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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案例教学

2015-03-16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案例1

哲学是一把圣火[1]

哲学界正在讨论“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在一般人听来也许不好理解,哲学不是已经发展演变两千年了吗?怎么连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清了?然而,每一位深入理解哲学的人都明白,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能带来哲学研究上的转变或突破。面对这个重要问题,哲学家、哲学史家自可以摆开阵势,严肃、认真地探讨一番。此时,我们也无妨说一点有关哲学的闲话,或许对大问题的思考不无启示。
  在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独特的学科,好像很普及,人们似乎都知道一点,一开口便是矛盾、斗争性、对立统一……另一方面,人们对哲学又有不少的误解,于是,哲学便有了或大或小的故事。
  我的老师、前辈多已六七十岁,常听他们讲,当年报考大学哲学系都是第一志愿,而且是中学班级的优秀生,数理化成绩是很好的,言谈之中充满了自豪,话题转到近些年的高校,不免摇头,报哲学系的少有第一志愿,多为第二、第三志愿,进了校门,一些学生还不安心,想办法转到别的实用专业,可见哲学的危机在高校就显现出来了。最近,一位前辈讲述了一段切身经历:他有一位亲戚的孩子成绩不好,参加高考报别的专业没把握,就想报哲学,这样考试容易些。亲戚打听到的消息,大学录取学生,哲学系往往是分数最低的。亲戚征求他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说,成绩不好报哲学就更学不好,走上社会更不好办,不如报师范等类院校,将来踏实地干点实际工作。谈话之中,这位前辈颇有感慨:哲学怎么沦落成这个样子,竟以为学不了别的便来学哲学。他并未因哲学门庭冷落,而告诉他的亲戚学哲学如何重要,从而引人入门,以壮大哲学研究的队伍,而是指给他一条平实的谋生之路,这对那个学生、哲学界都这么说来似乎都是令人泄气的话,但也有令人鼓舞的。
  有两个博士研究生。一位学经济的对另一位不无同情地说:你研究哲学,研究来研究去,能有什么用?换一般的哲学弟子,面对此问,多半没了士气,与人一起唠叨哲学的无用。没想到学哲学的这位毫不示弱:你搞经济,用的数据多是有水分的,能研究出什么真学问?告诉你吧,一个人要是不学点哲学、不懂点哲学,这辈子算是白活了。那位学经济的闻听此话,哦哦了几声,竟接不上话来,不战而退。
  时至今日,这位同行朋友讲起,仍一脸的昂然之气,仿佛一位侠客述说一剑封喉的辉煌。话不一定全对,但这种为从事哲学研究而自豪的气概,不很令人佩服吗?无庸讳言,这种热情自豪是一些研究人员身上所缺乏的。
  这位朋友毕业不久走上了领导岗位,与之相谈,自云,用哲学的智慧指导工作,在领导岗位上,德便是一种才……对领导工作,颇有一些不同于时俗的理解,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的力量。
  单位里新分来博士毕业生,他的本科并不是学哲学的。我问,为什么转到哲学研究来了呢?他回答:喜欢。从每次上班他忙忙碌碌的身影,可以看出这是他的真心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自内心的喜欢必将推动他在哲学的园地里耕耘、探求,从而取得优异的成绩。
  再过几年,自己也可以指导研究生了,我想,在招考学生时,除了看他的基础知识、一般能力外,还应该注重考察他对这一行业的热情,在决定研究成绩大小的因素中,这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对于为了谋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者,也应像那位前辈一样,劝他选择更实用、更赚钱的专业。
  哲学曾红火热闹过,也正经历冷落。客观地说,红火之时,并非全是幸事,冷落之中,也并非全无希望。撇开浮面的种种现象,可以说,时代、社会的发展都在呼唤着真正的哲学,世界的迅速发展,提出很多时代的课题需要哲学来回答。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哲学占有核心的地位,哲学的重大飞跃,必将推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文化领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社会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很多变化,精神生活必将更丰富、更复杂,迫切需要哲学来引导、调适,如果哲学放弃影响或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迷信、邪教等落后文化便会乘虚而入……
  一位领导干部在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谈话时,诉说了自己对哲学产生兴趣的过程、研究哲学的体会,他充满深情地说:哲学是一把圣火,她不断地在召唤人们,你要靠近她,难道还怕她的灼热吗?
  是的,哲学就是照亮时代、人生的圣火。哲学工作者的工作,正是以自己的思想或智慧让她烧得更亮!一旦你深爱她了,便会与之一起燃烧。
  

 

讨论题:

       1.为什么说一个人要是不学点哲学、不懂点哲学,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2.你是如何理解对本案例的标题“哲学是一把圣火”的?

