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试析陈寅恪《武瞾与佛教》_陈寅恪学_国学网

1935年12月陈寅恪先生在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五册上发表了《武瞾与佛教》一文。这篇文章论述了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奇特人物的佛教因缘。陈先生从种族与文化双重视角下进行分析，其切入点其一是杨隋皇室之佛教信仰；其二是武瞾与佛教符谶关系。笔者拟从文中逻辑展开、史料征引、学术洞见的识见出发，结合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进而揭示《武瞾与佛教》一文的学术特点。
一、《武瞾与佛教》的逻辑展开
文章开篇引用《李义山文集》四宜都内人事条，内容生动，栩栩如生，且也展示了男尊女卑文化背景下，武瞾以女身为帝，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这种现象何以可能，引读者进入思考，作者则预先交代了自己的思路，即从武瞾与佛教关系入手，进一步限定是从其母亲家世宗教信仰及其本身政治特殊地位展开。
文章第二部分展开，交待了南北朝皇室与佛教关系最深切者萧梁和杨隋，但不直接说杨隋，而是引用《萧瑀传》条，证明唐初萧氏家族后裔对佛教信仰立场与梁隋盛日无异。实际在萧瑀与太宗认识冲突中，彰显太宗对佛教的立场态度，继而引贞观十一年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进一步明确太宗压抑佛教的举措，表述的是从隋文帝复兴佛教到武则天倡扬佛教之间，佛教发展是一度受到抑制的，揭示的是佛教在唐初是处于不利环境，进而谈及武瞾中兴佛教教主的地位，再探寻武瞾娘家杨隋皇室的信仰风气，从杨隋二帝入手，探讨隋文帝信仰，实际引用的材料也蕴含了其父母对佛教坚定信仰态度及文帝幼年时期的佛教环境。之后，引用开皇元年任听出家诏展示隋文帝开国首政即恢复佛教。对隋炀帝信奉佛教，则重点介绍他与天台宗智者大师关系条，阐明弑父的炀帝在佛教史中的尊贵地位，进一步揭示佛教文化与儒家孝道文化的重大冲突，也为武则天冲破道统埋下伏笔。同时进入论证武瞾母杨氏信奉佛教，明确杨母为观王雄之侄女，雄弟杨达之女，而雄与达有庆舍利感应事，进一步引西明寺道宣等上荣国夫人请论沙门不合拜俗事来探究武瞾母杨氏笃信佛教，这样武瞾幼年受家庭环境佛教熏习就顺理成章，又有幼年时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证据，为以后僧徒利用武瞾幼年家庭传统之信仰，恢复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地位。而武瞾转借佛教经典教义证明其政治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第三部分就探讨武瞾与佛教符谶之关系。论述先引用儒家经典明确女人的卑微地位，同时也揭示了佛教原始教义也轻贱女身，转而可资利用的是大乘激进派经典，其中有女身受记为转轮王成佛教义。而此等教义出处《大云经》就成为探究的要点，文中驳斥了《大云经》伪造说、重译说，明确了薛怀义等疏的《大云经》是前代之原本。武周天授二年三月释教在道教之上制，改写了佛道历史，《大云经》之功效可见一斑。同样一本经因解释不同，利用则相反，文中点出李思顺解释《大云经》则成唐兴依据。
第四部分总结佛教三变：贞观十一年道士女冠在僧尼上，天授二年释教在道法之上，景云二年僧道齐行并进。而影响百年佛教地位升降则是三大怪杰，即隋炀帝、唐太宗、武瞾。
附论探究《大云经》与谢灵运《辨宗论》关系，揭示了华人主顿、夷人主渐是针对竺道生《大涅槃经》所发，而《大涅槃经》出于于阗，于阗又是华夏民族移居之地。《大云经》虽未言明出于于阗，但与于阗相邻之遮拘迦国有关，而其国受于阗文化影响，据言文字与于阗国同，可证大乘文化源出于于阗，推测武瞾以女身为帝王之教义，间接出自于阗，与华夏移民有关。
二、《武瞾与佛教》与《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征引史料异同
汤先生《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与陈先生《武瞾与佛教》一文征引及涉及史料互参如下：
关于隋高祖诞生及智仙条，陈先生征引的是道宣《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二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规戒事条，附记参考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感通篇隋释道密传，《隋书》卷一高祖纪及《北史》卷一一隋本纪。汤先生标记的出处是《金石续编》卷三《栖岩寺道场舍利塔碑》，《广弘明集》卷王劭《舍利感应记》，《法苑珠林》卷四。
