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钱理群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长文，见《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钱理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颇有共鸣，想到自己工作三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觉得很有必要作一系统的梳理。
1．大学教师必须首先是教育家
优秀的大学教师必须首先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愫的教育家，其次才是他所在专业中的佼佼者，我做出这样的前后排序，并不是贬低专业素养在教师职业生涯中的作用，不管大学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基于专业学科的学院、系科划分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希冀培养无敌的通才，这条规则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确定了。但是，如果大学教师的眼光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用专业视角思考面临的所有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索然无味的课堂、冷冰冰的技术语言、赤裸的技术崇拜、以重复性训练为核心的教学思路和一批批被改造成工作机器的毕业生。
我承认专业技能是在高度职业分工的当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庸庸碌碌的人生是可悲的，形同机器的国家与社会是可怕的，没有教育家的象牙塔是荒凉的。既然应试教育的悲惨局面在短期内无可避免，国家就应当将大学作为消弭应试教育恶劣影响的主要阵地，充分地通过一大批具有教育家意识的大学教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现代意识和开阔眼光。从此意义上讲，不少大学正在开展的完全学分制、博雅通识教育等尝试，值得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萌生于畸形教育土壤上的幼苗，仍然包含着挥之不去的畸形基因，它们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获得多少成果，还需要隔三五年再作考察。
2．学生考察机制应有重大变革
关于学生考察机制的变革，我想谈三点：考试方法、综合素质评分和毕业论文。
大学课程的考试方法在近些年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就我所在的新闻摄影专业而言，除开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剩下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采用传统闭卷方式进行考核的总共不超过10门。其结果是教师省事（免去了出卷、阅卷的麻烦），学生轻松（不用背了），学院放心（教务处每学期都要检查试卷，出了问题学院要被批评），看起来是大家乐，我觉得教学双方在这方面有一些误解，是不是不用闭卷的考试就是好考试，恐怕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多样化的考试改革不应成为一刀切的制度，闭卷考试也不是僵硬死板的传统，合理的方案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怎么合适怎么考，怎样能真正体现学生的能力怎样考，遵循了这个原则，不管是开卷、闭卷还是其他方式，只要命题方式灵活，更多地偏向于开放式、分析型的主观题，摒弃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的记忆题，都可列入优秀的考察方式之列。
于光远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发出“大学应当取消政治课”的呼吁，引发全场掌声雷动，可见人心向背，客观地说，如今加在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枷锁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政治课不及格、不交入党申请书，谁能往学生头上扣政治思想不进步的帽子，那些领导和老师们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东西，他有什么底气强迫自己的学生相信？当然，要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或是反右斗争，我们的大学生会不会上街游行，会不会打老师，恐怕还难说，不过，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因子虽然还在，但导火索很难有了，也没有人像当年的伟大领袖那样一呼百应了。政治枷锁的消除无疑是件好事，但综合素质测评又成了一把新的枷锁，综合素质测评的手段是把德智体（不知道是不是这三块）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权起来，目的是为评定三好生、优秀团员、入党、奖学金、保研等提供切实的数据，应该这样说，在现行的大学诸多体制当中，综合素质测评无疑为其他各项工作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依据，但存在本身并不能成为存在合理性的理由，谁说大学生就必须要评先进，必须要分出个一二三四五？这种考评模式的弊端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要获得奖学金，就必须按照综合素质测评的标准做全方位的努力，既要成绩好，又要参加各类活动，还要……以前还有通过献血来加分的，后来发现大家都去献血，便取消了这一加分指标。用同一模式要求所有学生，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学生的个性？有的学生学习成绩高一点，参加的活动少一点，有的活动能力很强但学习成绩稍弱，于是得到的分数比较低，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不是好学生？参加活动可以加分，会不会导致出现一些自产自销的活动项目？为了争夺细微到零点几分的差距，同学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裂痕？这些在实践过程中都能找到答案，有人说综合素质测评的一些弊端源自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应该是畸形的制度扭曲了健康的人性，为了生存，你要么异化，要么出局！
大学应当成为个性的乐园，各类社团、活动、比赛等等，不能成为直接指向“加分”的工具，而是要切实地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成为他们展现自我、愉悦性情的重要平台。对待大学生需要一点无为而治的精神，尊重部分学生“不为”的权利，不要通过什么测评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而那些积极“欲为”者，学校也应当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便利，给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但坚决不能将这种脱颖而出与排名挂钩，学校要让大学生知道，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几个冷冰冰的数字的几本红彤彤的证书，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恬淡，数字可以被超越，证书迟早会褪色，只有经过锻造的健全性格才能伴随一生。
关于毕业论文，也许初衷是好的，在高等学府学习了四年，总得有点什么东西作为收尾吧，从这一角度来看，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似乎有一点仪式般的庄重意味。仪式在原始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承载着先民对于丰收的渴望和对于上天的崇敬，一群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即便第二天还要面临更为繁重的任务，也愿意在当晚举办一场热烈的祭祀舞会，那是精神的力量使然。但当仪式逐渐蒙上了现实功利的阴影而失去了起初的文化心理意义时，它似乎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譬如圣火的传递，究竟承载着多少对于光明、和平的渴望？我觉得很难说。
仪式的价值在消褪，何况大学生们还要忍受这一仪式与求职的双重煎熬，待仪式结束，宴席即将散去，宿舍已经下达了最终的逐客令，他们不得不与生活了四年的大学匆匆告别，其实那一刻才真正感慨良多。
