点，就是此种辨证逻辑或者辨证思维最早的文献记载。后世，运用辨证逻辑或者辨证思维研究社会和研究自然的例证比比皆是，其中最为突出者当为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如“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人与天地相应”等等。

通过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六大特点的简要剖析，不难发现这些“科学”方法原来都是从儒学土壤里生长出来而又不断汲取儒家思想养分成形并壮大的。

2、儒学发展演变阶段与传统科技发展阶段相耦合。

为直观，下面我们用列表对比的方式说明：

从表中看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每一次大的发展几乎都与儒学发展的阶段同步。

我们以上说了这么多，用意在于告诉诸位：中国传统科技或者说“格物致知”是人们了解宇宙、认识世界的方法，目的是使人们获得确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从而发展和完善自我，即做到人之为“仁”。“格致”是儒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西方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履行或完成《圣经·旧约·创世纪》上耶和华神与亚当夏娃所立的“伊甸园之约”和“挪亚之约”，或者说西方科学依附于神学是大相径庭的。

2014年6月28日完稿

2014年7月26日讲

中国传统科技的叙事（大纲）

一、“儒学”与“科学”传统

儒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

自然科学三大传统

理性科学传统（古希腊）

实证科学传统（近代西方）

博物科学传统（中国？）

二、我国古代“尚技”“兴艺”的成就

天文学

数学

医药学

农学

机械制造

武器

机器人

航天航海

航天

航海

女性对传统科技的贡献

农业

手工业——烧制陶、瓷；冶金；蚕桑、缝纫、纺织

医学

病理解剖

行医救人

三、“尚技”“兴艺”与儒学的关系

儒学思想方法促进了传统科技的发展，而传统科技方法又都是从儒学里产生出来的儒学发展演变阶段与传统科技发展阶段相耦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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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石狮商工文化与儒家文化***

柯远扬

石狮原为福建省晋江县的一个农村集镇。隋炀帝五年（607年），石狮这块原本荒芜的海角因经商者的足迹而渐渐建起供歇息、避风雨的石亭，后亭旁又盖一座“凤里庵”，庵前置有一尊石狮，从此有了香火，有了人烟，商旅在此聚散，“石狮”渐成地名。据《石狮史话》载，石狮这地方有简指和泛指两种概念。简指是1988年丰收季节的秋天，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省辖县级市，下辖石狮办事处和蚶江、永宁、祥芝三个镇。1993年改设凤里、湖宾两个办事处和蚶江、永宁、祥芝、宝盖、灵秀五个镇。全市面积160平方公里，人口27万，有96个行政村和街道居委会。泛指是过去晋江县第三区（石狮区），辖石狮、永宁、蚶江、衙口、金井、深沪六个小镇。石狮数百万华侨、华人所认定的石狮概念，指的就是这一地域。本文所要论述的石狮商工文化，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当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历史考察时，就难以局限于上述区域。这里需要明确，本文所讨论的石狮人不限于现辖的石狮市民，还应当包括已侨居海外的石狮籍华侨华人。事实上，“按照一般的习惯，石狮就是代表整个侨乡的称谓”[1]。石狮人的商工文化意识乃是融汇海内外石狮人为一体的群众文化意识。这是我们理解石狮商工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石狮人“同舟共济”的文化精神之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石狮商工文化是一门新课题，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认识。“我们认为，它是商业企业文化与工业企业文化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文化现象。它是从事商业企业和工业活动的人们在思想、心理、精神、风格等方面的表现；是这些企业成员在长期经营与生产活动中，经共同努力形成的一种共同遵守和奉行的基本信念、行为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也是这些企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

文化，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理解，是一种上层建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反映，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狭义来说，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这里讲的石狮商工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本文着重探讨泉州石狮商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现拟围绕四个问题加以论述：一、石狮商工文化的形成；二、石狮在商工文化中崛起；三、石狮有深厚的商工文化传统；四、儒家文化对石狮商工文化的影响。

一

关于石狮商工文化的形成，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石狮商工文化的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它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沉淀与整合而形成的，它虽已独具风貌，但追溯其文化渊源，共同体却是中原河洛文化。正如香港孔教院汤恩佳院长在厦门市第十二届河洛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闽南文化植根于河洛文化，它并不是在闽南独立自生的文化，而是河洛地区的人民带着河洛文化来到闽南等地，与当地的社会、自然、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因此，亦可以这样说，石狮商工文化是中原河洛文化传播到福建泉州后，吸收了当地古老的闽越文化和外来文化而形成一种富有开拓性的地方区域文化。有人认为地域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石狮商工文化是随着唐宋以来工商经济的发展而开始萌芽，经过明清时期逐渐形成，延至近代又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其形成过程是这一时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应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人文因素、发展机遇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石狮商工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1、历史渊源