3.从哲学经历的红火与冷落,说明了什么?

 

案例2

奇想联翩    爱因斯坦震惊科林

脑力激荡   奥林比亚”永放光彩[2]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二十世纪初,正当多数科学家为“两朵乌云”困忧之际,1905年一颗灿烂的明星从瑞士伯尔尼上空升起,震惊了整个科学界。

这颗灿烂的明星,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当年,他不过是伯尔尼精神财产局(通称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竟然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一篇提出光量子假设,继普朗克之后进一步廓清了黑体辐射的“乌云”;一篇是关于分子运动的,为论证分子和原子的客观存在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三篇建立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彻底拨开了迈克尔逊以太漂移实验的“乌云”。一个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物理学三个不同的领域立下殊勋,堪称科学史上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伟大奇迹。

读者自然会想:这位爱因斯坦一定是位稀世“天才”不然年纪轻轻,又不在专业科研岗位上,怎么可能作出如此了不起的贡献呢?其实,爱因斯坦并非生来聪明过人。他四岁才学会说话,还比不上口齿伶俐的妹妹哩。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些老师说他“笨头笨脑”、“没有出息”。1895年,他投考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因拉丁文、生物课成绩不佳而落选。1900年,大学毕业时同班四个同学三个留校,唯独爱因斯坦找不到工作而失业。

当然,爱因斯坦并非真是“笨伯”。他从小勤奋好学,长于思考探索。四、五岁时,他看到一只指南针老是朝着固定的方向,引动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感到“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从十一、二岁开始,他自学了《大众物理科学丛书》、《力与物质》以及欧几里得几何等读物。据曾指导他自学的塔尔梅回忆,最初是他帮助爱因斯坦了解难题的,但过了不久,他的数学知识便赶不上爱因斯坦了。十六岁那年,爱因斯坦自学了微积分,并且想:如果以光速追随一条光线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条光线就会像一个在空间振荡着而停滞不前的电磁场。真是奇想联翩!它表明,爱因斯坦已在开始探索相对论问题。一个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异想天开,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完全是难以容忍的瞎胡闹。然而,善于幻想正是爱因斯坦一个极可宝贵的品质。没有幻想,就没有相对论,爱因斯坦也不成其爱因斯坦了。

爱因斯坦是进行理想实验(或“思维实验”)的大师。即使是在备受失业煎熬、贫病交加的岁月,也没有放弃对科学的探索。1901年,他在给大学同学格罗斯曼的信中写道,“有两个极出色的思想在我脑海里萦回不去”。第二年,在格罗斯曼的帮助下,他终于进了伯尔尼专利局。过了三年,犹如一颗耀眼的巨星,爱因斯坦出现在科学界的上空。在他成名后,常常有人问他:如果大学一毕业就留校或到专门研究机构工作,是否会取得更大成绩?爱因斯坦总是摇摇头,对他在伯尔尼的几度春秋表示非常满意。

确实,那几年是他科学思想活跃、成果最多的年头。1902年春,爱因斯坦登广告招收业余听讲物理的学生。当时在伯尔尼大学读书的罗马尼亚人索洛文前去找他。他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以后每天晚上在一起讨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不久,哈比希特参加了他们的讨论,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同事和好友贝索也经常和他们共同聚会。这几个年轻人差不多天天共进晚餐,一边吃点简单的食品,一边阅读讨论科学大师们的著作。由于常到一间叫“奥林比亚”的小咖啡馆,便把他们的聚会戏称为“奥林比亚科学院”。在这所科学院里,他们读了皮尔逊、马赫、弥耳、休谟、斯宾诺莎、亥尔姆霍兹、黎曼、彭加勤等人的著作,还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有时念一页或半页,甚至只念一句话,就立刻引起热烈的议论。1905314日,他们来到“奥林比亚”,为了庆祝爱因斯坦的生日,特意准备了向望已久的美味——伏尔加鱼子。爱因斯坦一面吃点鱼子,一面兴致勃勃地在评论牛顿的惯性定律。待他停下来的片刻,索洛文问:“你刚才吃的是什么?” 爱因斯坦茫然回答:“不知道”。“那是鱼子呀!”“怎么,那难道是鱼子?”他已全神贯注到食而不知其味的地步了。

