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战略是为中华文化应对近现代科学与民主文化思潮冲击而提出的。他认为可以融合佛教性理之学与儒道心性之学，发扬中学的理性、心性，与西学的科学与民主真精神——理性、个性呼应，这是“中体”内涵。依体用不二法则，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西用”内涵，并提出落实“中体西用”战略的方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主张个性、理性为融合点，实现心性、理性、个性的融合。这样的战略方针可以实现道德重建、恢复民族自信心、保证学术独立的法门，在当代及未来意义深远。
[关键词][1][1]：陈寅恪 中体西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祖父是支持戊戌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以绝食赴死抗议日军侵华的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生活的时代，中华政局风雨飘摇，欧风美雨肆行无忌，华夏族群全面失去自信，为拯救民族国家危亡，其祖孙三代前仆后继。陈寅恪受家庭熏陶，年少就立志会通中新旧之学。他自十三岁开始随兄出国游学，前后历时近十八载，足迹遍及东亚、西欧、北美文化发达之区域。1925年回国执教清华，立志续命河汾，扭转文化乾坤。1934年提出自己的认识与主张：“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即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1]1961年陈寅恪好友吴宓日记中写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2]这表明他的“中体西用”观一生未变。“中体西用”本是晚清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张之洞力推的富强新政主张，他们说的“中体”指的是华夏“纲常名教”，“西用”指的则是西方器物技术层面，也含部分制度层面。陈寅恪说自己的主张与曾张主张的国家战略 “接近”，那他的“中体西用”文化战略到底蕴意如何？现试析如下：
“中体西用“文化战略内涵
陈寅恪曾自谦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实际上他学术视野远非如此，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他对吴宓就曾讲：“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远逊泰西也。但中国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佛教之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吾国旧说与西儒之学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3]足见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的认识。他强调自己研究的“不古不今之学”，主要指他用功最勤的部分，即中古西来佛教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冲撞相融的历史，他想努力寻找中印文化相融的结合点，以此为鉴，就可提出应对晚明以来近代犹著的西方科学民主思潮侵袭方略。最后，他找到的应对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路比较集中地隐含在他写的《论韩愈》一文中。
《论韩愈》，是1954年陈寅恪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一篇力作。在文章中他阐述了韩愈弘扬孔孟之道，匡救当日政俗之弊，改进文体，创建韩门等功绩，肯定了韩愈在中古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尤其是在韩愈身上陈寅恪找到了中印文化融合战略及战略融合点。陈寅恪揭示到：“南北朝后期及隋唐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经之方法殊异，如禅学及禅宗最有关之三论宗大师吉藏、天台宗大师智屹等之著述与贾公彦、孔颖达诸儒之书其体制适相冥会，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指，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韩愈）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学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以此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4]这里蕴含了持儒家立场的韩愈应对佛教文化战略，即“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此战略要义就是利用新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与《大学》中“明明德”的相通之处，融会心性之学与修齐治平，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这是文化战略的融合点。而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民主思潮风靡九州，中西文化碰撞激烈，鉴于韩愈应对佛教战略，他吸取曾张的“中体西用”理论成果，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战略。他认为融合佛教性理之学与儒道心性之学，可以发扬中学的理性、心性，这与西学的科学民主真精神——理性、个性并行不悖，完全可以凭此应对西学侵袭，这就是“中体”内涵。依体用不二法则，那么科学、民主在中国的落实也就没有障碍，科学、民主正是“西用”主要内涵。这就是陈寅恪“中体西用”文化战略的内涵。
“中体西用”文化战略实施方针
韩愈为落实“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战略，采取了“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的方针。陈寅恪为落实“中体西用”战略，则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针。这是深悉中西政治文化内幕的陈寅恪的理性总结。他看透了西方民主、科学的本质。民主、科学需要人民有个性、有理性。个体有了个性、理性，个体才勇于做主、善于做主，这样才能落实民主。个体有个性、有理性，科学才能得以发扬，因为任何科学进步都是立足于怀疑精神、理性批判精神。他倡导“独立之精神”，就是呼吁人要有个性；他倡导“自由之思想”，就是呼吁人要有理性。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提法，最早记录在今天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王国维碑文上，碑上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所,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5]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去中山大学，代表中国科学院请他出任中科院历史所所长。陈寅恪在给中科院的答复信中进一步解释了碑文中的意思：“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6]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独立个性、理性精神，尤其是强调“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这就将西学科学、民主的内在精神与华夏仁圣本有的个性与理性贯通起来。如果有人仅认为陈寅恪只是针对自己和个别知识分子而言，那么他晚年花费大量时间考证两位才女事迹，则能显示他弘扬普及之意。