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未经我订正在QQ等网媒转载。以下是我的订正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姚国华）
●今天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归结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尚有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而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就在平常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
●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英国领着香港走，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咱们走。
●大学校长应当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革是一批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所支配。
●一个大学教授20年间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由一套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纯粹的智慧吗？
●今天很多人喊，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人脑袋大都有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学，更不懂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样伟大的民族，诺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
●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东西不能做，做的东西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
●中国没有大学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学左右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
●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领域没有作出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还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时期。今天中国大学已成了牟利机构，学生为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
●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的，说穿了就是打工仔！
●所有现代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陈水扁的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因为无数占着舞台的蠢货，大脑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
●现实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学生。在自由思想中，在独立行动中，拥有健全的大学生活。
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
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
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对每一个文明来说，社会成员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个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的共同理念。对原始民族来说，可能是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人们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收敛自己的欲望，把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这也是一个文明形成的前提，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自己的民间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形成儒学体系。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些经典影响下发展来的。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所有其他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emy的东西，今天中国科学院就叫Chinese Acaemy of Sciences。柏拉图的Aca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我们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与感性的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宗教学术化，尽管一开始还不明显，信仰高于理性。但到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就使它更加理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更浓了，人们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来赋予万物以规律。
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有些所谓的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读那么多马列不管用，要了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不起作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什么意义呢，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相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西方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种大学精神和工商业结合，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城市运动呢？近代欧洲城市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古希腊文明跟其它文明不一样，尤其跟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一样，它是全球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我们知道，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古代世界最高的文明，唯一一个不会灭绝的文明就是中国，自然条件太好了，黄河长江流域这么辽阔，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拟的，能养活的人口几千万到上亿。美洲农业传来以后，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达四到五亿，现代技术更让中国养活十亿，十三亿人。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在两个月前也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上去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为什么呢，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如果几百年没人住的话，土地还算肥沃，一旦人住下来，人口大量繁殖，种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多，水土一流失就养不活多少人了。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你打开地图就会看到，整个希腊就是镶嵌在地中海，爱琴海上，他们的周围几大发达的农业区，有巴格达，有开罗，有整个黑海沿岸，欧洲的很多地方也产粮食，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跟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老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这一点，学理科的同学可能更明白。