我认为，对大学生四年的学习情况进行最终的考察的确很有必要，但毕业论文的形式似乎过于单一，论文需要选题，一个切口狭窄的题目能代表学生对于所在专业的全面认识吗？论文还需要讲求学理性，摒弃浪漫的诗化语言，它能反映出学生内心中的真实感受吗？论文的答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那常常表现为漫不经心的问答，能作为师生之间四年对话的缩影？试问今日之大学，究竟有多少课堂之外的师生对话？以答辩这一对话形式作为大学的终结，是否反而会成为对于大学教育的深刻反讽？我希望大学主管部门能够将毕业论文更改成毕业汇报，汇报的形式不限，无论是理论文章、思想总结、创作成果、个人展示、心路历程，只要能够反映一位同学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进步，都应视为合格，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充分发挥，也完全符合大学作为技能、思想和精神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乐园这一本质。
3．教师之间须有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
西南联大的教授见面就谈学问，今天的教师呢？谈学问的肯定还有，但谈车子、房子的也越来越多，我不是玩虚伪的清高，车房当然重要，但它们必须被界定为方便的代步工具和精神的安乐窝，而不能作为炫耀的资本，更不能成为大学教师的终极追求。大学扩招以来，不少教师抱怨学生的素质下降了，但有多少教师反思过自己的素质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滑了？也许作为个人来说，我们的学养在不断进步，讲课能力也一直获得提高，但能不能把胆子放大一点，和蔡元培、胡适、刘文典、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比一比？大学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教师个人水平很高，即使是在一个劣性体制之下，也仍然能够展现出他个人的魅力，因为课堂毕竟是属于教师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抱怨学生的逃课和打瞌睡，教师讲得差，学生当然要睡觉，那是教师活该丢脸；教师讲得好，学生继续睡觉，那就是学生活该！这两种情况在大学里都有，但估计前者多一些。
教师素质下降，学术争鸣的缺位是一重要表现，自己都不把学问当回事，还能有什么争鸣？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使有的老师有学术争鸣的意愿，在实践当中也会畏畏缩缩，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是和不愿意争鸣的老师谈学术，会显得清高、虚伪或迂腐，引发对方的反感；第二是学术观点的迥异，难免造成人际关系的裂痕，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正确地把思想和友情区别开来，用小文人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活；第三是学术中的山头主义，一个大山头下面围着一群小山头，小山头的任务只是唱赞歌，不要试图超越，更不要想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偶有吃螃蟹者，只能乖乖地退出这一山脉，这一现象在具有师生关系渊源的同事当中比较常见，小山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装在肚子里，唯恐引来大山头的不快，而大山头做惯了学术权威，渐渐地有了些霸气，容不得不同意见，这也加剧了小山头临渊履薄。
其实这种学术上的山头主义最终害的还是我们的大学生，倘若一个专业的所有教师都属于一个山脉，学生整整四年只能听到同一种思想，或者顶多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翻版，岂不痛苦？长此以往，或者连学生自己也成了山脉中的一员，造成了思想的严重僵化、刻板化、狭隘化。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师生之间该如何交流思想的问题，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高度，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任何老师都不可能获得全体学生的认同，现在的学生当中，的确有一批理论水平或实践能力很高的，他们有的比较乖巧，装作谦虚谨慎，其实心里对老师很有看法，而有些直爽点的喜欢把思想外化，明确地和老师“叫板”，后一种学生往往对于学术有着真挚的追求，却是大多数传统型教师所不愿遇到的，学生提出了老师都解答不了的问题，直接威胁到教师在这一学科的地位了，该怎么办？我想，这期待师生双方观念的共同转变，学生不能因观点的分歧而失去对教师应有的尊重，教师更不能因学生身上的那点年轻人的傲气就肆意动用权威进行打压，相关的经验还有待在实践当中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反思。
作为学校来说，要鼓励学术争鸣，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障，比如同一门课程（或者讲座）能不能安排两个老师同时开设，学生可以换着听几次，之后再完全固定下来，这样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既激励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尊重了学生的主观意愿。
作为学术争鸣的参与者，需要防止的倾向是不能把驳斥当作娱乐，驳斥是争鸣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要是总抓着对方的弱点进行“商榷”，而没有一点自我的建树、平和的心态、合作的精神，恐怕也不是什么高尚的学术品格。
4．大学应有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大学没有民主，招生计划是怎么制定的？课程设置是否应有学生的参与？学校管理者为什么总是由上级任命？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太重要了。就比如学校领导的来源，按照现代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核心问题是选举问题，领袖由谁产生，就应对谁负责。中国的大学是半行政化的机构，不仅领导采用任命制，学校的行政人员也十分冗余，不像西方的很多大学，校领导是由教授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每个学院除了配备一名教学秘书之外，其余都是专职的教学人员。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仍然存在浓厚的“官本位”主义，学校管理层的任务是向上级汇报，而非对下级负责，普通教师和学生很难感受到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还难免会产生一些对立情绪，严重地破坏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如果大学有了民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局面——课程设置因学生的参与而更加合理，学生学到了更多想知道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必须”知道的东西；校领导面对自己的选民，显得更为敬业，经常与学生促膝长谈，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真诚；科研成果考核因教师的强烈反对而取消，教师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专门从事自己心爱的教学工作，另一部分出于对科研的喜爱，潜心在各个研究所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情洋溢又学理深厚的论文，那种为了完成任务的文字垃圾突然就消失了，同时由于论文市场的紧缩，版面费现象也突然失踪，学术期刊变得越来越好看，广告费自然上去了……这局面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和谐”！！！
中国大学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我的思考也太零碎，也许还难免过于主观化，脱离了大学教育的实际，不过的确是一点真实的想法。身为大学教师，我知道自己是很不合格的，不仅是在学养上，也是在理念上，也许尚未摒弃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意识，但对于大学的关注和对于自我的反思，是永远也不会止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