这几年轻人之间的脑力激荡,好比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常常促成一些创造性的思想火花。爱因斯坦的某些科学思想,就是在“奥林比亚科学院”孕育和形成的。在那次吃伏尔加鱼子的聚会后三天,他完成了关于光量子的论文。再过三个月,又完成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划时代著作:《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在撰写这篇论文时,他灵感如泉涌,整整两个星期呆在楼上小房间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自己身上观察到各种神经失常现象,好象处在狂态里一样。”耐人寻味的是,这篇伟大著作没有引证任何文献,却提到了对贝索的感激之情。他写道,“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他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难怪在半个世纪之后,爱因斯坦还如此深情地赞美“奥林比亚科学院”: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如今,脑力激荡已成为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方法,爱因斯坦所开拓的道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

可见,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没有留校,看来是失,其实是得。它告诉我们,只要勤于学习,善于探索,扬长避短,在条件较差的岗位和地方,同样可以作出重大贡献。

 

讨论题:

1.年轻的爱因斯坦为什么能够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从瑞士伯尔尼上空升起,震惊了整个科学界?爱因斯坦究竟在科学上做出了哪些贡献,你知道吗?

2.在“奥林比亚科学院”,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阅读了皮尔逊、马赫、弥耳、休谟、斯宾诺莎、亥尔姆霍兹、黎曼、彭加勤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对爱因斯坦产生了哪些影响?你在课外像爱因斯坦一样,认真地研读过你喜欢的哲学家的著作吗?

3.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大量阅读哲学家的作品?你知道什么是思维实验(理想实验)?你像爱因斯坦一样,曾经做过思维实验(理想实验)吗?

 

案例点评:

案例以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为个案分析其如何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应该说,爱因斯坦的名字同学们都不太陌生。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网上民意测验中,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得票率仅低于卡尔·马克思,高于分别名列第三和第四的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和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这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案例从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三篇重要论文谈起,具体介绍了爱因斯坦的成长历程。一方面,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些老师说爱因斯坦“笨头笨脑”、“没有出息”,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小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勤奋好学,长于思考探索,异想天开。从十一、二岁开始,他自学了《大众物理科学丛书》、《力与物质》以及欧几里得几何等读物,十六岁自学了微积分。这些为他在科学上取得显著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关心并经常讨论物理学和哲学的问题有关。在戏称的“奥林比亚科学院”,爱因斯坦等人阅读了皮尔逊、马赫、弥耳、休谟、斯宾诺莎、亥尔姆霍兹、黎曼、彭加勤等人的著作,还读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无疑对爱因斯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像有人所指出的:“从形成来说,爱因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是休谟、马赫、康德、斯宾诺莎、亥姆霍茨、弗普尔、彭加勒等哲学家及自然科学家的复杂影响和爱因斯坦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3]爱因斯坦曾与一群儿童的讲话,最清楚又深刻地表达了他平凡又伟大的心态:“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到它,尊重它,增进它,并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人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永生。如果你们始终不忘掉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这正是爱因斯坦成功的秘密,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如果我们每一个青年大学生都能够像爱因斯坦那样虚怀若谷,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认真地学习一些哲学思想,我们一定能够出现更多地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哲人科学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附录:

 

《奇想联翩  爱因斯坦震惊科林  脑力激荡 “奥林比亚”永放光彩》案例使用说明

 

    一、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介绍著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爱因斯坦成长的过程,说明哲学思维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使同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

本案例可用第一章“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部分的辅助教学,或用于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

二、本案例的结构及其分析思路的建议

本案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爱因斯坦在科学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部分,说明爱因斯坦如何在科学上取得这些成就的。揭示了爱因斯坦所具有的许多可贵品质,例如“勤奋好学,长于思考探索”;“强烈的好奇心”;“善于幻想”;“理想实验(或‘思维实验’)的大师”;“全神贯注到食而不知其味的地步”等。正是这样,爱因斯坦“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 “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热情而又努力地在物理实验室工作”,走出一条学习、研究、创造、成才的道路。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只要勤于学习,善于探索,扬长避短,在条件较差的岗位和地方,同样可以作出重大贡献。

本案例的分析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作为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做出了哪些贡献?

2.爱因斯坦仅仅是一个科学家吗?爱因斯坦是否是一个哲学家?为什么说爱因斯坦是哲人科学家的典范?

3.如何理解爱因斯坦所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要求我们这些物理学家首先要解决哲学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科学问题?

4.你能举出几个古今中外著名的科学家来说明他们杰出的科学贡献是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取得的吗?

三、本案例使用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1.教师应讲清楚哲人科学家这一概念,以使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了解到学习哲学的重要性。

2.可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的部分篇章,从而加深对这一案例的印象。

3.通过爱因斯坦的成才历程,对于我们青年大学生的成才之路有什么启迪意义?

