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理念与现代性批判
1852年出版的英国纽曼（J.H.Newman）大主教《大学理念》一书，成为从大学教育角度参与现代性批判的人文科学重要著作。纽曼在此书中如同柏拉图设计理想国（理念国）一样，也设计了一所理想大学。在这所大学中，教化濡养君子绅士成为最高目标，这一人文教养目标对于大学之外以商业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化分工社会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此后，以“大学理念”为书名或主题的著作连续不断，以至形成了一个以“大学理念”为主题的现代性批判论域，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佛雷克斯纳（A.Flexner）《大学》（1930）、德国雅斯陌斯（K.Jaspers）《大学理念》（1946）、美国克尔（C.Kerr）《大学功能》（1963）、德国哈贝玛斯（J.Habermas）《大学理念》（1986）、美国彼里坎（J.Pelikan）《大学理念：一个回顾》（1992），……。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地位。[1]而以解构主义名世的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着思考（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专题讲演，到2001年在中国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的讲演“关于‘无条件’的大学”）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
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理念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大学的起源与信仰教化的现代演化
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科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2]与此相关的背景因素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１、 近现代城市及其精神信仰空间需求
这里尤其须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3]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
近代城市在工场制作与商贸市场将人群聚集之后已经形成，但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2、修道院与经院哲学
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学校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中共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3、行会与现代性社会功能分化
社会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功能分化意义上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它基于社会有机体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袭与暴力所形成的权力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中世纪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正是现代性分化的社会基础。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行会的社团涵义后来由中古英语的gild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gildi混合成的英语guild（基尔特）承担。尽管组成行会的动机与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但行会所凝聚强化的近代社会职业意识及其职业文化，却超越了特定阶层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别侧重的是本行职业的传授与教育。但这种教育却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对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与神学信仰，使Universitas转化为Universitates（大学），这就是今日英语的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ates”最初称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它表明一个超行会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产生。这恰是前述近现代社会职能分化中的定位，由于Universitas的信仰团体本义（由unum“向一个东西”与versito“定方向”两词合成），它特别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
从而，大学这一职业行会的职业性质超越了大学师生自身协作利益的出发点，同时也超越了社会各个职业行会的特定利益格局与立场。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它不能够依据各行业直接的涵义（meaing）自身来确定，中世纪政教合一使基督教教会沦陷于世俗涵义（meaning）中已无力阐释意义（significance）境界，于是经由修道院中介，这一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保存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大学的意义教化继经院哲学统一理性与信仰之后，是与知识学相结合的：这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起源。如同巫师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双重身份而不能拥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样，大学行业也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
所谓社会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实体的首长，而是指大学行业人士更应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场、甚至超越特定阶级、政党与王国、民族利益，从更高的人类社会整体与终极价值意义角度思考行事。处于这一位置上的人，远古时即巫师，至中古时仍是教士，但在近代社会开始的11世纪，它被一批大学人士所取代，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被称作“知识分子”。
Universitates及其知识分子因而在各行业公会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从此指称着卓越崇高者。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创办大学，不能仅仅看作一桩历史事实，而同时是一个精神信仰演进的逻辑环节：在文艺复兴与现代历史行将来临的前夕，基督教精神信仰教化从宗教形态转化为大学人文精神，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代性开端。大学从此不仅在基督教与政权分离的近代意义上，而且在独立于政治、经济与大众媒体的现代意义上成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致动因。诞生于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现代开端的大学，不仅从基督教那里承接了至高无上的意义阐释权利与教化资格，而且也从新兴的世俗人文意义那里获得了同样的委托。
启蒙运动以降，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入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
三、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功能
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1、大学知识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这种有机整合性与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标，使大学的系科与古典人文学科密切关联。以培养优秀自由民为目标的古希腊罗马的“七艺”与塑造士君子的中国先秦“六艺”，在现代大学人文精神背景下转化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
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文理工商诸专业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端赖此大学精神纽带维系。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
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有那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重实证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等等）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突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北大之别于天津大学、耶鲁之别于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优秀人士）。“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电脑时代的信息网络教育或诸种远程教育的“大学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2、大学知识分子含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详后第五章）。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应注意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亦即原理性知识结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学（自我教育）能力。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乃植根于终极性信仰。因而，大学知识分子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着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得以以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最高最长远的公共性视野的思想行事。大学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的创新基地，也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 Confino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4]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5]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最终根据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价值意义的，它们以教育机制为依托统一于大学。大学作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因而，“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耶鲁大学“Giamatti座椅”铭言）
四、书院（college）的现代功能
修道院遗传给大学的一个建制是书院（college）。牛津、剑桥、耶鲁诸老校名校皆设数十书院，剑桥“三一书院”、牛津“默登书院”享誉世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在钱穆诸硕儒勉力下也设有新亚、崇基、联合、逸夫四书院。大学内的书院与以现代专业学科为轴心的系科研究所并存，深刻地显示了大学的人文教育结构。虽然系科研究所在现代大学地位日益重要，但书院仍是大学传统代表。例如，在美国“自由艺术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即质别于“理工技校”（institute）。
中国古代书院、特别是宋明书院曾表现出蓬勃的人文精神。但随着时代精神的衰落，清季书院渐成形式而演变为官方科举的预科。西方修道院演变而来的书院，同样受到现代专业分科教育体制的挤压，但书院与系科却摩合成功能互补的大学统一建制结构。
书院（college）以精神教化为中心配置教育与生活活动。书院并非不拥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但书院首先是精神团契。即使是专业教学，也以导师（Supervisor）与学生个别直接恳谈的导修（supervision）进行。这种导修包含着从知识概念、研习方法到精神境界启示全面的教育。因而特别适宜于研究生教育。书院重要的特点是深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交流活动，传统书院即以共同食宿为基础。将书院这种特点与现代大学的社团活动相比较，我们会看出二者重要的衔接相仿之处，以至于可以把大学各种社团看作书院的现代衍化形态，只不过更加分散多元与不稳定了。
书院是人文通识教育的传统承担机构，随着人文通识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地位愈渐重要。系科研究所也结合本专业承担部分通识教育课程。
综合以上所述，展望未来大学教育，如何结合通识教学课程、人文素质教育与社团活动所构成的大学校园文化，更进一步开掘与发展书院在大学中的特殊功能（今日国内盛行大学合并、系所升格为学院––––college，但对学院－书院在大学中的传统地位作用却知之甚少），将是人文教育有意义的课题。
[1] 蔡元培依据柏林大学洪堡的人文精神而承接现代大学理念，但自1927年国民党训政化进入大学，三民主义被列为必修课，即标志着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夭折。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大学又纳入苏联技术专业大学体制。因而，迄至20世纪九十年代，继人文精神讨论（1994）后，大学理念才作为一个启蒙性课题提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继续蔡元培话题与事业。
[2] 此指与近现代大学一脉相承的波隆那（Bologna）大学（公元１１００）、巴黎大学（公元１１５０）、牛津大学（公元１１６８）等。此前阿拉伯的赫克曼大学、仪勒姆大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君土坦丁堡大学，乃至中国古代的大学（“辟雍”）等，则不属此范围。
[3] 参阅[英]弗雷泽（J.G.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美]芒福德（L.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峻岭中译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4] 转引自[美]余英时《土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