关于隋高祖开国首政即恢复佛教条，陈先生征引的是《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道佛经类，标记参阅《通鉴》卷一七五陈纪宣帝太建十三年隋主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条，《续高僧传》卷八隋释《昙延传》。汤先生开皇元年恢复佛教标记出处是《金石萃编》卷三八《龙藏寺碑》，也标记了《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还标记了《佛祖统纪》卷三九，同时还列了《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关于隋炀帝与智者大师的关系条，陈先生征引的是南宋天台宗僧徒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三九开皇十一年晋王杨广受菩萨戒于智者阐释条，解释中提及了智者大师《观无量寿佛经疏》，《大涅槃经》二十梵行品第八之七末段，智圆《维摩经略疏》《垂裕记》一。汤先生标记的是《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第十五卷，《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第四十六卷，《广弘明集》卷二七上禅师受菩萨戒文。
关于唐高祖与佛教，陈先生提及的史料主要是高祖武德九年五月沙太僧尼道士女冠诏，出处标记是《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此诏条。汤先生标记也有《旧唐书》卷一,同时标记了《新唐书》不同处是四月不是五月，他在征引此诏之前还征引了武德九年春的一诏，标记的是出自《法琳别传》。
关于唐太宗与佛教，陈先生征引的是《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唐释彦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载得贞观十一年正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条，并标记了适园丛书《唐大诏令集》一一三不是正月是二月。汤先生也引了贞观十一年的诏书，标记的是《法琳别传》卷中，又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申斥萧瑀的诏书出处也是《萧瑀传》部分。
关于武则天诏令僧尼在道士女冠上条，陈先生征引的是《唐大诏令集》一一三所载武周天授二年三月释教在道教上。汤先生标记出处在《旧唐书》卷六，《佛祖统纪》卷三九。
关于武瞾与《大云经》条，陈先生征引了王国维《大云经疏残卷跋》，解读中还标记了高丽藏本《大方等无想经》，宋元明等藏及日本宫内省所藏诸本《大方等大云经》，昙无谶译《大方等大云经》四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三六及三七，论及《大云经》即非伪造也非重译，纠正了王国维说法。陈先生还在文末标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不著录新译《大云经》支持自己的观点。汤先生也标记参阅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唐写本大云经疏跋》，还标记了伦敦博物馆敦煌卷s.3128《方等无想大云经》，s.3976《大云轮请雨经》二卷，即《大方等大云经》之请雨品，s.6502《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s.2278,还征引了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卷p.2768,《全唐文》卷九七中《华严经序》、《方广大庄严经序》、《三藏圣教序》等。
陈先生在论及与《大云经》有间接关系还引用了如下史料：《全宋文》三二谢灵运《辨宗论》，慧皎《高僧传》卷七义解四竺道生传、同书二昙无谶传，玄奘《大唐西域记》一二瞿萨坦那国、斫句迦国，《北史》九七《西域传》于阗国传（《魏书》一二零西域传），《历代三宝记》一二新合大集经条，王明清《挥尘后录》卷六。
陈先生还提及了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及汤用彤的关于此书的跋文（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汤先生未提及陈先生的研究。
比较两位先生征引的材料来看，二人之阅读相关书籍广博度是旗鼓相当的，汤先生《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因为题目大，利用材料上显得绵密，陈先生《武瞾与佛教》题目相对小，但展现的历史背景却与汤先生一样宏丰，而选择材料上独具匠心，基本是最关键之史料，而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就佛教史视角汤先生史料标记的全，陈先生因侧重政治与佛教，更侧重政治史视角，因而材料选择表现的是少而精。但就《大云经》渊源考证而言，又见陈先生使用材料穿透力上又超越了王国维与汤用彤。
三、《武瞾与佛教》内蕴的系列识见
史料是为观点服务的，《武瞾与佛教》一文中的系列洞见可总结如下：
观点一、南朝萧梁与佛教关系密切，到唐初萧氏家族之佛教信仰依然保持南朝时期的态势。唐初萧氏信仰佛教代表，陈先生选取了萧瑀。
观点二、北朝杨隋与佛教关系密切，到唐初杨氏家族之佛教信仰依然保持北朝时期的态势。杨隋选取隋文帝、隋炀帝为代表。
观点一、二判断依据：“南北朝诸皇室中与佛教关系最密切者，南朝则萧梁，北朝则杨隋，两家而已。两家在唐初皆为亡国遗裔。其昔时之政治地位，虽已丧失大半，然其世代遗传之宗教信仰，固继承不替，与梁隋盛日无异也。”
观点三、隋文帝登基佛教复兴；