 

案例3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4]

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概括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侧重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来说有这么一些:先秦至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些论辩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

一、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哲学基本问题的开端

天人、名实关系是先秦至两汉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在这里已有了最初的开端。就天人之辩而言,哲学基本问题主要在讨论自然和人为的关系时表现出来:天是自然界还是决定人事祸福的天命?人能否对天(自然)有所作为?就名实之辩而言,哲学基本问题集中表现在名称概念(思维内容)和客观实在(思维对象)的关系上:名称概念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还是先天就有的?名称概念能否正确反映以及如何反映客观存在?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围绕着天人、名实之辩展开了哲学争鸣。殷周的宗教天命论,以天为主宰一切的人格神,人则必须听命于天。春秋时期涌现了冲击这种宗教天命论的社会思潮。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以仁为其思想核心,正是这一思潮的折射。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人,其主旨是肯定在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他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孟子进一步指出,高远的天体并不神秘,其运行规律是可以被人把握的:“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若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至也。”(《孟子·离娄下》)这些表现了将神学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的倾向。与这一倾向相联系,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反对“自暴自弃”,其意旨都在于“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每个人能否实践仁义,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力量。

但是,孔孟仍然没有否弃天命。这首先表现在他们认为某些东西能否得到是取决于天命的。例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雍也》),声色货利是“得之有命”(《孟子·尽人心》)。其次,他们认为人实践仁义的力量,最终是以天命作根据的。孔子说德性是天赋的,孟子说蕴含“仁义”等“善端”的人性来自天命,因而涵养善性就是事奉“天命”。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论语·季氏》),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墨子批判儒家的天命说,提出了“非命”思想,强调人力。他指出如果相信“天命不可损益”,人力就毫无作用了;人的生存必须依赖自身的力量进行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但他对“非命”作了狭隘经验论的论证,认为自古至今,从未“见命之物,闻命之声”,因而命是没有的。他以对鬼神的见闻来论证鬼神的存在,即“明鬼”。鬼神是天意的执行者,因此,墨子同时谈到“天志”,把天的意志比喻为“万事万物的规矩”。可见,墨子在天人之辩上既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说,又比儒家的不语鬼神有所倒退。

道家在天人之辩上,以自然(无为)反对人为(有为)。奠定道家基础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之道无非就是自然法则,因而天并非是有情感的主宰者;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活动只是效法天地的自然法则,而不敢有意造作。庄子进一步提出“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认为所谓“天”就是自然的存在, 所谓“人”就是人有意识地加于自然之上的作为,他反对以人为去破坏自然。显然,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一方面否定了墨子的“天志”,比孔孟更鲜明地把天看作自然之天,包含着尊重客观自然法则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要人不要有所作为,顺从自然命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73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世间》)。这和孔孟的“天命”相通,而与墨子的“非命”相反。

法家韩非继承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天地就是自然界,没有意志,对人和万物不分亲疏,强调“不逆天理”、“因自然”(《韩非子·大体》),但其重心是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有着道家重自然的痕迹。不过,法家并未由此而否定人的作为。韩非认为决定国家强弱、战争胜败的是人自身,强调“当今争于力”(《韩非子·八说》)。这和墨子崇尚人力的“非命”颇为接近。不过,他所讲的力,主要是暴力。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总结了先秦的天人之辩。他指出“天”就是自然界,其职分不是有意识的作为,而是自然而然的运动,“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荀子·天论》)。既然天(自然界)的职分是如此,那么天象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是不相干的。同时,他指出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用自然规律来控制和改造自然界,即“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荀子在这里正确阐明了天(自然)和人(人为)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才能事在人为;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把握自然规律,从而改造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这既吸取了诸子的合理因素,又克服了它们的片面性,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宗教天命论在春秋时期的动摇,意味着天命所维护的地上的统治秩序正趋向于名存实亡。因而名实之辩也成为先秦哲学的主要论题。

孔子主张“正名”,要求按周礼规定的名分来匡正当时僭越周礼的现实状况。这是用概念来规定客观实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孟子发展了这一先验论,认为只要“尽其心”即充分发挥天赋的理性() 的作用,就能把握所有的外在事物,“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无疑是以理性思维为第一性而以客观实在为第二性。墨家反对这种先验论。墨子认为重要的不是从名称上分辨事物,而是在实际中能正确地择取事物,“非以其名,以其取也”(《墨子·贵义》)。这是因为概念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后期墨家的“以名举实”(《墨子·小取》),即“名”是对“实”的摹拟,正表达了这一点。由此,墨子认为判断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是客观的,即感觉经验和效果。但他无条件地信赖感觉经验,陷入了狭隘经验论。

