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曹印双
摘 要：本文旨在解读陈寅恪先生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廓清前人对此概念的模糊认识。通过对此概念生成相关文字的解读，逐一理顺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流变。从种族文化入手，解读此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即生于胡汉融冶，止于胡汉再次分野。进而以影响集团流变的种族制度文化要素府兵制为线索，解读关陇集团的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关陇集团 陈寅恪 种族文化 胡汉融冶
关陇集团概念是陈寅恪先生发明的。这一概念，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人广泛引用，似乎已成定论。但对此概念，陈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或隐或现的暗含其间，给后人的感觉是有道理，但总觉得有些朦胧，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1997年黄永年先生在《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一文中，从“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和“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两个特征，来考量唐高祖太原元谋立功名单、高祖朝宰相名单以及太宗朝功臣实封差第名单、宰相名单、图画凌烟阁名单人物分属，认为“太宗和高祖同样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之不复存在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7]（p169）1999年6月，雷依群先生在《史学月刊》上发表《论关陇集团》一文，也认为关陇集团“只存在于西魏北周一代。其起源发苗于贺拔岳，发展形成于宇文泰，自杨坚的禅让方式取得北周政权后，此集团便不复存在，更不必待于武则天之破坏。”[9](p208) 2002年，厦门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一文，汇集了现当代学者的对关陇集团概念的各种解释，她的结论也认为，到隋王朝建立已经没有关陇集团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了，集团瓦解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此集团真如几位作者所言，那么陈先生构建的隋唐史体系也将随之瓦解。笔者怀着困惑，重读陈先生的遗著辨析这一概念。
在陈先生1940年完稿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初步提出这一集团的产生背景：
“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欢）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境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既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1](p17)
1941年在他的论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又进一步阐发关陇集团概念：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至于武则天，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则天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以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2](p47)
从上引材料我们提出以下问题：1、如何理解关中本位政策？2、关陇集团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分别是什么？关陇集团发展脉络如何？3、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哪些人？如何理解李唐初期集团无文武分途之事？4、促使关陇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陈先生关陇集团概念有相对恰当的认识。
一、关陇集团概念相关问题的解读
下面我们结合陈先生的相关作品内容对上面系列问题逐一说明：
如何理解关中本位政策？陈先生作品中有“关中本位政策”，也有“关中文化本位政策”，这两个概念外延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以关中地理区域为立国之基，次及此区域本位下的整军事务农、力图富强的物质政策，再次及与区域物质政策相适应的精神上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而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侧重指第三方面，即宇文泰融冶关中胡汉种族的文化政策。而关陇集团是关中本位政策下的产物。现就关中本位政策的主要内容略析如下：一、关陇地理区域是集团生成的空间本位，长安是此区域本位中心，也就是让胡汉民族同奉长安为信仰中心；二、物质本位政策，主要指围绕整军务农富国强兵实施的均田制、府兵制等政策；三、文化本位政策主要围绕融冶胡汉民族精神采取的政策。