观点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佛教遭到严重之压迫；太宗虽偶有褒扬佛教之举，但其本心是不信佛教的。
观点五、唐高祖武德九年沙太僧尼道士女冠之举措未落实；
观点六、太宗时期与隋文帝时期相比，佛教是处在不利环境下，中兴教主为杨隋别系武瞾。
观点三到六判断依据：“佛教自隋文帝践祚复兴以来，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始遭一严重之压迫。前此十年，即唐高祖武德九年五月虽有沙汰僧尼道士女冠之诏，其实并未实行。且彼时诏书，兼涉道士女冠，非专为僧尼而发也。盖佛教自北周武帝废灭以后，因隋文帝之革周而复兴。唐又代隋，以李氏为唐国姓之故，本易为道士所利用。而太宗英主，其对佛教，虽偶一褒扬，似一崇奉者。如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癸丑为殒身戎阵者建立寺刹，及优礼玄奘等，皆其显著之例。其实太宗于此等事皆别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则诚如其责萧瑀诏书所谓‘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者也。当此新朝不利环境之中，惟有利用政局之变迁，以恢复其丧失之地位。而不意竟于袭亡国之遗风之旧朝别系中，觅得一中兴教法之宗主。”
观点七：隋文帝幼年就信奉佛教，其父母也是佛教信仰者。
观点八：隋炀帝在儒家教义中很低，但在佛教中地位甚高。
观点九：武瞾之母杨氏笃信佛教。
观点十：武瞾幼年受佛教熏习。
观点七到十判断依据：
“隋高祖父母佛教信仰，隋高祖本身幼时之佛教环境。夫杨氏为北周勋戚，当北周灭佛之时，而智仙潜匿其家，则杨氏一门之为佛教坚实信徒，不随时主之好恶转移，于此益可以证明也。”
“周武帝废灭佛教，隋文帝代周自立，其开国首政即为恢复佛教。此固别有政治上之作用，而其家世及本身幼时之信仰，要为一重要之原因，则无疑也。至于炀帝，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认为弑父弑君荒淫暴虐之主，与桀纣幽厉同科，或更不如者。然因其崇奉佛教，尤与天台宗创造者智者大师有深切之关系之故，其在佛教中之地位，适与其在儒家教义中者相反，此乃吾国二重不同文化价值论上之问题，不止若唐代改易汉书古今人表中老子等级之比也。”
“夫中国佛教徒以隋炀帝比于阿阇世王，则隋炀帝在佛教中其地位之尊，远非其他中国历代帝王所能并论。此点与儒家之评价适得其反。隋文帝重兴释氏于周武灭法之后，隋炀帝又隆礼天台宗之智者阐教之时，其家世之宗教信仰，固可以推测得知。而武瞾之母杨氏既为隋之宗室子孙，则其人之笃信佛教，亦不足为异矣。”
“武瞾之母杨氏为隋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达之女。此武瞾血统与杨隋关系之可推寻者。”“彦悰书六尚载有龙朔二年八月十三日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不合拜亲启一首。据此可推知武瞾之母必为笃信佛教之人，故僧徒欲籍其力以保存不拜俗之教规。至杨氏所以笃信佛教之由，今史料缺乏，虽不能确言，但就南北朝人士其道教信仰，多因家世遗传之事实推测之，则荣国夫人笃信佛教，亦必由杨隋宗室家世遗传所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瞾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之熏习，自不待言。
“武瞾幼时，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陀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得此一事更可以证明矣。后来僧徒即藉武瞾家庭传统之信仰，以恢复其自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之权势。而武瞾复转借佛教经典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实有长久之因缘，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观点十一：佛教原始教义也轻贱女身。
观点十二：佛教末流大乘激进派经典才有女身为转轮王教义。
观点十三：《大云经》是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原本实出自天竺。
观点十一、十二、十三判断依据：武瞾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未有之创局。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瞾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考佛陀原始教义，本亦轻贱女身。如大爱道比尼经下所列举女人之八十四态，即是其例。后来演变，渐易初旨。末流至于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中乃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王成佛之教义。此诚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武瞾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大云经》，即属于此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原本实出自天竺，非支那所伪造也。
