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曹印双
摘 要：“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关中本位政策，宇文泰，陈寅恪
1940年陈寅恪发明“关中本位政策”概念以来，改写了中古史研究的图景。但由于陈先生对此概念未做系统说明，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及争议空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探讨“关中本位政策”的文章有两篇[1][①]，均打上了时代政治批判的烙印。近年，解读此概念主要有何德章、李万生、熊伟、苏小华等先生。何文认为儒教是把握“关中本位政策”乃至隋唐帝国政治文化的核心[1]。李文系统地梳理了陈先生论著中概念有关信息，也对岑仲勉、王籛、黄永年、唐长孺、毛汉光等学者相关解读作了评价，结论认为陈先生“关中本位政策”虽有可议之处，但能自圆其说[2]。熊文则侧重从“关中本位政策”的乡土性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3]。苏文认为“内先协和，顺时而动”才是解读“关中本位政策”的钥匙[4]。此外，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5]对重新认识此概念很有帮助。本文拟在诸家理解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
关陇集团创立者宇文泰制定政策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他统驭的部属、辖区究竟面临怎样的问题？只有认清问题，才能对“关中本位政策”有相对到位的认识。我们先看陈先生概括，他说：“宇文泰凭藉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帝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左，则晋室南迁，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系统之文化政策，其政策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之现状之实而已。其关系氏族郡望者，寅恪尝于考李唐氏族问题文中论之。”[6]90,91在陈先生概括中可以找出三方面问题，其一、军力上，宇文泰掌握的仅是六镇一小部分武力，六镇主要武力则在山东高欢所部。面对东有高欢、南有萧梁，加之边疆及辖区反叛力量的制约，军力问题的解决是头等大事。其二、财力上，关陇区域远不如高欢所辖山东区域，与江左五十年稳定发展的积累也有很大差距。其三、文化上，不只江左萧梁代表神州文化正统，就是继承洛阳典章制度文化之邺都也远比关右有号召力。这三方面问题的化解，陈先生提到了涉及政策的几个关键词：整军、务农、周礼、郡望等。现从陈先生提及的问题及关键词入手尝试解析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如下：
一、隋唐帝国形成的军力基础
军力问题的化解，一要解决士兵数量，二要解决士兵质量。兵员数量增长需要扩军。扩军大致有三种办法：一是战俘转化，如大统三年（537）沙苑之战俘获七万，收编甲士两万，其余放归 [7]24。其二是招降纳叛，如李弼原本是侯莫陈悦部，后率众投靠宇文泰；537年弘农之战后，宜阳、邵郡都来归附，原来投靠高欢的河南聚兵豪杰也都率部来降；当宇文泰派独孤信向洛阳、李显赴荆州、贺拔胜、李弼围蒲坂三路大军攻高欢的形势下，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东魏颍川长史贺若弼和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自梁陈以西降者相属；颍川将赵育来降；是云宝杀东扬州刺史那椿，以州来降；[7]24 543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等等。其三，就是征兵。537年七月征兵会于咸阳 [7]25，就开始扩军。此后，每年还搞大阅兵活动，如539年大阅于华阴，542年大会诸军于马牧，543年大阅于櫟阳，544、545年大阅于白水，546年大会诸军于咸阳。逐年阅兵不只说明操练情况，实际也是说明征兵工作一直在进行，军队在不断扩充。543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这是征兵中的重要举措，有学者认为是在乡兵基础上招募豪右扩军。[5]164有一定道理，笔者也认为丁兵制[8]207-210更是征兵常态。尤其是到543年，宇文泰经营关陇近十个春秋，在政权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丁兵制是可以有效落实的，只是这一年吸取邙山战败的惨痛教训，才特别提出“广募”的。根据谷川道雄征引的材料[5]329，大统九年（543）之前，已有征募“豪右”的举措，只不过到大统九年（543年）是强调“广募”，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军政策。即使征募豪右统领的乡兵，也是可以纳入丁兵征发视野下看待的，“三丁取一丁”[6]126，这也应是征发关陇豪右的基本政策，否则豪右统辖乡兵力量不均，连个排定级别依据都没有，那如何能让他们觉得公平公正。宇文泰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实现了军队数量的增长。