手工业制造的东西和农业制造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农民只能培育产品，而不能制造产品，什么叫培育啊？这个粉笔是制造的，粉末状的原料经压制就成了粉笔。可是香蕉、苹果是不能制造的，我们不能制造香蕉皮，香蕉肉，把它包起来就是香蕉；牛也是不能制造的，你不能制造牛毛、牛皮、牛的瘦肉，牛的肠子，把它拼起来就是一头牛。牛只能让它自然地生长，所以农业文化只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生态过程中，人只是帮助它，引导它，最后去收获它的结果。而手工业产生呢，是不能培育的，我不能把粉笔的种子撒在地上，然后就长出这玩意儿来；也不能让两个大刷子交配，生出一个小刷子，再长大！所以培育和制造是两码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制造是机械论的，一定是把对象看作客体，分析，解剖，合成；而农民的培育则是不能解剖的，牛一解剖就死了，合不起来。西方人的这种制造文明就产生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产生了机械论，这种思维方式要寻找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经典力量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它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牛顿的思维跟这种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的抽象规律。人们相信物质本身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才最重要，那些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起决定作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确立的，后来导致了牛顿的产生。自然科学是处理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改造它，改变它，分析它，最后用一个规律去掌握握它，这就是自然科学，也是今天的现代生产力的全部奥妙。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上帝在西方一神教那里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大相信，中国如果有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的上帝就是父母。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Law of Nature。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柏拉图认为追求绝对理念才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平常的智慧都是些低级的智慧，甚至是一种愚昧。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是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完全只有精神上的恋爱。这种东西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都是终成眷属，我们今天的网恋都要追求见面，一见面就没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跟中国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上下，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材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灵魂的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有一位叫费希特的哲学家，写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轰动德意志民族，他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来唤醒民族精神，德意志不能满足于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要进一步追求现实世界的力量，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还有最有远见的一位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只有哲学家，思想家，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大学的校长是些什么人？科学家，工程师，意识形态专家，经济学家。北大的改革就是一位经济学家设计的，而中国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是最愚蠢的一帮人。中国今天一批最没有脑子的人，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这些人都是最牛，最红火，但是他们没有脑子。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他们智商低，相反，他们智商可能比我高得多，但他们完全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场上，陷入时尚潮流中，他们的脑壳是被屁股支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一帮蠢货，这个话去年以来成为越来越人的共识，都露底了，网上炒了无数遍了。不过，我早几年就写在书上了。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当然不行！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增长GDP的，不是服务于老板，不是听命于上司，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应当是哲学家。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摆弄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院士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创造，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当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学家，同时又是院士，又是经济学家，工程师，那倒是可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那些死啃书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
关于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惨相，我想不需要说那个具体的人。大家一定要我说具体一点，也可以，我们就捻清华来说吧。清华校长就明显不合格。我们先说开点，大家都知道，连战是台湾一位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为什么被淘汰呢，因为他官僚家庭出身，从小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民众运动的磨练，没有任何政治魅力，靠着自己台湾与大陆的双重背景，登上台湾政治高位，但在民主政治的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成为公众认同的领袖的。连战很可能是被老奸巨滑的李登辉恶作剧地安排来继承他的主席位置，以把最有魅力的宋楚瑜给排挤掉，目的是要搞跨国民党的。连战这样一个在台湾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一个没有任何魅力，硬把国民党政权丢掉的人到大陆来了，要到北大讲演。先一天，李敖还在凤凰台说，北大的同学们啊，你们千万不要对明天的讲演抱任何希望，连战在台湾是被淘汰了的人，他根本不会讲演，只会背书。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第二天连战讲了一个满堂彩，许多人都给他打了100分，太漂亮了！
为什么会这样？大陆的听众们，已经习惯了官员们、校长们讲演时没有任何真实的思想，没有人味，像一台机器，滴水不露，跟背书无异。可连战背书却像更讲演，他的心智和感情投入进去了，我们一听，耳目一新，啊，太精彩了，可以打100分！连战在台湾的政治生涯有点窝囊，连战连败，连败连战，正在他一生最无望的岁月里，没想到一踏上大陆中国，便登上人生的颠峰。从心理学上可以预测，连战先生未来一定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中流砥柱，他一辈子最出彩的事情就是来大陆，这一趟给他写下了历史上的丰功伟业。大家放心，他年年都会来的。这不，这两天他又来了！
我说连战，是为了说北大清华官僚们的丢脸事。过了几天，宋楚瑜来清华讲演，清华校长丢了很多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任何报道把清华校长最大一个丢脸事给揭示出来。我给大家说说，你们看这是不是丢脸。他说的这个话是可以到网上下载的，我背不得，但我保证这里决不故意添油加醋。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天连战主席到北大讲演，他说他跟北大有一个交集，——连主席的母亲是北大校友；今天宋楚瑜主席到清华来讲演，宋主席跟清华也有一个交集，——邀请宋主席来大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校友。好，到此为止，稍有一点点基本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最愚蠢的噱头，作为主人，把两个逻辑截然不同的东西生拉硬扯到客人身上。网上对他念错字，用错词一片骂声，这种错误谁都可能出的，没有好好准备啦，心理紧张啦，秘书不称职没有在边上提醒啦，以后都可以改正。可是，我指出的这种用自己的聪明精心设计的错误，是改不了的。有朋友将它比喻为唐老鸭的错误，憨豆先生的错误，本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没想来了一个弄巧反拙。偏偏他是国家最高的学术领袖，对于整个民族造成的耻辱，给对岸同胞心灵深处造成的败兴，对两岸关系造成的离心趋势，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想想看，台湾同胞听了这话，说你大陆的大学校长就这修养，比我们不要的政客都差了这么一大截，两岸还怎么统一啊？我想，这校长要意识到自己丢了这种丑，是应该自杀的！当然，我这话不厚道啊，我没有要人轻生的意思，生命要珍惜，只是这校长不能再干了，实在没脸见人啦。我对中国大学校长们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有把握，从没听说有校长自杀的，大学生和教师自杀的倒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