初期以宇文泰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为核心，就是“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侧重用以附会周官的官制改革、改易种族发源地的郡望等政策；当宇文泰后继者跨出关中区域，进一步采取大范围的融冶胡汉政策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如周武帝灭掉北齐后，在制度上就采用北齐汉化政策制度，隋文帝、炀帝等也是如此，逐渐向更高的汉文化看齐，这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先生有详细论述，对隋唐礼仪、职官、刑律、音乐等方面源流的考察，就可以看出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向。可见，关中本位政策的内涵随时空变化发生变异，由先期北周侧重的关中胡汉一体化精神系统建设，渐变为隋物质建设政策如府兵制、均田制等，再变为唐前期的以空间区域为侧重点，尤其以军事地理内重外轻布局为内涵。可以说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内在动态变化的概念，与民族精神融合、制度变迁、区域扩张相表里。而在此变动的关中本位政策下，生活在此区间的领导人群即关陇集团的概念也就有相辅相成的变异，因此理解这一概念不可用最初的界定代替最终的界定，必须在流变运动中把握它，才能与先生强大的辨证思维相吻合。
关陇集团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分别是什么？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关陇集团是一个动态的有丰富内涵变化的概念，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界定这一概念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集团概念的逻辑起点是宇文泰采取胡汉融冶的文化政策，顺应六镇胡族及关中汉族合流的心理趋向，扭结胡汉为一不可分的精神整体，以便在政治上、军事上胡汉高层达成一致，形成强有力的胡汉合一的领导集团，以此来对抗高齐萧梁两大政权的威胁，这是关陇集团生成的逻辑起点。它的逻辑终点是此集团分化瓦解，最终以胡汉文化再次发生巨大反动，生成两大对峙物质文化阵营，即以科举文人为核心的华夏文化长安阵营和以骑射为特长的胡族蕃将为核心的胡族文化为主体的河北胡化区域阵营。在这个区间里，关陇集团历史发展脉络可以概括如下：就是宇文泰融冶的胡汉关陇集团创立霸业。“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这里遗产首先应当指宇文泰胡汉融冶后的武力才智混一的精英集团；其次指融冶进程中的可持续性制度，尤其是军事制度；再次当指关中帝王创业的坚固的物质基业。在扩充遗产方面表现为：一、集团更广泛地吸纳武力才智者，如吸纳北齐旧部、梁陈重臣、山东豪杰、胡族蕃将等；二、顺应时代及区域的扩张，进一步推进汉化政策制度的修改扩充；三、区域疆土的扩充，即统一全国，及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因此唐朝初期，此集团力量并未衰损，以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后武则天为消弱唐室势力，开始破坏此集团，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集团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至玄宗朝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事宣告完成，到达逻辑终点。
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有哪些人呢？在集团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集团人物层出不穷。首先应当肯定关陇集团的轴心人物必首当其冲，如宇文泰、周武帝、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等人，其次就是北周八大柱国家族及其后裔。其他后继加入诸族基本是这八大家族的附属品，包括太宗时期的次生集团即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实权人物李世勣，也当算为关陇集团下强大轴心人物李世民的附属品。因此李唐初期此集团力量表现为：“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这里“其他诸族”指其他七大柱国后裔及其附属贵族们。这些其他诸族的将相大臣们，是“与皇室同类”的。此同类标准就是有胡族血统，又汉化较深，既有胡族骑射的长处，又有精通汉文化的口碑。他们能文能武，都有出将入相素质，因此唐初还没有整体文武分途现象出现。当然此时期，有家学传统的汉族世家，成为胡汉融冶进程中汉化的加速器，是关陇集团代表人物的汉文化“老师”，被集团视为同类，敬为上宾，也当在关陇集团内占有一席之地。
促使关陇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有那些？首先是关陇集团自身逐渐衰腐。在胡族汉化过程中，逐渐失去其游牧民族骑射优势。而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经学上需要有家族的历代传承，这是少数汉族士大夫的特权，而文辞之业又是江左汉族寒族特长，当关陇集团成员遭遇他们时，没有任何心理及文化积淀优势，也无法和他们抗衡。无论是胡族的骑射优势还是汉族文化优势，他们都无法保证集团整体的占据，因而也无法回到李唐开国时的整个集团文武齐备的气魄和心理格局。当然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这个集团遭遇了千古名帝武则天。武则天家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在关陇集团扩大化后，也没有他们家族的位置。而在她立后问题上受到关陇集团力量的极力阻挠，在借助长期受压抑处于关陇集团附属位置的“山东豪杰” [3](p243)集团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她才勉强通过，这成为她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在她政治发展的道路上，关陇集团成为她打击的目标。