我们再看提升军队质量上举措：其一、加强组织建设。当时基本组织架构：宇文泰统领全军，军队高层设有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仪同、四十八团九十六仪同，中下层设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别将、统军、军主 [9]46等。“初置府兵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 [6]126，当时六柱国总共不满五万人，那百府均分，每府才近五百，也就是一仪同统兵五百。这是府兵制初置时期的格局。扩军之后，当不在此限。到大统十六年（550）府兵制建设初步完成，实际是宇文泰主导的中央军建制的完成。而像出镇河南的王思政、出镇河西的念贤，虽然当时他们也是大将军，但不在六柱国统辖之下，性质与十二大将军不同，他们应属于地方军。后世也可泛称府兵，但绝对不是当时的中央府兵。当然，地方府兵组织系统也是按照大将军以下的开府、仪同等系列称谓设的，周武帝时期的扩军，地方府兵均在扩军政策执行范围之内。其二、府兵军团的空间布局。从前面提及的大阅兵之处，也可以看出几处军事基地，咸阳、华阴、马牧、白水、櫟阳，基本上都离长安不远。继承北周隋军政遗业的唐朝，其前期折冲府就有657个，关内就占有288个，陇右占37个，合计关陇府兵占近一半 [9]143。从唐前期府兵情况倒推，也可以判断宇文泰初期组建的百府，布局应是以长安为中心，在关中地带排布的。其三是军队将领的选派。军队里如果将帅们不能同仇敌忾，战斗力必将大受影响，因此将帅的选择无疑是府兵制落实的重中之重。那我们看一下六柱国与宇文泰的关系：李弼，原来是侯莫陈悦部下，他的妻子是侯莫陈悦的姨娘，在宇文泰为贺拔岳报仇讨伐侯莫陈悦时，他弃悦投靠了宇文泰，并与宇文泰历经沙苑、河桥、邙山之战，虽然是陕西成纪人，但可以说是宇文泰的亲信，且伴随大统九年扩军，已经成为关陇豪族的陇西郡望代表，他的儿子李晖还娶了宇文泰之女。独孤信，是贺拔岳哥哥贺拔胜的亲信，贺拔岳遇难，贺拔胜曾派独孤信入关准备收编贺拔岳部，但宇文泰已经被推为新领袖，他回到荆州，与东魏作战，失败投梁三载，后入关投靠宇文泰，也算失势之人重新被接纳，自然对同乡宇文泰有感激之情，他与宇文泰也有姻亲，其长女就嫁给了宇文泰长子宇文毓。赵贵，贺拔岳遇难，他诈降侯莫陈悦，将贺拔岳尸体收回，并首倡推举宇文泰为领袖，是深得宇文泰信任的将领。于谨，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时，于谨任长史，并劝宇文泰图谋关右，他与宇文泰对关陇形势地位有共识，他也是宇文泰非常欣赏的有智慧的将领。宇文泰去世后，他力挺宇文护，可以说对宇文家有着彼此信任的连续性，他的儿子于翼娶宇文泰之女。侯莫陈崇，他也是继赵贵之后，诚心翊戴宇文泰的将领。李虎，虽然资料不详，但他家居武川，与宇文泰是同乡，与独孤信、侯莫陈崇、宇文泰同属武川镇，有着同乡同气之谊。但曾有留守长安辅助西魏太子的经历，也不排除他与元氏宗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独孤信也是亲家，其子李昞娶独孤信之女。我们再看下十二大将军与宇文泰的关系：宇文导，是宇文颢的儿子，而宇文颢则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死后，宇文泰负责宇文导的抚养与教育，宇文导是宇文泰一手调教出来的优秀侄子。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哥哥，原来也是贺拔胜的部下，贺拔胜后来对宇文泰的钦敬态度对其应是有影响的，更不要说其弟弟被宇文泰重用为柱国了。达奚武，原是贺拔岳部，也是翊戴宇文泰的第一批将领之一，大统三年随宇文泰征战沙苑十二将之一，是宇文泰亲信的将领。李远，原是尔朱天光旧部，也是宇文泰沙苑之战十二将之一，宇文泰还把自己的一子过继给李远为子，在战场上他的弟弟李穆在邙山之战舍生忘死救过宇文泰一命，足证二人的亲密关系，他也是宇文泰笼络的重要的关右豪族郡望代表。豆卢宁，原隶属侯莫陈悦部，他是随李弼一起投奔宇文泰的重要将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李弼共进退了，自然也是辅佐宇文泰的悍将。宇文贵，夏州人，夏州曾是宇文泰主政所在，宇文贵虽非武川镇人，但宇文泰将其视为宗室，非常信任重用。宇文泰在魏废帝三年曾派他代替自己的外甥尉迟迥镇守益州（四川），四川是关陇的后方战备经济基地，足见他被宇文泰的亲委程度。贺兰祥，是宇文泰姐姐建安长公主的儿子，宇文泰的亲外甥。杨忠，曾是独孤信旧部，也是武川镇出身的将领。杨忠之子杨坚娶的也是独孤信之女，杨坚与宇文毓是连桥。王雄，太原人，曾是贺拔岳部，代表着入关后山东大族力量。元赞、元育、元廓，都是元氏皇室宗亲，在魏废帝与宇文泰发生矛盾时，自然是维护废帝的。但面对宇文泰手握的兵柄，也是无可奈何的。元赞就曾劝废帝不要与宇文泰为敌，元廓后来被宇文泰立为恭帝。可以说府兵制建制形成时期的六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基本是支持宇文泰的班底，大统十六年府兵制系统建成标举的人物名单，就是以宇文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成员。至于二十四开府仪同三司及其他重要领导人物，也多是宇文泰的亲信：其一是宇文血缘家属，如宇文测、宇文深、阎庆、尉迟纲、宇文虬、宇文盛等；其二是翊戴宇文泰的第一批将领如梁御、若干惠、怡峯、刘亮、王德等；其三是代北同乡如韩果、梁椿等；其四是伐窦泰、克弘农、战沙苑、河桥、邙山的战友，如怡峯、王德、蔡祐、常善、辛威、库狄昌、田弘、王杰、王勇、耿豪、高琳等等；其五是宇文泰委任的豪族代表，如杨宽、周惠达、柳庆、苏绰、卢辩、长孙俭、斛斯征、李贤等；其六是赐姓宇文的将领及亲兵将领如李和、伊娄穆等等。毛汉光分梳上述相关人物主要从关陇集团起步时考察所在势力，对诸势力在联姻、战争、扩军后逐渐混融注意不够。[10]191-215