观点十四：武瞾颁行《大云经》对于民众宣传，证明其取得地位之合理。
观点十五：薛怀义取的是旧译原本，附以新疏，并未伪造，也不是重译。
观点十六：佛教恢复杨隋时期之地位主因就是经典教义可供武瞾附会利用。
观点十四、十五、十六判断依据：武瞾之颁行《大云经》于全国，于新莽之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正同一政治作用。盖革命开国之初，对于民众宣传及证明其新取得地位之合理也。薛怀义等当时即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傅会。其于昙本原文，则全部袭用，绝无改易。既不伪造，亦非重译。佛教在李唐初期为道教所压抑之后，所以能至武周革命而恢复其杨隋时所享有之地位者，其原因甚复杂，而其经典教义可供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要为一主因。
观点十七：佛教地位三变：贞观十一年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天授二年诏释教在道法之上，景云二年敕僧道齐行并进。
观点十八：自隋炀帝大业年间至唐睿宗景云初，影响百年佛教地位升降三大怪杰，即隋炀帝、唐太宗、武瞾，实与政治变化相表里。
观点十七、十八判断依据：自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历五十四年至天授二年，周已革唐命，而有释教在道法之上制。又历二十年唐室中兴之后，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约而论之，凡有三变。若统计自隋炀帝大业之世迄于唐睿宗景云之初，此一百年间佛教地位之升降，与当时政治之变易，实有关系。而与此百年间政治上三大怪杰即隋炀帝、唐太宗及武瞾尤多所关涉。故综合政治之因果，依据中西文化之同异，类此旧文，间附臆说，成此短篇，以供研求中国史政治与宗教问题者之参证。
观点十九：《大云经》女身为帝王说实源自华夏移民所主张。判断依据：《大云经》虽不出于于阗，但亦出自于阗相近之遮拘迦。武瞾所据以女身为帝王之教义，亦间接出于于阗，与谢灵运辨宗论及遮拘迦之华夏移民实有间接关系。女身得为帝王之说，实源出自华夏移民所主张。此俗所谓家有祖传之宝，苟为子孙所忘，而别从他人求乞。
四、《武瞾与佛教》的学术特点
在探讨《武瞾与佛教》逻辑展开、史料应用及观点呈现之后，我们可以总结此文的学术特点如下：
其一、故事性强，生动有趣。如引《李义山文》集四宜都内人事略条，是民众乐道俗见趣事入手；太宗与萧瑀论及佛教部分故事性也很强，史书中精彩的对白，人物栩栩如生; 引用隋文帝杨坚及智仙条故事性也很强。陈先生在引用前人的故事材料中有效支撑了自己的论点。
其二、思想性强，入木三分。不单是陈先生发明之观点思想性强，就是引用材料方面也有这个特点，如谢灵运辨宗论条：“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以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克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翼。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再如《尚书牧誓》条：“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再如引用的君主诏令，都有这方面的特点。
其三、联系性强，立体宏丰。陈先生联系的视角跨度大，本来题目是写武瞾与佛教的，其实将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睿宗、萧瑀、张亮、杨恭仁、杨达、武士彟、荣国夫人、杨雄、唐玄宗元献皇后、宜都内人、王劭、隋文帝母吕氏、桀纣、老子、王莽、刘歆、司马迁、刘秀、李思顺、谢灵运、赵正夫、黄庭坚等政治人物都有涉及，涉及的宗教人物也众多，玄奘、昙无谶、智者大师、薛怀义、智仙、道宣、志磐、慧皎、竺道生、智圆，涉及学者如王明清、王国维、钢和泰、矢吹庆辉等，再如《大云经》与于阗关系之论证，从教义到教源，从本土到边疆，从异族到语音，从释教到儒道，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可以说陈先生取精用弘，文章立体感很强。这方面，汤先生的论述则是另一种风格，表现出平实无华，循序渐进。
其四、耐读性强，充满智慧。如果说汤先生的文章易读、易懂，知识丰富；那陈先生文章则显得难读、难懂，但有耐读，尤其是视野宏丰，取材精当，识见睿智，读来就是智慧操练，是智慧体操。
当然，陈先生的宏丰深远，不是探究一篇文章所能涵盖的，如果连贯而读，对于学者提升学术而言是捷径，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民众而言则是精粮。陈先生的论著是中华文化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之作，是承前启后之作，他的学术价值会伴随历史的演进，日益与日月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