这既是武则天个人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期处于附从地位的山东、江左文武势力晋升的需要。武则天破坏集团的工作首推科举制，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而文辞之科的进士科地位远胜明经科，这与关陇集团推崇的华夏正统经学治国理念也是大相径庭的。她开设武举科，也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武则天在精神价值层面不断摧毁关陇集团的内在文化取向，同时这也是对魏晋门阀贵族世袭观念进行彻底清算。武则天的政治改革，在胡汉融冶的道路上，进一步加大了胡汉中下层民众的参与力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晋升机会，成为推顶抛弃关陇贵族的基层力量。这项工作的展开，武则天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同时武则天在把全国政治重心东移洛阳，改变以关中本位政策下以长安为信仰中心的政治格局。她还以婚姻为纽带，缔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3](p266)，以武氏寒族介入关陇集团，在文化层面把已经不占优势的关陇集团进一步拖下来，原来的胡汉精英集团堕落的速度加快了。第三，胡族蕃将集团在关陇集团内部的崛起，加速了文武分途的历史进程。蕃将任用开创于太宗，期间演变在陈先生《论唐代蕃将与府兵》[3](p296)一文比较详尽，胡族蕃将和大唐三百年历史相始终，这支力量的变化成长，成为一把利剑，逐渐削夺了关陇军事贵族的兵权。
二、种族文化理论与关陇集团概念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陈先生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为了更能深入解读这一发明价值，我们应当从陈先生的种族文化理论及实践做进一步探讨：
陈先生认为“全部北朝史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1]（p71）“种族文化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2](p91）可见先生认为理解北朝及唐代史事关键在种族文化问题，且侧重文化问题，那解读作为其间承上起下的隋朝也应不出此二问题。
关于种族文化理论，陈先生也从未提出清晰的理论框架，他的理论都蕴涵于他的作品中，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关于对先生系统的种族文化理说明本文不在此展开，拟取别文另述。今仅取与关陇集团相关部分来阐发。
陈先生论及：“精神文化方面犹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在此之前，秦符坚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竭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即不能成，仅余一宇文泰之新途径而已。”[2]（p14）这里谈到符坚、魏孝文进行胡族汉化措施，都没有宇文泰的胡汉融冶政策成功。因为后者在精神文化政策实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胡汉种族文化有巨大区别：胡族文化生于游牧部落，是以崇尚骑马射箭为特色的粗旷尚武文化为主，而汉文化以农耕区域为发祥地，尊崇儒家为主体的细致精神文化。南北朝是两种种族文化交互作用的历史动荡时期，胡族频频南下，其精英集团有揉合两种文化的内在冲动与激情。而胡族进入农耕社会，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确立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汉化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学习接受汉文化才能立足，这也是胡族统治者为什么把汉化作为他们攻坚的重大课题。宇文泰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发动机，他礼遇苏绰、卢辩等具有精深家学文化的汉族士大夫目的就在解决胡汉文化杂糅，实现其政治垂统野心。关陇集团生成于胡汉融冶，终止于胡汉再次分野。先生提及的截止期正是玄宗朝，中央与地方分别为科举文官、胡族蕃将所把持，大唐区域内尤其以安禄山杂种胡人统率的东北及河北区域胡族崛起，再次出现胡汉分野新格局，胡汉文化对峙在大唐疆域内重新展开。只有从种族文化理论出发，才能通解关陇集团概念的奥妙。
三、 从府兵制盛衰看关陇集团的生灭
下面我们仅就影响关陇集团发展变异的种族制度文化集中体现因素府兵制为线索，了解关陇集团的生成变革发展灭亡的历史脉络：
“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古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1]（p140）可见府兵制存在时间段和关陇集团生灭时间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集团存在与否和掌握军队的控制权是二而一的问题。
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骑射技术及组织为其优势，战斗力非常强，北周、隋因之而灭北齐南陈。“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锋陷阵两种最大功用。至弓矢之用，若不与骑马配合，则仅能防守，而不能进攻，只能处于被动之地位，而无以发挥主动进攻之效用。故言射而不言骑，则只得军事技术之一面。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弟子，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3]（p302）可知前期府兵保持鲜卑族胡人特点，其战斗力组织力非常强。