通过上述扩军、府兵布局及将领安排，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宇文军，为北周的崛起及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军力基础。
二、隋唐帝国形成的财力基础
政府要运转，军队要装备，而外有强敌压境，经济基础又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财力问题是制约宇文泰集团发展的第二大问题。宇文泰是如何解决财力问题呢？我们知道农业社会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土地经济要素包括：一是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匮乏，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因此，宇文泰征兵的时候，主要征的是六等户以上之家，且是三丁出一丁，在这样的政策保障下，农业劳动力问题不存在大问题。543年广募关陇豪右，不仅可以利用他们的人力，也可以嫁接他们的财力。这些豪右组团参军，并不是放弃了农业，家族留守人员依然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府兵制下将士主要就近驻扎，“郡守于农闲隙教试阅”[6]126，因此，劳动力要素不存在问题。二是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的发展，除了靠自然条件之外，水利兴修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而这需要的是丁户服劳役，只要人丁不匮乏，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三丁出一丁服兵役，那余下各等人丁服劳役这是常态进行的，因此水利兴修有保障。三是人丁及土地数量的管理。无论是兵役、劳役还是赋税的征收，主要依据是人丁及土地实际开垦数量。而如何准确把握人丁及土地田亩问题，这是土地经济的要害。苏绰主导的记账制度就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举措，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7]391这方面就有了充分保障。
单纯考虑土地经济三要素还不够，关键还要考虑如何配置三要素，而配置三要素主要在地方官的素质能力、信誉威望。因此，郡守县令的选拔培训就是重中之重。苏绰六条：治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均赋役，基本是官员的行动宪章。做到这六条，不但可以稳定人心，也是保障经济增长，实现财政盈余的根本。反之如果做不到六条，官员贪腐，不要说风气败坏，就是经济上也会出大问题，赋役会不均，财政会流失，土地也难尽其利。高欢、高洋集团最后的失败，主要就在吏治问题上。
苏绰六条中，尤其是“尽地利”和“均赋役”是指导官员发展经济的具体指南，如“尽地利”条要求“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脩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7]384 “均赋役”条说：“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於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於是弊矣。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於斟酌贫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长，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 皆王政之罪人也。”[7]390可以说这两条基本将农业经济耕织、赋役要点一一澄清，执行这样的原则、举措，必将使土地经济健康发展。
苏绰还主张行政节流，尤其是“减官员”，提倡治心节欲主静，抑制官员们的贪念，行政支出大大缩减。还另辟财源，“置屯田以资军国” [7]382，府兵是参与屯田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史书屯田记载虽简略，但这实际关乎军队经费重要来源之一，不可忽视。苏绰是否仿效曹操，无直接证据，屯田及唯才是举举措，可侧面说明曹操施政思路对他的有影响。此外，魏废帝二年（552），宇文泰派尉迟迥攻占益州，益州物产也为关陇军政开支提供了更为雄厚的物质保障。综合上述举措，宇文泰所部基本解决了关陇财力问题，为北周崛起及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财力基础。
三、隋唐帝国形成的文化基础