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设置闽中郡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福建原是闽越族的居住地，把中原文化传播到福建应归功于北方汉民族的南下移民。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由于北方战乱，生产遭到破坏，中原汉人便不断南迁，进入福建后，并与闽越族相互融合，共同开发福建。这些南迁的汉人，不仅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文化，也带来了商业文化。

从历史看，石狮是随着“泉州”港的定名而出现的。隋开皇九年（589年）丰州改称“泉州”，辖境包括今福州及闽江以南广大地域。公元607年，“石狮”地名出现。唐景云二年（711年）旧泉州改名“闽州”，更“荣州”为“泉州”，并在唐开元六年（718年）移州治于今泉州之地，辖闽中和闽南之地。早在唐代，广州、泉州、扬州、交州就被外国商人称作中国贸易大港。五代闽国王审知亦异常重视发展工商贸易，加强海港建设。泉州石狮（蚶江、梅林）遂成为贸易商港，出现了“人烟绣错、舟楫云排”的繁荣景象。

从南宋至元代，泉州港已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当时东方世界的第一大港。此时外商云集，番商番客竟“数以万计”，泉州港曾以“民夷杂处”而著称于世，甚至出现了“回半城”、“半蒲城”的名称。据《元史》记载，在泉州港极盛时代，共有海舶15000艘，泉州造的海船能远行西洋、东洋和南洋。泉州港这样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势必波及附近的石狮，石狮遂在货物集散、商客来往中形成了有商则兴、赖商以存的传统，商工文化也因此相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地理环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腾飞，都无法脱离其地理环境，石狮地处泉州湾与深沪湾之中，三面临海，东面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东南沿海一个重要海口与门户，特别是拥有石湖、祥芝、梅林等三个港口，这是发展海上贸易的优势。但是，石狮市仅有石狮、永宁、蚶江和祥芝四个镇，面积160平方公里。全市多丘陵和砂质土，人均耕地不足0.3亩。

闽南沿海，特别石狮的人民面对濒海的自然环境，只能“以海为田”，他们并不单单以生产粮食为满足，海水制盐和海水养殖如牡蛎、泥蚶、蛏等都是当地人民的基本产业，据《新元史》载：“晋泉土人煮海为盐，酿秫为酒，煮鱼虾为食”。显然，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地农耕经济的生活方式已完全不同。他们面对的是浩瀚的大海和贫脊的山地与充满盐卤的滩地，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自己的产品去换取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海洋航运的发展使这种交换有了可能，像“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3]。蚶江作为泉州的外港，“蚶江在县（晋江）东南，居民稠密，番舶所经滨海之地”[4]。海洋航运的发展为石狮人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寻到了新的生存之路，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更。“滨海舟楫通焉，商得其利而农渐弛，俗多种桔，煮糖为饼，利数倍，人多营焉。烟草者，相思草也，甲于天下，货于吴于越广于楚汉，其利亦较田数倍。”[5]

海洋航运的发展也使闽南经济作物生产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改稻田为蔗田、为烟田、为蓝田现象越来越普遍，也使闽南人（含石狮）从国内贸易进一步扩展到对外贸易，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史载：人们“望海为田，藉鱼盐蜃蛤之利，征贵贱于他邦，以其所有，易其所无。”[6]这一切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扩大，商工文化的发展。

3、人文因素

根据厦门大学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推论，闽南人本迁徙之民，原是南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北上的尼格罗黑色人种的混型。他们刚健精明，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保持着不断进取的心态与习性。因此，石狮人没有安士乐居的惰性，勇于外迁侨居，闯荡世界。统计资料表明，留民本土的石狮人与外出的侨民几乎是1:1，且80%的石狮人都有海外关系。这种外向迁居的传统与外向经济活动协调一致，都有利于商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从文化形态看，石狮商工文化一开始就较多显示出市民文化的性质，就是渔、盐与商工相辅佐，而没有大田作业的农耕文化。农作区的文化情景必然以农事活动为中心，传导农家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的信息，而石狮的商工文化却不以农业为基础，其活力在化内引外，其成功在于对地处海峡的优势加以充分利用，突出商工精神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此外，从抓住机遇看，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石狮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建市后不到五年，一个石狮就变成了三个石狮。

