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11月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学会
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八十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他指出：五十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现代意义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着“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可是，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惊人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
费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是：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凝聚力的“象牙塔”。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遍的理性思维。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规律（natural law）。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law）。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拉格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味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十二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荐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
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笑声）。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与此同时，日本国门也被打开了。日本人最初学习东方，但看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一朝之际就被西方人打败后，就全盘转学西方。他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德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这样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模样差不多，只是一个有辫子，一个没辫子（笑声），前者来拿有形的器物，后者来拿无形的文化。俾斯麦没有上过大学，文化程度在德国算不上高，但是，他以德意志人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到两个民族三十年后的不同命运：日本将成为无法估量的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腐朽懦弱，最后任人宰割。不幸的是，他惊人地言中了！
甲午海战中，日本岛内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是饿着肚子打仗的。中国海军装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是日本无法比拟的，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人缺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文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醒悟过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掌声）。
中国文明早已烂熟，人们具有一种封闭的自信，无法相信有另一种文明可与之相比拟。中国人在理念上认为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是至上的，他们更多看到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搞改革、闹革命，都停留在这一层面。对于西方强势，中国只承认他们物质上的强大，而不承认他们内心的强大。洋务运动学的是器物，失败以后，觉醒到仅仅物质不奏效，应该在体制上展开变革。但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多天便被扼杀在摇篮里。归根到底，体制的变革仍然是权力斗争。一个民族的变革完全用利益驱动，而不是用文化驱动，这是何等短视。
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仍然有许多改革，但它们依旧没有高屋建瓴的文化向导，只是利益上的你争我夺，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人们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便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今天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景况会好些。历史当然没有这种假定。中山大学有位著名学者批评孙中山，说他一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并没有对中国的二十世纪建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个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真正翻开中国二十世纪全新一页的是谁呢？是新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二十世纪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北大奠定的。新文化运动不等于五四运动，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蔡元培在北大这个狭小的范围里，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原则，产生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培养新的一代人，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等一批青年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呼吁改造人的思想。胡适也说：“中国可以没有大炮，没有军舰，但中国不能没有大学。”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美国也敏锐地意识到，支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将是一批年轻的学生，谁培养了中国未来的精英，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把一部分庚子赔款拿出来，把美国教育输入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庚子赔款扶持起来的。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发现，大学才是一个民族走向新文明的真正起点。
今天，中国大学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大学。第一，真正的大学是超越市井社会之上的国家文化中心，而我们的大学只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或为经济服务；第二，真正的大学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寓所，是引领文明进程的“象牙塔”，而我们的大学却只是混迹于现实功利主义泡沫里的职业机构；第三，真正的大学多元文化的汇集、碰撞、交流、综合、创新的圣殿，而我们的大学却大多只有专业教育；第四，真正的大学是思想自由表达、智慧平等交流之所，而我们的大学只是用现存知识训导、管教、灌输给年轻人。
下面，我先拿出一个结论：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骄傲都来自于几所大学或者准大学；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耻辱、所有的不争气，都与一个事实相关，即在平常年代里，没有一所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大学。
即便是今天，中国并没有完全意义的大学。今天的北大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北大，尽管这里的物质设施、师生人数、学校规模等都远远超过当年，但它已经没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了。大学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精神、灵魂的作用，当年北大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北大的作用，“没有wdGCD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不容争辩的是，“没有北大，就没有wdGCD”。（笑声）wdGCD早期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都来自北大，连毛泽东也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段北大时光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生对北大极有感情，由他决策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是从北大开始的，连wenghuagemin都是从北大开始点火（笑声）。解放初期，人大的地位一度高于北大，开学典礼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但后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几乎将人大解散了，北大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
北大之后，对中国起到实际建构作用的，首先是国民党，然后是wdGCD。wdGCD和国民党的真正起点都是“准”大学意义的组织。在列宁的启示下，国民党办起了黄埔军校，它不是大学，又是大学。为什么不是大学呢？因为它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建立的，这里的文化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自由的精神空间，只是对学生的思想灌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黄埔军校比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像大学：它拥有超越整个社会的地位，较少受狭隘的世俗权威直接干预；所有黄埔学员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他们自觉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黄埔学生本来是要学三年、四年，但后来形势发展很快，半年就毕业一期。大家想想，大一上学期，有一半时间在军训，你能学到很多知识吗？不可能。但是，黄埔学员却是一个顶一个，这支学生军的力量所向披靡，是当时任何强大的军阀势力都无法匹敌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打仗的是为某种无形的文化凝聚着的学生，为某种超越狭隘利益的信念在战斗。这个组织的统一了中国，并奠定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在中国的权力基础。
在当时，大学校长决不是今天某个副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整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这也让我联想到毛泽东晚年与斯诺的谈话，他说林彪给他四个“伟大”的头衔讨嫌，他只要一个，那就是“导师”。他年轻时做过小学校长，这看似平常，却是他一生的缩影。他的成功正在于他是一位导师、一位校长。我们撇开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的争论，看他一生的关键，就是在做蒋介石曾做过、却没有再做的事情——办一所最大的“大学”。大家直接联想到的是抗大，其实广义地看，他把整个延安，后来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所准大学。