文化问题，事关人心走向。人心向背，又是决定政治成败的关键。文化方面，如何超越江左、邺都后来居上，确实需要将关陇政治文化遗产统筹更张。那宇文泰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主要从人、制度、郡望、赐姓、教育等文化载体切入。
首先说人，关陇区域人员成分：汉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后代，六镇入关混合种族型人员后裔，随魏武帝洛阳西迁之人，从梁朝、高欢部投靠之人。人员来源成分复杂，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胡化之人，一是汉化之人。胡化之人，崇尚的是骑射文化、豪杰精神。宇文泰以元魏臣子身份，效仿北魏开国时期种姓部落文化，就是满足胡化之人心理之需，政策如“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7]36那汉化之人心理如何满足呢？江左、山东继承华夏儒家文化，似乎有优势，但江左因梁武帝带头信佛，放弃了儒家意识形态的至高点；山东上自高欢、下自臣僚都不以修身为要，甚至卖官鬻爵，也放弃儒家正统。而关陇宇文泰不但采纳苏绰六条，还带头身体力行俭素之道，何德章文，强调了儒学经典《孝经》。 [1]23。笔者认为儒家正统核心观念是真诚、节制，真诚是仁之本，节制是礼之本，仁礼才是儒家正统之所在。而孝道只是落实夫妻、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五达道”之一，真诚贯穿“五达道”，“诚”才是《孟子》《中庸》中说的天之道。江左梁武帝失于诚之对象，山东失于不诚，关陇胜在言行一致之至诚。苏绰六条蕴含儒家经典要义，在“后三国”争锋时代苏绰六条已经占据了当时意识形态制高点。苏绰又将周官文化“阳傅”其中，力求从内容到形式都儒家化，满足了关陇汉化之人心理需要。六条治心修身之要，不但在文官系统有发挥，在府兵系统也是大行其道的。治吏关键在治心，关陇胡汉贵族及官员的心治好了，民心自然归附，即使局部地区出现反叛如羌氐作乱，也很快被平息。
其次是制度。周官制度究竟落实如何？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宇文泰所以令苏绰、卢辩等效仿周官之故及其制度实非普遍于全体，而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6]82地方上用的依旧是郡县制，派遣郡守令长，都是精挑细选的。苏绰六条中擢贤良有明确选用及考核说明：“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略）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略）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略）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略）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於官之烦省。（略）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略）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7]386关于行周官之制缘起：“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初太祖（宇文泰）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7]36可见，宇文泰行周官是要革除官繁弊端，提高行政效率。地方长官中央委任，各级官吏均由郡守令长委任。当时中央元氏及宇文泰共掌朝纲，本身机构、人事上就有些复杂，加之所承汉魏官制繁复，机构臃肿，那合并部门，减员增效，确立宇文泰威信，从周官系统切入以达到改革目的。“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7]36实际上六卿官是高层顶层设计，但因实际权力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打破权力格局有一定难度。按《周官》理想设计，大司马是掌握军队的，但宇文泰及其后任者怎么会将此权力旁落呢？顶层不能贯彻，下边也就很难推行了。这恐怕是后面周官系统被舍弃的根本原因。但周官的名号系统，继苏绰经卢辩加工之后，对胡汉官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凝聚力与组织力。不只周官，其实命苏绰作的“大誥”[7]393，有修改文体文风的目的[12]，但“大誥”也有另一层现实目的，依据大誥内容依次针对的对象看，是有所为而发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理清领导集团成员的权限，为加强宇文泰的领导地位而做的具有宣传性的文章。