其一是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事迹，文中说：“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清代乾隆）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之思想，在当日及后世百余年间，俱足以惊世骇俗”[7]就是彰显她反对“三纲”，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二是他花费近十年之功，考证明清之际的才女柳如是，撰写出近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书中写到：“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在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恋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8]同样也是彰显柳如是身上的独立精神，并呼吁后世应大力弘扬此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主要是封建的“三纲六纪”。陈寅恪早在1927年就认识到了“三纲六纪”面临消亡命运：“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其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东土，而中土历世遗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籍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托，不待外来之学说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9] “三纲六纪”思想是束缚中国人个性、理性的绳索。宋代以后，新儒学因受佛教思想影响，无论是陆王心学、程朱理学还是张载关学，都有将孔孟含有敬畏之心的天命观客体化倾向。在礼教失去天命信仰根基后，人们在主观上也对其形式日渐失去诚意，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反礼教总爆发而已。即便经历新文化运动，失去主观、客观依托的礼教观念依然以其惯性影响着基层社会民众的言行观念，这无疑是需要继续破除的，否则以个性、理性精神为支撑的民主、科学还将无从落实。如今，“三纲”思想遗存在共和国宪政体制下依然气势惊人，如当下“家长”作风的回归、“官老爷”作风的盛行、消费主义的盲动，许多丑陋的旧思想旧习惯沉渣泛起，无不与旧“三纲”观念息息相关。个体觉醒、理性复兴之路，还任重道远。我们不应忽视哲人理性的呼召，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打开科学、民主大门的钥匙，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行方针。
落实陈寅恪“中体西用”战略方针的意义
落实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战略，有利于重建道德，安顿民心，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陈寅恪谈到道德与人心关系时曾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10]可见，道德问题处理不好，社会将失去公义，政府将失去民心，人们将幸福感全无。因此回归中华心性本体，并赋予本体以个性、理性新内涵，新道德标准才可行，民心才可定，国家才可安，人民参与社会热情才会回温，我们宪法里优越的民主制度也才能很好地落实。
落实“中体西用”文化战略有利于中国学术独立，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提供可持续性保障机制，这也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树常青的前提条件。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就意识到高等教育中西文化恰当地融合很重要，他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所谓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 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的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请君试于参究之。以为如何？”[11]他当年意识到的问题，今天还有许多没有解决，学术独立道路还很遥远。如还不努力提高中华理性水平，学术不独立，科学始终处于依附地位，经济也无从保持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连自己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都不能保持独立性，这方面也主要向外学习，那民族精神之树如何常青呢？今日大陆国学的研究还不如台湾、日本，这难道不是是事实吗？“体”都不存，又如何“用”呢？因此落实“中体西用”文化战略早就应是不必争议的话题，而今天继续全盘西化论居然还占上风，这不只是学术界，连民间也是如此，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落实“中体西用”文化战略，有利于建立自信包容的文化机制。1934年陈寅恪曾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剧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家者。”[12] “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华夷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13]可见，陈寅恪主张吸取儒家传承法典、生活的历史经验，会通中西法制，健康日常生活。在文化建设上，用道家观念包容优势，包容西学个性化学说，用佛教优长的理性思辨消化吸收西学理性之论，这样可以建立自尊自信的文化应对机制，最终实现心性、个性、理性融通的“中体”与科学、民主、法制融通的“西用”达成美好的统一。
1943年陈寅恪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预言：“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比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零，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14]宋学是佛教文化与华夏文化融合的顶峰，而“新宋学”将是中华文化与西方科学民主文化高度融合才会出现。陈寅恪充满自信地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5]这位不世出的智者历经数十年的学术思考，为中华民族发展提出高度凝练的战略方针，值得当下富于理性精神的国人共同为之鼓与呼！“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我们不应让学术巨匠于九泉之下长久伤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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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5:158.
[7][15]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9;163.
[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
[9]陈寅恪.陈寅恪诗集[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1:12.
[1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