井冈山红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很伟大，但他们从山坳里走出来，视野狭窄而凝固，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事情，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里发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过程：知识分子和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融合。
大家想想，那些农民出身的土八路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怎么可能和这些一来就有优越身份的知识分子搞在一起呢，怎么能容忍他们享受更高的待遇呢？党内的确有强烈的抵制，但毛泽东把它化解了，他强调，我们能改造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家不要害怕。这八年，延安有学习运动，包括今天备受批评的抢救运动，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今天，深层的反省是必要的，但不应夸大，说延安整死多少知识分子，有些言过其实。的确有一个大知识分子被杀，那就是王实味，不过那是后来转战山西途中，被战地首长下令砍杀的。
延安产生的结果甚至令毛泽东本人都始料未及，这支只有小米加步枪，不足100万人的游击队，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当时世界上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400多万正规军。多年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当年曾在中缅战争中救过几千名英军的二战名将杜聿明将军，问他在淮海战役中为什么以80万的优势兵力输给了60万解放军。杜聿明将军答道：“我的人都跑到陈毅元帅那边去了。”（笑声）可见，这里的胜败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背后是人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文化的问题。
还有一类真正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已初具雏形，就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它们被迫迁移到偏僻的大西南山区。当时有一场争论，多数人认为，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大学先停办，或者办也是以短期培训班形式为战争服务，物理系就学造枪炮，化学系就学造火药，学文科的就做宣传者。但是，极少数高屋建瓴的学者认为，大学要按平时的方式办，这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八年抗战中，有个惊人的事实，国民政府除了军费之外的第二大财政开支，居然是教育。那时，大批学生来自沦陷区，土地被敌人占了，收不上租子，根本交不起学费，很多人是在逃难过程中考上大学的，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顾及。就这样，一个国家几乎要亡国的时候，居然花巨资养起了一大批无法直接为国效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幅度扩大了招生，培育了大批民族精英，世界精英。
西南联大无疑是真正的大学，而且是世界一流大学，八年间至少培养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想想，没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那些令中国人骄傲的事件，比如原子弹的研制、牛胰岛素的合成等等可能吗？新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核心是延安为代表的准大学，其科学技术基础则是战时大学。
当然，除了以上大学、“准”大学，还有“泛”大学，那就是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将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造结合起来，以文化科学带动社会前进，起到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被毛泽东所继承，后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这场运动的延续。广而言之，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无不是先从文化上入手。
最后，我们谈谈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大学运动的产物，比如高考的恢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等，实际上就是一场在工具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运动，只不过再没有深入。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线生机，酝酿着全新的变革，只可惜老一代人无法理解和把握它，他们简单归为“精神污染”、“自由化”，一次次的将其扼杀。大学不是全社会的文化向导，而成为左右两种势力较量、冲突的是非之地，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温床。所以，改革不但不以大学为中心，相反以压抑大学作为代价。
改革进程不是以大学为先导，却以远离大学的小渔村作为中心。今天，沿海经济特区取得了相当成就，为什么呢？它傍着香港这个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桥头堡，西方带着香港走，香港带着深圳走，深圳带着全国走，这就意味着中国二十年来的成就，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得来的。由深圳引导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极限。今天，在看得见的层面上，我们衣食住行的所有用品，几乎都是西方文化原创的。
原国家科技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科学已经死了。
二十年前，全国人民学习陈景润，我们期待多年后出现无数个陈景润。要知道，当年陈景润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但今天，中国连一个陈景润也没了。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科学和技术的一等奖像黄河断流一样，连年空缺，尤其是最近已经有四年空缺了。这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教授、院士，四年间搞不出一项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成果。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与科学，中国的大学已衰落到极限，该全面重建了。（掌声）
近两年，国家授予了四位人士科学技术最高奖，但仔细看却发现，第一个是北大的吴文俊，五十年代，他就和华罗庚等一起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吴氏定律是七六年底七七年初搞出来的；第二个是袁隆平，正是在十年wenge之际，他开发杂交水稻；第三个是黄琨，一九四八年他就取得了他关键性的成就；第四个是北大的王选，他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确是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来的，但是激光照排是西方人发明的，日本人也已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的第一、二代，王选研制了第三代，直到第四代王选才超过日本的水平。我本人很尊敬王选，他的每一句话里渗透着智慧与坦诚，没有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我仍要说，他的成果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成份。
最深刻，最有后劲的发展，应当基于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它的核心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
蔡元培曾规定大学在结构上区别于学院，第一包含文科，第二包含理科，第三，在此基础上包含任何实用的学科。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的殿堂，是精神的“象牙塔”。但是，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后，北大只有文科理科，不再是university，清华仅有工科更不是，全国众多专门高校更不是了。
有必要再澄清一个理念，现在各高校都争着喊三十年、五十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大学”，这是非常滑稽的。三十年、五十年这类口号是信不得的，现代文明进程哪有这么长的周期，而且那时喊这口号的人早退休了，或者进坟墓了，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何况，中国不是大学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大学有没有的问题。
北大几年间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八年就培养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后五十多年至今，大陆中国没有培养一位，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中国再没有真正的大学。
只要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只要北大今天恢复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明天就可以向世人宣告：“我们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学”。（掌声）为什么呢？
在今天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危机，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明日益严重冲突的背景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十三亿人口作后盾，只要有一所能代表它的伟大智慧的大学，当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理性文化，而不在于投多少钱。有的时候，投钱投得越多，大学越腐败，越不能成其为大学。
事情正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与别人接轨，拿外来文明当标准，它需要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进一步地，开始有人意识到，真正的大学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对于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意义。因此，大学之魂的呼唤、大学模式的反思、大学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九十年中期，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举办了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共鸣。这个小小的讲坛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校，引发大规模的人文教育行动。这也昭示一种转机。
面对大学的现实困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的全面重建，不久将摆到了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只要回归真正的大学精神，从现实的工具变成文化的圣殿，燃起思想自由的圣火；那里的学生、教授作为文化精英，精神贵族，超然于功名利禄之上，爆发出生命的热情和创造力，绽放出新的文明之花。
今天就讲座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