隋文帝时期，国家统一，战争结束，社会稳定，而因战争保留下的大批军人需要安置，文帝适应形势发展，改变府兵制为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军队长期没有战事，军人得不到锻炼，每日养尊处优，军队战斗力相比战时大大减弱。而这个战时留下的军队，又保持他自己的惯性，继续募兵，参军入伍又成为和平时期社会各阶层政治地位晋升的重要途径，加之参军又有优惠的均田土地政策配套保证，就吸引更多人参军，尤其是华夏汉民，这样这一食利阶层进一步增加。这种兵农合一下的府兵战斗力的弱化一直成为最高统治者急待解决的问题。
李唐开国时代承继隋的府兵就已“不堪攻占”。 贞观四年（629）前，太宗对内对外诸战争，主要寄托于山东豪杰集团。但府兵还未到全部废弛阶段。贞观四年后，为了扭转府兵的颓势，太宗一方面任用蕃将，补充军力，一方面竭力整顿府兵，以其恢复府兵强盛时之原状。因此从太宗至玄宗之世，府兵逐渐衰废过程中，仍有杰出人才涌现，并收到部分攻占的效用。此外，对外发动战争也成为统治者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以征讨高丽为例：隋炀帝、唐太宗先后多次对高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从两帝亲征的结果看，都说明昔日英雄的府兵已成为历史，而这正是军队兵农合一发展的必然结果。
炀帝时期，天下承平日久，社会财富积累日增，文化也随之发展，汉化速度再次加快，炀帝作为一国之君，三次巡幸江南，吟咏诗赋，还倡导科举取士，表现出对江南华夏正统文化的钦慕。他的汉化进程再次引发北部汉化胡人如山东豪杰如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及关陇集团旧部如李密、李渊、王世充等的反动。社会再次进入胡汉战争交错的历史行程，最后以关陇集团新的代表李渊登场宣告混战结束。李唐王朝继续执行汉化政策，但考虑战时起家的军事集团现实利益，在初期采取相对保守的汉化政策，继续保留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李唐在贞观之治后期，社会经济长足发展，文化再次复兴，社会价值评价体系逐渐以军功变为以文化为主，科举制得以发展，民间中下层民众有了上升的可能，但初期录取人数还很少。太宗对当时科举考试曾发出“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慨叹，说明此时新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已经逐渐转变，汉化风气又升温了。而在军队系统内，以军功起家的关陇集团，仍然占有绝对的势力，因此大的变革还没有来临。
伴随府兵制自身的腐化，关陇军事集团的地位开始下降，以李世勣为首的山东豪杰军事集团地位略有上升，关陇集团内部军权重心发生转移。集中表现立武则天为后事：“武氏之得立，主要原因实在李世勣赞助。世勣在当时为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元舅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然则武则天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勣之一言，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后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3]（P278）武则天上台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她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尤其是大倡科举制成为改革最显著的因素。这样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又重新确立，进士科为中下层民众打开了利禄之门，这也使武则天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武则天开设武举，为军队补充新鲜血液，也只稍微缓解了府兵制的堕落。当时大唐整个社会是稳定的，府兵基本几十年过着养尊处优生活，关陇军事力量继续衰落。而武举为边疆寒族蕃人提供了晋升之门，为巩固边防，大力提拔寒族蕃将镇守边陲成为历史的必然。“开元中府兵番上之制已为长征招募之制所代替。”“天宝八载，折冲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为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谷粮并废矣。” [3]（P308）府兵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府兵制的退出，与之适应的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变为外重内轻格局，关中本位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关陇集团军政格局的改变，迎来了文武分途的历史大势，即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农耕文化又走向泾渭分野的历史格局，大唐进入新的胡汉对峙的历史时期，即“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恢复军队部落制，即外宅男或义儿制。” [3]（P309）河北区域的胡化加强了，而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通过多年科举制的发展，渐与江南文化混同如一，这两种文化发展到中唐以后中央与地方虽名为一国，实际已分裂似同水火。这也是玄宗朝安史起兵的政治文化背景。
黄先生的理解角度限于陈先生一段文字中的两句话，没有对引用的整段文字进行通解，虽然可以独成一说，但所议却不是陈先生所论。雷依群先生的理解角度相对微观，没有进入陈先生构建的宏大格局。雷艳红先生虽汇通众家观点，但缺乏对统摄陈先生观点的种族文化理论精髓的解悟，因此结论也相去甚远。只有从陈先生种族文化理论入手，知其生于胡汉融冶亡于胡汉分野，才能通解关陇集团发展历史行程中的起落回环，也才能把握中古华夏民族融合的主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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