《老子》提出“无名”论,认为“道”不是用普通的名言所能把握的。这是因为“道”作为世界统一的来源,无形无声,非感官所能直接把握;既然如此,那就无法通过理性的概念如明暗等来摹写它。庄子进一步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他说人人都觉得毛嫱、丽姬很美,而鱼、鸟、糜鹿见了她们则或沉水或高飞或逃散,可见感觉经验千差万别,因而无法以统一的名称概念去反映客观实在。理性思维同样如此,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即使请第三者也无法判明是非。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无法判明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那也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参见《庄子·齐物论》)道家不同于儒家和墨子,认为理性和感性都不可信赖,由此否定了名称概念能够反映客观实在。但道家揭示了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名称概念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在。

名家对于名实关系的考察,也表现了同样的意义。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主张“合同异”,认为就共性而言,万物皆是“物”,因而都是相同的;就个性而言,万物各具特性,因而都是相异的。由于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所以任何概念都是可变的,但他以此抹杀了事物的质的差别和概念的稳定性,如认为高和低、生和死是没有区别的,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说,无疑看到了概念和对象之间要有一一对应关系,但由此把事物和概念的差异绝对化,也导致了诡辩。但是,惠施和公孙龙各自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思维过程的一个侧面,前者强调概念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概念的差异不容混淆。

法家的名实观是唯物主义的。《管子·心术上》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韩非要求“循名实而定是非”(《韩非子·奸劫弑臣》)。他们都认为名是实的反映,名实必须相一致。但《管子》把名实一致比喻为声音与回响的关系,偏重于概念反映实在的被动性。韩非强调名实一致就必须反对概念上的“自相矛盾”,但他由此把矛盾的事物和概念看作是“非此即彼”的,有形而上学倾向。

荀子对先秦的名实之辩作了总结。他说:“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他认为制定名称是用以指称事物的,人类能够通过这些概念来正确地反映实在,达到名实相符。这既吸取了墨家、法家的实决定名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承认名和实具有同一性,克服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荀子还认为名实相符是一个理性思维和感觉经验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他的《解蔽》里有两则寓言,一则讽刺只偏重理性思维的人,就好像闭居在石洞里猜谜语,另一则讽刺只凭耳目感觉的人,就会在恍惚之间把自己的身影认作是趴在地上的鬼。这既批评了孟子和墨子,又吸取了道家揭露感性和理性各自局限性的见解。荀子也既吸取名家的合理因素又克服了他们的弊端。他在《正名》中指出:名称要有随实在的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但惠施夸大了这一点,是“用实以乱名”;名和实要有对应关系,但公孙龙将此绝对化,是“用名以乱实”。他认为只有把概念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在。可见,荀子在名实之辩上,同样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天人、名实之辩仍是两汉的主要哲学论争。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把孔孟的天命论发展为“天人感应”论,认为天的意志决定人事的成败,人的行为亦会引起天的反应。他也发挥了孔子的“正名”论,提出“正名”就是“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意决定名号,名号决定事物。王充批判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儒学。他发挥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指出天只是物质性天体,万物和人类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天有意识的作为,“自然之道,非或为之”(《论衡·自然》)。但他以为人为对自然只起“辅助”作用,缺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也反对名号来自天意的观点,指出“有是言也,则有是实也”(《论衡·自纪》),有客观事实才有名言,否则,就是“盖有虚名,无其实效”(《论衡·是应》)。但他没有像荀子那样对名实关系作辩证考察。

两汉在天人、名实之辩上比起荀子有所逊色,这意味着将要形成新的哲学主要问题,而哲学基本问题则在这新的哲学论争中获得深入。

二、有无之辩、形神之辩: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入

王充以自然界自己运动的观念抵制了神学的天意观后,哲学需要进一步回答:在否定了天的主宰之后,以各种方式自己运动的自然界万物是否有统一的本体(本源和存在的根据)。这就产生了魏晋时期的有无之辩。这一论辩涉及哲学基本问题,即万物的本体是物质世界本身还是在物质世界之外,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由此而深入。

魏晋的何晏和王弼提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的贵无”说,认为任何具体事物(),总有其规定性,一个具体事物不能成为另一个具体事物的本体,更不能成为万有共同的本体,万有的本体只能是无形无象的“无”。这就把世界统一性原理具有超越具体事物的普遍性的一面夸大了,从而将天地万物统一于没有什么物质内容的抽象的“无”。当时的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