二

1988年秋天，国务院批准成立省辖县级市——石狮。她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泉州湾边，像一颗璀璨明珠，华光四射，被誉为福建的“小香港”。石狮不是县改市，而是镇改市。它是“民办特区”，亦是“超前改革试验区”。在这特定地域，民营商工企业占绝大比例，而独具特色的沿海商工企业文化，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石狮建市以来，经济以超常的高速度发展，引起了海内外人们的关注。回首五年的历程，罗列一些数字，也许枯燥乏味，然而数字往往是事物准确的、本质的直接反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1988年的4.16亿元到1992年的23亿元，增长了4.5倍；国民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3.9亿元提高到1992年的18亿元，增长了3.6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88年的4.4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5亿元，增长了2.4倍；利用外资从1988年的1.08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8亿元，增长了27倍；财政收入从1988年2357万元增加到1992年1.47亿元，增长了5.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1651元提高到1992年的6593元，增长了2.9倍；邮电收入从1988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5500多万元，增长了8倍；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从1989年的985元提高到1992年的3550元，增长了3.6倍；市区面积从1988年的1.88平方公里扩大到1992年的6平方公里，每天进出车辆和流动人口从1988年的1400多辆次2万多人上升到1992年的6500多辆次6.6万多人[7]。

目前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世界经济处于低速缓慢的增长时期，为我们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提供了可能；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为我们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提供了途径；世界贸易容量继续扩张，为我们出口创汇提供了市场；世界资本流量供大于求，为我们出口创汇提供了市场；世界资本流量供大于求，为我们大量吸收外资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一切都为石狮市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的分工与竞争，扩大对外开放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必将为石狮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注入新的活力。石狮市已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经济社会发展超常高速，是完全有条件的，经奋斗拼搏是可以达到的。笔者深信。石狮在商工文化中崛起，也必将在商工文化中发展。

三

石狮有深厚的商工文化传统，其表现为：

1、从种族的血脉而言，石狮的商工文化甚至可以上溯至善于舟行江海的闽越土著。“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居住在福建的称之为闽越族，泉州地区，亦为越地。闽越人的一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泉州地区生息。闽越人善于造舟，习于航海。闽越族于西汉时为武帝所征服，其遗民仍顽强地生活于本土。其中多数逐渐融合于南下的汉民，少数仍经久保持其文化传统，其“伐材治舟”、善于船行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福建沿海居民，一俟条件成熟，便沿海通商，远航异域。因此，可以说，古代闽越人所用来陶冶沿海汉民的海上谋生方式是闽南，特别是石狮商工文化的渊源。

2、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石狮商工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宋元时期，一种建立在“贸工农”式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以官商海贸为主体的泉州经济就高度繁荣，当时以“石狮亭”、“馆顶”为中心的泉南海域一带，包括后渚、蚶江、祥芝、梅林、福全、围头、安平等组成的弧形海岸线，商业地位十分显要。明清时期，因海禁官商海贸渐趋衰落，以海上走私为主的私商海贸遂兴起，其活动盛极一时，余波至近代仍时隐时现。这种私商传统说明了石狮之民商工传统的坚韧品性。

3、从吸收异族血脉的商业秉性言，石狮居于古泉州港“三湾”中的泉州湾与深沪内，历史上为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的组成部分，唐末已出现了“人烟绣错，舟楫云排”的景象。曾有众多从海上丝绸之路来的番商，回贾和外侨，长期或永久地居留泉州，以致泉州民间有“回半城”之说。他们甚至与当地人联姻，将商业秉性撒落或积淀在当地人民的地方文化之中，从而也为当地历史与人文传统里善于经商的基因作出了贡献。所以，当地居民也就有较多开放心态，敢于言利，善于营利，积极进取，吃苦耐劳，富于创业精神。这个传统在今天尤其显得珍贵。

4、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拥有众多的海外侨胞。据说，分布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或海外华人，就约有600多万，仅香港同胞中，就有66万人祖籍闽南。在约占菲律宾总人口1.92%的100多万华人中，约有90%为福建籍，其中尤以出身于晋江者居多，次为南安县与惠安县等地，以至菲律宾华侨中，日常通用语即闽南话。泉州出身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多从事商业、金融等业，善于开拓进取而不少人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始终与祖国、家乡及故土保持着密切联系，富于报效桑梓精神。

5、石狮传统商业多由爱国爱乡的华侨华人创办和培植起来。石狮的许多爱国爱乡华侨华人为了创办商业企业，前期，他们从海外运回或进口许多商品；接着他们又积极投资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最后，从商业企业再积累资金进一步发展工业企业。有的以从事商业为主，兼搞工业，有的以工业企业为主，兼营商业。在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素质上，他们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升华到企业文化的素质和内涵之中去。他们把进取、求实、守信、以义取利、关心公益事业的精神贯彻到商工企业的活动中，并坚决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断克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思想糟粕和恶劣的经营作风。石狮许多企业家发了财后，都关心公共事业、关心广大人民身心健康。从石狮的许多资料中我们知道，石狮的许多商工企业家和从业人员都具有重情操、讲礼貌，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道德伦理风范；豁达乐观的胸襟；见贤思齐的意识和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在石狮传统文化的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因而对石狮沿海商工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石狮沿海商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兴旺发达的主要因素。