第三是改易郡望及赐姓。这方面是整合胡汉集团成员的重要举措，地域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客观环境对人心理的塑造也是潜移默化的。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新的共同生存空间中融合认同，这是需要引导的。改易郡望姓氏、赐姓就是具体举措。魏恭帝三年改有功诸将姓为胡姓。周明帝三年三月，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自今周室既都关中，宜称京兆人。”[7]54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功高者，并令其为宗长，仍撰谱录，纪其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12]905恭帝三年改易汉姓为胡姓，这是宇文泰生前所为。而改易胡汉诸姓子孙功高者为关内郡望，一说是太祖入关之后，一说是周明帝时胡姓才改关内郡望。陈先生认为入关迁洛诸胡族改京兆郡望，当在改功臣诸汉将改关内郡望之后[13]12。如果换个角度看，魏孝文帝汉化迁洛，改易胡姓郡望，赐姓胡化汉将，这种双向流动政策比较适合胡汉心理熔冶，宇文泰启用《周官》与府兵制部落之制，也是采取杂糅胡汉的双向流动。仅以《明帝纪》所载就断改胡族郡望为关内郡望具有普遍性，似乎有待商榷。入关后胡汉将领享有均田，如不改郡望，均田恐怕是难通人心的，这实际也关系当地人的接受之问题。郡望姓氏是“关中本位政策”空间要素内涵反映，郡望姓氏与地域结合，心理想象与客观现实对接无碍，才能谈及本位，才能收到显著效果。2003年，刘文锁谈及了河西望族安氏入关中改郡望 [14]，对理解“关中本位政策”对河西胡族的适用性有一定帮助。至于赐汉人胡姓，也非仅虚名，这是军队造声势的需要，假借胡族当年的勇猛神威招牌，在与东魏战场上较量中赢得先声夺人之效，这也对山东六镇军团有同气感召力。宇文泰赐姓，吕春盛统计可考者有57例[15]19-179，这里有荣誉，更有信任与认可。定居需要郡望，用兵需要胡姓，这看似矛盾，但确在军政两大系统中有收心之妙用。
第四是教育。教育要素有三：其一是官员的身体力行，其二是师资，其三是机构。官员的身体力行方面，有苏绰六条作为教科书指导，又有宇文泰、苏绰等高层领导模范带头，上行下效，形成俭素、孝道、崇德的风气。生存关陇空间之人物，自然受此系统熏习，得其教化。至于师资，可以说苏绰就是宇文泰的汉化老师。范阳涿郡之卢辩曾任太学博士，足见对中央太学机构人选之重视。机构方面，宇文泰在西魏建立后就“置学于东馆，教诸将子弟。”[7]811 “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读书”。[7]624-625据《隋书》记载，郑译、王谊、元谐、崔仲方、杨坚、豆卢勣等均受业于国子。这些人都是开国功臣的儿子。教育的功能在于文化传承，宇文泰重视教育为北周隋唐的崛起雄霸天下打下了文化根基。
四、隋唐帝国形成过程中——“关中本位政策”的客观基础
上面围绕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要素进行了解析，下面略列“关中本位政策”的客观基础，以便深化认识：
其一、北魏的政治遗产资源。宇文泰拥戴孝武帝入关，在继承北魏政治遗业上超越高欢占据上风。且当时有一批留在高齐的官员家属也随孝武帝入关，这在心理上也制约了一部分东魏政治力量，如同西魏扣押宇文护的母亲阎氏以资利用一样。立魏文帝之后，宇文泰与元魏皇室保持了长达十七年的相安无事，这对开发北魏在关陇乃至关陇以外的北方政治资源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关中地域资源。关中有山河关隘的维护，这是关陇有效割据的先天条件。这在当时不只宇文泰、于谨有这个认识，到隋末的李渊、李密这些一流战略家都有这个共识，即占据关中即可称雄天下。
其三、姬周礼教资源。关中是姬周旧地，是儒家礼教文明的发祥地。虽经五胡乱华，官方礼教荡然，但礼教文化在民间汉人心理是有存留的。百姓对礼教治国还是暴力经营，心中是有比较的，礼教在民间有民意基础，诚如陈先生一再强调的中古学术转为世家之学，大族世家对普通民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后三国”争锋天下，除了军事力量比拼外，就是政教上的比拼。宇文泰重视周官、苏绰六条，就是抓住了政教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其四、文武人才资源。一是入关六镇武力人才资源：随贺拔岳、宇文泰入关的六镇力量虽然人数少，但这些人员久经沙场，是在军事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难得人才。可以说，派入关的一个六镇兵就可以统领一支部队。这也是为什么扩军之后，战斗力可以迅速提升的根本所在，这也是府兵制能有效落实的要素之一。一是关陇儒教人才资源：陈先生说关陇区域“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复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6]41宇文泰所部胡化集团与苏绰为代表的关右汉化人才资源共同打造了胡汉共同体，形成了北周隋唐开疆拓土的宏大格局。
综上，我们分析了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关中本位政策”的要素，并就政策制定的客观基础进一步深化理解，认识到“关中本位政策”建构出一套高效的军政系统，凝聚产生了一个团结有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关陇集团，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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