四

儒家思想对石狮商工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石狮商工文化的海洋气息非常浓重，但它毕竟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哺育成长起来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若离开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背景去考察石狮商工文化，就会使它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纵观石狮、泉州地区的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石狮地区基本上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披染之地，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原中央王朝的统治。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8]，石狮在二千多年前为古越族聚居之地。西周时属七闽地，春秋战国属越地，秦属东越闽中郡，两汉属会稽郡，三国为建安郡，西晋属晋安郡，南朝属南安郡，隋为建安郡，唐属江南东道泉州，北宋划归福建路泉州，南宋因之，元属江浙省泉州路，明为福建泉州府。在经济上属于东南海隅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文化上也就属于农业文明范畴。

2、石狮商工文化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开拓、进取、拼搏、崇善。这些特征既富有强烈时代意识，又是对我国儒家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石狮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具有当代中国的特色。开拓、进取，就要视野开阔、反应敏捷、捕捉信息、抓住机遇，敢于冲破“禁区”，这些特征在石狮几位闻名遐迩、饮誉全国的“大王”、 “大腕”身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反映。我们认为这种勇于为天下先，又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气度值得赞颂。拼搏、崇善，就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就是造福桑梓、贡献家邦。这些“大王”和“大腕”几乎都有七灾八难的苦斗史，可以看出，他们在特定时期都曾为温饱进行挣扎。这也就是他们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崇善心理基因。

3、古代石狮人重商不弃农，重商亦重文（文化教育）。古代石狮所在的晋江县，其文化教育是相当发达的，因此考中进士者亦最多。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全国共举行670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9万余人，其中福建9千多人。晋江县从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欧阳詹考中进士开始，历代共有进士1284人。以县计算，晋江进士数居全闽、全国之前列。儒者可以从商，成为儒商；商者可以业儒，以提高文化素质。

石狮商人发扬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讲仁、义与信，并应用于商业活动，树立良好的商业伦理道德，促进其经济发展。经商有道易致富，商人在社会亦有较高的地位。何谓仁？周济人，此之为仁。“（周逊祥）佐兄理家政，置商船百余艘。……道光初年省会大饥，君闻，遣数艘入台运米入省，与兄逊哲、逊成君平粜，省会赖乃安。”[9]何谓义？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此之谓义。史载：“泉商富足，余力及于桥道。”[10]何谓信？不作假，守条约，此之谓信。明代泉州秋水祖师的“秋水茶饼”，陈日云的“杏圃茶饼”，清代吴亦飞的“范志神曲”，皆以选药严格，炮制认真不作假而闻名，他们赢得了信誉，生意长盛不衰。郑麟趾《高丽史》载：“泉州商人讲仁与信”。

4、亦儒亦商，儒商结合。清代雍正年间石狮石龟的《石崖许氏族谱》，其中便有不少关于许氏族人从商执贾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石龟许氏家族儒商性格的历史传统。据族谱《溯源录》所称，该家族有“近祖”、“远祖”之分。所谓远祖，即是指泉州许氏入闽的始祖讳爱自光州固始（河南固始县）入闽，因年代久远，自始祖以下各代不甚明了，故该家族又尊明代中期的南桥公为近世始祖。南桥公正是生在明代社会经济最繁荣的嘉靖、万历年间，因此，自南桥公以下至清代雍正年间共有七世，其中不少子弟远出家门经商，借此开始生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许氏家族的许多子弟大多是先业儒后经商，即所谓“弃儒从商”、“儒商结合”，这个特点一方面使他们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而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经商发家之后，比较注重后代的文化教育。

石龟许氏家族亦儒亦商的传统性格，体现在他们在商业活动和日常行为中，则是更多地讲求商业道德，注重信义不欺。经商致富后，能够和睦乡里，贡献家族，讲求孝友之道。如四世祖许廷桂就是一个典范。石龟许氏家族的儒商性格和孝友家风，不仅体现在族人的事业和日常行为中，而且他们把它视为珍贵的传统，作为“家训”[11]载入族谱，世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从这些家训中可以看出，他们尊师重道，勤事职业，已形成为许氏家族的风尚和传统美德。我们可以这样说，许氏家族儒商性格的历史传统，只是石狮人商工文化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